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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即国家民族观念，是香港青年对“中国人”身份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长期推行的是殖民统治服务的“疏离教育”，培育中华民族情感的爱国教育不仅不被重视，而且受到长期的限制和打压，致使香港青年对政治淡漠，对祖国疏远。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青年作为一群有文化、富有时代感的新时期的港岛主人，肩负着21世纪繁荣香港的历史重任，香港青年的民心所向、政治理想追求直接关系到香港未来的发展。加强对香港青年国民意识的培养，清除殖民主义的阴影，成了回归后香港学校德育和青年教育发展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趋势。
一、英国的殖民教育政策及其影响下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
配合殖民统治的需要，港英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教育政策无不渗透着殖民主义的色彩。国民教育的特点一方面是“疏离教育”和“无国家籍教育”，淡化政治，淡化国家和民族观念，蓄意以社会代替国家，回避国家、民族观念教育；另一方面是“子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加强宗主国意识渗透和英国制度、文化优越性教育，培养亲英势力，试图从青年人的思想观念上，把香港从祖国母体中分离出去。
50年代，港英对青年学生的教育以灌输宗主国意识为主。1951年教育当局发表的《菲沙报告》明确指出：香港政府要为每一位学童提供关于“英国人的理想与习俗”的“基本教育”。当时，作为德育的公民课，主要是灌输一些殖民宗主国观念，如英国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英国政治有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协调，大英联邦促进世界和平等等。60、70年代，香港学校德育内容淡化了政治，突出了经济，但当局却以推行所谓“教育禁止政治参与”、“政治与教育严格分开”的政策，来疏远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识，压制爱国人士积极倡导的国民教育。1971年颁布的《教育则例》明文规定，教师及学生不得在校内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活动。一时间，校园成了“政治”的禁地，某校黑板上因为写上“祖国”两字，而被指为“政治宣传”；1975年九龙崇真中学一位教师因带学生参观“中国近代史图片展”，当局以“带领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为由，欲解雇该校校长。
为减轻和克服商品社会下日益严重的青少年问题，进入80年代后，香港加强了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1981年颁发了《学校德育指引》，但将德育目标仅仅定为“灌输知识，传授技能，以培养儿童心智的成长”，对“祖国”、“民族”只字不提。1984年香港进入过渡期后，教育政策的殖民色彩虽有所淡化，但疏离式的子民教育并没有根本改变。1985年颁发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导》，只谈政治参与，仍回避了“国家”、“民族”等观念。1993年颁发的《香港学校教育目标》，同样对国民教育讳莫如深。随着九七年的逼近，在香港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下，1996年重新修订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加大了国民教育的内容，提出了“祖国”、“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课题，但也“未能针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内容”，“没有突出国家观念和民族感情的教育”。〔1〕
港英殖民教育以疏离为主要特征，同时注重文化教育的商业化渗透，缺乏祖国知识教育和民族情感的培养。在英国殖民教育的长期影响下，香港青年一代对中国缺乏足够的认同，民族归属情感淡薄。在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前夕，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社会部做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其中认为北京于1997年收回香港的可能性“相当大”的只有5.8%， 认为这种可能性“稍大”的人约占6.9%，而认为可能性“稍微”、 “相当微”和“现在无法统计”的人高达84.8%。1985年香港电台举办过一次中学校际公民教育常识问题比赛，有27所中学的中学生代表参加，其中中国史地问题30条，代表无法回答而弃权的竟占24条。充分反映出长期受殖民教育影响的香港青年对祖国的疏远。香港进入过渡期后，香港青年渴望了解内地和祖国历史文化，但又受诸多政治因素和传煤的影响，有些香港青年对“一国两制”产生疑虑，对香港前途缺乏足够信心，部分青年移居海外图谋发展。1989年曾有6100多名大学毕业生移居国外。英国政府也借口“信心”问题，单方面公布所谓的“居英权”方案，鼓励香港青年和其他市民出国定居。也有部分青年不明是非，对大陆实行的制度、政策盲目排斥，直至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香港殖民地社会性质，决定了德育和青年教育无更高的政治理想追求。“由于学生中没有远大的国家、民族理想，对学习动力明显不足，最多只能从个人未来求得较好的职业作推动力，在学习毅力、克服困难方面不甚坚强”。〔2〕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英国长期在香港推行归向宗主国的“子民教育”，无论是教育学制，还是教学语言，都以英国利益出发，与英国传统相承接。虽然增加了香港青年对英国制度、文化的了解，但却没有真正使香港青年从思想观念上产生对“英国国民”的认同。当年，当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挟马岛胜战的余威，在国际上大造“三个条约继续有效”的舆论时，走在港岛抗议示威队伍最前列的，就是香港的青年学生。
