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市镇管理初探（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镇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清代经济社区中，市镇处于市场网络的中间层次。无论在全国广大地区传统经济为主、纵向依赖性大于横向依赖性的所谓“机械环境”中，还是在少数先进地区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领域扩大，社会分工发达各种专业化组织横向依赖、有机地联成整体而不是机械地累加在一起的所谓“有机环境”中，市镇均起着上层下层、城市乡村、专业化生产区域内部外部纵横联系的枢纽作用。
清代市镇兼为商品市场和居民点。大的市镇“民居相接，烟火万家”、“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商贾辐辏”、“百货骈集”、“贡赋财务之接递朝暮不绝”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注：乾隆《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咸丰《南浔镇志》卷1，《疆域》；乾隆《乌青镇志》卷2，《形势》；民国《双林镇志》卷18，《户口》；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3，《风俗》；民国《法华乡志》卷1，《沿革》。）。而清代市镇不同于其下层乡村和上层城市。清代市镇的特殊性在于它纯粹是在经济活动中或适应经济活动要求自然形成的，并不是法定社区的行政区划组织，也不囿于法定社区的某一邑。
清代绝大多数镇作为“坐贾行商处处通”的水旱码头，处于“转运锁钥”的通衢要道或“舟楫辐辏”的河流两岸，最典型的成了“地跨”或“襟带”数邑的镇。
如江苏章练塘镇（又名庄练塘镇）占吴江、青浦、长洲三县之地，为三县“合辖”（注：乾隆《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 乾隆《吴江县志》载：“庄练塘镇，去县治东九十里，与长州青浦合辖，民居稠密，百货具备，其居吴江者今几千家”；江苏安亭镇以镇河为隔，东属嘉定县，西属昆山县（注：康熙《嘉定县志》卷1，《疆域》。）；江苏黄渡镇以吴淞江为界，南属青浦县，北属嘉定县，所谓“吴淞江袤三百里，跨江成市者惟黄渡镇，镇为嘉青接壤，商贩最盛”，“行其途往来不绝者肩相摩焉，观于其市陆离璀璨眩目焉”（注：咸丰《黄渡镇志》卷1，《建置》。）；四川盘石乡隶属三县：达县、宣汉县、 万源县（注：民国《盘石乡志》卷1。）；山东张秋镇镇东、镇东北、 镇南属东阿县，镇东南属东平县，镇西南属寿张县，镇西、镇北属阳谷县，其谯楼西贯西门大街，七属阳谷，三属东阿寿张，“盖一街而分隶三邑也”（注：康熙《张秋志》卷二。）；浙江乌青镇以市河为界，河东属湖州府乌程县，河西属嘉兴府桐乡县，而其四栅八隅则为江浙二省、苏嘉湖三府、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七县“错壤地”，“而分辖于三府七邑”，“居民不下四五千家”，所谓“地僻人稠，商贾四集，财赋所出，甲于一郡”，“丛塔宫观周布森列，桥梁□□，宛然府城气象”（注：乾隆《乌程县志》卷11，《乡镇》； 民国《南浔志》卷1，《疆域》。）等。
市镇的分布同样纯粹出自经济原因。镇分布的密度适应经济活动的要求。如宝山县盛水桥在月浦镇北10里，罗店镇东16里，原分属月浦罗店两镇，但乡民“以距镇稍远，聚货贸易”，久而成为了新的市镇（注：光绪《宝山县志》卷1，《镇市附》。）。 镇分布的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镇的数量越多，如清末江苏太仓州嘉定县共19镇，苏州府吴县共26镇，松江府青浦县共30镇（注：光绪《嘉定县志》卷1，《市镇》；民国《吴县志》卷21， 《舆地考·市镇》；民国《青浦县志》卷2，《疆域》。）等。
市镇成为基层社会的经济中心。基层社会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中心，不一定囿于法定社区的县治，往往以市镇为中心。
