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和”教育理念与21世纪人类和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理念论文,人类论文,传统论文,和谐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尚中贵和”是中华文化教育的古老精神。传统“中和”教育理念的实质，在于教人确认并理性地追求普遍和谐。千百年来，和谐一直成为中国人生活的目标和价值追求。人类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证明儒家和谐理念的价值。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冲突，新世纪呼唤和谐，必将致力于和谐并日趋和谐。
一、传统“中和”教育理念的基本内涵
华夏先民早已探知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准确性的存在，并以“中”为准则。“允执其中”曾是尧、舜、禹执政心法。“执中”原则还成为夏商周三代王道精神的体现。儒家视“中庸”为“至德”，并将其发展为认识和对待世界、探究和处理思想情感和行为以及各种事物的合乎实际或一定标准的原则和方法的哲学范畴。“贵和”的朴素观念早在远古农耕文化的视野中滋生。华夏先民祈求天地之气有序而不失和，力求顺物之性，以获得自然的恩泽，并成就事功。为此，华夏先民聚族而居，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尚中”与“贵和”在传统文化教育中历来是密不可分的。“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1]。事物要达到和谐，其构成因素必须保持某种确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就规定了各种不同因素所应具有的“度”，即“中”的标准。事物的各要素只有适度协调，处于适中状态，事物总体上才能和谐。“中”的标准，也只有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中，从整体和谐的要求出发，才能作出适度的把握。基于此，古人常将“中”与“和”联系在一起。《周易》集中反映了周人“尚中贵和”的精神。“尚中贵和”尤为春秋先哲所乐道。孔子所倡导的中庸哲学本身，就是对和谐的理性追求。儒家还提出了“致中和”的命题，从天人、主客、物我多重意义上建构“中和”学说。所谓“中和”，简言之，即是将不同因素或对立的两端适当配合，使事物合乎法度准则，达到最佳状态与和谐境界。
从教育本体论上，古人视“中和”为一切新生事物生成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宇宙人生的最高准则。《礼记》提出“和，故百物皆化”之说，认为“阴阳和则万物得”。《荀子·天论》也有“万物得和以生”之言。颇具代表性的是《国语·郑语》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如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认为不同事物的和合才能导致事物的产生。和的根本功能是“生物”，即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促进事物的成长发展。“和”是动态的充满生命力的“生生不息”的运动形式，能孕育新的事物和新的思想；“同”则是静态的绝对的同一，否认事物与事物以及事物本身的各种差异和矛盾，若“以同裨同”，将相同的东西简单地加到一起，虽然在量上会有所增加，但难以产生新的事物，甚至会使事物无继而弃。《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是说，“中”是天地万物之根本，“和”为天地万物所共同遵守之道；若能推及“中和”于天下，则天地万物各正其位，一切生灵因此而孕育繁衍。这就将“中和”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视“中和”为宇宙人生的最高准则。
在教育方法论上，“中和”即“执两用中”，教人各去其偏，济其不足而泄其过，使言行乃至事物各端相济相成。史伯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晏婴认为“和”犹如“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2]，都使“中和”具有方法论意义。孔子“中和”教育的基本方法则是“执两用中”。传统“中和”教育方法所倡导的是：避免相互对立与各自极化，促使相异或对立事物互补互助，相互渗透与吸收，进而达到各自丰富与完善。
在伦理道德教育观上，传统“中和”教育观强调“人和”的重要性，视“中”、“和”为人的重要德性，教人中正而无所偏倚与乖戾。儒家主张“和为贵”，注重群体的和谐与凝聚力。儒家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是家庭、国家乃至天下的一员；若群体利益受到损坏，个人的利益也就难以维系。《尚书》即有“作稽中德”之说。孔子倡导“中庸至德”，并视“和而不同”为君子的德性。孟子主张“人和”胜于“地利”和“天时”。董仲舒认为“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3]。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称：“无所偏倚，故谓之中”，“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在教育认识论上，“中和”反映了人类的理性精神，教人权变而时中，“和而不流”。“中和”有着明确的是非标准与原则。孔子教人“依于仁”而求中，“以礼”而制中，“行义”以达中道，运用智慧而使思想言行时中合度，尤其要求能审时度势，善加权变。孔子绝不无原则地追求“和”，视“乡愿”为“德之贼”，是“小人”之所为；要求刚强的君子应“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4]，既能容纳万物，自容于世，又能在与万物相处时不至于随俗同流，既不固守原则而不善应变，又不丧失原则而过于灵活。
“中和”理念无论是其本体论、方法论，还是伦理观、认识论，都贯穿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之中。传统“中和”教育理念主张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礼刑并用、宽猛相济等中道精神，谋求社会的稳定和谐，实现“大同”的社会政治教育理想；通过修身、育智、审美，追求“天人合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成就真善美集于一身、内圣而外王的理想人格。修养中庸之德的伦理道德教育思想，理智时中的智育思想，“中和”美育观，构成传统理想人格教育的基本精神，同时成为追求人生境界、实现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基础和条件。
