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领导学研究进展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研究进展论文,神经论文,领导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毫无疑问，社会科学与神经科学的交叉融合已全面开始。神经经济学(Camerer等，2005)、社会认知神经科学(Lieberman，2007)、组织认知神经科学(Senior等，2011)、神经法学(Chorvat和McCabe，2004)、神经伦理学(Illes等，2003)、文化神经科学(Chiao，2009)正逐渐兴起。尤其是神经经济学，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取得大量富有见地的研究成果(Glimcher等，2009)。虽然商学院的相关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营销学(McClure等，2004)、金融学(Kuhnen和Knutson，2005)和人力资源管理(Lane和Scott，2007)领域的学者也已开始运用神经科学方法研究品牌、投资决策、领导等相关现象的神经机制，以期验证并发展现有理论。
神经科学理论认为，人类简单的动机性行为和高级的认知、情感活动都是由神经系统所控制的。早在17世纪30年代，哲学家笛卡尔就提出了可以利用物质世界符合自然规律的物理学原理来描述和解释人类复杂的生理现象和行为的观点。今天，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结果揭示，神经系统尤其是脊髓以上部分是人类心智和意志的生理基础，人类高级精神活动，如意识、感知、思维想象、语言、推理和决策、学习，都是经神经系统的整合作用由大脑来支配的(Bear等，2007)。神经科学的飞速发展不断加深我们对“大脑是如何与行为、认知、情感和意识相关联的”这一问题的认识(Glimcher，2003)。
现代神经科学利用基因技术，神经化学技术，脑成像技术如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近红外功能成像(fNIRS)，以及脑刺激技术如经颅磁刺激(TMS)、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等，来推断大脑的内在运行机制。其目标是提供一套可以由内而外，由微观到宏观，由生理到认知、情感乃至外显行为的整合理论框架。从神经科学视角来理解人类行为的趋势才刚刚开始向领导科学研究领域渗透，它为我们解释与微妙而复杂的大脑结构相关联的领导特质以及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行为、认知和情感等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Senior等，2011)。对与领导—追随相关的神经基础及过程机制的描述性、因果性解释推进和丰富了领导理论。在神经科学的推动下，领导—追随“黑箱”正在被打开。
二、神经领导学的诞生
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有一些领导研究者和企业领导者将神经科学与领导科学联系了起来。美国著名领导学家、“情商之父”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及其同事在《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的《Primal Leadership》一文中指出：“情绪智力能够驱动绩效，但它是如何从领导者传递到组织再到组织最基层的？相关机制是怎样的？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求助于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Cooper(2000)在《Strategy & Leadership》上发表的《A New Neuroscience of Leadership》一文中指出，在当今高度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有效的领导者必须拥有关于人类潜能、信任、主动性和承诺的全新洞见及相关发展技能，神经科学对于这些目标的实现是非常关键的。Dickmann和Stanford-Blair(2002)在他们的著作《Connecting Leadership to the Brain》中指出，人脑的神经网络作为支持电化传导的生理结构产生意识、智力和情绪，这些机制与领导过程密切相关。领导者能够通过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来提升组织领导力。两名前盖洛普(Gallup)高层领导者运用神经科学相关理论解释了员工在领导者帮助他们基于自身的优势而不是劣势工作时更可能取得成功的原因(Buckingham和Coffman,1999)。
