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之后的财政治理：公众参与和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效率改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地方政府论文,中国论文,效率论文,公众参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4)07—151—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增长也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降低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改善。这种现象被郑永年等政治学者称之为“发展的GDP主义”，即国家的发展主要以GDP增长来衡量，公共政策的制定也以此为依据(王绍光，2007；郑永年，2010)。相关研究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改善的不一致，会随着经济发展自发解决，收入差距、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只是处于“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期(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相反观点则认为，“库兹涅茨曲线”拐点不会自发到来，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上的缺失，是造成现有问题的根源(张军，2007；傅勇，2010)。尤其是1994年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官员处在“GDP锦标制”晋升压力下，导致了地方公共支出的“GDP主义”偏好(周黎安，2008)。那么，如何在制度设计上，让政府更加关注民生福利改善？现有思路一方面是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更多引入民生性指标(马国贤，2008)，这种思路被称作“去GDP主义”；另一方面是从外部“社会资本”构建出发，推动现代公民社会形成，通过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制约官僚的“GDP主义”倾向(蔡定剑，2009)。国外相关研究在治理结构、公众参与影响政府财政行为方面积累了较多文献。但国内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公众参与对政府财政行为的影响。本文考察2003年后中央政府发展战略转变、对地方政府评价机制改变、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兴起对地方公共支出决策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财政分权以后政府公共支出行为变化的制度背景，而且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关系提供了实际证据。 本文首先基于公共治理理论，对政府治理、公众参与及政府财政行为的研究及中国的改革实践进行梳理，构建了三个研究假设，通过设置虚拟变量，考察2003年前后中央政府发展战略转变和新的地方政府考评机制建设，是否起到了财政行为的“去GDP主义”激励作用；通过收集省际的互联网网民数和报纸媒体数据，验证具有互动和反馈参与功能的互联网发展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影响是否强于传统形式，比较了互联网与NGO组织对政府支出效率影响的差异；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公众参与形式的互补关系。有别于以往研究，本文的创新工作体现在：采用F
re & Grosskopf(2009)的动态Malmquist指数，修正了张军、陈诗一(2008)省级财政支出效率方法处理中的公共产品的多期积累问题，发现了政府公共支出在2003年的时间断点，指出其背后的中央政府战略转变和地方政府评价机制转变的制度背景；采用反事实分析和IV Panel Tobit验证了不同形式的公众参与对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影响差异，指出具有公民意见汇集和意见反馈功能的互联网形式确实对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产生了影响。这在以往研究中尚不多见。 二、公众参与式公共财政理论发展与研究假设 1.财政分权的局限与参与式公共财政理论发展 财政分权理论自身发展最终指向了公众参与。自Tiebout(1956)的开创性工作后，众多文献强调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信息优势(Bish & Ostrom,1973; Ostrom,1997; Inman & Rubinfeld,1997; Bardhan,2002)。但分权本身并不足以在根本上解决尼斯坎南(Niskanen,1971,1975,1991)指出的官僚政府的自利行为，强势利益群体与官僚体制阻碍了公共产品和经济权利的均等化。实践也印证了这一观点，20世纪60年代后，一些国家进行了财政分权改革，但伴随全球化和公共服务的私营化，改革反而加剧了不平等和贫困群体社会边缘化(Cox,1997,2001; Bardhan,2006)。 新财政分权理论指出，单纯分权不可能成为完美制度设计，分权后公众参与的作用尤其重要(Weingast,2001; Osmani,2008; Przeworski,2008)。