香港青年在国民意识上长期存在着微妙的矛盾的心态，在面对世界性事务时，他们倾向于“中华民族的本份”、“中国人的立场”。但在中国定位香港时，他们又取向含糊，对祖国疏远。这种“只认同香港不认同中国”的心态，使香港青年缺乏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香港青年也因此被称为“无根的一代”。
二、香港社会对殖民教育的抵制和对爱国教育的强烈要求
英国自占领香港，在香港推行殖民教育之日起，就遭到香港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抵制。香港的近现代教育发展历程，始终充满着疏离教育与爱国教育的矛盾斗争。尽管在港英当局长期的限制和打压下，香港青少年爱国教育发展步履维艰，但爱国教育从未在艰难的环境下消失。在殖民地社会里，它对增进香港青少年对祖国的了解，抵制殖民教育的不利影响，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几十年来，香港几所“爱国学校”推行的爱国教育，就是给殖民疏离教育的有力回击。所谓“爱国学校”，是香港社会对香岛中学、培侨中学、福建中学、汉华中学及劳工子弟学校的习惯称呼。这五所学校均创立于新中国成立前后，自创立起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新政权，在实施殖民教育的香港，坚持爱国教育，培养学生的国家民族观念。长期以来，这些学校倍受殖民者的歧视和打压，教育当局在教育资源的分配和教育地位的评定上，对爱国学校设置重重关卡，五校毕业生都被拒之于投考政府公务员的大门之外。但爱国学校在艰难的条件下，励精图治，办学成绩斐然，在香港获得良好声誉，坚定地树立起了爱国主义的旗帜。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前途已明朗化，加强对青少年国民意识的教育，增进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了解，已是适应香港政治地位转变，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需要。香港社会各界对教育条例中的“政治禁令”提出强烈批评，呼吁允许学校开设政治教育，加大对青年学生的国民教育，以为香港回归作心理和行动准备。在80年代中期开始，教育当局也开始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品德教育，殖民主义色彩有所淡化，但当局并没有将青少年的爱国教育提升到与香港前途相联系的高度来认识。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九七年的逼近，港英当局为了加快培植亲英势力，促进所谓的香港“民主化”进程，在青少年教育中大力推行“民主教育”，使部分香港青年学生受到一定影响。
随着香港回归日益临近，加强青少年的爱国教育，增进香港青年对祖国的了解和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成了香港公民教育的迫切任务，也是全港教育界有识人士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在1997年4 月香港政策研究所对全港校长、教师及家长关于公民教育的调查中，对“香港学生应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一项，持“非常同意”或“同意”的校长占97.1%，教师占99.0%，家长占92.9%；对“学校应教导学生对中国有归属感”，“非常同意”或“同意”的校长占94.3%，教师占89.3%， 家长占83.2%。未持“非常同意”或“同意”的其余调查对象， 大都持“不肯定”态度，而持“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只有极少数。调查结果充分显示香港社会已形成一个共识：九七年后，香港人的政治地位已发生转变，香港公民教育作为培育青年一代的德育工程，便应该充分反映这一变化，培养有情感归属、有理想抱负、积极、健康的香港青年一代，是未来香港社会保持繁荣、稳定的必然要求。预委会文化小组港方组长邬维庸认为，“未来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标，应包括增强学生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增加对《基本法》及‘一国两制’的认识，建立正确的民族观念和道德观念。”〔3〕培侨中学校长曾钰成在该校97 学年毕业典礼上指出：“我们在新时代里对学生爱国教育，除了要教育学生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状，关心祖国的动态和前途之外，还要让学生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使爱国成为年轻一代奋发向上、立志建设特区、改善社会的动力”。 〔4〕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也强调，“随着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我们必须加紧公民教育，让青年人加深对中国、中国文化和历史、‘一国两制’的概念和《基本法》的认识。我们希望通过更深入的了解，培养青年人对国家的感情和关注，感到自己与祖国息息相关，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并随时愿意为中华民族的福祉作出贡献”。 〔5〕社会各界的共识，为回归后爱国教育的开展铺平了道路。
三、香港回归后的爱国教育
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教育，在智育上不无成就，但在德育上缺陷明显。国民归属情感的培养长期被忽视，使得很难实现德、智、体、群、美的教育目标和塑造青年人的健全人格。如果说，淡化国家民族观念，推行民族情感的疏离，是殖民地社会性质决定的教育的必然结果，那么，香港重新回归祖国怀抱，百年耻辱的雪洗，则为香港重拾爱国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契机。1997年7月1日以后，以增强青年学生对祖国历史文化了解，培养青年一代归属感、自豪感和使命感的爱国教育，受到教育界的普遍重视，并蓬勃开展起来。
1、革新教学内容
在殖民统治时期，当局不希望青年学生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必然不会鼓励在学校教育中有爱国成份，因而在课程设计上作了一系列部署。例如，把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说成是中英的贸易冲突，将内地说成是香港的最大邻国，把中国地理课缩减到绝对少，五六十年代甚至还禁止使用印有“北京”一词的教科书。