此后，学者们对有关领导的神经科学研究逐渐重视起来。著名领导学家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及其同事在他们一篇广为引用的论文中写道：“令人奇怪的是，商学院强调对商业进行科学研究，但它们在面对当今的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时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尽管这两个学科极有希望改善商学教育。”2006年，Rock和Schwartz在《Strategy +Business》杂志上发表了《The Neuroscience of Leadership》一文，率先对该领域进行了明确界定，该文成为《Strategy +Business》自创办以来被下载量最大的文章。2007年，Rock等人成立了神经领导学协会(The NeuroLeadership Institute)，并创造了“神经领导学”(neuroleadership)这一新的复合词。
神经领导学协会(网址为www.neuroleadership.org)作为一个国际性研究协会致力于发起和推进神经科学和领导学交叉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领导实践。该协会每年至少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吸引了不少神经科学研究者、领导学者以及一些著名公司高层管理者参加。2008年该协会出版了第一期年刊《The NeuroLeadership Journal》，旨在反映神经领导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相关进展。2010年，英国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的卡尔·赛尼尔(Carl Senior)在领导科学权威期刊《Leadership Quarterly》上征集领导生物学实证研究论文，并在2012年正式出版的特刊上刊载了六篇神经领导学论文。近年来，除了神经科学权威期刊刊发与神经领导学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外，一些管理学权威期刊也开始相继刊登相关研究报告。《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等国际顶级自然科学期刊也间或刊载相关研究论文。国外很多大学也纷纷开设了有关神经领导学的课程或研究中心。
从神经领导学诞生的过程可以看出，首先，领导学与神经科学的结合并不是领导科学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许多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也加入了该领域的研究；其次，神经领导学研究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也受到企业管理层领导实践者的关注，他们希望能够将神经领导学相关知识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最后，虽然神经领导学刚问世不久，但该领域的研究发展十分迅速。用“neuroscience”和“leadership”同时作为关键词通过“Google学术搜索”引擎进行搜索，2000年前的文献只能搜到2 500篇，2005年相关文献已经增加到8 000篇，而2011年更是增加到22 000篇。到目前为止，亚马逊图书网站已有11种神经领导学学术论著在销售。
三、神经领导学的理论发展
神经领导学研究的目标是发展和丰富领导科学理论及其实践应用。神经领导学研究聚焦于解释个体在社会环境下如何制定决策和解决问题、调节情绪、联合和影响他人以及促进变革(Ringleb和Rock，2008)。维基百科将神经领导学定义为将神经科学研究结论及相关知识应用到领导力发展、培训、变革管理、领导教育和咨询等领域的新兴学科领域。为了更好地理解领导这一现象，领导科学研究者必须建立解释力更强的理论模型。从神经科学视角进行领导研究，不仅能为现有领导理论提供脑成像数据支持，而且有助于对现有领导理论提出质疑并进行修正，甚至还能利用脑成像技术分析领导行为与特定区域脑神经活动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出全新的理论框架。
Lieberman(2007)指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能够丰富社会科学现有理论并创立新的理论，它既是一门新技术科学，又是一门新理论科学。Cacioppo等(2003)认为，理解与社会过程、构念或表征相关的脑神经活动机制对于构建理论极有好处。同样，领导科学研究者能够利用来自神经科学相关研究的数据检验相互对立的理论假设，尤其是检验很难用行为数据直接考察的假设。神经领导学在领导学的基础上增加了神经机制研究，强调脑机制在领导行为和心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极大地拓宽了领导科学自身的研究视野。Butler和Senior(2007)认为，这样的联系过程既包括理论建构，即在神经活动和特定领导行为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假设，也包括理论精炼，即有助于对有关各种认知过程导致相应社会行为的理论进行验证和筛选。
