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爱德及其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货币论文,金融论文,耿爱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耿爱德(1880-1962)，即Eduard Kann(亦称E.Kann)，又译名为阚恩，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外籍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专家。他对中国当时混乱而复杂的币制有着通透的了解，支持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耿爱德的著述颇丰，并从多角度、大范围来看待中国币制改革的方向和存在的问题。对于耿爱德的介绍及相关文章，所见甚为有限，仅有介绍其生平和著作概要的寥寥二三篇①；对他关于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和观点，则缺乏系统的梳理和评价。笔者试对耿爱德及其对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进行述评，探究外籍专家对于中国币制及币改等诸方面问题解读的角度及方法，并结合史实予以评价，以拓宽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的研究层次。
一、耿爱德的生平
耿爱德生于奥地利，多年侨居于中国，从业于金融界。他具有丰富的金融知识，对中国的货币制度有着深入的了解。耿爱德喜好收藏中国钱币，收藏的重点是中国机制币，并有相当的研究，居沪时曾任上海西侨货币研究会会长。二战时，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故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德国人。②耿爱德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移居美国，亦在泉界被称作美籍收藏家。
耿爱德1901年进入英国银行界服务，次年被派往在中国的分行工作。他1902年至1949年间长期在华居留，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服务于英法等国在华银行，三十年代后开始从事金银条块的买卖，定居于上海。因有着丰富的金融从业知识，耿爱德常被国民政府就特殊金融问题征询意见，还曾受聘任职于中央造币厂顾问委员会。二战期间，因其向来与中国人民较为友好，1942年时曾被日军扣留，被释后仍从事金银条块的交易，1946年后数次赴美游历，并最终决定定居于美国。1948年至1949年间，许多在华外籍人士纷纷抛售珍罕的中国钱币，以回收资金，耿爱德乘机收进许多稀世珍品，特别是金银币，成为他后来著书立说时的宝贵资料。此外，还可知耿爱德是精通国外汇兑业务的专家。中国银行1915年开始试办国外汇兑业务时，当时上海分行的副经理张嘉璈和后来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等人，都曾到专家耿爱德处学习过外汇业务。③
因长期在金融界工作并从事金银交易，耿爱德有大量机会接触到各种币材的货币，也收集了不少当时的金融及货币问题的资料。他的论著原文由英文写成，在华公开发表者多被翻译成中文，译文也多在当时的权威性刊物上发表。因其视野广博而独特，所述有关中国金融及货币方面的数据较为可信，屡为后人引用。在著述方面，耿爱德最主要的著作有两种，一种是他在1926年写成出版的《中国货币论》(The Currency of China)，翌年再版，1928年夏间由蔡受百译就，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1975年在纽约被翻印；另一种是他定居于美国后开始写作的《中国币图说汇考》(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④，1954年自费印刷出版，书中图例均出自其藏品，是关于中国机制币方面的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并于1966年再版。耿爱德还在当时中文的财政金融类刊物，如《银行周报》《中行月刊》《中央银行月刊》《社会经济月报》等，发表论文数十篇，部分为时评及杂记，部分为其研究中国金融及货币问题的文章。前者如《一九三五年白银潮流中之中国经济状态》⑤和连载于《社会经济月报》的《金融杂记》多篇⑥，后者如《中国之通货危机》⑦和连载于《中行月刊》的《最近中国发行纸币之沿革》。⑧此外，耿爱德还有部分以英文发表于各类英文版杂志的连载文章，后多结集为单行本印发，所知者有《中国对内公债史》(The History of Chinese's Internal Loan Issues)、《中国造币史》(The History of Minting in China，又译名为《中国机制币史》或《中国机器造币史》)、《中国金币史》(Coinage of Gold in Chinese)、《中国流亡政府试造币》等等。⑨