传统“中和”教育理念的实质是教人确认并理性地追求普遍和谐，包括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人与人及群体社会的和谐。“中和”理念通过长期渗透于文化教育，对民族融合、社会稳定、国民性格的形成以及民族文化整体中辩证思维的生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其影响，和谐一直成为中国人生活目标的价值追求。由于“尚中贵和”传统，使中国文化对于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自身关系的阐释颇具特色，富有价值，经过合理地继承与创造性转换，仍可服务于当今文化教育的发展，促进人类和谐，显现出应有的价值。
二、国外对儒家“中和”教育理念的价值认同与实际运用
儒家倡导“中和”学说并注重普遍和谐理念的教化，这与西方文化偏重“个人本位”及“科技至上”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此，中国儒家的“中和”教育理念，颇为东西方学者所乐道和褒扬。
英美学者对儒家和谐理念有着很高的价值认同。英国学者A.J.汤因比认为，“和谐”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它有助于人类在高度的技术文明与极端对立的政治营垒所形成的危机中，免于自我毁灭。他指出，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要使世界避免危机，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5]美国学者W.T.狄百瑞认为，儒家的“和谐”精神具有广泛的价值。他指出：“儒家的长处即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视各方面“相协调的价值准则”，它可以“维持一个有序的环境，足以稳定和安全来使事业兴旺”，“这些准则贯穿于不同阶段，不止在一个经济层面上发挥效用，而且适用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6]
作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深感儒家和谐理念之价值。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主张，应“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而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7]越南学者阮才书强调，儒家追求“社会‘和’的局面”，“对现代人来说不是过时的，而是还有意义的。”[8]
海外华裔学者对儒家的和谐理念更是推崇备至。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明确提出：“中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和谐：个人的、社会的、世界的和谐”，“儒家之成就，乃在于其‘和谐的辩证法’之开展”。他还就“和谐辩证法”与其他类型的辩证法作了比较，指出：“以人类的需要、人类的理性而言，儒、道‘和谐化辩证法’与其他类型的辩证法相比较，实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与更广的包容性。因此，在与历史上其他辩证法的未来竞争方面……还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体系。”[9]在《文化、伦理与管理——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一书中，他对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与未来价值给予高度评价：它“是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良药”，“它能为探索后现代化人类服务，尽管它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儒家学说仍然提供了永恒的价值观。”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指出：孟子关于和谐共处的“价值取向正是要为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社会与社会和国家与国家之间谋求一条共生之道”，“正是创建和平共存的生命形态所不可或缺的中心价值。”[10]
国外学者对儒家“中和”教育理念的高度认同，有其实际依据和例证。众所周知，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教育影响的过程中，积极吸收了中国儒家“和”的思想。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第一条就明文规定：“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强调日本社会朝野上下一切交往的首要原则是“和”，要求通过社会教化，让社会成员之间讲究协调，谋求和谐。如今，日本人仍以“和”为至上美德，并将所吸收的西方的能力主义、效率原则、竞争进取精神与已有的和谐精神相融合，使日本成为具有极强内在“亲和力”而又善于外向进取的民族。受儒家和谐理念影响，日本企业组织多信奉“和谐高于一切”。无论是松下公司信奉的“忠、孝、公、礼、勇、仁、和”，还是夏普公司要求的“诚、和、礼、勇”，都将“和”视为企业精神的核心。日本在战后满目疮痍的国土上所创造出的经济腾飞的奇迹，无疑得益于“大和”精神。“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和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本思想”，是日本经济成功的要素。
新加坡重视儒家伦理教育，和谐理念对新加坡“奇迹般兴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新加坡学者曾撰文指出，“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新加坡非有不可的思想，就是‘和’”，认为“和”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实乃人类的心灵所普遍拥有的，它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同真理”。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社会，要各族团结起来建国，要实现工商业的高度发展，要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备受尊重，就“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既能保有个己性格，又能相成相济、共存共荣的和而不同之和的。它努力实践这样的和，终于获致了种族相处的融洽和谐，团结凝聚，劳资合作的精诚愉快，合理分享成果，外交关系的友善不树敌。从而为社会的安定，为招徕国内外资金人力的放心投资，以致有各种企业不断壮大兴盛地发展，产生了巨大无比的作用。”[11]