Waldman等(2011)将神经领导学的理论发展归纳为两大类因果模型(参见图1)。模型1表示持续的脑活动导致一定的领导行为，模型2表示领导行为或相关刺激因素诱发一定的脑活动。基于模型1的研究通过在大脑静息态下进行脑活动成像，解释领导行为差异的脑基础；而基于模型2的研究通过功能性脑活动成像，解释实时领导行为或当前刺激对于大脑活动的影响。
图1 与领导行为相关联的脑活动因果模型
模型1的前提假设为：存在相对持久稳定的脑活动能力或结构，它能够导致相应的领导行为。聚焦于持续的脑活动能力，大致相当于领导研究中的特质观研究；而用“相对”持续来定义脑活动能力或结构，是因为长期来看大脑的活动能力是可塑的。这种脑活动能力评估是在脑静息态下进行的。脑静息态不等于脑无激活，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研究者认为，大脑处于静息状态时的神经活动反映了个体内在的、稳定的脑功能或能力。Cacioppo等(2003)认为，大脑在静息状态下并不是被动的或无激活的，相反这种状态涉及一系列潜在的、有意义的神经活动。
模型2假定脑成像中特定脑区的激活是由实时领导行为或相关刺激因素所引发的。该模型将领导行为或相关刺激因素作为预测变量，而将相应脑区的激活作为被预测变量。该模型中的脑活动之所以被定义为功能性的，是因为绝大多数的这类研究需要被试在进行脑成像的同时接受不同的视觉图像、声音或触觉刺激，然后再执行不同的动作，如按压按钮或移动操作杆等；最后，研究者用脑区结构或脑激活差异解释领导的知觉、思维、情绪、意向以及其他相关预测变量的作用机理。模型1和模型2互为补充，将两个模型结合起来的研究能使我们获得关于具体脑区活动特征及其如何预测领导行为以及领导行为相关刺激又是如何影响相应脑区激活等方面的新知识。
下面，本文以这两类模型为基础来对神经领导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
四、神经领导学研究进展
神经领导学研究范围较广，相关研究经常将领导变量与心理物理学变量、遗传学变量、神经内分泌变量等联系起来，分析范围涉及从皮层水平到神经递质水平的广阔领域。本部分分别从领导的遗传基础、与领导—追随相关的脑成像研究和与领导相关的神经化学研究三个方面具体回顾神经领导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领导的遗传基础
理论界对领导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这一问题已经争论了数十年。目前研究者们通常基于行为遗传学研究设计和进化心理学框架来具体考察遗传因素对于领导的影响作用。
Chaturvedi等(2012)对领导气质的遗传性进行了考察。这里的领导气质指的是他人在对个体了解不深时对其是否适合做领导者的主观判断。Chaturvedi等通过对瑞典12 112个双生子进行分析发现，遗传因素能够解释女性个体间领导气质感知44%的变异，男性个体间37%的变异。Spisak等(2012)进一步发现，适应性问题(如群际冲突或合作)能够激活追随者心目中不同的领导原型(prototype)，而面孔最容易传递出有关群际领导气质的特征信息。当群际关系为竞争性时，追随者更偏好面孔具有男性化特征的领导者；当群际关系为合作性时，追随者更偏好面孔具有女性化特征的领导者。这说明躯体特征对领导气质存在显著影响。
另一些研究者考察了遗传因素对变革型领导的影响。Johnson等(2004)通过研究双生子发现，遗传因素能够解释约57%的变革型领导变异，而独特的环境因素则能够解释剩下43%的变异。同样，Chaturvedi等(2011)也通过研究发现，基因因素能够解释53%的变革型领导变异。Senior等(2012)则进一步从进化心理学角度考察了发育稳定性与变革型领导的关系。发育稳定性(developmental stability)是指个体在发育过程中能够抵御环境或基因压力源的程度，而波动性不对称(fluctuating asymmetry)，即身体左右不对称的程度，可以用来衡量发育稳定性。Senior等发现，波动性不对称与变革型领导显著相关，而与交易型领导的相关关系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高波动性不对称与开放性、宜人性以及合议性特质(collegial trait)相关联。
Arvey等(2006)考察了在位领导的遗传基础。在位领导是指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个体。Arvey等通过对238名同卵男性双生子和188名异卵男性双生子的调查发现，遗传因素能够解释30%的在位领导变异。之后他们又调查了214名同卵女性双生子和178名异卵女性双生子，结果发现32%的在位领导变异来源于遗传因素(Arvey等，2007)。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Li等(2012)研究了在位领导和变革型领导是否拥有共同的基因基础这一问题。他们通过对107对同卵双生子和89对异卵双生子的双变量关联分析发现，在位领导和变革型领导78%的共变异可归因于共同的遗传因素。在位领导13%(2%)的变异可以被变革型领导的相同遗传(环境)因素所解释，变革型领导的独特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分别解释了16%和69%的在位领导变异。