“花儿”研究与“花儿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2)04-0011-03
这是一篇探讨西北“花儿”研究状况的文章。
“花儿”的研究进行得相当深入，收获也十分显著，这在全国各种民歌的研究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确确实实曾经大大地红火了一个时期。但是，几年之后，这种研究却好像有些“塌火”了，它仿佛一下进入了低谷，再也走不出来了。“花儿”研究究竟怎么了?它能不能越过低谷，再度辉煌?这是“花儿”研究者、爱好者以及歌谣的关心者们都十分关切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的问题和规律都隐藏在该事物的客观存在与运动发展之中，“花儿”的研究也不例外。因此，我们探讨“花儿”研究中的问题，也得从对已往的“花儿”研究的考察入手。
一
我国的“花儿”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3月，在刊登有30首“花儿”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82号上，同时刊有一篇该“花儿”搜集整理者袁复礼写的关于“花儿”的介绍文章《甘肃的歌谣—“话儿”》，对“花儿”的音乐特点、歌辞内容、流布的大致范围和歌唱者的身份，以及文学形态的基本特点和两大类型等都有简要涉及。这可说是我国“花儿”研究最早的开始。
20世纪30年代，张亚雄利用他在《甘肃民国日报》编报的身份，在征集、刊登“花儿”的同时，发表了介绍和研究“花儿”的文章，并于1940年出版了研究“花儿”的专著《花儿集》。该著作的上编即是他关于“花儿”研究的成果。这些研究文字，除描述了“花儿”与民俗的某些关系、演唱“花儿”的情景以及介绍“花儿”流行地区的特殊方言外，还对“花儿”的性质、特点、类型、流布、内容与形式等，作了多方面的阐明和概括。它对我国“花儿”研究工作有着开创的意义。
到了40年代，关心和研究“花儿”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他们大多是在搜集整理的同时针对搜集对象发表有关意见的，其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和达到的水平，一般来说均未超过张亚雄的《花儿集》，而真正取得更大成果的，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50年代，亦即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文化宣传工作的需要，我国搜集整理和出版“花儿”的工作相当突出，但“花儿”的研究却同40年代一样，主要是附属于“花儿”的搜集，即作为对搜集对象的评述而进行的。剑虹发表在《民间文学》1955年7月号上的《试谈“花儿”》一文，可说是这类研究的代表。此文较具体地介绍了“花儿”的流行地区、民族、内容以及派别、形式结构规格和音乐特点等。60年代，青海省文艺界为了吸取新民歌运动的经验教训，以繁荣诗歌创作，掀起了一场关于“花儿”提高与发展问题的讨论，继而，讨论的目标又转向于对“花儿”的渊源和其他问题的讨论。前者属于对传统“花儿”的利用；后者才涉及关于“花儿”本体的研究。由于讨论的重点不在“花儿”研究，其研究也没有可能进一步深入下去。
60年代中、后期，由于极左思潮与“文革”的影响，“花儿”的研究被迫中断。
70年代中期“四人帮”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新时期的“花儿”的研究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参加研究的人员有百人以上，先后发表研究论文达数百篇，研究对象也涉及当今“花儿”研究中所包括的一切方面。研究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质的飞跃，所有涉及的问题都有所深入，不少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深度，有的研究的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以上就是我国“花儿”研究的一个粗略的轮廓。把这段研究历史加以概括，大体可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建国前至建国初期阶段和新时期阶段。前阶段从总体上看，参预研究的人数很少，研究多属于分散性的个人活动，并附属于“花儿”的介绍之中；所谓研究也多为对“花儿”某种性质、特点的简单的说明，证实较为薄弱，理论性不强，成果较小。后阶段参预研究的人数很多；研究摆脱了附属于搜集整理的地位，形成了独立的文化领域；研究工作从个人的单独行为转化为群体性的有组织活动；研究注重论证和理论性，成果显著，不少研究领域都有所突破；而且本阶段后期研究界还出现了“花儿学”这个新概念，并先后出版了全面、系统研究“花儿”的“花儿学”专著或专论达7部之多。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段研究高潮过去之后，接续它的却是一片冷冷清清的寂静，“花儿”研究工作从此“塌火”了。对此，我曾与一些“花儿”研究者交谈过，回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该研究的问题已基本研究过了，要说的话也差不多说光了。
情况果真如此吗?
