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沈从文在1950-1951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命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部分 1950年在革命大学
一、“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
1950年3月2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为四部五班学员；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其时他从1949年的“精神失常”中基本恢复过来还不多久，“大病之后，身心同瘁”①。除了周末回到北京大学中老胡同的宿舍，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呆了十个月，直到这一年的12月毕业，从校长刘澜涛手里接过毕业证书。
上革命大学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消除旧时代的影响，培养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学习的形式主要是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座谈，对照个人情况进行检查，反省，还要群众通过。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史树青也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但不在同一部）学习过，他回忆说：“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②
沈从文在3月23日的日记里谈到写时事学习总结：“如何写法？以后每次学习都作一回总结，联系自己思想，写出来。可提高一步。自己不成，还要经过群众检讨通过。”③后来他在第一阶段《时事学习总结》里坦白地写道：“三月六号开始学习文件，二星期中一共学习了六个。照情形说来，我从文件学习，得到的真正知识并不多。”④
8月，在给朋友萧离的信中，沈从文说到自己的情形：“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众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都让他产生格格不入之感，“学习既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实践，别的事既做不了，也无可做，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这样“也比在此每天由早五时到下十时一部分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⑤。
9月，在给黄永玉夫人张梅溪的信中，沈从文说到同样的情况和感受：“我快毕业了，考试测验在丙丁之间，我自评是对于政治问题答案低能。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好空谈，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三十年都格格不入，在这个学校里半年，自然更不会把这些学好。如思想改造是和这些同时的，自然也办不好。但是在这里，如想走群众路线，倒似乎会玩两手好些。常说点普通笑话也好些。会讲演说话也好些。我政治理论答案分数不高，这些又不当行，所以不成功。有关联系群众，将来定等级分数时，大致也是丙丁。这倒蛮有意思。”⑥
说到“走群众路线”的文娱活动，有一件事可讲：刚进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强迫扭秧歌。沈从文私下感慨道：“我并不消极堕落。只是当真有一点老了，想学廿来岁少壮扭秧歌的身段活泼（看到这种活泼是很尊重的），大致是无可望了。”⑦
沈从文对这种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意见，并不仅仅是在私底下流露。6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沈从文的《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1949年后他第一次发表文章，其中说道：“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不过他还是说，“学明白人在群体生活中方能健康”，而自己“过去工作脱离人民，有错误，待从学习中改正，方宜重新用笔”⑧。
到毕业前写总结，在谈到“入华大入革大前后种种”时，沈从文言辞一点也不加掩饰，逐项“批评”和“检讨”种种学习方式：一、“初到华大，听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倒只为他着急。因为不像是在处理国家大事。只感觉国家一定还有困难，不然怎么会这么来领导新教育？除了共产党，从各方面工作，爱这个国家的人还多！即不是党员，牺牲了自己来爱党的也还有人！这种演讲要的是什么效果？华大如真那么办下去，那么领导下去，照我理解，对国家为无益”。二、理论测验，“那么出问题回答的反复测验，慢慢的，把一点从沉默中体会时变，有自主性、生长性，来组织文字写点小说的长处，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耗蚀了。有时还不免着急，到后就无所谓，工作既无益于人民，长处恰是短处，结束也蛮好”。三、“学校布置下来的改造思想方式，一部分是坐下来进行谈话。对于这种集体学习生活，所需要的长处，我极端缺少。相互帮忙，我作得特别不够。学下去，也不会忽然转好的。而且学下去只是增加沉默，越加不想说话的。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了”。四、“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理解胡乱批评人，对于那个人有什么帮助，弄错了会有什么恶果。自我批评呢？还学不好”。五、理论学习要联系个人，但每个人接受过程不同，业务实践不同，“单独的来作普遍反复谈论，我还学不好”。六、“对上大课和理论认识，个人感觉到时间太多”。七、“对同学关系”，“在不经意不自觉的情形中，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⑨。
“越学越空虚”、“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是怎么一种情景呢？他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有这样的描述：
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⑩
二、《老同志》
沈从文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觉得有意义的事只有两件：一是打扫茅房，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二是到厨房里去坐坐，帮帮忙，或拉几句家常。他说，在这里，“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终日忙个不息，极少说话，那种实事求是素朴工作态度，使人爱敬”。他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临事庄肃”、“为而不有”，在整日抽象、教条地空谈环境中，成为他唯一觉得亲切的东西(11)。
9月6日日记中写道：“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比听闲话和冗长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也有价值得多。老同志似乎寂寞得很，昨早天未明即见他蹲在煤边敲煤，晚上去倒水，又见他独自靠在饭厅外木撑架边。几个年青的都上学去了，还未回来。问他‘怎么不休息？’说‘还不想睡。’每天吃烟半包，每包值八百……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12)
这位很寂寞的老同志，让沈从文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他尝试写小说《老同志》，不成功。虽然不成功，老同志其人和小说《老同志》，却仍然在他心里盘留了很长时间。
1951年11月，已经身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如果回来方便，要为老同志带张竹椅。“我许过愿心，要为他写个短篇的。一写保还生动，因我看了他十个月，且每天都和他在一块蹲蹲或站站的。他的速写相在大厨房和斯大林画同列在墙上，合式得很。素朴的伟大，性格很动人的。但是也正是中国农民最常见的。”(13)过了几天，居然写成了，五千多字。这是《老同志》的第三稿。“完成后看看，我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其时沈从文的心脏和血压都有问题，写作觉得很吃重。“写到这些时，自己也成了那个胖的掌锅，也成了瘦的炊事员，特别是那只花猫，也尽在脑中跳来跳去。那么写不是个办法，写下去，神经当不住。觉得极累，身心脆弱之至。有一点儿喜悦，即为老同志当真画了一个相，相当真实，明确，只是太细，笔太细……还得重新来写一回。”(14)