到20世纪80～90年代，新政治经济学也关注政府财政行为与政府治理的关系，Persson & Tabellini(2003)总结了这一时期选举投票制、政党代理制和不同议会制下政府经济政策和公共产品提供的影响，指出在不同国家间，政治权利分配的差异决定着政府的税收行为和支出决策。此后，Persson,Roland & Tabellini(2005)对比例代表选举制和多数选举制下政府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不同选举形式导致政府的不同财政政策，比例代表制比之多数选举制政府花费较少。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了代议制形式下公众参与对财政决策影响，较少考虑公众直接参与的作用。 公共财政领域中对公共直接参与领域的关注，要归结于现代社会学理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讨论和拓展。自Putnam(1993)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围绕着“公民间信任”和“社会网络化”形成了系列文献(Wellman,2001; Sabatini,2005; Woolcock,2010; Howard,2011)。其中，Sabatini(2005,2009)采用“邻居交往次数”等微观证据验证“社会资本”在社区层面的形成，并证实社会交往网络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行为的影响。不同于David(2004)、Alexander(2007)对传统媒体(广播、电视)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关系的研究，社会网络理论中对公众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参与公众决策格外关注(Shan,2001)。 2.财政分权后的“去GDP主义”治理变革与公众参与影响财政决策的实践 中国1994年的财政分权实践为财政分权理论增加了新的案例，分权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起到了正向激励作用，正是这种正向激励，成为21世纪10多年来中国GDP快速增长的基本制度背景(张军，2007)。但分权同样带来了负面效应，与分权伴随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化、地方产业同构与过度投资、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耗竭性开采等，均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背道而驰。张军(2008)在其研究中指出，增长与分权是“两难选择”，分权化的权威组织框架里很难找到治理分权负面效应的方案。分权后，地方官员在缺乏横向监督机制下，更易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在公共决策中损害公共福利(吴一平，2006；周黎安、张军，2008；傅勇，2010)。国内相关研究的政策含义实际指向了公众参与和横向监督，以保证地方财政决策体现公众福利改进意愿。 在意识到分权后的发展问题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中加入了民生性指标、环境治理指标，强化“去GDP主义”的制度安排。2004年，国家人事部组织了《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设计，并在市(县)地方政府评价中试点推行(陈汉宣、马骏、包国宪，2011)。来自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转变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应产生直接影响，这一效应在现有研究中还缺乏反映。 财政分权后，另一值得关注的改革是地方预算中引入的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地方财政支出决策，在国外相关理论和实践形式丰富，在国内的改革中也被较早地关注。2003年的“非典事件”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这一年被称为“公众参与元年”(蔡定剑，2009)。参与式公共财政决策的试点改革也开始于这一年前后，2001～2002年间各省区纷纷出台《预算监督管理条例》，就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的质询、公众听证机制进行立法探索(赵雯，2008)。此后，以“参与式预算”为核心的公众参与模式开始在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决策中试验，上海徐汇区、焦作模式、温岭模式、哈尔滨试点等都取得了很大进展(贾西津，2010)。 同时，新媒体技术在日益改变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方式。国外文献对社会网络影响政府决策的相关研究已较多，在我国同样存在着现实对应。作为社会网络现代技术形式的互联网(尤其是2002以后WEB2.0)，不同于传统媒体在于，其提供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了公众就公共事务的辩论、监督、反馈评价平台。在缺乏代议制传统下，通过网络辩论，公民会逐步形成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意识和行为规范。 从国外经验看，非政府组织(NGO)也是公众对政府决策施以影响的渠道之一(Plummer,2000)。国内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团也正逐渐成为参与公共产品决策和服务的新力量(高琳，2009；马骏等，2006；蔡定剑，2009)。