群体和谐意识与民族凝聚力，构成韩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基于儒学的群体和谐理念，韩国在其教育宪章中明确指出：“唯有国家的强盛，才有自我的发展，享受自由与权力，尽责任与义务，并积极参与国家的自力建设，发挥国民的奉献精神。”韩国国民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与国家共生共荣，这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中得到过证实。韩国的“新乡村运动”正是基于儒学的群体和谐理念而进行的。韩国的企业也表现出家庭式的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的活动氛围，大家注重感情沟通、相互关心与协作，本着和谐的精神谋求企业的繁荣。1991年《韩国画报》秋季刊提到著名的晓星公司宣言：“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今天就需要和谐。当人们彼此接触的时候，就需要了解和关怀，当人们在社会中发展事业的时候，就需要信任和真诚。”他们还以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来要求自己的企业“本着和谐的精神工作”。
包括中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圈”国家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取得，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崇尚“中和理念”是其重要因素。这种理念通过文化教育，不仅体现在国家政治统一上，而且体现在政府与人民关系的和谐以及群体之间、人际之间“合群”“协同”上；正是由于他们既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又重人本、重人和，从而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能。我们深信，发扬光大中和教育理念，不仅有益于“儒家文化圈”，而且必将有益于21世纪人类世界。
三、21世纪人类社会需要确立富于时代精神的“中和”理念
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结束之际，75位参会者（包括52名科学家）发表的一份破天荒的宣言昭示人们：“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2]世界科坛巨子基于对人类生存的忧患而对孔子智慧做出的高度评价和寄予的厚望，无疑也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谐理念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价值的褒扬。
传统“中和”教育理念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并大行其道，从而实现其超越时空的历史价值，起到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得益于人们的价值认同，取决于时代和社会对它的客观需求与合理运用。传统“中和”教育理念的理论价值和世界意义，只有从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宏大背景和宽阔视野中，才能认识得更加清晰而深刻；只有积极吸收和合理运用，才能凸现其应有的价值。
首先，新世纪政治经济文化及思维方式多元化的世界呼唤和谐理念。
人类21世纪伊始，不难感受到，无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还是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均呈现多元化趋势，多元性日益取代一元性，二元对立逐步转变为多元共存。
世界政治格局呈多极化趋势。意识形态的分歧难以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根本障碍，无论是国际间还是在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并存，不同政治主张并提，都被视为正常，善于宽容和协调，避免你死我活的纷争，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的品质。
世界经济呈多元化趋势。世界上单一所有制国家已不多见，单一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也属罕见，尽管全球经济呈一体化趋势，但不同国家仍保持自身发展特色与优势，均以自身的特色融入多元经济体系之中。
世界文化呈多元化趋势。继“欧洲中心主义”受到普遍质疑与批判后，“美国中心主义”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蔑视与挑战，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终将被打破，任何一种文化都将难以唯我独尊，取而代之的必将是不同文化的多姿多彩。
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呈多元化趋势。随着相互了解与沟通，人们越来越善于正视思维方式差异性的存在，而不是盲目强调“同一”或“划一”；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更加自由，日益打破不合时宜的清规戒律。只要承认和遵守公共领域的社会规则，至于个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会更加受到理解和尊重。
大千世界本来就具有多元性。“思以其道易天下”的一元主义是不合常理的。若政治高度“一统”，必然造成强权、特权和专制；若科学文化定于“一尊”，学术必定窒息，科学、文化、教育必将受到束缚；若舆论强求“一律”，必定万马齐喑，失去言论自主，也不会带来心情舒畅；若经济“一色”，必将缺乏竞争与活力，百姓势必难以维系生计。唯有多元共存共荣，才能出现五彩缤纷的和谐世界。
俄国学者L·B·波若罗莫夫深刻指出：“‘和’的原则代表了多元论思想，它是具有丰富潜能的中国文化中的有价值的遗产。”[13]世界的多元化趋势，必然要求人们以儒家所倡导的普通和谐的精神，以宏大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善于与各种各样哪怕是异类、异相、异态、异质的事物，求同而存异，共生而共荣。
其次，处于多种关系失调状态下的现代化社会中的人类祈求和谐。
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的第一推动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化大生产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的广泛实行，给人类带来了日益丰饶的物质财富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但在社会逐渐现代化、市场化的同时，由于人们未能全面把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征服自然与保护自然等关系，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个体身心等诸多不和谐现象。