该结果说明在位领导和变革型领导具有不同的遗传性，虽然两者的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同的遗传因素而非环境因素，但是独特的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在位领导和变革型领导仍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领导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遗传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领导变异，相异的遗传因素可能对应于不同的领导类型。这些研究同时表明环境因素在领导变异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领导的遗传性也许不仅仅是先天能力的遗传，也包括后天因素的遗传。遗传因素和环境经历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个体的领导行为。
(二)与领导—追随相关的脑成像研究
领导遗传学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对于领导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可遗传的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是如何与领导—追随现象相关联并发挥作用的呢？与领导—追随现象相关的脑成像研究为我们初步提供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
现有领导脑科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是以模型1为逻辑基础，通过静息态脑电信号差异来对不同领导类型进行区分。这类研究以领导者为中心，试图利用定量脑电图(qEEG)技术基于神经指标对领导进行测量。例如，Hannah等(2010)考察了高自我复杂性(self-complexity)领导和低自我复杂性领导的脑电信号区别，发现高自我复杂性领导的脑电能量振幅与低自我复杂性领导存在显著差异，而且高自我复杂性领导左半脑的脑电活动区分性更高。Waldman等(2011)发现持社会化愿景(关注更大范围的社会利益)的领导者大脑右前额叶神经活动的一致性程度比持个人化愿景(关注个人利益)的领导者要高；变革型领导与非变革型领导大脑前额叶和颞叶某些区域脑电活动的一致性、绝对能量和爆发时长等都存在显著差异(Balthazard等，2012)。
领导脑科学研究的另一个径路是以模型2为逻辑基础，通过给予被试领导相关刺激来考察其脑区激活存在的差异。这类研究通常以追随者为中心，运用fMRI成像技术外显出不同领导行为/刺激对追随者产生的不同效应。比如，Rule等(2011)发现，与观看低客观绩效CEO脸部图像的被试相比，观看高客观绩效CEO脸部图像被试左侧杏仁核的激活程度更高。有趣的是，被试事前并不认识这些CEO。该结果表明高绩效、领导力强的领导者其面部对追随者的情绪有更高的唤起度。Boyatzis及其同事(2012)考察了被试在回忆其以往追随和谐型领导者和混乱型领导者时大脑神经活动的差异。被试在回忆和谐型领导时双侧脑岛、右下顶叶和左颞上回显著激活，而在回忆混乱型领导时右额下回、双侧额下回后部显著激活。该结果提供了领导者情绪智力水平对追随者的确存在重要影响的神经层面证据。
除了直接考察领导构念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脑成像研究阐明了与领导行为直接相关的认知神经基础。例如，Blackwood等(2003)对自我负责(self-responsibility)和自我服务(self-serving)的脑机制进行了考察。自我负责是自我领导(self-leadership)的一个核心成分，是指个体认为自己应对自己的行为负主要责任，而不是归责于他人和外部环境(Roberts和Foti，1998)。与自我负责相对的是自我服务偏差，即将满意结果归因于自己，而将不满意结果归因于他人或环境。Blackwood等通过观察被试完成归因决策任务发现，自我负责与涉及行为模拟(action simulation)的脑区域(双侧前运动皮层和小脑)相关联，这表明自我负责这一高级社会认知活动与目标导向行为有关；而自我服务偏差与涉及动机性行为的背侧纹状体相关联。
领导—追随相关脑成像研究试图对与领导—追随相关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差异做出涉及大脑层面神经活动的因果性解释。如果某些脑区以及这些脑区生发的神经活动真的和领导—追随现象相联系，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加直观地洞悉这一现象(Waldman等，2011)。总而言之，与领导—追随现象相关的关于某些脑区活动的描述性知识能够增进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
(三)与领导相关的神经化学研究
大脑层面的神经活动和脑内的神经递质活动与人体分泌器官各类激素的分泌密不可分。因此，除了考察大脑层面的神经活动，研究神经递质及激素的作用机制，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领导行为与神经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动机和行为倾向背后的原因。下面重点对与领导动机和行为密切相关的睾丸酮、皮质醇以及催产素等递质和激素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
