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陈独秀爱国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内涵论文,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3)02-0054-06
如果说陈独秀在其他许多政治观点和主张上，曾经有过反复和变异，那么，在对待国家和民族的态度和立场上，他却是一位终身的爱国者。本文试就陈独秀早期爱国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涵和历史渊源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陈独秀早期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深刻的思维理念与丰富内涵
陈独秀的青少年时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转折中度过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两百多年来斗争最尖锐、变动最剧烈的时期。西方的、东方的帝国主义势力掀起了瓜分和吞并中国的狂潮，使中国迅速演变和形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断成长壮大，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终于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专制统治制度，完成了一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历史变革；而且，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其他劳动群众也都以不同的作用和地位纷纷掀起各种革命斗争和政治变革。正是这种特殊的外交关系和国内政治环境，使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汇集着丰富而深刻的理性内涵。
1.帝国主义国家的瓜分狂潮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险境，陈独秀早期爱国主义思想的首要特点是救国保国、反帝御侮。
从甲午战争至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是陈独秀爱国主义理念逐步树立的时期。在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他对国家的内涵和属性开始有了清楚的认识。他摆脱了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再认为国家是属于皇帝或君王一个人的，而是由土地、人民和主权三部分所组成，民众是国家结构的三个组成主体之一。至于主权，也并不是指封建君主的个人特权，而是指整个民族的独立自主权利。这样，国家对陈独秀来说，不再是朝廷或政府的代名词，不再是一个与自己相距遥远的对立物，而是一个和自己息息相关的政治联合体。
正因为陈独秀对国家概念有了理性认识，所以，在个人与国家、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上陈独秀就有了一个正确的态度。在此之前，少年陈独秀一心为个人名利地位刻苦攻读，但在甲午战争之后，他说：“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1](p55)才知道个人、小家同国家这个大家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1](p55)。
当外国帝国主义肆意宰割我国主权时，陈独秀没有被西方的先进物质文明所迷惑，更没有被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所吓倒，而是以犀利的目光看到了帝国主义的贪婪狡诈本质和中华民族受到的严重危害。认为此时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程度已不同于鸦片战争或英法联军时期，遭受迫害的性质也不再是什么海盗骚扰或边境侵犯，而是对整个民族利益的根本损害。陈独秀说，外国侵略者“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1](27)。他还指出侵略者要想控制中国，并不需要发动大规模战争，只要掌握军事要塞，派驻总督，抓住要害部门，就可以压服中国，强迫老百姓作他的顺民。
《亡国篇》是陈独秀以自己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愤怒声讨外国强盗霸占中国各种主权的战斗檄文。文章首先界定了亡国的含义，指出亡国并不在于人员的更换，也许还是中国人在当官，但是只要主权已经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那么，这个国家就实际上已经灭亡了。文章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主权被外国人剥夺的惨状。他首先指出中国土地被霸占的情况。本来，土地是国家第一件要紧的东西，是尺寸不肯让人的。然而，他说：“我每回北到天津，南到广东，路过外国占领我中国的旅顺、威海、胶州、九龙、香港这些地方，眼见得故国山河，已不是我汉种人的世界，既悲已往，又思将来，岂不是一件可恼、可哭、可惊、可怕的事体么！”[1](p69)接着，他论述了我国利权被侵害的现象，指出：“铁路、矿产、货物，这三样是一国顶要紧的利权。”[1](p69]“但是这些矿产，现在大半都落在外洋人的手里，我看不到十年，中国的金银财宝，都要被他们搬空了”[1](P72)。
至于中国政治经济权利丧失的状况，陈独秀更是痛心疾首，他说：“我中国的主权，已经被东西各国夺尽了，到了今日，我中国那里还算得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呢。”[1](p77)他指出中国的审判权、国防权、收税权、航路权、设官权和货币权等已被外国人剥夺殆尽。以审判权为例，他说：“现在世界各国之中，像这样的‘被领事审判国，只有土耳其和我中华两国。”[1](p77)至于国防权，他说：“你看我们中国的国防，漫说沿海，就是内地的要隘，也听外人随便测量。漫说海口听外国兵轮随便停泊，就是长江里，也是任他出入上下，如入无人之境。长江一带各国的兵轮，你来我往，跑得比中国人还熟些。”[1](p78)中国的收税权也完全被外国人控制。至于官吏设置权，“只有我们中国，无论文武大小官员，只要不如外国人的意，外国人就可以叫中国政府，马上革职或是调到别处去”[1](p79)。至于驻外公使或总税务司，中国根本就无权决定。
正是因为陈独秀清楚地看到祖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紧要关头，因而，他认为要爱国就必须保国，要救国就必须反帝，这样，他就自觉的把自己的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以神圣的民族天职和卫国使命感，全身心的投入到护我疆土、保我中华的战斗最前列。这是青年陈独秀爱国主义内容的第一要义。