人类和自然的相互抵触。由于人类向自然无限度地索取，从而使科学变成了毁灭自身的异己力量，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造成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水土流失、气候变异，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过于强调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人际间的利害关系有所凸显。有的以邻为壑，唯利是图，甚至杀人越货，图财害命；有的践踏良知人性、无视天理亲情，相互猜忌、算计和仇视，由此而产生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
个人与社会的单向索取。受不良社会思潮影响，不少人利己主义膨胀，置国家、民族和集体利益于不顾，只要权利，不履行应尽的职责与义务；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甚至为一己之利，不思道义，不讲廉耻，不择手段，不惜危害大众利益。
民族国家之间的不断冲突。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理应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共谋繁荣之路。然而，我们所处的地球却尚无宁日。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或由于经济利益，或由于种族间的仇视，或基于宗教的偏执，或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域、不同语言肤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民族之间，相互怨恨歧视，战乱迭起，人为制造人间恐怖，伤及无辜。
个人身心的失衡失调。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人际关系易变得冷漠、隔膜，相互疏离，易导致焦虑、孤独与烦闷，引起身心失调，情感扭曲，精神空虚，人格分裂，致使酗酒、吸毒、赌博、凶杀、自杀、精神失常等现象屡见不鲜，不仅毁灭了个体人生，还严重影响社会安宁。
中国文化教育传统中的“中和”价值观普遍和谐的追求，有助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个体身心之间的关系，化解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促进个体身心和谐发展。
第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球一体化趋势有益于增进和谐。
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各个领域活动的整体相关性大为增强，地球显得越来越小，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呈现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球一体化趋势。这一趋势有益于增进和谐。
全球一体化趋势首先表现在经济活动的国际化。生产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日益增多的跨国公司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与生产活动联为一体，面向全球从事生产与销售，经济活动的分工逐渐成为国际范围内的分工，使经济合作的范围逐渐呈区域化、全球化特征。金融资本正跨越国界而流通，带来财政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与运行，推动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各种贸易壁垒逐渐瓦解。种种迹象表明，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性明显增强。
随着经济领域全球化趋势的演进，国际社会政治领域在体制和人权保护等方面会相互吸收和借鉴，日益呈现融会趋势，不断促进政治文明的进步。不仅如此，在缉毒、反走私、反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也在逐步加强，在反对“克隆人”及严重违规的人体实验等方面都面临共同的使命，任何国家都难以置之度外或袖手旁观。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经济化，二者相互渗透、转化和促进，使世界看似“天下一家”。
全球化趋势还表现为信息全球化和科技整体化。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及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信息，都可在瞬间被传遍世界，实现信息共享，使世界变成零距离。整个科学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呈现出整体化趋势：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日趋结合，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日益渗透，科学与技术将更加协同发展，科学与经济的关系会更密切，科学研究将更多地向全球规模拓展，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科学上诸如此类的交叉、综合、渗透、协同与合作，将使人类普遍和谐的理想在科学领域里的具体化，并将有力地促进人类借助科学的力量实现普遍和谐。
全球化趋势在文化教育上表现为相互吸收与融会。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全球性发展，加深了不同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新世纪文化教育将更加超越政治、经济乃至民族、地缘、国家的界限，促进人类的相互沟通、学习和理解。各国家、民族、地区的人们将更加善于发扬自己的文化教育优势，积极将自身文化教育不断融入世界文化教育体系之中，实现各种文化教育的相互影响与融会。尽管各种文化教育仍然会保持本区域本民族特色，但都难免与异质文化教育相互观摩，基于本土文化教育而有所取舍，甚至会由于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而出现趋同现象。世界文化教育体现出以多样性统一为特征的普遍和谐原则，既富多元性又具趋同性，既独特又有共识，既冲突对立又共存和睦。