以常熟昭文两县的市镇为例。常熟昭文两县北至福山口约40里，东至归家庄太仓州界约50余里，南至吴塔长洲县界约40里，西至邓庄金匮县界约40里，东北至铛脚港太仓州界约60余里，东南至潘泾太仓州界约50余里，西南至宛山荡金匮县界约30余里，西北至界泾口江阴县界约50余里。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共分布着76个市镇。据常熟昭文县志记载，“常邑大镇有四，东者曰梅李、支塘，南者曰唐墅，西者曰田庄”。而从常熟昭文两县镇市图中可看到，常昭两县镇市密集的地方有5处。
一为常昭两县县治附近以县治及五渠镇为中心的两层市镇圈。
如图一：
二为县东及东南分别以白茆新市、东唐墅、支塘镇为中心的三连环市镇圈。如图二：
三为县东北方向以梅李镇为中心的市镇密集区。
如图三：
四为县西北方向以田庄镇为中心的市镇密集区。
如图四：
五是县西南方向以平墅镇、练塘镇为中心的两层市镇圈。
如图五：
从以上五图可得出以下印象：
一、常昭县治与四大镇等巨镇分别成为各区的经济中心。县治与四大镇等巨镇在经济地位上是平行的。
二、市镇最密集处不在县治附近，是在以梅李镇为中心的县治东北地区和以田庄镇为中心的县治西北地区。这两个地区均临交通干线——长江。（注：光绪《常昭合志》卷1，《疆域》。）
上述清代市镇的特殊性显然会带来统治上的问题。康熙元年（1662）分守嘉湖道张武烈即曾奏称：“最难控制者无如城东九十里乌镇一区，其接壤江浙两省，苏之吴江，嘉之桐乡、秀水、崇德，湖之归安、乌程。支河庞杂，村落鳞次，缘村盐枭每每乘间出没”，“年来绿林哨聚”，“兵至，投戈解散，兵退，揭竿响应”，“盖缘界在三府六邑之中，难以稽查，法治不及，故奸宄易逞”（注：民国《乌青镇志》卷8， 《建置》。）。
“万民辐辏”、“五方杂处”等因素造成的治安隐患，以及市镇本身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使官方不能不重视对其之管辖。同样，由于社会秩序、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共同需求，市镇居民也需要有效的管理和协调。
而事实上，清代市镇继承前代存在并不断形成发展着有序的管理体制和多重管理机构（组织）。这一点仅从市镇防卫设施上即可看出。
市镇并非法定区划，但一般周围均有四栅，甚至有的有城墙城门护城河吊桥等。
如“分辖于三府七邑”的浙江乌程南浔镇原有高3丈，宽1丈，周长1066丈5尺的城墙，明初拆除，设四栅，有吊桥，东西3里南北7里， 周长近12里（注：咸丰《南浔镇志》卷27，《碑刻》。）。
如福建龙海石码镇城墙高3丈2尺，宽1丈，周长150余丈，有3 座城门，东曰“受贡”，西曰“万悦”，北曰“安澜”，东西两门各建城楼，北门是水门，临江为濠，背环官港，马道履石板，上列女墙，筑方台置炮位，旁修窝铺，城外居民稠密，市廛云连，延袤数里（注：民国《石码镇志》，《规制》第二。）。
如分辖于东阿、东平、寿张、阳谷的山东张秋镇志中载有城图，图中绘有城墙城门护城河吊桥街道胡同（包括一街分隶三邑的谯楼西大街在内）（注：康熙《张秋志》卷2，《城池》。）。
黄六鸿概括建栅之法曰：“村镇有墙濠，犹州邑之有城池也。建栅之法如北方镇集各庄大街皆有牛车出入，南方通衢镇市亦有舆盖往来，其门须高大，门左右用坚大直木，上有铁枢铁刺，小巷通空隙处但安设栅门”（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2。）等等。
清代市镇的管理体制和多重管理机构（组织）分官方和民间两个系统，下面分别讨论。
二
清代官方对市镇的管理有两条线索——防卫与税收。
与市镇特殊而复杂的情况相对应，清代官方在各市镇原法定社区里社保甲系列（也许是分别隶属于几个邑的里社保甲系列，下同）之外，或在各市镇原法定社区里社保甲系列之上，以文武两个系统构筑了令人瞩目的另一个系列——防卫系列。
文官系统仍可以看作是政权机构的延伸。重要的镇驻有同知、通判、县丞、巡检司巡检。张武烈云：“今文武分辖，呈文往来”，“必须正官驻扎就近，知会侦防缉捕”（注：民国《乌青镇志》卷8， 《建置》。）。