睾丸酮又称睾丸素或睾酮，是一种类固醇荷尔蒙，大脑通过控制HPG轴(hypothalamus-pituitary-gonad axis)的活动影响机体睾丸酮的分泌。一些研究表明，睾丸酮主要对机体产生兴奋作用，是个体竞争性、冒险性和好动性的重要成因。Coates和Herbert(2008)在对伦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员进行了连续八天的研究后发现，睾丸酮水平较高的交易员能够取得更高水平的赢利，这可能是因为睾丸酮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降低了他们的风险厌恶程度。对运动员的研究(如Crewther等，2011)也表明，运动员体内的睾丸酮在比赛前会增加，赛后取得胜利的运动员其体内的睾丸酮水平变得更高，而失败者体内的睾丸酮却变得更少。
众多研究表明，睾丸酮与社会地位的寻求和维持密切相关。Eisenegger等(2011)指出，睾丸酮的分泌是人类寻求和维持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睾丸酮水平升高会激发支配动机，即获得权力、影响力或比其他个体拥有更多特权的需求。在支配动机的驱动下，个体会产生更多的英雄式利他主义行为、亲社会行为、社会警觉以及身体攻击行为，从而促进高社会地位的获得和维持，而这反过来又对睾丸酮的分泌起正反馈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其他因素(心理的或身体的)可能会独立对支配性动机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
然而，也有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睾丸酮水平升高未必会增强支配动机或地位寻求行为。由此，Mehta和Josephs(2010)提出了一个双荷尔蒙假说(dual-hormone hypothesis)。他们认为，睾丸酮对于支配动机的影响依赖于皮质醇(cortisol)水平的高低。皮质醇是肾上腺皮质在应激反应过程中分泌的一种类激素，大脑通过控制HPA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的活动影响应激情境下机体皮质醇的分泌。皮质醇对于机体在压力状态下维持正常生理机能具有重要作用，但过高的皮质醇水平往往与心理压力过大以及社交回避相关。Mehta和Josephs分别通过一项领导任务研究和一项竞争任务研究发现，睾丸酮和支配动机显著正相关，但这个结论适用于皮质醇水平低的个体。对于皮质醇水平高的个体，两者的正相关性不显著甚至发生了反转。这说明，睾丸酮和皮质醇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支配动机。
除了支配动机外，与领导行为密切相关的还有合作动机，而催产素则被广泛证明能提高个体的社会合作及信任水平。催产素是下丘脑视上核和室旁核的巨细胞分泌的一种垂体神经激素，经由下丘脑一垂体轴神经纤维输送到垂体后叶分泌，再进入血液。Zak等(2005和2007)基于精心设计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提高成人体内的催产素水平能够显著增加被试的信任、合作、移情以及亲社会行为。例如，在一项信任博弈实验中，吸入催产素的被试组比服用安慰剂被试组的信任水平高17%(Zak和Fakhar，2006)。Nowack(2009)调查发现，女性领导者比男性领导者展现出更多的参与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而造成此差异的很大原因可能就是女性体内的催产素水平显著高于男性。
以上与领导相关的神经化学研究表明，各种激素和递质在神经系统的调节下影响着与领导密切相关的动机和行为，但是每种激素和递质对这些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不同激素和递质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同或拮抗、相互平衡，共同影响着个体最终的领导动机和行为。
五、神经领导学的应用
以上神经领导学研究显示，神经科学的确能够告诉我们与领导—追随行为和功能/能力相关的特定脑区的活动模式。神经科学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领导者和追随者认知、情绪和行为的理解，而且还可以应用于领导者甄选、培养和开发等实践领域。神经科学研究结果显示：大脑同时具有刚性和可塑性。刚性体现在大脑中存在由众多成形的神经通路组成的默认网络，而可塑性体现为大脑具有创造新模式的能力(Pascual-Leone等，2005)。一方面，我们可以基于大脑具有相对静态的网络活动模式的特性对领导者进行评价和甄选；另一方面，由于大脑网络活动模式具有动态可塑性，我们可以基于神经反馈等技术对领导者的领导力进行培养和开发。