民间研究机构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如天则经济研究所、传知行经济社会研究所、三味书屋、自然之友等，对政府公共政策产生有力影响(俞可平，2007)。在2003年以后NGO数量同样快速增长，按照《中国民间组织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1.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8.2万个，基金会1597个。这些组织对公共财政决策领域的影响有时更为直接，如吴君亮创办的公共预算网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政府(广东、福建)预算公开。通过现实观察，可以看到非政府组织同样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3.本文的主要假设 根据国外的现有研究及中国的实践，若认定公众参与对政府财政行为发生了影响，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影响有多大？近年的公众参与是否不同于传统监督反馈机制？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前提是“公民社会”的形成，即公众有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意识和能力。本文采用互联网作为“社会资本”代理变量，考察对公共支出决策的影响，目的在于强调公开辩论和政府决策反馈机制是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1994年财政分权以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在2003年后可能存在改善，这是受中央政府发展战略调整、公众参与地方公共决策的加强、地方财政收入改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中央的“去GDP主义”发展战略调整应是主因。
：若近年来政府支出效率存在改进，主因可能源于全面的公众参与，不同于传统媒体监督，公众参与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双向信息互动。
：国内非政府组织对于地方公共决策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与政府的可控资源存在互补关系。 三、政府财政支出效率测度 1.动态Malmquist指数测算 非参数有效前沿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广泛应用于生产效率的测度(Charnes等，1989；Seifen & Zhu,1998)，且近年应用已拓展到服务机构(如医疗、教育、金融)效率的评价(Balaguer,2007; Avkiran,2009)。在国内，政府绩效测度是DEA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如对省级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公共卫生支出效率、政府综合效率评价等(陈诗一、张军，2008；刘振亚等，2009；王伟同，2009)。但以上应用并没有讨论DEA方法的适用性及敏感性，以至于方法相同，研究结论却差别很大，如张军、陈诗一(2008)与王伟同(2009)的研究比照，前文测算的2005年财政支出效率，上海、北京、江苏的效率得分较高。而后者的结果，北京、上海和江苏的效率得分却很低。 当DEA方法应用到非生产组织(服务机构)时，投入和产出很难定义(Avkiran,2009)①。此外，Cooper(2011)指出，决策单元所处环境因素的异质性，对于非货币性投入产出加权权重的选择也会导致结果差异巨大。当投入产出是一个连续过程时，每期效率测量采用存量或增量指标也会影响结果。针对多期的投入产出问题，当前期的产出作为下一期的中间品投入时，
& Grosskopf(2009)则提出了动态Malmquist指数。对于一期的生产函数： P(x)＝｛y∶x｝ x为投入向量。 定义距离函数为：
如果y在有效前沿上，则λ等于1。
(1994)采用四步线性规划的方法，获得Malmquist指数为：
& Grosskopf(2009)采用动态Malmquist累积指数测度了26个国家1975～2002的生产效率。本文采用该方法测度的省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累积效率，弥补了以往测度结果时间不可比的缺陷。 2.省级财政支出效率测度 本文测度财政支出效率主要指标，采用了张军、陈诗一(2008)的体系，但在涉及基础设施指标时，本文增加了人均公路里程数，并采用了PCA(主成分分析)进行了总指标加权。研究数据以省级为单位，实际中，财政支出项目包含了省本级和下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即结果体现了省级及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图1给出了本文测算的累积Malmquist指数效率得分，从中可以看到几方面的变化：(1)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省级财政支出效率保持了高水平，这体现了较少的财政支出确实提供了较多公共产品，也可能与当时企业办社会有关，即对公共品的投入不仅来自财政资金；(2)1994年之后至2003年左右，各省份的财政支出效率呈现了明显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与张军、陈诗一(2008)的计算结果差异很大。原因在于，其计算过程只是考虑了当期个体相对有效前沿的效率得分，不具有时期上的可比性；(3)2003年后，各省份财政支出效率出现了快速提高。