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均为知府佐官，无定员，分掌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夷等事。我们看到，最为重要的镇（尽管是个别的镇），有分防同知署、分防通判署等建置。也就是说，知府佐官直接下驻到镇中。
如南浔镇东栅大街有盐漕水利湖（湖州府）捕通判（又称巡粮通判）署。乾隆八年（1743）该通判移驻南浔，以便控制。十一年（1746）改建衙署（注：民国《乌青镇志》卷8， 《建置》。）。
如乌青镇官人桥西有督捕同知署。康熙元年（1662），湖州府同知移驻此地，授以巡盐捕盗同知关防，“三府六邑悉为统辖”，同时仍控制石桐秀吴等县（注：民国《乌青镇志》卷8， 《建置》。）。
如佛山镇有海防捕务同知（又称分防同知）署。雍正七年（1729）巡抚杨永斌奏请添设，以弹压十堡巨盗（注：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3，《公署》。）。
如张秋镇自明以来驻通判司捕务（注：康熙《张秋志》卷2， 《城池》。）。
如苏州府海防同知曾于康熙八年（1669）至乾隆二十年（1755）长达80余年间下驻常熟县福山镇；而雍正八年（1730）又添设太湖水利同知，驻吴县周庄镇（注：光绪《苏州府志》卷21，《公署》。）。
知府佐官驻于镇中应该说是比较特殊的。知县佐官驻于重要的镇中，似乎更易让人理解，虽然也不是普遍现象。县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均为知县佐官，县丞设1人，主簿无定员，分掌粮马、征税、户籍、 缉捕等事。重要的镇，有的可见分防县丞署、主簿厅的建置。
如“四邑分民错壤而居之”的山东张秋镇，自明以来即有寿张、东阿、阳谷三县主簿分署该地。东阿捕务管河厅在城西南隅前府治街；寿张管河主簿厅在南水门外河西岸；阳谷管河主薄厅在北水门内北厅街（注：康熙《张秋志》卷2，《城池》。）。
如号称浙江秀水县首镇的新塍镇，道光时秀水县主簿分防之，不设衙。后设分防新塍河厅；光绪时秀水县县丞移驻之，设分防新塍粮厅（注：民国《新塍镇志》卷5，《公署》。）。
如江苏苏州府
直镇，有元（元和）昆（昆山）新（新阳）县丞厅。乾隆二十六年（1761）巡抚陈宏谋请以元和县丞移驻直镇，原巡检司移驻周庄镇；道光二十八年（1848）新阳县丞移驻直镇，元和县丞移驻章练塘镇。而元和、青浦、吴江合壤的章练塘镇，又有元（元和）江（吴江）青（青浦）县丞厅；盛泽镇也于乾隆五年（1740）有吴江县丞移驻（注：光绪《苏州府志》卷21，《公署》；光绪《盛湖志》卷1，《沿革》。）。
如江苏松江府奉贤县丞驻高桥镇，后移驻四团镇；金山县丞驻朱泾镇，青浦县丞驻七宝镇等（注：光绪《苏州府志》卷21，《公署》。）。
文官驻镇相对比知府知县佐官多一些的当属巡检司巡检，这是由于“掌捕盗贼、诘奸宄”的巡检司巡检，本来即规定置于“州县关津险要之地”。
巡检司巡检从九品，一般手下有皂隶若干、弓兵若干，在州县关津险要之地（经济发达地区则在市镇）设有驻所，“凡缉捕盗贼、盘诘奸伪等项，宜均听该巡检解县究治”。如浙江南浔巡检司署设在南栅笺字1圩，管辖南浔镇及乌程县17区及23区地方， 于水陆丛杂之地弹压巡缉（注：道光《南浔镇志》卷2，《公署》。）； 广东佛山有巡检司巡检毛对廷“漏下之鼓，犹徒步区衢巷听治明决”，而被载入方志《宦迹》。
然巡检司巡检驻镇并不能说是普遍设置，即便在经济发达地区，每县也只有1～2处，最多不超过3处。有的镇地属数邑， 所设巡检司便冠以数邑之名，如嘉定、上海、青浦合壤的诸翟镇有嘉（嘉定）上（上海）青（青浦）巡检司（通称诸翟巡检司）等（注：民国《青浦县志》卷2，《疆域》下。）。重要的镇有与知府知县佐官同驻的巡检司。 如南浔镇除驻湖州府粮巡通判外，又有乌程县巡检司（注：道光《南浔镇志》卷2，《公署》。）；乌青镇除有湖州府巡盐捕盗同知外， 又有青镇巡检司等（注：民国《乌青镇志》卷8，《建置》。）。 另有轮驻两处的巡检司。如归安县琏市镇有巡检司，兼辖双林镇，巡检于两处轮驻（注：民国《乌青镇志》卷9，《廨宇》。）。
以下是江苏苏州府与松江府巡检司设置概况（注：光绪《苏州府志）卷21，《公署》；嘉庆《松江府志》；卷14，《建置志》；民国《青浦县志》卷2，《疆域》下。）。
苏州府松江府巡检司设置概况
隶属
名称
地点 备注
苏州府 光福巡检司光福镇原驻木渎镇,乾隆11年移驻.