到1952年1月14日，《老同志》已经改写到第七稿。
1952年5月，《老同志》第三稿投给某刊物，后被退。8月，沈从文又将第三稿寄给丁玲，后被寄还。
我们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读到《老同志》的第七稿，从这一稿看，这篇前后历时近两年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到当时的政治和生活氛围。譬如，小说的一开篇，就叙述教育长开学典礼的致辞：“……各位是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的，这很好。学习马列也容易，也困难，即学习方法对或不对。第一应当明确，即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以这个人的读书知识多少为准。大知识分子是并无什么用处的。……”(15)这个“致辞”，与沈从文在毕业总结里特意提出的“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是不是一回事呢？即使不是，也还透露出了一些基本信息。
三、“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
从1949年的“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没过几个月就进入革命大学改造思想，沈从文当然明白自己正处在生命的一个大转折过程中。他回顾此前的人生，总结出自己的存在方式：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
在沈从文的生命中，怎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对待和转化痛苦的方式呢？早年看了不计其数的杀人，甚至看到一个十二岁小伙子挑着父母的头颅，“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喜欢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他还说到《史记》，“这个书对我帮助极多，和一部《旧约》结合，使我进了一步，把他那点不平完全转化而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爱”(16)。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沈从文“如彼如此重新来学习，学用更大的克制，更大的爱，来回答一个社会抽象的原则了。这也就是时代，是历史”(17)。1951年他和人谈起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生活，说：“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的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18)
8月8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了雨，他细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天冬草、茑萝、薄荷、无花果。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看着各样家具。“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
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许多。“十五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形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稚弱中见健康。有制器绘彩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这么一个小碗，战争中到昆明过了八年，又过苏州住了三年，又由苏州转到北京这个书架上，“依然是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他想到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将生命中的力量、痛苦和柔情转化为文字，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绘画工人把柔情、热爱、受压抑的生命转移到一个小碗上一样；可是，有谁能够懂得一个小碗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呢？“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形那种敷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19)
9月11日，一家人过了个“家庭联欢小会”，十七年来第一次在小馆叫了两盘菜。原来是纪念十七年前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这可能是1950年这一年沈从文难得的快乐时光。
这一年可记的也许还有——
3月27日在华大，早起散步，“天边一星子，极感动。”(20)
秋天，给时在上海任中学校长的程应镠写信，说：“到你将来负责较大，能在立法上建议时，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这是很凄惨的。我看过，我懂得，相当不合需要。”(21)
第二部分 1951年在历史博物馆
一、“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1950年12月，沈从文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临毕业，学员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人就填写自愿。“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作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询上级。”“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
可是，沈从文表示，希望回到历史博物馆。因为对重新写作，“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22)。《炊事员》即《老同志》。沈从文是在1949年8月人事关系由北京大学转到历史博物馆的，那时他的“精神失常”还未康复。到馆工作不久，就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学习结束，他又回到了博物馆，名分是设计员，做研究。
1951年1月，沈从文参加了原始社会展览讲解词的编写。对于他来说，这可是个完全生疏的工作，但也只好硬着头皮，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一边向观众讲解一边自己修改，总算完成了任务。紧跟着又有新的任务，用历史唯物论观点写一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他也用几个月写完了，后来却未见出版(23)。
4月到5月，举办“敦煌文物展”，他从布置陈列、起草说明、撰写展品特刊中的评介文字，到在陈列室做说明员，事事忙忙碌碌。“几天来为敦煌展作说明，下得楼来，头晕晕的，看一切人都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觉悲悯。”“头昏”的字眼在此期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头昏沉之至，可悲”。“人在什么时候才可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头昏昏。”(24)