就著述之丰而论，当时的外籍学者恐无出其右者。在早期的中国近代机制金银币收藏领域里，谈得上丰富的人很多，但能出书论述的就很少了，而其中资料详尽完整者，则以耿爱德所著的《中国币图说汇考》为佼佼者。此外，耿爱德的英文著述在我国泉界中较有影响的是《中国造币史》⑩，主要内容为对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各省造币厂的历史及所铸造机制币的介绍。当时的中国政局比较混乱，地方政权各行其是，各地的造币厂也多听命于地方政权，大都既不严格执行中央的造币计划，也不向中央政府财政部门按期如实报告其生产情况，故统计资料极为缺乏。耿爱德以其个人收集的资料写成此文，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参考资料。除著述外，耿爱德还收藏有大量的中国货币，种类繁多，以机制币为主，有些极为罕见，是著录中的精品。虽然他自认为其藏品在同好的西方人士中不如邬德华(11)(Alphonse Marie Tracey Woodward，又译名为伍德华特)丰富，就其藏品中被出售者来看，也相当可观。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中现藏有中国银锭332件，其中的190件为其旧藏，是该馆于1978年购得的。(12)
二、耿爱德的著述
在中国货币史的研究方面，耿爱德的著述中最有价值、影响最为广泛的是他在上世纪20年AI写作成的《中国货币论》一书。该书虽名为《中国货币论》，但研究的对象实为金属币，兼论及币材、国外汇兑及造币厂等，并未涉猎于纸币。耿爱德在书序中称，“民国肇造以来，币制屡有重大改革。”为弥补“关于中国币制之著作过少”的缺憾，加以总结自己在华各大商埠经营银行业务二十余年的经验，著成此书，主要目的“在适应银行界及商人之需要，间接亦足供历史家、统计家以及一般注意中国经济情形者之参考”。《银行周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蔡受百在原书初稿写成二年后将之翻译成中文，因译稿期间又得耿爱德惠示新稿若干，其译稿较原书第二版“更为新颖丰富”。在原书译成后，蔡受百亦写序言一篇。他认为“挽近吾国研究货币及汇兑之书，不可谓不多，顾类皆陈陈相因，颇少博大精深之作。”而耿爱德所著之书的资料来源于历年搜求所得，“取精用宏”，“吾读之认为惬心之作”，不可不读。(13)
英文版的《中国货币论》于1926年在华出版，随即销售一空，次年再版。《银行周报》曾对该书的内容做了介绍，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报社多次接到读者来函，请将原书转译刊出。经报社与耿爱德商定，将原书择要译出，“以飨读者”，由蔡受百负责翻译。蔡受百在译书过程中，得到他的老师沈籁清、徐寄庼、《银行周报》总编戴蔼庐及社中同仁等的指点。沈、徐、戴等人都是当时上海金融界中的知名人士，了解国内币制诸情，对其译书当有不少点拨之处。《银行周报》先后刊出《中国银币流通史》《世界银市略史》《中国辅币流通史略》《中国用金状况》《中国铸发铜元之经过》《论上海之外汇交易》《中印间之大条银市》《上海之大条银市》(14)等多篇译文，均为原书中的精要。中译本随后出版。
《中国货币论》一书是耿爱德研究中国金属币多年的所得，出版之后，耿爱德并未踯躅不前，进而探究中国纸币使用的来龙去脉，撰写了《中国之钱票》和《最近中国纸币发行之沿革(一九○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止)》。他认为，中国自古就有使用纸币的历史，但也存在着滥发的问题，“而纸币之地位，因以日趋衰微。降至明末，纸币已不复再能流通国内矣。”(15)中央政府对于国内的纸币发行状况缺乏统计，而对于以铜币为单位的钱票更是缺乏调查，发行机构“为数当达百万”。钱票发行较多的地方“在北部为吉黑及直晋豫各省，在中部为湘鄂各省，南部舍闽省外，发行较少，”并按地域介绍了各地钱票的发行和使用简况。(16)1901年至1937年间我国的纸币发行情况，可以分为“过渡”与“革新”两大时期，革新期的重大举措即为废两改元与实行法币政策。因“在此特殊时期内，改革之点实多，著者适于此时，侨居中国诸商业中心城市，从事于银行及金融等各项研究工作，故颇从能亲历当地发生之事件为幸，而择其重要者，加以记录。”全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即特许发行之国家银行、各地纸币流通状况和纸币发行条例。(17)
除撰述币制诸情外，耿爱德的著作中还收集并保存了大量翔实的国内外统计资料。因他是外籍专家，在看待当时中国的金融及货币问题时，有着独到的眼光，不仅能撰文叙述中国近代货币演进的来龙去脉，还能结合世界局势，如世界主要白银生产国的银产量、国际金银比价及流动趋势等，评价中国的货币制度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既拓宽了国人的视野，也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中国的币制实情和所存在的问题。如《中国货币论》中就收录了大量的此类统计资料，在国际币材方面的资料有1910年至1927年间美国现金之输出情况、1909年以后各国之银产额、自1843年发现美洲新大陆迄最近世界银产数额、欧洲各主要银行于近年所存金银数额、1888年至1926年金货进出口额(数据来源于海关报告)等等(18)；在国内货币与币材流通方面的资料有上海宝银运达汉口后合汉口洋例银数表、上海输入条银数(1919年-1927年)、中国现银进出口之统计(1888年-1926年)、中国近代造币厂情况简表等等。(19)在《最近中国纸币发行之沿革(一九○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止)》文中，辑录的资料以第一部分中的1921年至1936年各重要银行纸币流通额统计表和第二部分中的中国边远诸省纸币流通状况最为珍贵。在后者中，耿爱德记录了冀东区域的纸币流通状况和红色政权发行的纸币简况，这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内是较为罕见的。(20)