2.由于清政府昏庸腐败、丧权辱国，陈独秀主张把爱国与革命结合起来，彻底推翻满清专制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陈独秀把自己的爱国主义同革命反清结合起来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897年冬，他撰写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是一篇在长江军事防务问题上向清廷献计献策的论文，表明他对清政府还存有幻想。在反帝救国与清政府职责的关系上，陈独秀认为不能怪罪中国的皇帝不好，应“改平日骂官之浅见，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1](p15)。到20世纪初，当沙俄侵犯我国东三省，中国政府和军队表现出昏庸腐败无力抵抗时，他的思想很快发生变化，认识到清政府已经成为反帝救国的严重障碍。
1903年5月陈独秀揭露了清政府官员中那些漠视国家权益之徒，说：“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惟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不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1](p16)同年8月，他在逃离安庆来到上海时慷慨赋诗道：“驰驱甘人荆棘地，顾盼莫非羊水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1](p21)这是陈独秀立志革命铲除清廷的誓词，拒俄运动成为他“由维新人士演进为革命者的转折点”[2](p25)。1904年3月31日，当沙俄侵犯东北，占领了奉天省时，陈独秀说，不少人“以为这回中国一定要和俄国打战了。那晓得中国官，最怕俄国活象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占了奉天，那敢道半个不字”。陈独秀锐利地指出，中国富足的矿产为什么会落在洋人手里？其重要原因就是遇上了“中国有这班好总督、好抚台、好总办、好绅士们替洋人出力，黑着良心，将本国四千年来祖传的金银财宝，你一处，我一家，私下里送了外人。这一班忘八羔子，在外国倒算是些忠臣孝子，在中国岂不是个大大卖国的汉奸么”[1](p73-74)。他义愤填膺的痛斥了这些民族败类。
陈独秀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影响，与传统的封建国家观念划清界线后，开始觉悟到要救国保国就必须铲除封建专制政体，把爱国与革命、反帝与反满完全结合起来。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的爱国内涵已经完全排除了封建帝王和军阀政府，他说：“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盖以此国家，此社稷，乃吾君祖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此欧洲各国宪政未兴以前之政体，而吾华自古讫今，未之或改者也。”[1](p113)他一语道破了中国自古至今的政权其反动实质是牺牲人民福利维护特权阶级独裁统治。
陈独秀在比较了东西两类国家的性质之后，一面肯定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进步性，一面揭露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指出：“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积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业，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余。几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其国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祥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他进一步分析道，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过昵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1](p114)。因此，他认为，如果这个国家不是为民谋利之团体，而是一味蹂躏和欺压广大民众，那么，这样的国家，国人不热爱不维护也未尝不可。如果对这些残害人民的屠夫蟊贼还要效忠和保卫，岂不是十分荒唐和滑稽的事情吗？
正当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国内政治形势极为黑暗的时候，陈独秀在悲观失望而又愤激满怀的情绪中内心十分痛苦，他的思想难免要走向某个极端。1914年6月陈独秀在历数了国内百政俱废生机断绝的惨状之后指出，“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3](P2)。1914年11月10日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其政治观点出现误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不是爱民而是残民，那么，这样的国家还不如外国人来统治的好。他以朝鲜、土耳其、墨西哥等国为例说明，这些国家在外国人统治时，国内的情况还要好些。他说，中国的经济、政治、民情既然如此之糟，还不如被外国人统治当亡国奴好。他甚至说：“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1](P118)这种论点显然是不妥当的。可是如果我们把陈独秀的整个政治观点和体系综合起来看，这显然不是他的主导思想和一贯思想，这只是反映陈独秀救国心情的急切和执著。这些论见当时就遭到一些读者的批驳和非议。同时强烈的追求与深切的认识，使陈独秀的思想不久就进发出永照千秋的真理火花。
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群众斗争风暴中，陈独秀受到莫大的教育和激励。他认识到，中国能否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移植过来，是关系祖国前途兴衰存亡的关键问题。1916年2月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表明他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颇为成熟和自觉的程度。他不但把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分为学术上的觉悟、政治上的觉悟和伦理上的觉悟共三个阶段；也不仅把政治上的完全觉醒归纳为多数国民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认为“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1](p178)，尤为可贵的是他最后还提出了一个伦理觉悟的问题，也就是彻底铲除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的问题。他认为伦理思想首要的是政治伦理思想，它直接主导着政治制度和政权机构的性质与模式。他说：“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1](p179)它的根本含义就是崇尚“别尊卑明贵贱”的阶级制度。纲常名教说与民主共和制是不能并立的，“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1](p179)。陈独秀认为西方文明传入中国后，中国有了学术觉悟和政治觉悟还不够，必须要有伦理的觉悟，“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p179)。陈独秀在这里揭示了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所必须要经过的不可逾越的几个阶段。这是陈独秀爱国主义理论的重大升华。