第四，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使人们谋求和谐。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得到人类的广泛认同，这是人类认识史、文明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若将可持续发展从理论变成现实，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今世与后代、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及精神文明的关系，并使之和谐化。“和谐”无疑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追求。可持续发展所包含的持续性发展、平等性发展、整体性发展与协调性发展，都致力于对和谐的追求。
“持续性发展”要求当代的发展应着眼于未来，兼顾未来的发展，确保人类社会自身具有永久不断发展的能力。既要功在当代，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之需，又要泽及千秋，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可再视“征服自然”为成功与荣耀，避免“无限度地向自然索取”，爱护人类仅有的唯一地球，珍惜各种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人类赖以生息的生态环境。这实际上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自身价值与自然界价值、人类生存发展权利与自然万物生存发展权利、生态延续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统一。
“平等性发展”要求除了当代与后代的代际平等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本民族与他民族、农村与城市、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都应有生存发展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机会。如果一部分国家、地区、民族、阶层与个人的发展和富裕，是以对相应的另一部分的剥夺并造成其贫困、停滞、倒退为前提条件，社会就不可能持续发展，也难以和谐安定。
“整体性发展”要求人们将宇宙视为一个整体，将地球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其本身也是一个整体，蕴含其中、环绕其周围的人口、资源、生态及环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整体，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基于此，必须用整体发展战略将生态系统、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矛盾与利益加以整合，致力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综合发展，谋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同进步。
“协调性发展”要求无论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都是相互依存、联系、作用与制约的，只有各种因素协调发展，才会带来可持续发展社会。若只顾其一面，不及其余，即使有所发展，那也只是片面的，或畸形的，也是难以持久的。
总之，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持续性发展、平等性发展、整体性发展与协调性发展，需要各种因素“各当其可”，最大可能地实现和谐发展，力图以适度的原则、“时中”的精神，消除人与自然的对峙，化解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协调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及精神文明的关系，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现代人与未来人和谐的稳妥之路。
第五，人类的理性化促使世界走向和谐。
人是理性存在物，最为天下贵。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14]，故能“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15]。朱熹也说：“人是天地中最灵之物”[16]。随着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开展，人类的智慧也不断增长，人类会更加富有理性，人类文明程度会不断得到提高。
新世纪的人类会更加理智，更加通情达理，人与人、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人与自然之间处理问题的方式将发生积极变化，各种关系因而会更趋和谐。仅就国际关系而言，当今世界，尽管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有损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尽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接连发生着暴力冲突、恐怖袭击和局部战争，但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尤其是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将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合作共荣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在不断增长。“仇”则两相害，“和”则交相利。相互仇杀给人类造成的深重灾难不堪回首；和睦相处与平等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显而易见。古人主张“协和万邦”[17]，“仇必和而解”[18]。以和平协商与对话手段解决国际国内争端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首要选择。世界走向文明与和谐，乃大势所趋，人心所愿，更是人类所能。
总之，中国儒家“中和”教育理念经过合理继承和科学转换，可以跨越时空，不仅是传统农业文明的成果，也可借以推动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既可促进诞生它的母体——中华民族的进步，也可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促进异国、异族的发展，有益于人类进入“大同”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