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改革的政治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三年前叶利钦刚刚出奇不意地攫拨普京之时，对俄罗斯的前景表示关切的人 们中提出的问题最多的是：普京是何许样人?他的政治生涯是否如同他的若干前任那样 会昙花一现?但三年之后，当人们亲眼目睹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总统如何克服了国 内一个又一个危机，并且在国际舞台上也为俄罗斯赢得声誉时，人们的问题便转为：俄 罗斯是否能在普京总统治下实现复兴?这种复兴将在何时到来?(注：Dannial Treisman:Russia Renewed?,“Foreign Affairs”,Nov-Decemner,2002.)
显然，俄罗斯的复兴取决于普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顺利地推进在政治、经济、安全等 关键领域的改革，而与此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普京将在怎样的政治空间中去构思与 推进改革。
一、历史比较之一：“新经济政策”与1999—2002年的普京改革
在异常复杂多变的俄罗斯转型进程中，有可能对普京改革的前途与命运作出评估的方 法之一是进行历史的比较。历史，从来就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并且，借此以 影响当代。有趣的是，在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当代主要经济学家中，有不少是研 究20年代“新经济政策”问题的专家，如伊戈尔·盖达尔，符拉基米尔·毛等人，他们 虽然曾是推行“休克疗法”的骨干，但他们都有过相当精彩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 的专著。这些经济学家非常容易把当前的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与20年代初期的“新经济 政策”时期进行比较。比如，盖达尔最近提出的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问题是：1999—20 02年普京时期的俄罗斯经济与上世纪20年代初“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经济形势非常相 似。如果作一些比较的话，人们的确可以发现，这两个时期最大的共同点是：
第一，宏观经济刚刚从动荡中得到恢复，并且开始出现了增长。20年代初的俄经济在 一次大战和国内战争时期受到严重破坏，20年代初开始恢复生产能力，而本世纪初的俄 罗斯则是在十余年体制急剧变迁的动荡之后，好不容易开始出现复苏。甚至这两个时期 参与经济增长问题争论的政治角色都十分相似。俄罗斯评论家安德列·皮翁特考夫斯基 认为，一些主要领导人如斯大林和今天的普京对于经济增长持乐观和积极态度，而主管 经济的领导人则相对持谨慎态度，比如1926年主管经济的李可夫和今天的总理卡西亚诺 夫。
第二，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开始进入了政治稳定时期。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初 到30年代中期，还是1999年底普京开始执政的这一段都是历经多年战争或类似于战争破 坏的劫后余生的相对稳定时期。
第三，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初，还是1999年—2002年的俄罗斯都是在激进的制度变迁 之后，又一次面临着新的重大历史性选择的关键时刻。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若干年的 经济增长之后，在当时党内激烈的思想与政治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模 式”的新体制，那么，普京时期呢?是否也孕育着相类似的历史性变更呢?看来，无论是 就个人条件还是体制需要，也无论是舆论环境还是思想的酝酿成熟程度而言，一个类似 于当年的体制重塑过程正在一步一步地展示出来。顺便指出，在2003年3月5日斯大林逝 世50周年的时候，俄罗斯各大媒体出现了一阵“斯大林热”。其中竟也不乏将斯大林与 普京作比较者。虽然多数舆论显然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等同，但对于秩序与稳定的 期盼十分明显地已是人心所向。