除货币史方面的著述外，更多的，耿爱德关注的是现实问题。他关于中国货币金融问题论著发表的黄金期是1926年至1938年这十三年间。在此时段内，亦是我国近代币制发生变革最为集中的时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耿爱德除著书立说外，关注两大问题，一为纸币与现银的流通和兑换，即银纸关系；一为币制改革，多有记者访谈及时评见诸报刊，其主张和建议也成为代表外商与外商银行意见的一家之谈。
三、耿爱德对银纸关系的看法
在中国传统的货币体系中，银两一直是作为称量货币来使用的，并无统一的标准。在贸易及通商口岸，虽有较为固定的虚银两货币单位作为商品交易的货币支付标准，但成色不一的银两在使用中的不便之处日益显现出来，也不适合国内外贸易日见繁盛对于货币支付工具的要求。明清之际，各国银元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源源不断地传入国内，流通日广。各种银元虽然在重量和含银量上略有差异，但所差有限，重量都在库平七钱二分左右，作为支付手段时不必称量熔铸，计数即可。晚清时，各省掀起了一股兴建造币厂，大量铸造机制银元的热潮。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生产并销售的造币用印花机中的四分之三都卖给了中国的造币厂。近代的银元在铸造方法上均属机制币，这也是近代以来的历次工业革命带给币制演进上的飞跃。纸币的发行必须以充足的现银或银元为兑换准备，才能保证纸币按面值流通和无限制兑换。否则，纸币就有跌价之虞。对于银纸关系，耿爱德在时论中经常提及，他认为中国的纸币发行权分散及滥发，是造成纸币价格不断跌落的原因；要维持流通中的纸币的信誉，必须充实发行准备金，方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北洋政府末期，军阀混战，各地滥钞充斥，百姓深受其苦。耿爱德在时评中经常述及各地纸币被滥发的情形，在《去年之滥钞祸国观》中，耿爱德叙述了各地纸币因滥发而跌价的情况：1927年中，贵州当地纸币“按票面约跌去八成”；山东大洋券因发行过巨，6月后“复积极增加”，“今已无兑现之望矣”；在汉口发行的无担保之债券库券，当年终库券因不能兑现而“不能用此券购致货物”；湖北官钱局发行巨额可兑铜元的纸币，因发行额历年增进，“价愈低，数量之增高愈速，今恐已无价值可言矣”。(21)与其它各国的纸币发行情况相比较，中国的纸币发行状况有几点比较特殊：一是发行机构及纸币发行的额度无确切数据可考，不知滥发至何种程度；二是欧西各国纸币跌价后首先影响到的是富有阶层，而在中国则相反，首先影响到的是贫苦小民，奸商政客于其中上下其手以获利；三是外国纸币跌价后，直接影响到外汇，而在中国其影响仅限于一域，或省与省间的汇兑而已。(22)耿爱德称，年来竭力收罗各省当局无限制地发行纸币的资料，“间有所得”，“果得宣之于世，恐将使闻者咋舌，惊中国人民负担之重大也。”(23)当时，各地的纸币发行情况，除少数大银行有统计数据外，均无资料及统计可考，且纸币的发行额愈益增高，“吾敢谓(改革之道)唯一方法，即在乞助于现银”(24)，即以充足的现银作为发钞准备，方可补救一二，这也是当时的银行家们所呼吁的解决办法。
耿爱德在前文中已明确地指出，纸币的发行应有充足的准备，方可保证其信誉度，但政府历年每当资金枯竭时，却每每以增发纸币为救济之法，造成纸币的价格不断跌落，人民亦深受其苦。北伐军北上进军之际，在各地发行过不同种类的纸币，可分为四类，一为广州中央银行发行的小洋券，二为新成立的上海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三为汉口中央银行地名券，四为国民军由津汉诸路北上时发行的小洋券。耿爱德认为国民政府若能尽力维持上述纸币的兑现和债信，“则纸币不啻现金，持票者必仍愿继续使用，或且进而要求扩充发行额，总之至少要求赎回已发行纸币之声浪必减低也。”1928年末，上海中央银行宣布对国民军北上时发行的约合大洋750万元的小洋券负兑现之责，虽曾引起1929年3月间的一次兑现风潮，但很快得以平息(25)，可见维持纸币信用的举措可迅收实效。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就加强金融管理工作，设立金融监理局，拟定各种金融法规，欲逐步取消地方银行的发行权，“以为革除多数(发行)制渐进于单一制之先声。”(26)耿爱德对国民政府的纸币政策给予了肯定；且认为国内辅币市价日益跌落，国家银行应趁机筹备发行新辅币(27)，这也是完善货币制度的一个既较为重要又切实可行的方面。
