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的新贡献_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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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盛会。十六大报告作为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在明确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是以对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即历史方位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为前提的。

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历史方位,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自1957年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我们所取得的一切重大胜利和发展,其前提都离不开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方位;而一切重大迷误和失败,其症结也都同在历史方位问题上的偏差和失误密切相关。只有找准坐标,准确定位,才能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毛泽东、邓小平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确立,说明以江泽民为首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探索成果,而且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贡献。

我们党的历史证明,认清历史方位,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既至关重要,又并非容易。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1957年前后,他曾经把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建成”作了区分,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1](第7卷,P214)社会主义的建成还需要10-15年的时间;而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则还需要50-100年的时间。这说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时间长短的认识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他未把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经典社会主义加以区分,而是把经典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如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做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一认识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以速度为灵魂的“大跃进”运动。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时间虽然很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建设速度可以放慢,时间长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低,路程远,而正因为这样才不能有半点懈怠,相反的是需要放开脚步,加快速度。应当指出,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运动伊始,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并没有改变原有的认识。但当他“多快好省”的要求(实质上是“高速度”的要求),引燃了全国人民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并激发出难以抑制的主动性,创造出令人为之振奋的“奇迹”的时候,他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开始失之谨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恐怕用不了原来估计的那么长时间,甚至共产主义的实现在我国也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从而陷入了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使毛泽东头脑冷静,重新回到现实中来。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可能还要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2](P240)这一认识贴近了中国实际,是一束可贵的思想火花。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的最初萌芽,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思想未能得到坚持。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尽管仍认定“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其根据已不再是“不发达”,而是因为“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引入了误区,其结果是造成了十年“文革”的严重动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空前未有的严重损失。

面对毛泽东探索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从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漫漫长河中去寻找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定位点。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第3卷,P3)这是他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那么“中国特色”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一个地域概念。然而我们综观邓小平的诸多论述会发现,他实际上更多的是把“中国特色”理解为一个时间概念,即认为“中国特色”最根本的是体现在“发展阶段”上。1987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3](第3卷,P225)显然,这里所说的“不够格”是以经典社会主义为参照物的。不错,他确曾不止一次地讲过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但这终归只是表象而不是根源。如果同经典社会主义相比照,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说到底是因为缺少一个发展阶段,即缺少一个用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去耕耘改造自然经济荒漠滩涂的历史过程。因此,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3](第3卷,P252)沿着邓小平的这一思路,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历史定位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4](P27)在历史定位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它因未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本质上是未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阶段)而缺乏经典社会主义所具备的丰厚物质经济基础,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向“够格”的社会主义迈进创造条件。十分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完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了正确的定位,成为党制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了实现基本路线规定的战略目标,邓小平还提出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率领全国人民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做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第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作了五个方面的概括,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困、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五个方面主要是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党的十三大之后,经过1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进程特点的认识更加深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从九个方面作了更加全面的概括,除去经济方面,报告还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就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扩展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人民生活状况变化、地区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自我完善、人们的精神状态和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等方方面面,因而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趋于完善。由于对基本国情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对在初级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思路就更加具体清晰。于是,党的十五大制定了内容比基本路线更加详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使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从基本目标到基本政策全面展开,更加具体,更加便于操作。基本纲领的制定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新拓展。

第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概念作了区分,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丰富的内涵。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相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都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加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根深蒂固的小生产意识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这些都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明确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年之后,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这说明我们党对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艰巨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这种不断深化的认识是我们突破不合时宜的僵死观念,制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基础。江泽民不仅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也有了新的、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概念作了区分。如前所述,邓小平比较多的是从时间的意义上,即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去阐发中国特色,也就是说我们当前所实行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之所以不同于马克思的经典社会主义而具有中国特色,说到底是因为我们目前处在一个马克思所从来没有讲过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一句话,特色来源于“不够格”。因此我们可以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为同一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在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概念作了区分,他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4](P30)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有了明显的扩大,即社会主义不仅在其初始阶段,而且在整个的历史发展阶段中都具有中国特色。这样,所谓中国特色就具有了时间和空间全方位的意义,使邓小平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同时,这一新的论断也说明我们党是站在更加宏观的高度,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观察、审视、认识和把握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三,在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同时,深刻阐述了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2000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实现国家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历史长过程,总的目标是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长过程中,我们已经历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还要继续经历若干个具体的发展阶段。”[5](P419)这一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进一步微观细化的思想在党的十六大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进入新世纪之际,也是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开始之时。以江泽民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把第三步发展战略分解为三步,即第一步,到201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定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处于初级阶段;第二步,到2021年建党百周年之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达到较高阶段;第三步,到2049年建国百周年之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新世纪头20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六大把这20年称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在坚持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将发展阶段进一步细化,提出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第三步发展战略同前两步相比,时间要长得多,它的奋斗目标与前两步相比更为宏观,因而实践起来其可操作性就远不及前两步发展战略。而党的十六大将50年的奋斗目标再细化为更小的发展阶段,不仅目标会更加清晰可见,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实现目标的可操作性。其二是将新世纪的头20年划分为一个阶段,也是因为这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前,新一轮现代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浪潮,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世界格局处于大变动之中,这给中国发展提供了大环境、大舞台、大空间。在这个世界格局大变动中,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动力不足、势头不旺;东亚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的困扰。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中,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东方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头号大亮点、头号发动机、头号大市场、头号致富源、头号外资投资对象,从而有了上一个新的大台阶的大机遇。在这一关键期作出的历史抉择,将深刻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与世界历史地位。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势头如果至2000年就此止步,那么就只能以三流国家融入世界体系;起飞势头持续到2010年,中国将以二流国家融入世界体系;如果能把起飞势头持续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就有可能跃居世界一流。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图振兴,求发展,打下新世纪发展前进的牢固基础,奠定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同时也为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创造必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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