虽说，这两个时期前后相距80年，无论就时代条件，还是经济转型本身都已经有了全 然不同的内容，但是回顾这段历史的意义恰恰在于提出了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那就 是俄罗斯如何能够得以既实现类似于当年的经济赶超和飞跃，同时又避免“斯大林模式 ”一类体制的历史性弊端。
针对这种情况，俄罗斯学者安·皮翁特考夫斯基提出了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都存在着 几种历史选择的问题(注：安·皮翁特考夫斯基：《伟人变革的年代》，俄罗斯战略研 究所所长的报告，2002.1.22，莫斯科。)，顺便说一句，强调历史道路的“可选择性” ，不等于说历史可以被重复、或者是可以被重新设计；有时候，在那些被过于夸大的“ 历史不可避免性”或者过于僵化的“历史必然性”之下，似乎再也找不到历史偶然性的 地位，也看不到活生生的人的主动作用。皮氏认为：当时未被实行的一种选择就是在“ 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市场经济的作用，深化与坚持“新经济政策”，同时 运用“相对软性”的权威主义管理方式，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采用类似于半个世纪之后在 东南亚国家实行的做法，也许这是一条通往工业化国家的成功道路。另一种选择就是后 来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所实际选择的道路，这种选择通过国家无条件地集中使用资源，同 时实行政治高压甚至对农民实行政治恐怖的方式，虽然也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工业 化，为建设而后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却留下了要不知多少年才能补偿和挽回 的历史代价与损失。
根据笔者的观察，对于今天的俄罗斯而言，似乎也有三种相应的选择：其一，采取一 种类似于勃列日涅夫后期对待赫鲁晓夫改革的态度。那就是无所作为，听任问题成堆而 不予置理，至少在短时期内当前的俄罗斯执政阶层并没有遇到致命的威胁；而且普京总 统本人在国内又持续地保持着如此之高的民意支持率。其二，恰恰相反，运用短时间内 喷涌出来的社会热情，实行类似于1929年式的跃进，以“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为口号 ，把所有资源重新集中在国家手中，甚至以复兴俄罗斯的超级大国地位为目标来制定发 展战略。其三，可能是最为复杂，也是难度最高的选择，不仅要求以稳妥的方式配置已 有的资源，找到俄罗斯经济加入国际社会的最佳途径，而且要求实行权力与金钱的分离 ，改善国家的管理，要让那些与“寡头”、“家族”没有瓜葛的政治家和专业人员进入 决策阶层，从而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公民社会，以此作为富国强民之本。
虽然，从历史的比较中，人们会倾向于以第三种选择作为俄罗斯发展的最理想路径， 但是值得研究的是，俄罗斯的未来前景将会受制于哪些因素和怎样的发展空间?普京总 统当前所拥有的优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导引俄罗斯复兴的真正动力?也许，其中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怎样的政治管理模式去掌握局面。
二、历史比较之二：法国革命的借鉴
从普京当政以来的政治走向，特别是其相当鲜明的个人政治禀赋来看，普京并不是戈 尔巴乔夫式优柔寡断、崇尚空谈的“理想主义者”，也并不是叶利钦式的以斩断历史的 方式，摧毁旧体制的“造反派”。普京既能从历史中寻找资源，又敢于突破既成格局； 既精明务实，注重实际利益，又具有长远的战略抱负。普京居高不下的民意支持率是对 上述判断的一种证明。问题在于，近来大量涌现的关于对普京民意支持率的重新思考表 明，俄罗斯的观察家们担心的是，如果普京不能把这种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与制度建设 和改善管理相联系，那么很可能会导致普京的任何改革措施会成为这种高支持率的“人 质”，满足于和谐稳定的表面政治景气，受制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