20世纪20年代，国际银价跌幅过大，中国成为白银输入国。上海是当时的远东金融中心和国内金融中心，存银量丰富，因而有的金融界人士即认为上海的现银“过丰”，导致银价跌落。对此，耿爱德亦有不同的看法。1922年至1927年间，上海以条银运赴各造币厂共铸出银元约28900万元，同期沪上洋底仅由约3000万元增至1928年初时的8000万元，而新增洋数则约为25000万元，大部分现币进入流通领域中使用，并未存于沪上。1930年初上海各华商银行的纸币发行总额约为25000万元，各外商银行在上海发行的纸币总额则不多，估计不会超过500万元。上海各银行的银底之和仅为14000万元左右，不但充作发行准备金，还充当着各行的存款准备金。因而，上海的银底“未尝逾所需”，也不是银价跌落的主要原因。(28)银行券发行准备金中的六成应为现金，以银元、银两、大条、庄票、国外同业票据等充之。如以沪上纸币发行额的六成计，再加上存款准备金所需，沪上的银底就显不足了，仅够敷用而已。因而，耿爱德的看法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反驳了所谓银底“过丰”的不实观点。
四、耿爱德对币制改革的看法
1927年至1936年是我国近代经济发展较快的十年。银行券的发行与使用日益普及，奏响了币制得以彻底改革的前奏。
国内银元的流通与铸造，“完全出于外币诱致”。耿爱德曾应《银行周报》记者之邀，叙述并介绍了曾流通于国内的本洋、鹰洋、美国银元、西贡银元、港洋等的简史。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外国银元在市面上已极少见，流通于市者多为国内铸造的袁像及孙像银币。国内进口的银元为改铸纹银之用，不会流通于市面，故其影响不在于中国币制，而在于国内的存银量。(29)此间，输入中国的条银，十九供铸币之用，所铸者也大多为一元币，宝银几已不在市面上流通。1928年前的十年中，我国铸币所耗条银约30万条，宝银约值9000万两(30)，国内实存宝银数较十年前已大减，有了施行“废两”的良好条件。
国民政府成立后，废除银本位制之议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曾聘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于1928年来华，帮助制定币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是发行金本位币“孙”，每一孙含金0.601866克，合美元0.4元。但此计划制定后不久，世界金银比价发行剧烈波动，被暂时搁置了。(31)这个方案的制定，表明国民政府有采行金本位制的意向，并大体形成了推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决议。1930年初，世界金价开始暴涨，银价低落，国民政府就依此方案在征收进口关税时采行海关金单位，以避免关税征银所带来的损失。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实行也被看作推行某种金本位制的前期步骤，为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的推行作了重要准备。(32)就推行金本位制而言(33)，有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两种，前者的方式为另创一种新银元为本位币，次用十进的辅币，然后确立金本位制度；后者的方式为暂允许各种杂币流通，待币值提高50％后设法使其自行消灭，改建金本位制。甘末尔计划即倾向于前者。两者手段不同，目的则一。另有提议可取两者而合用者，先以银本位币为基础统一全国货币，再依直接计划改行金本位制。(34)耿爱德也支持此论，“先求统一银币，然后由银而金，其事最自然最稳便。正不必坐待时机，以待将来直接行金本位制也。”(35)事实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地曾使用的百余种市平因在使用和汇兑中的不便，多已被废弃不用，宝银也因成色参差不齐渐渐退出流通领域，在银本位体制下的进一步完善已成为当时币制改革的大势所趋，耿爱德也看到了这一点。
在废两改元声中，关于各方面的态度，耿爱德在接受《银行周报》记者的采访时谈了自己的看法：社会民众多望求有统一的货币制度，以商人尤切，华商银行也是此计划的坚实支持者。而纯抱反对态度者，仅为钱庄，“因其平时营业收入，一大部分持银两与银元之兑换而于中取利。”至于外商银行的态度，不外“迟疑”二字，原则上并不反对。(36)废两改元之议虽已讨论多年，但一经令行，外商中持反对态度者仍不在少数。1933年4月6日，国民政府令废两改元自上海始，各方有始料不及之感。反对者多执两种理由，一种观点认为规元仅是一种货币单位，以之订立的商业契约不应为非法，因而反对废两；另一种观点认为废两之后，将引起银元的价格跌落或滥发纸币。就上述观点，耿爱德表示“银两之成色，并非绝对可恃”，华商银行既已均改用“元”为单位，外商银行最终也不得不废两。外商银行为维持自身利益计，若对银元的成色存有疑虑，可在各种合约内附加关于银元含银量的条文，否则即可要求用世界银市通用的大条银偿还本息。(37)此种办法是站在外商银行的角度上，根据中国货币制度的特点而提出的变通之策，但其最终目的则是有利于废两改元政策推行的。