苏州府 角头巡检司洞庭西山
苏州府 东山巡检司洞庭东山
长洲县 吴塔巡检司浒墅关雍正9年移驻.
元和县 角直巡检司角直镇乾隆26年移至周庄镇.
元和县 周庄巡检司周庄镇乾隆26年自角直镇移来.
昆山县 石浦巡检司千墩镇
新阳县 巴城巡检司真义浦东 旧隶昆山,清初析属新阳.
常熟县 黄泗浦巡检司 田庄镇
昭文县 白茆巡检司白茆新市 旧隶常熟,雍正2年析属昭文.
吴江县 同里巡检司同里镇
吴江县 汾湖巡检司黎里镇乾隆初移驻.
震泽县 震泽巡检司震泽镇旧隶吴江,雍正2年析属震泽.
震泽县 平望巡检司平望镇
松江府 无
华亭县 华亭县巡检司 亭林镇
奉贤县 奉贤县巡检司 南桥镇
娄 县 小蒸巡检司小蒸镇
金山县 泖桥巡检司朱泾镇原在泖桥镇,后迁朱泾镇,
上海县 黄浦巡检司闵行镇
上海县 吴淞巡检司法华镇乾隆9年移至.
南汇县 三林庄巡检司 周浦镇
青浦县 淀山巡检司朱家角镇 朱家角镇又名朱街阁镇.
青浦县 新泾巡检司青龙镇青龙镇即旧青浦镇.又,县志载
该检司驻章堰镇.
文官驻镇显然受到人数上的限制，他们若要恪尽职守，只能组织和依靠类似法定社区的保甲系列。
如浙江湖州府归安县双林镇，“亭台相望，殿宇嵯峨，津梁几百十带，居人三四千户，高门鳞次，甲第云连”，共有大街7条，巷15条， 弄43条，穿过镇中心的市河、市河上的成化桥是苏杭通津，桥下船只昼夜络绎不绝，桥上灯杵照得夜间灿如白昼，四方商贾望柠云集。如此热闹复杂的所在，是怎样管理的呢？明朝行保甲，“一镇烟户序为三十堡，堡立一正长一副长，凡统十甲，甲各十户。后又选总理一人司镇之事，栅正五人以老成诸生为之，各主东西南北中五处，每正统长十二人，每二长共一堡，六堡属焉”。清初基本上因袭了明朝的做法，不过是“推千总二人，一分东南堡，一分西北堡，堡各统长副十余人，督居民严器械以自卫”，“县官亲临治事”，后因“事烦任重”仍分五处，“五堡堡立二长，长各统五百余家”，不久，“复为三十堡，堡属百家，各以一长领其任，且岁以更替，以便相沿永久。堡内户口每长造保甲挨门册，一式数本，一以存点，余俱献之司道府县。有事则按册而查，无事则计口而治”。然堡长任事实在太为烦重艰难，人人畏之，宁可出钱也不愿任事，这样，康熙十年（1671）永禁堡正副而以甲长代之，“挨甲更替，一月一换”。四栅设地保（差役）四名，由无业游民自愿充任。乡间每庄也设一地保，名曰保长，“逐年分甲派粮雇人充当，除拘人纳钱粮外，遇有公务及口舌不平事，大者告官，小者申保长（曰申头）调处”（注：民国《双林镇志》卷18，《保甲》。）。
从双林镇的记载看，基本上是镇民公同推举总理（有的镇直称镇长）、堡正副、栅正、千总等各职，按保甲系列“严器械以自卫”，“县官亲临以治事”。这里的县官不是知县，而是县里的官员，具体双林镇则是兼辖琏市镇双林镇、轮驻两处的归安县巡检司巡检。可知，文官驻镇的主要职责，是组织和依靠类似法定社区的保甲系列。黄六鸿《福惠全书》中有“至于编保之事，俱保长专任，而城厢约地及镇集，村长庄头各为兼理焉。其大镇集、巨村等长，必择殷实才能素有体面之人为之，仍著本村镇人民公举”（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21，《保甲部》。）。说的是保长等职须民举官择，而后由保长专任，其他村长庄头各为兼理。
武官系统是绿营军的汛弁驻防。