如果，不仅仅从俄国本身历史的轨迹中寻觅其未来可能的走向的话，那么，为俄国革 命所效法的法国大革命的归宿，也许能够为普京新政的前途作一个借鉴。众所周知，法 国革命的整个过程是经历了一个开始激进，中经立宪民主派、吉伦特党人与雅各宾党人 的此起彼伏的激烈抗争，最后是趋于专制的波拿巴·拿破仑接替了政权，虽然在形式上 这似乎是“回归保守”，似乎是走向倒退，但实际上拿破仑至少是在客观上奉行了“法 国革命遗嘱”，把法国革命的真正精髓通过法典，当然也通过征战加以扩张并保存了下 来(注：笔者在90年代中期的一些文章中发表过类似的想法。)。
从法国这场社会大变革的逻辑来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会在1992年之后俄罗斯社会变革 中重演呢?也就是说，10年前俄国政治经济剧变中那些尚无可能在当时被真正实现的市 场经济与民主原则，是否可能在普京时期相对稳定的局面下得到实施呢?尽管，俄罗斯 与法国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俄罗斯并没有欧洲式的市场经济，人文精神，中产阶级 ，乃至市民社会的悠久传统，但是，多少世纪以来学习西方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 俄罗斯提供了接近与仿效西方的某种社会胚基。今天俄罗斯的改革虽说也全然不是法国 18世纪晚期的景象，然而从俄罗斯社会转型中，人们时时可以感觉到理性设计与激情冲 动之间的那种紧张，那种在法国大革命中才显露过的人性张扬和制度缺失之间的深刻矛 盾。进一步言之，虽然，普京总统也不可能再是拿破仑，但是，普京在市场与国家、民 主与集权、用武与节制，言论放开与崇尚管理等相互关系方面所持的兼收包容的态度， 包括他在与西方较量过程中的那种经常是出其不意，逆向而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甚至 就连民众对于他们很相似的几乎狂热的拥戴中，似乎人们又感觉到他与拿破仑的某种暗 合。如果说，普京的上述表现是在他对历史的严肃思考之后，对于现实的一种认真估量 。那么一些在90年代初期曾经是操之过急的变革，是否能通过从形式上看是逐渐趋于集 中权力、建立权威的普京政权来加以保存，就不能不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虽然，俄 国社会变革与制度变迁的内容永远是具有当地当时的特点的，俄国也不会重复法国所走 过的路，但是这也不排斥俄国也可以遵循大体上是激进→稳健→保守这样的发展逻辑， 去续写后改革时期的历史。
三、普京面临的政治机遇与挑战
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半西方化的国家而言，无论是“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前景，还是 “拿破仑式”的政治保守主义轨迹，只有将其未来发展前景置于既定的结构框架中，去 加以考察，才有可能察其端倪。那么在既定结构框架的政治、经济、外交以及思想意识 形态诸方面中，哪一种因素才起关键的作用呢?先来看经济，与政治权利结构的功用相 比，未来10年左右俄国的经济对于民族的复兴而言，恐怕多半是只能发挥局部的，而不 是牵动全局的影响。俄罗斯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受制于外部环境。而在精神领域中 俄罗斯的传统优势，恐怕也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积累与酝酿，才能真正转化为推动 其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政治认同与思想理念，从而重新彪炳于天下。在上述的背景之下， 俄罗斯要取得足以使其国民持续振奋的大国地位，就更可能是有待时日了。虽然，这并 不意味着今后俄罗斯不能象一个大国那样施加影响。总之，看来未来普京改革施行过程 中，政治层面的权利配置会是举足轻重的。对于俄罗斯而言，历史转折关头的焦点向来 就是政治。
那末，俄罗斯的政治空间将怎样去影响和制约普京的改革运作呢?很可能这将首先通过 一连串的政治挑战得以表现。