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自1929年开始，英国等数十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世界银价探底后回升，主要原因为“欧西各国铸币方面用银之需要”。(38)此后，随着世界银价的回升，国内的白银开始辗转运沪，再由上海装运出口。1933年至1935年是世界银市极为动荡的一个时段。受世界银价高涨的影响，我国内地的银货势将大量流向国外，“以赢得银贵的利益”。(39)此间，耿爱德的论述集中于白银问题，讨论世界银市及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耿爱德认为，在1920年起的银价不断下跌的过程中，中国曾受益。如1932年时，各国的物价都趋下降，而独中国的物价指数保持稳定，竟超过1926年的水平，“这种惊人的事实，并没有受政府的扶助，当然完全由于白银价格的下跌了。”(40)世界银价的下跌使中国的通货有缓和的膨胀，中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未被经济危机的恐慌所波及的国家。这是因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金属币的膨胀，而不是用“人工方法”得来的。我国的趸售物价批数也自1926年的100涨至1931年的126.7。(41)而1933年和1934年世界银价飞涨时，中国的批发物价指数跌至1926年的水平之下，中国也被卷入世界经济恐慌的漩涡之中。
世界银价的高涨，一大部分原因是美元价值的下跌。1933年内，美元的汇率变动超过45％，各国的汇兑率也“至少都打破了五十年内的记录”。(42)1934年6月，美国开始施行白银政策(使白银在本国的货币储备中的比重达到25％)，世界白银价格由前期对放弃金本位制各国货币的相应升值变为真正的上涨，我国国内白银流出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内地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入上海，再流向国外，当年即有价值2亿多元的白银流出，还不包括私运出口的白银。沪上各银行现款充斥，最多时达6亿元，而当时中国的银币流通额仅约为20亿元上下。(43)1935年，世界银价动荡不已，先扬后抑。伦敦银市每盎司白银最高价为36.25便士，最低为20.87便士；美国财政部每日公布的白银市价每盎司最高为81美分，最低为49.75美分。(44)耿爱德连续撰文叙述1935年伦敦及美国银市的变动情况，认为美国近期不会放弃购银法案，但将视其国内情况而对这一政策的施行有所变通。美国国内的白银矿主可以较为固定的高价向政府出售白银，但国际银价在短时期内难以提高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程度，世人“极应早为觉悟”。(45)中国所受银价变动之影响最大。其一，先因世界银价高涨，白银外流，国内物价指数日渐下落；其二，世界银价突落，中国的巨量存银无法抛售，换取外汇。是时，中国的存银除卖与美国政府外，已无在国际市场上抛售的可能。于中国而言，欲安定市面，则需设法使上海的存银不再外流，现银由上海复流归内地，并举借外债而使币值稳定下来。(46)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以财政部的名义布告实行法币政策，并在此后分批大量向美国出售白银，以充实法币的外汇储备。
五、对耿爱德观点的述评
在耿爱德的论著中，基于外籍专家的眼光，对于一些问题常有着比较中肯的评价。如银价下落时，运银者将大量白银输入中国，“实为出脱无用之银，盖海外货币方面需要甚微也。”(47)法币政策实行以后，我国的货币已与银脱钩，“物价已徐徐上涨，而国内全无通货膨胀趋势，则不能不视为经济好转现象也。”(48)国民政府在遇有货币金融方面的难题时，经常征询耿爱德的意见。在银价一泻千里之时，国民政府屡派要员征求他的意见。耿爱德“进以放任政策，就是不干预白银自然的流通。”因为中国国内因白银的流入而产生轻微的通货膨胀，虽仍有战事，但经济情形“却不象别国那样恶劣。”(49)同时，耿爱德也指出，如果用不正常的方法提高银价，一定可以致中国于危机之中。
耿爱德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的解读，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史实和发展潮流的。他关于中国币制方面集大成的著作就是《中国货币论》一书。到了上世纪30年代，随着国际银价的变动一日千里，白银问题与我国的币制改革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耿爱德发表了多篇谈银及币改方面的专论，且其关注问题的方面更加广泛，涉及世界各国银市、国外汇兑、公债和关税问题及国外贸易等等，先后著有《一九三三年之中国》《白银与中国》《一九三五年白银潮流中之中国经济状态》《世界经济恐慌之分析》《十年来中国外汇之回顾》等等。对于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及说法，耿爱德也予以抨击。美国在实行白银政策后，屡次宣称，提高银价可以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对中国方面极为有利。这种理论，以参众两院的议员主张最力。耿爱德则实事求是地述称，中国现在购买外货的数量与能力均已降低，中国的通货危机在此时已经开始了。(50)受白银政策的影响，当年的国际银价突飞猛进，而同年夏我国诸多省县遭遇严重旱灾，对外贸易额较1931年时一落千丈。虽然当年的入超额不及往年之巨，“但中国的经济抵抗力已极衰落，经济情形已到了危急的时期。”(51)