说到为观众做说明员，后来有不少人以此而为沈从文不平；但就当时情形看，这有可能是他在博物馆上班时感到最为放松、活跃、有意义的时候。这一年，他断断续续用四个月的时间给一个青年记者写了一封长信，即1992年以《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为题编入《沈从文别集·边城集》的那封，信中说到他在博物馆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以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情通说不上的。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在博物馆二年，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可是，在陈列室中，和一群群陌生观众一同看文物时，情形就有些不同。他在这封长信里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凡事感到惊讶的学戏曲的女孩子、乡村干部、城市中长大的大学生、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老大娘、壮壮实实的军官、美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听完讲解派了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在“生命极端枯寂痛苦”的时期，“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都一例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很离奇，即我的存在，却只是那么一种综合。一种如此相互渗透而又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事物”。
“也有先听听不下去，到后来人也谦虚了许多，特别是学美术和文化的，临了不免请教贵姓一番。或告，或不告，大家还是相互谢谢，很好。他们想不到我对他们谢谢的理由。想不到他们从不着急的事，我永远在为他们学得不够，不深，不广而着急，为他们工作搞不好展不开而着急！谢谢他们肯多看看学学！”但这些话，却只能在自己心里说，口中能说出的，只是“谢谢”而已。
沈从文心里郁积了多少要说的话呢？没有人要听他说话，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他要那么耐心、细致、庄重地去做说明员。他只能在心里想象有一个或一群听他说话的年青人，能够懂得他的心声：“你年青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熟人，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永远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只为了你们的存在、生长，而我们的生命相互照耀接触，因之对人生都更肯定，我十分单纯的把一切接受下来了。……只因为你们的存在，在世界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从得失中得来的欢乐或痛苦，有你们在不幸中或其他情形中，还会于不经意时和我一生努力的理想及工作热情，一例消失于风雨不幸中。也为了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无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错误，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而作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也很自然的活下来了。”
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25)
他的心境，莽莽苍苍中，特别“明白”，或者也可以说，特别“不明白”。
二、“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沈从文除了在博物馆上班，春季开学后，还在辅仁大学兼课，每周两个学时，教散文习作。这个兼课，也只不过是离开北京大学后所保留的“尾巴”而已，沈从文的课堂可谓冷落，“一星期二小时课，五个学生只二三同学还对学习有点点兴趣”。
仍然有人劝他写小说，他感慨道：“你说人民需要我写小说，我已不知谁是要我再用笔的人民？两余年来，凡是旧日朋友通隔绝了。凡事都十分生疏。”
虽然他没有作品发表，与新时代的文坛“无关”，但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上的“问题”还是会牵扯到他。他也许不知道，1951年5月10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如何迎接新的学习”的报告，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烟的故事》等作品时说道：“坏的是穿工农的衣服，卖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烟的故事》简直是沈从文的趣味，味道是不好闻的。”(26)老朋友顺口捎带了一句，可谓举重若轻。
这一年9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对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做了这样的评价：他写军队生活的作品，“写的也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并未深刻地写出了兵士生活的情形”；他以湘西为背景的作品，“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后来这种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象组织童话及旧传说了”，“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他写小市民，“不缺乏多量的恋爱故事”，写底层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总之，“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27)。1953年8月《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那一章叙述“思想斗争”部分时，引用了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文对沈从文的批判(28)。王瑶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说，他编著这部教材的“依据和方向”，是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程的规定和内容说明(29)。也就是说，这部教材对作家的评判并不完全出自作者个人，这种评判的“权威性”和力量当然也不只是个人的。
沈从文什么时候读到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对他的评价，不能确切地肯定；但这样的评价令他长时间不能释怀，从他后来多次提到可以感知。1957年“鸣放”期间，北大新闻系一个学生采访沈从文，被沈从文拒绝；沈从文写信给北大的朋友，说：“昨天有个北大新闻系学生来访问我，介绍信十分离奇，一信中计有三个不相干的名字，除我外还有陈慎言和小翠花，给我一种痛苦的压力。这个介绍信真是不伦不类……如果真是新闻系开来的，也证明新闻系办得有问题，大致学生只看王瑶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30)1961年7月，张兆和给时在青岛的沈从文写信，说到他缩手缩脚写不出东西的情形，有这样的话：“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安排创作条件，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31)
文坛之外的沈从文还是关注着文坛。“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联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使他痛苦的是这样一种对比：“那么艺术或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另外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精力，却在不可设想情形中一例消耗了。这也就是历史，是时代！文艺座谈虽经常在人手边，为人引用，毛本人和我们作群众的究竟相隔太远了。如何把许多有用精力转到正常工作上，形成新的时代桥梁，更有效的使每一支有用的笔能得其用，不再一例消耗于无何有上，是他想不到的。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只一个老舍成为人物，领导北京市文运。……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这一年，发生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大规模批判运动。这部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电影，于1950年12月经批准上映，先是引起广泛赞扬，后出现批评意见乃至根本否定，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而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文艺——政治批判运动。沈从文写了一篇《〈武训传〉讨论给我的教育》，一是承认个人过去的工作走的改良主义的道路，二是对近几年的文教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文化领导工作如何团结、如何鼓励作家用笔做得不好。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不清楚，这篇文章也没有发表。