就普京面临的政治挑战而言，主要将是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以车臣问题 为代表的对国家统一宪政体制与政治合法性的挑战(注：俄罗斯安全战略会议的报告： 《2003年俄罗斯面临的风险》，载于《俄罗斯杂志》2003年3月。)。苏联解体以后，俄 罗斯始终没有彻底摆脱过被再次分裂的危险。车臣问题是导致俄罗斯难以维持版图统一 的最直接挑战，这是俄统一的宪政体制上一个毒瘤。叶利钦时期的“协商性联邦制度” 未能取得成效，一方面是车臣分裂主义势力尚在迅速成长膨胀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还是 受到了国际势力的支持与鼓舞。但必须看到的是，普京执政之后，首先是身先士卒通过 对车臣分离主义实行强硬政策使其嚣张气焰受到阻厄；同时，恰逢“9·11”事件发生 ，美国在与俄罗斯迅速调整关系的背景之下，车臣分离与恐怖主义组织被列入“反恐名 单”，虽然车臣恐怖主义集团多年来一再制造的重大恐怖惨案，对俄社会的稳定造成极 大的危害，但是，这也导致车臣恐怖主义与分离主义势力迅速失去了民心与道义基础， 在全俄范围中处于孤立的状态之中，尤其重要的是普京已形成明确的车臣问题“车臣化 ”的战略构思，未来几个月中，有可能是车臣问题得到有效的，至少是局部解决的一个 重要时期。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将于2003年3月23日举行的关于车臣共和国新宪法的 全民公决。由于这次车臣境内的全民公决不仅事关车臣而且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 因此，俄联邦政府在此之前已经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包括：第一，主管车臣事务 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柯夫在格罗兹尼宣布，联邦政府不排除在俄罗斯政治框架内向 车臣提供实行广泛自治的可能，甚至可能包括签署联邦政府与车臣之间的协议，并且吸 收温和的前分离主义分子进入车臣地方政府；第二，大量削减在车臣境内引起当地居民 强烈不满的了望信号塔；第三，联邦政府首次公布在车臣失踪的公民名单；第四，卡西 亚诺夫总理确认向车臣当地政府转让一批在车臣境内的原属联邦政府的国家联合企业、 国家机构、医疗卫生与教育文化的设施；第五，2003年2月27日，副总理、财政部部长 古特林宣布，在今后几个月中将开始向失去财产和居所的车臣居民发放补偿费用，单是 住宅补贴一项，即达200亿卢布；第六，俄联邦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撤销了原判，同意将 一位被车臣居民认为是滥杀无辜的罪犯的军人送到军事法庭重新审理；第七、中央选举 委员会主席维什民亚科夫宣布，为保障3月23日公决顺利举行，确保选民安全，并同意 “暂时离境者”参选，这实际意味着“为流亡海外者打开了门户。”在这样强大政策攻 势之下，至少车臣局势有望得到缓和。从目前情况看，普京的声望在车臣民众中有所提 升，是一个证明。而车臣局势的可能缓和对全俄联邦而言是挖掉了一颗影响联邦统一的 定时炸弹。
在当代俄罗斯政治中，政党体制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因而，俄国式多党制为 代表的政体所面临的挑战成为普京面临的第二个大问题。
普京就任以来的三年中，俄罗斯政党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俄政党 格局明显形成了以实力与影响为标准进行划分的第一梯队、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这样三 个层级。第一梯队有两个迄今大致旗鼓相当的政党：“统一俄罗斯”与俄共。虽然俄共 迄今保持强劲的基层组织力量和相当稳定的选民队伍，但是，在原俄共领导之一、杜马 主席谢列兹尼奥夫2002年年中从俄共分离，另立新党之后，俄共元气大伤。再加上俄共 意识形态缺乏新意，缺乏年轻一代的有力参与，今年年初的民意支持率跌到29%。与此 成为对照的是“统一俄罗斯”，在原“统一党”联合了卢日科夫、普里马科夫的“俄罗 斯——祖国”这一大党之后，士气高涨、民意上升，明显高于俄共，成为杜马内第一大 党，这一政党明显得到了普京总统的个人支持，绍伊古等党领导人的影响也不断扩大。 俄总统与“统一俄罗斯”的相互支持在决策圈内表现出极大的能量。第二梯队的政党包 括右翼联盟、雅博卢等党派。前者曾与普京总统有过很密切的交往，以其党员多半为权 势人物而著称；而后者近来则从原来的反对派立场转而开始加强与政府协调。第三梯队 包括日里涅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等小党派。无论是第二还是第三梯队的政党都有达不到 选票须占选民5%的进入议会的“门槛线”问题。