但东、中、西部省份走势有所不同，如山西、内蒙古、贵州、陕西等省份在2003年以后效率得分持续下降，河南、湖北等省份持平，而东部浙江、山东等省份呈现上升趋势。但中部省份也存在差异，湖南较之河南省的财政支出效率提高较为明显。这种聚类效应并非完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图1 各省份财政支出效率的累积Malmquist指数 注：因重庆市和海南省分别在1997年和1988年才独立为省(市)，所以，在计算效率得分时忽略了这两个省份。对于四川的数据，本文将1997年的各指标在四川省与重庆市之间做了按人口的加权平均。 通过图2对全国的Malmquist指数的分解可以发现，1994年以后规模效率和技术配置效率(纯技术效率)都出现了下降。但2003年后，政府在公共产品间的配置效率(纯技术效率)得到了提高。而技术进步效率在1994年后持续上升也是导致2003以后Malmquist指数上升的原因，这反映出公共部门效率提升。以往研究认为，1994年分权改革造成地方政府财力下降，缩减民生支出造成支出效率降低。但很少关注2003年左右财政支出效率出现的上升现象，也未提供背后的解释机理。
图2 累积的平均规模效率、技术进步效率、纯技术效率(1982～2008) 四、公民参与在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变化中的作用验证 1.计量经济模型与变量选择 针对以上提出的假设，为探寻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在2003年发生趋势变化的原因，本文采用Panel Tobit模型对以上假设进行验证。经过效率得分经验观察②，有的年份效率得分接近或超过1。所以，设定Tobit模型右截断上限为1，得分低于0.6的省份一般为无效率，因此，模型采取双向截断形式为：
其中，政府行为变量用
表示。首先，反映政府GDP赶超努力的财政支出倾向。采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出作为代理变量。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工业化初期为推动落工业化和城镇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必要的。但在缺乏公众参与和横向监督机制下，地方政府为获得GDP竞赛胜利，往往盲目扩大财政生产性支出，进而带动私人投资，形成巨大的过剩产能；其次，反映政府的自利行为倾向。采用人均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和人均政府消费支出作为代理变量。两个变量反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由于包含了“三公费用”(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派出国考察)的内容，也可体现出政府的自利倾向。例如，在缺乏信息公开监督下，政府采购物资的价格长期高于市场平均价格，这体现了官员通过行政部门采购提高自身福利的倾向存在；第三，反映政府腐败程度。吴一平(2008)采用了“贪腐贿赂案件立案数”来表示腐败程度，实证分析支持了分权加剧了腐败的结论。在研究结论中，其指出对官员收入公开监管制度可能是未来的改革措施，但文中并没考虑推动监管和改革的动力何在。相关的数据来自《中国检察统计年鉴》和2002年以前的《人民检察院工作年报》。
表示公众参与变量，用来反映公众参与在近些年推动政府公共财政决策透明化、效率化的作用。如前所述，相关的变量包括参与主体数量的增加和渠道的拓宽。涉及参与主体变量，本文使用非政府组织(NGO)数量代表民众参与组织数量增加，数据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涉及参与渠道变量，1994年之后，中国互联网数量和网民数量以指数形式递增，在1994年后的回归模型中，本文采用了网民数量占该省份人口比例，作为公众参与渠道的拓展，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1997～2008)，这一指标在国外相关研究中已有广泛采用(Wellman,2001; Rodrik,2005; Rothstein,2007; Sabatini,2009; Howard,2011)。此外，媒体产业化以后带来的数量和开放程度的增加，都改变和影响了公共信息和舆论的传播，采用《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分省份报纸出版总印数(万份)与分省份人口比值代表这一趋势。
代表一定的不可控变量，在现有研究中，认为分权前后对政府支出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因此，主要控制变量选择了人均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用来反映政府的财政能力，尤其对于预算外收入，往往并不与公共支出相联系，而与政府的个人消费和投资相关。如王志刚、龚六堂(2009)研究认为，随着逐步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东部地区在分权以后非税收入出现降低趋势。在回归以前，并不能确定其对财政效率的影响关系。其他如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代表地方财政需要供养的人口及集聚程度，一般而言，人口密集有利于公共支出效率的提高；采用贸易开放度来代表各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FDI表示外资的进入程度。人均预算收入、人均预算外收入、人均政府消费、人均政府管理费用和人均政府投资以及FDI和贸易自由度都是非平稳变量。为此，对原始变量进行了一阶差分后计算了增长率。 2.回归结果及分析 图3给出了互联网普及率与政府财政效率之间的分省份关系。