二
从表面上看，情况似乎确实如此。“花儿学”的出现集中了“花儿”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的课题都已经有了一定结果，而更进一步的深挖又不是一般研究工作所能做到的。因此，从研究的广度来说，“花儿学”的出现把“花儿”研究带进低谷是合乎实情的。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与思考，我发现对“花儿学”应当有两种理解：一是它是研究“花儿”的学问；二是它是以“花儿”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两者之中所包含的内容，差别是非常之大的。前者指关于“花儿”本身诸课题的研究；后者则指除此本身课题之外，还包括以“花儿”现象为材料、突破“花儿”本身研究圈子、而进入其他领域的其他研究，例如，关于“花儿”本身之外的、“花儿”流行地区的人的性格、意识、心理的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地理、地形研究，以及气象、气候研究，农业、物产研究……等等，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宽泛的。对“花儿学”内涵的这种新理解是以如下理论为基础的。
“花儿”作为民间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区域性艺术。它因受该区域民族、历史、文化、地貌以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它所独有、而其他地区艺术所没有的特点，反倒过来，我们研究“花儿”，自然也可以透过这些特点对它所赖以形成的民族、历史、文化、地貌、气候等因素进行探索。例如，“花儿”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感情十分强烈的山歌，这种特点的形成同环绕它的民族、历史、地貌、气候等密切相关，我们即可以从“花儿”这种山歌的艺术特点入手和对“花儿”流行地区的民族性格等进行研究一样。这种研究理论可称之为逆式研究理论，它为“花儿”的广度研究开拓了一条十分宽阔的新路。
在新时期的“花儿”研究高潮中，这种逆式研究在个别论文中已经不自觉地露出端倪。我在《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上发表的《“花儿”的内容和文学观念》和刊登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上的《感情浓烈、撼人心肺的心灵之歌——河州型爱情花儿的内容及其特点》两文，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这是两篇研究“花儿”内容的论文。前文通过两种类型“花儿”内容的对比，去研究两种“花儿”歌唱者在文学观念上的差异。该文将临夏“花儿”与洮岷“花儿”的内容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对比，发现洮岷“花儿”内容宽泛，情歌中女性歌者恋爱积极主动、且歌辞夸张过分以至情感失之于虚假。经过仔细研究，发觉这类“花儿”像是男歌手打着女人的旗号唱出来的；而这，从这种“花儿”的独特歌唱方式的具体考察中得到了证实。通过上述对比研究，该文作者我认为：这说明两种类型“花儿”的创造与传唱者关于“花儿”的文学观念是不同的，临夏“花儿”侧重于抒情，而洮岷“花儿”则更侧重于娱乐。后文主要对河州爱情“花儿”的直接对象——爱情进程的八个层次及其感受进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论文触及了“花儿”创造者精神特点的形成问题。该文在具体论述了河州爱情“花儿”八个层次的内容之后，认为“花儿”创造者各种感情的共同特点是抒情的强烈性，具体表现为感情的真挚、方式的直露、态度的执拗、格调的粗犷、气势的宏大和色彩的浓烈，充分体现出河州“花儿”流行地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它是一种雄奇、骠悍、粗犷和带有悲壮气氛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在西北高原的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政治情势和文化传统的汤水里浸泡出来的。二文都是以“花儿”的内容为讨论对象的，但又都进入了“花儿”创造者精神领域的研究，因而具有开拓研究范围的意义。当我意识到这种逆式研究理论可能成为拓宽“花儿”研究之路的一把开山利斧之后，我即将这一认识向我的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们作了宣传。几个月之后，“花儿”研究圈子里有了反应，有关按逆式研究理论要求制作的论文，探头探脑地在刊物上显露了出来。发表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上的，我的学生罗彦莲硕士写的《宁夏“花儿”承载的农业民俗以及由此引发的点滴思考》一文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篇论文绕开已被人们写烂了的“花儿”自身的内容，独辟蹊径，从“花儿”承载的农业民俗入手来开展自己的研究，把研究的视角引向“花儿”流行地区的农业状况，这就把“花儿”研究带到了一个过去人们从未涉及过的新领域——农业领域。从论文本身看，作者对当地的有关情况比较熟悉，因而，能通过“花儿”中的农业民俗去探索当地人的农业意识，发现问题，深入开掘，论文最终竟将研究目的同改变当地贫困面貌和实现农业现代化，联系到了一起，则真是既让人拍案叫绝，又感到顺理成章。从“花儿”研究潜入农业研究，我们说它具有开拓性价值是并不过分的。上述例子说明，逆式研究完全可能使“花儿”研究走出低谷，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三
那么，“花儿”研究是否可以就此再度辉煌呢?否。
要合乎科学要求的实践逆式研究，把探索触角伸向“花儿”之外的其他领域，决非易事。首先，“花儿”应当为研究者提供绝对可靠的相关情况资料。例如，你要从“花儿”研究甲地的气象状况，你就得从货真价实的甲地的“花儿”中去选取相关情况资料；因为，“花儿”是一种区域性文艺，非甲地的作品是不可能提供科学的甲地气象数据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流行的绝大多数“花儿”选本，有几本选入的作品能够确实肯定它们的甲地地区属性呢?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得首先去做“花儿”作品的甲地地区属性确认工作；而这项工作要科学的完成是有相当难度的。必要时，你得重新去作搜集甲地气象“花儿”的工作，以获取有关资料，那，这个圈子可就绕得太大了。
其次，研究者得相对熟悉被研究领域的基本科学知识。例如，你准备研究农业领域，你不懂得24节气，不懂得土壤、种子、水、气候等等和农业的关系，行吗?如果这样，你的想象的翅膀将被折断，联想将被扼杀，推理则无由进行，还谈什么科学研究!
其三，研究者得具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上述两项工作，关乎逆式研究能否正常开展，其中既包括扎实细致的案头劳作，更涉及风尘仆仆的实地考察，其目的全在于奋力穷究被研究对象的真象。这种研究，既属于开拓新研究领域的行为，就得打破传统的常规工作程序，走出书斋，迈向田野，深入实际，扎扎实实。而这，没有劳心劳力的拼搏精神是无由实现的。
鉴于上述缘由，我们对未来的“花儿”研究作这样的预测：逆式研究理论虽为开拓“花儿”研究打开了认识之门，但实践这种理论尚有一些条件有待进一步解决，因此，“花儿”研究要出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热闹红火的局面，是没有可能的。但是，随着这种理论的被宣传和被实践，某些较为深入、具有较高学术质量成果的出现，是可以期待的。
愿“花儿”科研之花愈开愈加鲜艳!
收稿日期：2002-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