显然，政党格局中以“统一俄罗斯”为基础“亲总统”政治力量会是2003年底议会选 举和2004年春总统选举中的主力，在未来政治竞争中，普京胜算的可能性也相当大。虽 然，俄政党运作中仍有一些重要的缺陷，有人认为并不有利于普京的稳定执政，但是， 从长时间看，这些缺陷并无碍大局。比如，其一，俄“政党法”设置了政党参选必先通 过拥有5%选票的规定，虽然此法有意推动政党走向联合与竞争，但是因为右翼联盟和雅 博卢两个政党都因内部因素而有可能达不到登记选举的5%的入门线，这样一来有可能造 成“亲总统党”缺乏可挑选的“兄弟党”而陷于被动。其二，俄政党体制在地区层面上 尚有反被削弱的迹象，以最近的地方选举而论，地方上获胜算的政党领导人往往并不来 自联盟一级大党的代表；地方选举中多半是凭借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吸引选票，较少顾及 意识形态因素，以至于有人惊呼：“政党体制在地方一级已被虚拟化”(注：基涅夫，A .，《政党的缺陷》，载于《俄罗斯杂志》2003年3月。)。但是即使如此，在俄罗斯社 会政治利益非常复杂多样的背景之下，不太可能在可见的将来，立即能出现两——三个 政党包揽事务并且相互之间产生相互竞争的局面。选民对普京总统本人的拥戴仍是一个 任何政党无法取代的基本因素(注：Richard Rose:Putin's Support:A Mile Wide,But Now Deep?载于“Carnegie Endowment”网站2002年10月20日。)。从这一点看，一个 本来包含有竞争含义的政党体制却在俄罗斯成了普京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稳定操控的政治 基础。
第三个问题是寡头与“家族”势力对普京的影响。普京上台之初，曾有“消灭作为一 个阶级的寡头”以及与所有商人“保持等距离”这样的许诺。但三年之后，虽然普京也 有把声名狼藉的家族利益代表阿克肖年科调出中央，后是撤去其部长职务的做法；虽然 也把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赶出国外，但步子依然十分缓慢。所以，不光家族集团的 代表者依然占据着重要的政府职务，而且寡头势力有增无减，甚至大大加快了其体制化 ，机制化的过程。寡头势力依然常常影响当代俄政府政治经济事务的例证是：首先，如 工业和企业家联盟主席沃尔斯基，恢复和保持了由相当部分大企业家参与运作的工业和 企业家联盟，并仗其成为一个享有极高权威的合作组织的地位，与总统经常性的进行咨 询与沟通。与叶利钦时期大有不同的是，寡头集团总体上不再以为90年代初期那样，以 最简单的方法进行掠夺，而是偏重于在高层攻关，在基层收购企业或在地区收买参加竞 选的政府精英。甚至一些寡头还通过改善经营，明晰产权到海外上市，吸引了外资。如 米·霍多尔高夫斯基，通过海外上市使其资产从10亿美元通过膨胀为100亿的巨额。在 这样的背景下，其一，与其说普京是要“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寡头”，还不如说他越来 越多地在寡头之间施展政治谋略。其二，寡头们从规范性商业运作中所获取的巨额利润 ，从某种程度上说提高了他们对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兴趣。正是在这点上，寡头们与 普京希望利用其资金来发展经济的目的之间、以及在稳定现有秩序方面还是存在着共同 点。
最后一个问题，从普京外交调整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心态所产生的挑战而言，的确，如 果调整不当，还可能是普京未来执政生涯中的一个陷阱，因为戈尔巴乔夫，甚至包括叶 利钦时期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9·11”以来的俄外交运作中，包括当前伊 拉克危机的紧张状态下，普京外交基本上保持了“独立不孤立”、“反战不反美”的原 则立场，为国际社会所能理解与接受，也赢得了多数国民的首肯。从迄今为止的民意来 看，总的来说还是支持普京的外交重大调整的。问题是需要观察普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 将其获得的外交影响转化成实际的国家利益与实惠，虽然这是俄罗斯久未解决的一个老 问题。但是，事实上人们也清晰地看到：在以弱旅的实力应对巨大的超级大国，两军 对阵时，本来就不具有太多的空间。
总之，与俄罗斯新经济政策时期和法国大革命所经历的历史轨迹相比，历史提供的是 一种可能性；而对普京未来改革将可能遇到的政治机遇与挑战而言，则多半是指明了这 样一种趋势：左右折冲之下，普京不太可能如同90年代初期那样简单照搬西方式的民主 制度，但也不可能回到帝国式的、或前苏联式的集权模式，比较大的可能是在进一步集 中权力的前提下，在使改革取得实效以及体制化方面继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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