绿营建置京师以外分“标”“协”“营”“汛”四级。“标”，有总督统辖的“督标”、漕运总督统辖的“漕标”、巡抚统辖的“抚标”、提督统辖的“提标”、总兵官统辖的“镇标”等。“标”下为“协”，由副将统辖。“协”下为“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统辖。“营”下为“汛”，“汛”有“分防大汛”（在城为“城守汛”）由千总、把总、外委统辖，并下辖各“小汛”（“铺墩”）。其中营、汛是绿营军的基层单位。清朝军队的防御重点在内不在外，因而绿营兵力部署极其分散，广布城乡。特别是各“小汛”（“铺墩”），普遍仅有几名汛兵，却见缝插针，设驻在几乎所有军事、交通、经济要地。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市镇则属于清代绿营汛弁分防的第三个要点。
关于汛弁驻防，日本学者太田出发现：“江苏、安徽两省，‘营’（绿营‘协’，‘标’之下的一级建置）以一府一营的原则（而且彼此之间保持一定间隔）设置，也就是说其设置密度相对较低。而江南三角洲则一县一营，其密度远远高于前者”（注：〔日〕太田出《清代绿营的管辖区域与区域社会——以江南三角洲为中心》，载于《清史研究》1997年2期，第37页。）。
事实确如其说。北方的广大地区基本是府设营、县设汛以分防，而且并不是每府每县均设。如直隶广平府原未驻绿营，“旧止简选民兵”。到康熙八年（1669）知府方始题设（营）守备1员，千总1员， 把总2员，分兵驻防，隶大名协标。雍正后改守备为游击，增为3员千总， 又增设7员外委，马步守兵483名。游击驻府城辖本营，千总、把总分驻要地与外委等分防十汛，分兵如下：
府城本营马兵38名战兵64名守兵77名
临名汛 马兵16名战兵2名 守兵15名
邯郸汛 马兵26名战兵3名 守兵40名
成安污 马兵2名 战兵1名 守兵7名
广平汛 马兵2名 战兵2名 守兵9名
曲周汛 马兵5名 战兵12名守兵19名
肥乡汛 马兵3名 战兵5名 守兵13名
鸡泽汛 马兵2名 战兵1名 守兵9名
清河汛 马兵6名 战兵9名 守兵21名
威县汛 马兵3名 战兵4名 守兵14名
油坊汛 马兵2名 战兵4名 守兵8名
可以看到，设汛的基本是县城（这种汛叫做“城守汛”（注：光绪《盐城县志》卷6，《武备》中有：县未设营， 由营官委员“防守城池”，巡缉廛市，谓之“城守汛”。）），广平府只有永年、磁州、成安三县未设汛，而转输要道运河边的油坊铺、名河边的临名镇却设了汛。最为繁华而重要的邯郸县、临名镇，均有千总坐镇，又设有铺墩（相当于小汛）分防。临名汛铺墩6座：长安、河北、临名镇、七里店、 三里铺、曹庄；邯郸汛铺墩11座：界河店、贵龙岗、黄梁梦、北十五里、北十里、北五里、南二十里、南十五里、南十里、南五里、沙口。每墩相距5里，每墩马兵二名，步兵三名（注：光绪《广平府志》卷28， 《经政略·兵制》。）。其分防的重点是明确的。
当然作为塞防的军事要地不同。如乾隆《大同府志》记载山西大同府城驻大同镇标，统杀虎口1协，下有3路10营。如新平路（相当于大营，驻有参将）驻防天镇县新平堡，管3营（驻有都司、守备）6堡（相当于大汛，驻有千总、把总）。3营为天成营（驻防天镇县，后分移灵邱县）、阳和营（驻防阳高县）、浑源营（驻防浑源县），6 堡为天镇县瓦窑口堡、马市口堡，阳高县镇门堡、镇宏堡、守口堡、东井集堡。也是县设营，镇设汛。府志“分防营汛”栏目之下在大汛之后也列有铺墩（小汛）。如冲洛塘汛下有17个小汛，见下：