在《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这封长信里，沈从文充分表达了他对《武训传》讨论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说，费去万千人的劳动时间来做这样的讨论和批判是浪费，“如只把个武训来作长时期批评，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少数人提到他时还可能会说是鲁迅的……如托古射今，把现在人中有因种种原因工作一时和政治要求脱了节的情形，认为即是武训的再生，即动员一切可动员的来批判，还是主观上有了错误的结果。因为这个时代哪里还有武训？当时太平天国之革命，无从使武训参加，很自然。至于现在革命，那是太平天国可比？革命者还自信不过似的比作太平天国，已不大近情，如再把时下人来比武训，未免更远了。……一检查偏向，去主观，再莫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也莫把人当成武训来有意作践，就什么都不同了”。“不想办法鼓励更多新作品代替《武训传》，来通过艺术娱乐方式教育千万人民，只作破题令万千人学习诵读检讨，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凭空产生！——这自然可能还有更深意义，我们一点不了解。”(32)
就在《武训传》的批判声中，6月，沈从文写长文《我的学习》，这是属于“亮相”性质的检讨文章，沈从文回忆和“初步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写作和思想。这样的文章大概很难写，8月改写初稿，秋天又再次改写。11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学习》，14日《大公报》转载。这时沈从文已经在四川参加土改了。
三、三兄弟
这一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在家乡凤凰做了省文物委员，沈从文去信跟大哥谈如何收罗家乡兄弟民族创造的文物，如何展开工作。他特别说道：“不用念我，国家问题多，事情多，个人不足念。要注意为下一代年青一代工作。不要以我得失为念。”(33)
他还在信里问三弟沈荃的情况如何。他不知道，沈荃已经在2月被辰溪军分区收押。沈荃1925年入黄埔军校，后来参加了北伐和抗日战争，1949年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回到湘西，随陈渠珍和平起义，有功于凤凰的和平解放。1951年11月28日，沈荃被判处死刑。
大概过了一年，沈从文才间接得知这个消息。
注释：
①沈从文：《我的学习》，《沈从文全集》第12卷，36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②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③(20)沈从文：《华北大学日记一束》，《沈从文全集》第19卷，65、6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④沈从文：《时事学习总结》，《沈从文全集》第27卷，6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⑤(11)沈从文：《复萧离》，《沈从文全集》第19卷，71-72、7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⑥沈从文：《致张梅溪》，《沈从文全集》第19卷，8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⑦(16)沈从文：《致布德》，《沈从文全集》第19卷，69、67-7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⑧沈从文：《我的感想——我的检讨》，《沈从文全集》第14卷，40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⑨沈从文：《总结·思想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116-11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⑩(17)(21)沈从文：《致程应镠》，《沈从文全集》第19卷，92、91、9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2)沈从文：《革命大学日记一束》，《沈从文全集》第19卷，80-8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3)(14)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9卷，156、15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5)沈从文：《老同志》，《沈从文全集》第27卷，46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8)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全集》第19卷，10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9)沈从文：《八月八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73-7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2)沈从文：《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全集》第27卷，242，24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3)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4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4)沈从文：《历史博物馆日记片断》，《沈从文全集》第19卷，98，9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5)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全集》第19卷，110，112，116，114，118-119，117-11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6)见王景山：《关于丁玲的两篇遗作》的附文之一《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丁玲所作“如何迎接新的学习”报告》，载《长城》2005年第4期。
(27)(29)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236-237页、3页，开明书店，1951年。
(28)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238-244页，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
(30)沈从文：《致吕德申》，《沈从文全集》第20卷，17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31)张兆和：《致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1卷，76-77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32)沈从文：《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全集》第19卷，112，107，108，10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33)沈从文：《复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9卷，10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