就白银问题而言，耿爱德始终结合世界情势，比较客观地解读着中国的币制问题，并介绍世界银市的变迁，帮助读者解读其对于中国币制问题的影响。从白银的生产来看，大部分的银产是铜锌铅金等矿产的副产品，是否得以开采完全要看白银的价格是否高于成本而有利可图。随着1932年后国际银价的飞涨，世界银产总量由1933年的16410万盎司增至1934年的18120万盎司，再增至1935年的20600万盎司。1936年，国际银价有所回落，是年白银出超额由1934年时的峰值16478万关两减至16022万关两；国际银产总量为20650万盎司，较前一年基本持平。同白银源源不断外流趋势相一致的是上海的银底，1933年末时为51000万元，1934年最高时曾达6亿元，年末减至33499.7万元，1935年末再减至27560万元。如将沪上各银行的库存银两及银元中所含的纯银改为按重量计(每枚银元所含的纯银约合0.75盎司)，则1933年终为41060万盎司，1934年底减为25130万盎司，1935年末复减为20670万盎司。(52)因现银不敷足用，沪上各银行的纸币发行额不断攀升，1933年末各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额为35300万元，1934年末为41300万元，增发16.9％。(53)据统计，1922年至1935年间，上海的白银流入国内各商埠的净额为33325.9万元，国外白银输入上海的净额为57999.2万元(54)，但1933年至1935年间上海的银底反而锐减近46％，可见白银在此时段内外流之疯狂。
对于国民政府在币制方面的各项措施，耿爱德也持积极态度。1930年5月6日，财政部下令禁止进口外国银币，以期统一中国的币制，该项法令“具充分理由”。1933年废两改元令下之时，一些外商银行因心存疑虑而表示异议，耿爱德即提出，可在合约中附加关于银元成色的条款，或可要求用国际银市通用的大条银偿还本息款。虽然他的建议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外商银行的利益，但基本着眼点则是赞成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的措施。是年末，银元的使用已经很普遍，“虽外币流入，亦不能动摇其地位”。(55)
总的来看，耿爱德关于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是比较通透的。但是，笔者认为，耿爱德有关上海与内地商埠间银元流通情况的判断与实际不符。在金融界有着丰富经验的某银行家有论云，沪上银元平时流向外埠各地，供商民使用，假以时日，必有部分银元复流入上海，占输出总额的若干；耿爱德则认为大宗银元由沪流入内地各省后，“永存其地，不复流归上海矣。”(56)实际上，银元在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和贸易转运中心的上海与各主要商埠之间流通着，周而往复，季节性很强。1922年至1931年间，全国各地运入上海的银元总量为87648.4万元，而同期上海运往全国各地的银元总量达68542.8万元。(57)因而，流入内地的银元并非不能复回流上海，也不能仅从上海洋底的增减来考察现金的流通情况。对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的存银量，耿爱德曾有估计：国内的银货流通额，包括银元、宝银及银辅币，共计为22亿元，合纯银17亿盎司；民间窖藏的现银及银饰器皿等，约合纯银8亿盎司，总计我国的存银总数为25亿盎司。(58)杨格在他的书中曾引用过耿爱德对中国存银量的估数，但认为可能偏高一些(59)，流通的银质货币总额约在20亿元左右是一个比较恰当的估计。
耿爱德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外籍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专家，对当时中国的币制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和透彻的分析。在甘末尔计划制定之时，耿爱德就提出了自己的关于中国改行金本位制的意见：先着手进行银本位货币的统一，再改行金汇兑本位制，而不赞成采用直接计划。事实上，国民政府在上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币制改革也是这样办理的，可见其眼光独到。在有关中国近现代金融史的论著中，据笔者所见，除《中国货币论》外，鲜有学者引用耿爱德的著述。但将他的关于中国货币金融方面的著述通读下来，不得不谓其智识深远，足值学界重视，也是笔者撰文述之的目的所在。
注释：
①仅见文章如下：[美]孙浩：《中国近代机制币大师耿爱德》，《钱币博览》2004年第4期，第40—41页。[美]孙浩：《中国近代机制币大师耿爱德生平简介——在华外籍人士小传(五)》，《中国钱币》2006年第3期，第89—90页。边仁、周艳杰：《中国早期的机制币工厂——读耿爱德〈中国机制币史〉》，《中国钱币》2000年第3期，第31—36页。
②洪葭管先生在其书中就提到耿爱德是德国人。
③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
④部分内容被译为《浙江省龙洋银币》一文。耿爱德著、钱屿译：《浙江省龙洋银币》(摘译《中国币图说汇考》)，《浙江金融》1987年增刊，第46～49页。钱屿为上海博物馆钱币鉴定专家。
⑤耿爱德著、汪执之译：《一九三五年白银潮流中之中国经济状态》，《交行通信》第8卷第3、4、5期，1936年4月、5月、6月。