3.由于看到国民性质的优劣是左右国家兴衰荣枯的重要因素，陈独秀决心把爱国主张与改造国民性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谣、民智、民力在救国中的伟大作用。
陈独秀在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反复思索着东西国家形成兴衰荣枯反差的原因，他发现国民性质的不同是影响民族前途的一个主要因素。他有时把皇帝不好、军队不行和经费短缺等原因都摆到次要地位，他说：“依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1](p80)他认为中国人性质中最大的缺点，是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他说：“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国者，皆云中国人无爱国心，只知贪生畏死，虽如何辱之，彼以不敢反抗，即瓜分之，中国人决不敢多言。”因此，他决心启发与开导民众的爱国思想，把提高国民觉悟作为增强爱国力量的主要途径。
怎样才能把民众的爱国思想充分调动起来呢？陈独秀认为必须纠正存留在他们脑子里的错误思想。当时，他认为有两种思想应该批判。是“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他说：“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顶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1](p81)那些当官的，对于怎样为民除害，怎样为国兴利的事是决然不去想的。他们“一生所筹画的，不外得好缺弄钱回家买田做屋，讨小老婆生儿子，儿子念书发达，女儿许配财主婆家，这些事都无非为着一家”。“至于士农工商各项平民，更是各保身家”[1](p81)。二是他批判了那种“只信天命不尽人力”的思想。他说：“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哪还有怕外洋人欺负的道理呢？”[1](p28-29)他认为所谓“穷通祸福，都是天定”“万般由命不由人”等说法，都是错误的，指出万事全靠人力做成。
陈独秀不仅批判国民的错误思想，而且批判国民的孱弱性格。他认为我国国民的严重弱点之一是没有抵抗力和斗争性，说：“吾国衰亡之现象，何止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1](p152)他说有位日本人著文嘲笑中国人，言道：“彼等但求生命财产之安全，其国土之附属何国，非所注意。其国为历代异姓革命之国也。其国王之为刘氏或李氏，乃至或英，或俄，或法，一切无所容心。”[1](p152)他尤为痛心那些国人标榜的所谓贤人君子，“一遇艰难，辄自沮丧：上者愤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嫉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沈”[1](p153)。他痛心地叹息道，如此消极、脆弱和颓唐的国民性质，当亡国贱奴就成为铁案了！
陈独秀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不断深化，认为不仅要改造国民的思想和性格，而且要改造国民的品德。1916年10月发表的《我的爱国主义》是他的这种观点系统形成的标志。他认为中国的危亡主要不是在于外部强敌和内部独夫，而是由于民族公德私德之堕落。虽有少数爱国忠勇烈士的义举，但对于庞大浩瀚的救国大业来说，是不能取得根本效益的。“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火自灭也”。“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变”，也就是说，要培养人数众多的忠勇爱国志士。
陈独秀所以会把自己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既是出于爱国救国愿望的强烈激励，是对民国建立前后少数革命志士单纯反满、反袁、反段而失败的反思，更是对沉睡于梦中的国民需要觉醒和自我认识的急切呼唤。
二、陈独秀早期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具有广阔的社会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渊源
陈独秀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远的社会历史渊源。
1.陈独秀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和熏陶。
陈独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清末秀才，他对我国几千年丰富而优秀的文化遗产有深刻的了解和研究。青年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采取全盘肯定、盲目继承的态度，而是抱着审视的眼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虽然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儒家孔孟伦理道德，但是却认真地、细心地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民主精华。他在《中国历代的大事》一文中，就曾经颂扬过成汤废黜夏桀、武王推翻汤纣、周召二公十四年共和与周宣王复兴王政的光辉业绩，认为这个时期的君主和大臣能够顺天应人，施行德政，采取爱民重民的各种主张，所以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上国泰民安共享太平的政治局面。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有统一有分裂的历史过程。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境的稳定，历史上产生过不少救国保民的英雄人物和豪杰志士，谱写了许多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如战国时期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陈独秀就十分景仰，认为他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他对屈原热爱祖国关怀民众的高尚情操和对强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倍加赞扬，指出：“古之人情之盛者，莫如屈平，愤世化国，至于自沈。”[1](p113)陈独秀还在《论戏曲》一文中列举了荆轲、聂政、张良、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史可法、袁崇焕等十几位人物，认为他们的事迹，正是教育人民、有益风化的好资料。他说：“这班大英雄的事迹，排出新戏，要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真是与世道人心，大有益处。”[1](P88)这里，也恰恰反映出这些古代人物的品格和精神哺育和塑造了青年陈独秀爱国主义的思想和灵魂。