传统的领导者评价一般基于追随者、同事和第三方专家对领导者行为和才能的评估来确定领导者的效能，具体通常通过调查、访谈和评价中心等方法进行。传统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领导过程的观察和评价者的主观判断。因此，尽管研究者们不断对各种领导构念和理论进行精炼，但通常评价结果对领导绩效变异的解释不超过10%(Bass和Bass，2009)。而神经科学的相关方法能够找出领导行为变异更直接的前因来源，并进行更加客观的刻画。目前，临床工作者已经能够运用qEEG技术区分健康人和异常者(如多动症患者、注意缺陷障碍患者等)，而且区分效果也被证明优于基于行为观察的评估指标(Kuperman等，1996；Zametkin等，2005)。同样，我们可以利用qEEG等技术来对领导者进行评估，这可以为传统的领导者评价方法提供有益的补充。
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运用神经科学技术对领导者的领导力进行评价。例如，Dorneich等(2007)通过EEG(脑电图)和ECG(心电图)对英国苏格兰亚伯丁某排的排长、副排长和两名班长在战斗模拟中的认知负荷状况进行了实时评价。他们发现，基于EEG和ECG的认知负荷指标解释相应领导行为的准确性高达95%，远高于主观评价量表，如NASA-TLX、Cooper Harper评分表等。Robertson等(2007)通过fMRI对16名EMBA学员的道德领导力进行了评估，他们发现可以通过内侧额极、背侧后扣带回和后颞上沟的激活水平来评价领导者的道德敏感性。Pushkarskaya等(2010)指出，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他们对模糊性或无知的容忍程度。fMRI结果表明，模糊厌恶与杏仁核、眶额皮质的活动水平正相关，而与纹状体系统的活动水平负相关(Hsu等，2005)。因此，可以通过这些脑区的活动水平来评估领导者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决策能力。
神经领导学研究结果，除了可以应用于领导者评价之外，还可以应用于领导力培养与开发(Rock和Schwartz，2006)。领导力培训在美国每年拥有数十亿的市场，各大咨询公司开设各种户内和户外领导力提升课程。然而近年来，传统的领导力培训方法在效果上饱受质疑(Haines，2009)。由于大脑具有可塑性，因此运用神经反馈训练技术能够重新对大脑神经通路进行“布线”，从而通过改变大脑的活动模式并使其达到新的平衡水平来改善/改变相关行为。神经反馈(neurofeedback)训练是指对被培训者的特定脑区或脑电进行成像，要求被培训者通过屏幕观察、监控和调整自己的脑神经活动状况，从而通过预先给定的练习让被培训者学会强化正面神经网络连接，消除负面/失调的神经连接。这类似于用大脑而不是用手玩视频游戏。在训练中，视频游戏被设计成当完成目标时给予奖励反馈(如出现一个令人愉快的声音)，而当出现不希望的大脑模式时给予惩罚(如出现一个令人烦躁的声音)。这样，神经反馈训练提供了一种操作性条件反射，通过不断重复该过程，大脑便会建立对给定刺激的目标反应模式，从而产生更加优化的执行功能。例如，Egner和Gruzelier(2003)利用EEG神经反馈训练技术让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学生学会逐渐将θ波振幅提升至高于α波的振幅，这种训练提高了学生的注意力和放松能力，从而显著提高了他们的音乐演奏成绩。
目前使用较多的是EEG神经反馈训练和实时fMRI训练技术。这两种技术的原理都是通过给予特定脑区实时信号反馈来提升被培训者对这些脑区的控制能力。实时fMRI训练让被培训者可以对特定脑区的活动进行即时度量和观察，并能够操纵自身的脑区活动并将其作为自变量观察其对行为的影响。实时fMRI神经反馈研究显示，对于特定脑区活动的习得性控制能够导致特定能力的改变(Decharms等，2004; Caria等，2007)。总之，利用EEG和fMRI神经反馈技术可以减少冲动性和强迫性行为、增强情绪稳定性、提升注意广度和集中度、提高学习成绩等(Lubar等，1995；Vernon等，2006；Zoefel等，2011)。同样，EEG和fMRI神经反馈训练技术也可以用于领导者培训。
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初步尝试运用神经反馈训练技术进行领导力培养。比如，Perry等(2011)通过神经反馈技术训练团队运动员的领导心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通过神经反馈训练方案对其MBA学员进行领导力培养(Peterson等，2008)。然而，要想获得最佳领导力提升效果，须要将神经反馈技术和传统领导力开发方法(如360度反馈、执行辅导等)相结合。神经反馈训练不能完全替代其他技术和方法，而应该与传统技术一起，通过更加直观地展现影响绩效的神经活动模式来实现对相关领导行为的塑造和改变。
六、神经领导学未来展望
神经领导学在领导学“怀抱”中孕育成长，它是一个蓬勃兴起、迅速发展的交叉研究领域，它不仅继承了领导学理论和观点，还利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对领导—追随现象背后的动机、信息加工以及情绪机制的理解和认识。并且，神经科学的前沿技术有可能为领导者的甄选、评价以及领导力培养提供更为有效的全新方法和途径。