图形与现实较为一致，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如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天津等，其社会开放程度也较高，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诸如政府预算之类的信息，进而通过舆论对政府决策形成影响。如在北京仅2007年下半年，有34.3％的北京网民访问过政府网站。因而，互联网普及率与财政效率呈现明显正相关趋势。但在西部地区这一关系并不明显，一方面，是互联网本身普及率低，如贵州2008年年底互联网普及率(网民占人口比例)仅为11.5％(北京这一比例是60％，上海这一比例是59.7％，广东是48.2％)；另一方面，互联网并不一定直接带来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积极性的提高，公民意识和教育程度都是制约因素。
图3 效率得分与网络普及率的散点图 针对上文假设，首先，关注1994年和2003年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1994年的分权大约带来了0.05个效率得分值的下降，而2003年虚拟变量带来了效率得分值约0.1的提升。如假设H[,1]所反映，如果说1994年的变化主要于财权上移所致，2003年的变化则源于中央“去GDP主义”发展战略调整，且体现为对地方官员考评体制的改变。另一个现象是2003年后，各省份共支出效率趋势出现了分化，东部和中部普遍呈现了上升趋势，东部和西部效率的平均值开始缩小，大约为0.03；部分西部省份(包括部分中部省份)却出现了效率得分下降趋势，如甘肃和贵州。这种分化局面与中央推行地方政府考评机制转变的区域相一致。实际上也体现出经济与政治治理的互动，在欠发达地区方官员考核中，经济发展仍占据绝对权重，这是由其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其次，针对本文强调的公共参与程度变量(网络普及率、NGO数量)，验证作用机制，先将人均报纸张数作为替代变量用于2003年以后的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其影响作用很小。然后，考察网络普及率(标准化值)的作用，发现其提高1单位，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影响为0.05左右。NGO数量的回归系数较小，值得注意的是交叉项显著，表明非政府组织与公众参与的互补作用。这一结果反映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变化和效率提升并非完全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战略调整，公众在多层面关注和参与地方公共决策的行为已开始影响政府决策。 第三，考察政府资源或政府追求GDP赶超的行为变量，在不同的数据和模型中，回归结果都表现出这些变量与财政效率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但将时间限制在2003年以后，相关变量的估计系数p值出现了显著提高，估计系数也发生了改变，到了2003年以后，人均政府投资系数从－0.0022变为－0.085，这意味着分权以后政府加快了为招商引资和提高GDP的固定资产投资，挤占了政府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空间。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分化也反映出公众参与的作用。一般来说，越靠近沿海的地区，不仅其经济越发达，其社会开放程度也越高，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也越高；越深入内地，不仅在经济上落后，同时社会中官僚主义的力量就越强大，公共事务中公众参与的程度就越低。即使控制了人均财政收入等变量，仍可以观察到这种效率分化。 最后，关注其他控制变量。吴一平(2006)已经证实，分权以后腐败程度会深，本文1994年以后的回归结果，与吴一平文中的结果基本一致。且腐败的加深与财政效率之间呈现稳定的负相关。FDI和外贸开放度对财政效率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而人均预算外收入却表现出明显的与财政效率负相关，这是由于预算外收入使用缺乏监督，这部分收入越大，政府支出效率越，将样本区间放置于分权后，其系数稳定在－0.4左右。而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与效率得分之间的关系为正，这与张军的结果不同，支持了平新乔、白洁(2006)的结论。
基于福格尔(1926)的反事实分析思路，本文从回归结果中剔除了网络普及率和NGO的影响，得到图4的预测值。从图4中可以发现，若没有公众参与的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得分预测值会下降10％，占据了由时间断点形成的得分趋势改变的很大部分。当然，在各个省份中有所区别，在互联网发展缓慢的西部省份，这一影响并不太显著。