⑥内容包括铁路公债、一九三五年之中国国际收支平衡、金问题、银行钞票情况、中国的银行、上海之物价指数等，由耿爱德撰写，谢敏道和沈天定翻译，1936年至1938年间发表于《社会经济月报》第3卷第4号至第5卷第5号。
⑦耿爱德著、穆家骥译：《中国之通货危机》，《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4期，1935年4月。
⑧耿爱德著、倪孝先译：《最近中国发行纸币之沿革(一九○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止)》，连载于《中行月刊》第15卷第6期至第17卷第5·6期，1937年12月至1938年12月。
⑨《中国近代机制币大师耿爱德生平简介——在华外籍人士小传(五)》，第90页。《中国流亡政府试造币》文介绍了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后在1949年至1957年间试铸的各种钱币。
⑩原文刊于《中央银行月刊》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各期中，单行本为《(西侨)中国货币研究会会刊(第五辑)》。有关各省造币厂的内容摘译，参见《中国早期的机制币工厂——读耿爱德〈中国机制币史〉》一文。
(11)邬德华，美籍犹太人，1916年至1930年间定居中国，一生喜好收藏，尤其是日本邮票，还曾向中国贩卖过鸦片。邬德华藏品中的中国钱币也很丰富，耿爱德在书中有所记述。他专注于研究中国铜元，20世纪30年代曾同耿爱德等人组织上海西侨货币研究会，同上海的古钱收藏家们有着频繁联系。他研究中国当十铜元的系列专文被汇编成书，就是著名的《中国当十铜元(The Minted Ten-Cash Coins of China)》，又译名为《中国机制十文铜元》。该书引用的著作多为早期来华传教士所写的，引文对于研究清代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了解当时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实际观感等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史料。该书1972年在美国被翻印，中文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由钱屿先生翻译。此书被认为是中国铜元学术研究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12)《中国近代机制币大师耿爱德生平简介——在华外籍人士小传(五)》，第90页。
(13)蔡受百序，耿爱德原序，《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2页。
(14)耿爱德著、受百译：《中国银币流通史》，《银行周报》第11卷第14至17号，1927年4月19日、26日、5月3日、10日；《世界银市略史》，《银行周报》第11卷第25、26号，1927年7月5日、12日；《中国辅币流通史略》，《银行周报》第12卷第19、20号，1928年5月22日、29日；《中国用金状况》，《银行周报》第12卷第21、22号，1928年6月5日、12日；《中国铸发铜元之经过》，《银行周报》第12卷和23至25号，1928年6月29日、26日、7月3日；《论上海之外汇交易》，《银行周报》第12卷第27、28号，1928年7月17日、24日；《中印间之大条银市》，《银行周报》第12卷第30号，1928年8月7日；《上海之大条银市》，《银行周报》第12卷第31、32号，1928年8月14日、21日。
(15)耿爱德著、倪孝先译：《最近中国纸币发行之沿革(一)》(一九○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止)，《中行月刊》第15卷第6期，1937年12月。
(16)耿爱德著、受百译：《中国的钱票(一)》，《银行周报》第13卷第29号，1929年7月30日。续文连载于《银行周报》第13卷第30、32、33号，1929年8月6、20、27日。
(17)《最近中国纸币发行之沿革(一)》(一九○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止)
(18)《中国货币论》，第2、202、208、244、276页。
(19)《中国货币论》，第89、234、237、413页。
(20)耿爱德著、倪孝先译：《最近中国纸币发行之沿革(五)》，《中行月刊》第16卷第3期，1938年3月；《最近中国纸币发行之沿革(七)》，《中行月刊》第17卷，第1期，1938年7月。
(21)耿爱德、受百译：《去年之滥钞祸国观》，《银行周报》第12卷第17号，1928年5月8日
(22)耿爱德：《中国纸币状况与各国之比较》，《银行周报》第13卷第19号，1929年5月21日。
(23)耿爱德著、受百译：《中国与银市》，《银行周报》第11卷第9、10号，1927年3月15日、22日。
(24)《去年之滥钞祸国观》。
(25)老彭：《中央银行兑现风潮记略》，《银行周报》第13卷第9号，1929年3月12日。
(26)戴铭礼：《论江苏银行发行权之取销》，《银行周报》第13卷第6号，1929年2月5日。
(27)耿爱德、受百译：《国民政府之纸币政策》，《银行周报》第13卷第1号，1929年1月1日。