回归后的爱国教育首先从革新教材内容开始，一些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论述，已纷纷被清理出教材，中国不再被称为“邻国”，“中华民国”一词也被“台湾地区”所代替。在重新修订的教材中，有关于祖国知识和民族情感教育的内容将得到强化，祖国历史文化知识教育在全港学校普遍开展。教育署回归前制作的《认识国家》已陆续下发全港中小学，这套教材分“中国地理”和“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两部分，以“大江南北”、“江山多娇”、“地大物博”、“基本法入门”等作课题，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增加青年学生对祖国的认识，培养民族情感。
回归前青少年的公民教育是以渗透形式进行，提出“人人有责”的德育模式，结果流于形式，无人负责。回归后公民教育作为推行爱国教育的主要形式，其重要性被越来越多教育者认识，公民教育列为单独学科，加大国民教育内容，已成为必然趋势。
2、推广母语教学
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教育一直轻视母语教学，尽管当局标榜“双语并重”，但在政府公务员的“铨叙制度”和大学入学录取等关键环节上，有意矮化中文。在当局“重英轻中”政策影响下，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出现轻视母语的心态，学生的中文水平也日趋下降，据香港95年署期结业考试统计，香港中学生有三成两科以上不及格，其中中文不及格占绝大多数比例，出现“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的少有的尴尬。对母语的疏离更增添了香港青少年对祖国的疏远。
母语教学作为推行青少年爱国教育的有效形式和途径，在回归后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香港教育界也把推行母语教学作为新时期工作重点之一。1997年9月25日， 香港特区教育署发布了“中学教学语言指引”，规定从下一学年开始，除政府许可外，今后所有的中学一年级都应采用中文教学。采用母语教学，不但符合教学原理，提高学生兴趣，而且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增强对祖的凝聚力。此外，学校各种推广使用母语的活动也十分活跃。酝酿已久的，由香港普通话研习社与多个教育团体联合举办的“学校普通话节”，于1997年10月1 日至12月31日在全港大、中、小学全面展开。母语教学的推广，对培养青年学生民族意识与情感同样有积极意义。
3、举行升国旗仪式
在殖民统治时期，当局对爱国教育惯于采取压制政策，除了五所“爱国学校”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挂五星红旗外，香港大部分学校都是飘扬着米字旗，而且校园里到处都是女皇象。随着米字旗的降下，香港的政治地位已发生根本转变，学校通过升国旗仪式对青少年进行爱国教育，已是新时期学校德育的全新内容。在回归前夕，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分别在香岛中学和培侨中学举行了升挂国旗仪式班， 参加的有全港240多所学校、700多名师生，在香港教育界引起热烈反响。 虽然迄今尚无政策规定香港学校须举行升国旗仪式，但升国旗仪式作为培育学生爱国情感的有效途径，在回归后香港学校越来越普遍开展。香港特区教育署于1997年8 月制作了升国旗仪式，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一国”精神，也是适应身份转变，增强青年人爱国情操的需要。
4、组织青年学生访问内地
在香港回归前，由于政策、制度等多方面的差异和障碍，两地青年学生的互访交流并不频繁，地域的疏离加剧了思想观念的疏远。香港的回归，则为两地交流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7月1日以来，两地青年学生的交流日趋频繁。近期里，在香港青年学生中，掀起了访问内地、学习祖国历史文化的热潮。由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倡议，香港宋庆龄儿童基金会和《大公报》社联合举办的“香港青少年学生祖国历史文化教育团”，首批100余人于97年8月中旬赴北京参观访问，第二批1000多人于9 月底至10 月初访问了北京、上海和西安。这项活动计划在97 年年内组织一万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到内地访问学习。组织青少年学生访问内地，不仅可以消除他们长期对祖国人和事的误解，而且还是最直接了解祖国光辉灿烂历史文化的途径。通过耳濡目染的熏陶，从内心激起青年人的民族归属和自豪情感。
四、结束语
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但由于受长期殖民疏离教育的影响，香港青年一代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淡薄。香港回归祖国后，各种培养民族情感的爱国教育已蓬勃开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们又要看到，香港青年从小生活在殖民地社会，长期接受英式教育，对中国国情知识知之甚少，对“一国两制”还心存疑惧，要在香港青年人心中真正培养起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将是一件艰巨的任务。香港的回归不仅是版图上的回归，更是广大港人思想上的回归，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强对广大香港青少年的爱国教育，加速民族情感的培养，才能打破某些人作出的“收拢香港人的心比收复香港主权更难”的预言。殖民枷锁的打碎，是香港再次腾飞的起点，香港的事务将由香港人自己把握，培养对祖国、对香港有强烈认同感、归属感、使命感的青年一代，是新时期香港学校德育和青年教育的历史使命。
注释：
〔1〕黄家梁：《公民教育就是爱国教育》， 香港《大公报》1996年5月16日；
〔2〕何景安：《香港教育有困难但有希望》， 《华人月刊》1997年3月号；
〔3〕邬维庸：《让学生系统认识祖国》，香港《文汇报》1995 年6月17日；
〔4〕曾钰成：《爱国教育应有新内容》， 香港《文汇报》1997年6月16日；
〔5〕《培养青年对国家感情 公民教育加紧推行》， 香港《文汇》1997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