图4 公众参与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反事实分析预测 3.稳健性检验 以上的Tobit回归分析，假定所有变量都是外生的。虽然控制了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等变量，但仍然存在以下可能，即政府支出效率与公众参与变量都受未观测的其他变量影响，而使以上回归的因果关系受到怀疑，如二者可能都受经济增长水平影响。为此，进一步将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放入2003年以后的区间内，考察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另外，工具变量估计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通常选择(Hansen等，2006)。为此，考虑使用15～40岁人口比例作为网络普及率的工具变量，用个体户就业数作为NGO的工具变量。选择以上作为工具变量，因为人口结构一般具有外生性，且按照《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网民年龄主要分布在15～40岁。《中国统计年鉴》仅有15～65岁的人口比例，本文按照《中国人口年鉴》的调查信息进行了修正。改革开放以来带来的经济活动中经营主体的分化，也引起了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产生。其中，很多个体经营者通过NGO组织维护权益。由此，选择这一变量作为NGO的工具变量。从图5所示的散点图上看，基本符合工具变量要求，及与被工具变量相关，且与残差项无关。
图5 工具变量、残差相关图 表3给出了增加了人均GDP控制变量，以及采用工具变量以后的2003年以后的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首先，人均GDP的系数明显为负。将人均GDP引入之后，NGO系数和网络普及率系数都有所提高，说明这些变量与人均GDP之间可能有一定相关性，但这些变量对效率得分的解释因素不能完全由人均GDP替代。引入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政府行为变量的系数都有所提高，显著性都普遍降低。而这些由工具变量拟合值代替原有变量之后的系数都有所下移，其显著性水平却没有受到影响。且Wald统计量值说明拟合效果有所提高，说明用网络普及率作为效率得分的差异解释变量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财政分权研究是过去10余年间公共财政研究热点之一，以往研究过多聚焦于财权上移造成的地方支出降低，忽视了由单一的中央政府公共决策向“多中心”决策形式的转变，及由此带来的公共决策权力的下移，为公民直接参与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提供了可能。本文通过动态Malmquist指数分解发现，1994～2003年间地方财政支出效率规模效率下降，2003年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共同提高的现象。Panel Tobit回归和反事实分析结果验证：(1)财政分权后，尤其2003年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改善，是与中央政府“去GDP主义”的发展战略及对地方政府考评机制转变相关，这是推动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效率2003年后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2)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推动了公民社会形成，且以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双向信息互动是公众参与地方公共决策的有效形式。政府预算收支信息通过网络披露，并在网络上由公民辩论形成民意，这客观上约束了单纯由地方官员形成决策的“GDP主义”倾向；(3)NGO由于规模所限，对政府财政决策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NGO通过发布研究报告、组织社会调查等方式引导公众关注公共决策，理性发表意见，对政府公共财政决策起到了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较为一致(Bardhan,2002,2006)。 在政策含义上，本文的研究显示，未来的财政治理改革依然需要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治理入手。首先，短期内约束“GPD主义”的负面效应，推动地方官员考评机制适应“可持续发展”和民生保障的目标依然是有效有段，但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和资源禀赋差异要求地方考核的差异化。由此，也要求未来的考核机制由“纵向”为主向“横向”为主转变，以适应发展的差异性；其次，公众参与在地方财政决策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温岭、焦作、哈尔滨等地的参与式预算实验改革都印证了这一点，而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使政府在公共采购、三公消费、预算资金挪用的信息更易为公众获得，并带来更为便捷和多样化的信息互动和反馈形式，这为公众参与地方政府财政决策提供了更大可能。未来，地方财政决策可实验人大预算质询的网络广播，并最终由公众投票或提出改进意见。通过新的技术形式倒逼预算监督立法制度改进，形成政府、人大、公众之间的财政问责机制；第三，由于财政预算信息的专业性，NGO组织在引导公众关注地方财政决策发挥着积极作用，NGO未来可能发展成为“第三方”的政府财政审计监督力量，如类似美国进步时期的“纽约市政研究所”等机构，政府应容纳、引导、鼓励专业性NGO组织参与地方政府财政决策、信息发布。 收稿日期：2014－04－27 注释： ①如对大学教育的评价，其产出维度就包括经济维度、管理效率维度和教育质量维度。 ②图3显示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相关关系，可以据此选择截断上、下限。张军、陈诗一(2008)文中下限设定为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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