七里台镇 马兵5名 园蓬儿铺马兵5名
二十里铺 马兵5名 三十里铺马兵5名
四十里铺 马兵5名 七里菜房铺 马兵5名
坐虎墩铺 马兵5名 青磁窑铺马兵5名
牛皮岭铺 马兵5名 曾家洼铺马步守兵
共5名共5名
五里台司辛庄子铺
马步5名
吴家洼铺 马兵守兵 响水河铺步 步守兵
共5名共3名
青疙瘩铺 马兵5名三造沟铺 步守兵共3名
绣女村铺 马兵5名油坊沟铺 步守兵共3名
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密集，县设营并有城守汛，大镇驻大汛，大汛下面再分设小汛，小汛则到了小的镇、市。下以江苏苏州府的绿营驻防为例。
苏州府城驻抚标，参将1名驻府城，管长、吴、元、新、 昆五县营汛。苏州有城守营，中军守备1名、额外外委1名驻府城，管西城、周庄、木渎、沙河4大汛，如下：
汛 名
将 官驻地
兵 员 专(小汛)
西城汛千总1名经制府城
342名 城内堆卡
外委1名 汛地43处
周庄汛千总1名经制
元和角 80名
葑门外水
外委1名
直镇
陆汛口13处
木渎汛千总1名经制
吴县木 62名
盘门外水
外委1名
渎镇
陆汛口14处
沙河汛千总1名经制
元和县 47名
娄门外水
外委1名
夷亭镇 陆汛口7处
左军守备1名、经制外委2名，驻吴县社坛，带存营兵98名，管枫桥、社坛、浒关、黄埭4大汛，如下（枫桥汛缺）：
汛名
将官
驻地
兵员专防(小汛)
社坛汛 把总1名经制外委1名 胥门外 47名 城内水陆汛口9处
浒关汛 把总1名经制外委1名 浒关43名 浒关一带水陆汛口13处
黄埭汛 把总1名经制外委1名 黄埭镇 58名 齐门外水陆汛口10处
右军守备1名，经制外委1名，驻昆山县社坛，带存营兵88名，管昆新城外15汛、吴县汛23处、元和汛25处、昆山汛7处、新阳汛11处、 长洲县汛18处。
苏州府吴江县有抚标属下平望营。
平望营兵员有马兵13名，战兵24名，守兵9名。都司1名驻吴江县，千总4名分驻平望镇、盛泽镇、芦墟镇、震泽镇四大汛，把总2名分驻震泽城守汛、同里镇两大汛，外委若干名或与千把总同驻，或分驻其他镇市小汛。
平望营管吴江县汛11处，分别为平望南口汛、平望东口汛、黄家滨汛、吉庆汛、大船坊汛、七里港汛、南关汛、白龙桥汛、同里汛、庵村汛、蓑衣浜汛。
并管震泽县汛7处，分别为平望北口汛、八坼汛、□栖汛、 梅堰汛、坛邱汛、盛家舍汛、碓坊桥汛。
除上述外，常熟昭文县有江南提督所辖提标属下的福山营。
福山营游击1名驻福山城堡，带存营兵马步战共305名。
中军守备1名驻常昭城内为城守，所辖城内1汛，带存营兵马步战共130名。
千总2名：1名驻福山城守汛，所辖小墩汛9处；1名驻鹿苑镇汛，所辖小墩汛6处，分防各兵共85名。把总4名： 1名驻常昭城外接官亭汛，所辖小墩汛5处，分防各兵共46名；1名驻唐市汛，所辖小墩汛6处， 分防各兵共42名；1名驻徐六泾汛，所辖小墩汛□处， 分防各兵共85名；1名驻支塘汛，所辖小墩汛5处，分防各兵共40 名。 又巡江汛战守水兵60名。协防外委千总2名：1名驻青草沙汛；1名驻七里桥汛。 协防外委把总4名：1名驻福山城守汛；1名驻王庄汛；1名驻白茆汛；1 名驻梅李汛。
常熟县共38汛；昭文县共37汛。