(28)耿爱德、受百译：《上海纸币及现银准备述略》，《银行周报》第14卷第6号，1930年2月5日。
(29)耿爱德、受百译：《中国外币流通史略》，《银行周报》第14卷第18号，1930年5月20日。
(30)耿爱德：《1928年中国之财政与金融(中续)》，《银行周报》第13卷第11号，1928年3月26日。
(31)洪葭管：《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页。
(32)吴景平、龚辉：《1930年代初中国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建立述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第70页。
(33)金本位制在广义上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狭义的金本位制为金币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亦称“虚金本位制”。国家规定黄金为货币本位，但不铸造和使用金币，只发行具有含金量的银行券。银行券在国内不能兑换金币或黄金，只能兑换成外汇(外汇可到国外兑换黄金)的金本位制。实行这种货币制度的国家必须把本国货币同另一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主要是英镑和美元)固定比价，并在该国存放外汇准备金，通过无限制地供应外汇来维持本国币值的稳定。
(34)耿爱德：《甘末尔币制计划之研究(一)》，《银行周报》第14卷第13号，1930年4月15日。
(35)耿爱德：《甘末尔币制计划之研究(四)》，《银行周报》第14卷第17号，1930年5月13日。
(36)耿爱德述、受百译：《废两改元之前因后果》，《银行周报》第16卷第27号，1932年8月9日。
(37)耿爱德、受百译：《外商对废两改元之态度》，《银行周报》第17卷第14号，1933年4月18日。
(38)耿爱德述、蔡受百译：《去年中国金融商业市况之回顾》，《银行周报》第16卷第7号，1932年1月19日。
(39)耿爱德：《银价问题与中国(1934年2月27日在外侨协会之演说词)》第18卷第9号，1934年2月27日。
(40)耿爱德著、穆家骥译：《白银与中国》，《中央银行月报》第3卷第5期，1934年5月，第929页。
(41)《中国之通货危机》，第786页。
(42)耿爱德著、穆家骥译：《一九三三年之中国(续)》，《中央银行月报》第3卷第4期，1934年4月，第748、753页。1933年4月19日，美国正式放弃金本位制。
(43)戴建兵：《近代银元和铜元铸造数量的一个简略估计》，《中国钱币》2006年第1期，第18页。
(44)耿爱德著、汪执之译：《一九三五年白银潮流中之中国经济状态》，《交行通信》第8卷第3期，1936年3月，第42页。
(45)耿爱德、受百译：《1935年银之回顾》，《银行周报》第20卷第16号，1936年4月28日。
(46)《耿爱德述安定市面之要点》，《银行周报》第18卷第50号，1934年12月25日。
(47)耿爱德：《十年来中国外汇之回顾》，《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3期，1936年第3期，第954页。
(48)耿爱德著、汪执之译：《一九三五年白银潮流中之中国经济状态(续)》，《交行通信》第8卷第5期，1936年5月，第49页。
(49)耿爱德著、穆家骥译：《白银与中国》，《中央银行月报》第3卷第5期，1934年5月，第931页。
(50)《中国之通货危机》，第790页。
(51)1931年我国的进口额为142757.4万关两，出口额为88745万关两。1934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56500万元，进口额为103000万元，出口额为53500万元。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三)》，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3、2189页。《中国之通货危机》，第787页。
(52)《一九三五年白银潮流中之中国经济状态》，第37页。
(53)耿爱德：《十年来中国外汇之回顾(续)》，《中央银行月报》第5卷第4期，1936年第4期，第1140页。
(54)《一九三五年白银潮流中之中国经济状态》，第53页。
(55)耿爱德：《银币之流通》，《中央银行月报》第3卷第9期，1934年第9期，第1881页。
(56)耿爱德、受百译：《论上海与各埠间银元之流通情形》，《银行周报》，第12卷第42号，1928年10月30日。
(57)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十年来上海现金流动之观察(二)》，《银行周报》第16卷第41号，1932年10月25日。
(58)耿爱德述、受百译：《中国存银数量之研究》，《银行周报》第15卷第15号，1931年4月28日。耿爱德：《中国存银数额之研究(一)》,《大公报》1931年5月4日。
(59)[美]阿瑟·恩·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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