1905年初，陈独秀“与芜湖安徽公学的体操教员柏文蔚、该校师范班学生常恒芳共同发起组织岳王会，效忠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反对清廷统治及外国侵略”[4](p37)。他们把岳飞的名字作为团结同志鼓舞斗志的一面光辉旗帜。郑学稼写道，柏文蔚曾回忆说，他们的爱国组织为什么要以岳飞的名字命名？其原因在于“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此种组织，陈仲甫、常恒芳皆最重要分子也”[5](p91)。
2.陈独秀从世界各国特别是从欧美文化中吸取爱国主义的思想精华。
由于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和五次东渡日本留学期间系统学习了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全面的了解。他看到西方人的性质、品格与中国人迥然不同，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强大兴旺的重要原因。他高度赞扬外国人的爱国精神，说：“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1](p15)“再看那英、法、德、俄等国，人人都明白国家是各人大家的道理。各人尽心国事，弄得国富兵强，人人快乐，家家荣耀。”[1](p56)他分析西方国民为什么这样爱国？其原因就是因为西洋各国民众，国家思想，极其发达。那班有学问的人，著出书来，讲述国家的道理，名叫做“国家学”。
陈独秀的爱国理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出现新的转变，也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1914年底陈独秀著文指出，国民光有爱国心不行，还应该有自觉心。他认为欧美国家人民为什么会有爱国心？就因为他们还有自觉心。他们懂得自己国家的目的和情势，认定自己的政权是民主共和体制，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团体，固而爱国思想比较强烈。
陈独秀还以爱国心与自觉心结合起来作为准绳，对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爱国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衡量与判断。他认为德、奥的爱国主义与塞、比的爱国主义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爱国主义。以德国为例，它虽然是立宪国家，然而，其人民被德国皇帝所欺骗，与俄、英结怨争雄，“美其名曰为德意志民族而战也，实为主张帝王神权之恺撒之野心而战耳”[1](p114-115)。以塞尔维亚和比利时为例，他们的战争则是因为外人侵犯了本国的自由不得不迎战。“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帝国主义也”[1](p115)。
陈独秀非常赏识西方民族的性格与品行。他认为“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1](p165)。“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1](p165-166)。他尤其称颂外国名人的抵抗力和斗争性，他说：“拿破仑有言曰：‘难’字，‘不能’字，惟愚人字典中有之，法兰西人所不知也。”“岩崎氏者，以穷汉而成日本之第一富豪，其死也，卧病数十日，未尝一出呻吟之声；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幸福事功，莫由幸致。世界——战场，人生——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1](p154-155)。可见，西方的进取思想和积极因素成为陈独秀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
3.陈独秀从频繁展开的反帝爱国战争和爱国政治运动中得到激励和鼓舞。
陈独秀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是他亲身经历了当时的爱国战争和爱国政治运动，既有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爱国义举的影响，又有拒俄、抗法、反美和争取路矿权利等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教育，在这样紧张激烈的社会环境和浓厚的爱国氛围中，陈独秀的爱国思想和情感日益深刻和强烈。当他目睹了沙俄侵犯东三省的罪恶行径时，愤慨地说：“诚如是约，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1](P14)正是这些情势孕育和催化着陈独秀的爱国激情。
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救亡图存、维新变法运动对陈独秀的影响尤为巨大。他曾经回忆说：“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1](p214)辛亥革命对陈独秀的激励和鼓舞更大。虽然他在日本时一度对孙中山的排满主张抱有疑义，但是，当武昌起义的反清革命旗帜充满着鲜明的爱国色彩，沉重的打击着清政府的太上皇和后台外国帝国主义，又直接攻击着压迫汉族几百年的满族封建专制独裁统治时，陈独秀义无返顾地投身到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反袁斗争的汹涌激流中。
以上是我们对陈独秀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和渊源的初步分析。研究陈独秀的爱国思想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学术工作。它不仅使我们对陈独秀前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整个政治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也不仅使我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和国际环境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爱国主义这个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何等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凝聚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志士和进步分子，是怎样充满炽热情感和浩然正气，怎样具有睿智目光和顽强毅力，为国家和民族，去艰苦抗争，去流血牺牲。他们是维护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葆繁荣的华夏精英，是履行爱国主义天职的杰出代表。我们和一代代的后人，将从中得到无穷无尽的精神营养和思想动力，这对于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也会产生积极的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