提标福山前营把总驻震泽镇，管震泽县汛10处，分别为震泽北口、震泽南口、震泽东口、震泽西口、双杨、严墓、狮虎桥、十八里桥、九里桥、迮家漾。提标福山后营千总驻慕葭浜镇，管昆山县汛10处，分别为慕葭浜、大明浦、张家桥、蓬阆镇、千墩镇、陶家桥、渡城镇、鸡鸣桥、赵屯江、安亭镇。提标福山后营把总驻芦墟镇， 管吴江县汛5处，分别为芦墟镇北口、芦墟镇南口、芦墟镇东口，黎里镇东口、黎里镇西口。
汛与汛之间能够相互支援，有的地方还专为修路造桥。如常昭两县沿江诸港，各有马桥9座、10座（常熟9座马桥在福山港、西洋港、大陈浦港、小陈浦港、吴浦港、三丈浦港、黄泗浦港、新庄港，乌沙港；昭文10座马桥在白茆塘、旧塘港、金泾、唐浦、高浦、徐六泾、许浦、千步泾、耿泾、海洋泾），供巡江兵马经行（注：光绪《苏州府志》卷28，《军制》；光绪《常昭合志》卷 18，《兵制》；乾隆《吴江县志》卷9《营汛》；乾隆《震泽县志》卷7，《营汛》等。）。等等。
从上述苏州府绿营驻防的情况可以看到，绿营各级将官，特别是基层的千总把总外委，均驻于重要的大小市镇，而汛、小汛的设置非常密集，每1汛平均只有5名左右的汛兵。
这些汛兵担负着缉捕匪类、维护治安、守卫江防、镇压地方的任务（日本学者太田出特别就“东口”汛、“西口”汛这样的名称，论证了汛弁对商业市镇进出口处的警备和对过往商旅的盘查（注：〔日〕太田出《清代绿营的管辖区域与区域社会——以江南三角洲为中心》，载于《清史研究》1997年2期，第37页。）），同时， 也担负着支持地方团练乡兵的任务（注：民国《青浦县续志》卷10，《兵防·团练》。）。
总之，清代官方以文官驻镇接连法定社区的保甲系列，以汛弁驻防接连自然社区的乡兵团练系列，构筑了综合防卫系统。而这种结构，也正是经济社区各基层社会组织很自然地主动要求或自愿参与构筑的。各镇方志中往往详细附载这一系统。
如同治《南浔志》卷1，《疆域》载：南浔镇为湖州府通判、 南浔司巡检、南浔汛千总驻所。镇东沿运河3里至曹村，自曹村由半路亭9里至震泽镇，再41里到平望镇，3镇皆巡检司驻所。镇东沿运河72 里到湖州府城。镇南25里至乌青镇，湖州府同知及桐乡县青镇巡检司驻所。镇北出太湖口54里到苏州府太湖厅同知驻所。镇东南50里到新塍镇，秀水县新塍汛千总驻所。镇西南11里到马要镇，乌程县马要汛千总驻所，再54里到新市镇，德清县新市巡检司驻所，再54里到塘栖镇，仁和县塘栖巡检司驻所。镇西北伍浦娄为乌程县大钱巡检司及伍浦汛千总驻所。
民国《乌青镇志》卷9， 《廨宇》记载了周围镇市文武驻所：乌程县南浔镇有粮巡通判、司巡检、千把1员（千总把总轮驻， 下同），又外委千把1员；归安县之琏市镇有司巡检（前辖双林，两处轮驻）； 双林镇有守备；菱湖镇有主簿、千把1员又外委千把1员；德清镇之新市镇有司巡检、千把1员；塘栖镇有下塘巡检司，控制吴江、震泽； 两县交辖之平望镇有巡检司（署在镇，属震泽）、平望营都司佥书（署在吴江县城东门内，兼防震泽县）、千总（署在镇，属吴江县汛，兼防震泽县汛），震泽县有司巡检、千把总；严墓市有外委千把1员。 并明确说明，详附以上防御之地，“遇缉捕事宜，便于照佥坐收臂指之效”。等等。
至于税收方面的线索，清代官方主要通过牙行管理和协调市镇的市场经济。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较多，囿于篇幅，本文暂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