神经领导学研究才刚刚起步，领导学领域的许多理论未来都可以通过神经科学技术手段来检验和发展。例如，领导学研究者对于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还是各自独立的构念仍然存在争议，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考察这两类领导风格是否依赖于不同的内部神经基础来进行研究；再比如，现有研究显示共享/分布式领导团队比那些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团队具有更高的绩效，那么，在那些领导职能高度共享的团队中，成员之间是否存在神经同步性(neural synchronicity)，从而使得共享型领导比传统的垂直型领导模式具有更强的适应性，以此为思路我们可以发展群体层面的神经领导理论。此外，对于具体领导方式的相关维度，还可以通过考察其神经基础来进行验证。例如，真诚型领导内化道德视角(internalized moral perspective)维度的相关成分有哪些？其具体神经机制是怎样的？更具体的，与内化道德视角密切相关的领导者道德决策、道德情绪的神经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通过神经领导学研究来进行探讨。
区分领导行为个体差异的变异来源也是神经领导学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在神经生物层面，领导的个体差异可能通过基因、荷尔蒙和神经递质，甚至荷尔蒙和神经递质受体密度不同水平的变异来解释。到目前为止，神经领导学初期研究大多还停留在领导—追随现象的脑功能定位方面，而要解释复杂的领导现象，必须考察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连接整合机制问题。因此，领导的大脑神经网络机制研究是今后神经领导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此外，文化神经科学的兴起对在西方文化情境下发展的领导理论是否适用于东方文化下的领导现象提出了质疑。因此，评估西方领导理论对于我国领导现象的适用性以及发展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神经领导理论，也是未来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除了脑成像研究之外，神经领导学的神经化学研究也可能是今后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催产素对于合作行为的影响已经得到广泛讨论，但还有许多其他影响行为的神经化学物质未得到探讨，如奖励系统的神经递质(如多巴胺)如何影响领导者的学习和探索行为，5-羟色胺与领导者风险决策过程中风险规避之间的关系如何，皮质醇在应激情境下如何影响领导者的道德判断，等等。现有研究鲜有通过药理操纵方法来考察神经化学物质对领导行为的影响，更少将脑成像技术和药理操纵结合起来。可以预期，这一方向的神经领导学研究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此外，神经领导学在未来发展中，还须要解决一系列重要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只能单次进行的任务目前还无法有效地通过fMRI技术成像，因为fMRI成像要求被试多次重复同一类型的任务来提升脑图像的信噪比。fMRI技术要求被试头部保持静止状态，并且限制被试的身体和言语活动，这对领导现象研究来说意味着很大的限制。最关键的是，脑成像技术尤其是fMRI技术很难实现面对面的人际交互，这使得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难以提高。在研究内容上，神经领导学显然基于个体生理层面，然而，神经层面的变量和社会情境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因此，神经科学在帮助我们理解和发展领导情境理论方面存在局限性。此外，到目前为止，神经领导学研究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领导问题研究领域，缺乏系统性和聚焦点，虽然一些研究者逐渐开始向理论开发方向发展，但是相关研究还远未达到成熟阶段，还需要很多努力去精炼和完善。
当然，神经领导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尚处于探索阶段，离对所有领导问题都可以提供一整套合理、系统的解释及相应解决方案的那一天还很远。然而，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论文和研究者数量迅速增加，其中一些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的经典领导学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和必要的检验。相信神经领导学在对经典领导理论进行实证的同时，还很有可能进一步进行理论创新，从而把领导科学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启领导科学研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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