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中国论文,散文论文,批评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1-0076-07
20世纪是中国翻天覆地的世纪。由于散文重在抒情写志，在翻天覆地的变动中的一些关键时刻它常能发挥一些特殊的作用，导致百年散文批评风风雨雨，留下了太多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廓清迷雾，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是散文批评的当务之急。同时，在实践中，散文的文类形象时常被人为地模糊，尽管五四时期批评家们把它和小说、诗歌、戏剧并列为文学四大文体，而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常把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作品都囊括到散文之中，使它成为“残余的文类”、“次要文类”，加上散文理论话语的极度匮乏，给研究带来极大的障碍。国内外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使得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目前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为此，有必要对20世纪散文批评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资源进行科学的整理和评估，梳理其发展脉络，对各种流派作出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这对于确立散文文体独特的形象，推动新世纪的散文乃至整个文学创作和批评，必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
在20年代现代散文初创时期，散文创作和理论批评就同步进行，一同成为当时最成熟的门类。其标志就是语丝社同仁对“语丝体”的讨论，这是20世纪散文批评家第一次自觉地、有意识、有目的地围绕现代散文的“体”所进行的批评活动。
《语丝》是周作人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语丝社创办的以发表散文为主的刊物，共出版了260期，其散文渐渐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人称为“语丝体”。孙伏园提出“语丝的文体”的形成是“四五十期以来的渐渐形成的文体，只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孙伏园的文章引起了语丝社同仁的注意，仅隔半个月，周作人在《语丝》第54期上发表了《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进行回应，突出“语丝体”散文的两个特点：一是“大胆与诚意”，二是“不说别人的话”。紧接着林语堂在《语丝》第57期上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对周作人概括“语丝体”散文的两大特点进一步阐发：“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整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这一阐述把周作人的观点表达得更明确更形象。“不说别人的话”应该是“私论”、“私见”；怎样“大胆与诚意”?以“学者尊严”作为对立陪衬，虽则是以打破“学者尊严”的否定形式来表达，但意见却显示得十分清楚明白，即以“私论”、“私见”的真诚，和读者平等地自由地对话。林语堂对“语丝体”散文的批评是把它作为一种较为理想的中西合一的文明批评的范本，推荐给读者的。
之后，鲁迅对“语丝体”散文的特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1]和周作人、林语堂相比，鲁迅注重的是“语丝体”的倾向色彩以及社会效应。
“语丝体”散文的讨论标志着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已进入了自觉时代。鲁迅的《怎么写》、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等相继面世，散文批评空前活跃起来。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言志说散文批评、社会学散文批评和文本说散文批评为标志的三足鼎立的批评格局。
言志说散文批评以周作人、林语堂为领衔人。上个世纪20年代初，周作人从五四激流中退了出来，心境渐趋平和，开始把散文作为“偶然的避难所”，[2](P14)对他在五四时写的抗争杂感产生厌倦，认为“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开始转向，“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2](P13)。实践的成功又促使他决心要从散文批评上为他的创作的转变寻找理论依据。他寻找的最终的结果是：否定散文“载道”，推崇散文“言志”。他怀疑散文的教化作用，认为文学“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探索好梦”，“反对为道德的文学”，[2](P108)提出“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2](P318)他把文学分成两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他的结论是：文学史上的载道“文学‘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而言志的散文，“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2](P330)他把言志的散文奉为“文学发达的极致”，[2](P329)形成完整的言志说散文批评体系——“极致”说。周作人的“极致”说把散文小品的地位从开始的“偶然的避难所”逐步提升到“极致”，也完成了他从“士”到“名士”的自我升值。他的“极致”说对散文的基调作了规范：“新散文里的基调虽然仍是儒道两家的，这却经过西洋现代思想的陶熔浸润，自有一种新的色味”，[3](P882)并隆重推出俞平伯作为新散文基调的楷模。联系他一贯对儒道的轻佻贬斥以及把西洋人道主义解释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来考量，他的“极致”说的基调内核是唯我利己为核心的现世主义，而且这种现世主义很彻底，彻底到已失之制衡。它并不是古代“士”所奉行的与己无关的清高飘逸，是要把散文龟缩到“自我”的硬壳中，变成一张只能“接着吻的嘴”。
林语堂等人也积极支持周作人的观点，林语堂先是鼓吹“幽默”，后又倡导“性灵”，积极创办刊物《论语》、《人间世》，亮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旗号，成为散文创作“个人化”的宣言书。在这一理论体系中还有郁达夫，他的“心体说”散文批评观点从本质上讲，也是属言志说散文批评根蔓上的果实。
言志说散文批评推崇“言志”，既把“言志”作为散文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又把“言志”作为散文批评的唯一标准，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批评的意义。他们坚持散文以“自我”为中心，把散文作为“私论”、“私见”的“个人化”的文体。这种批评受制于批评家个人文化构成和情趣爱好，毫不回避个人的好恶与价值，批评充满情感倾向和富有人情味。他们倡导散文风格要冲淡平和，主张散文絮语化、闲适化。他们的散文批评更多的是个人心智的产物，并不硬性遵循什么法则，具有一定随意性。主张言志说散文批评的还有梁遇春、胡梦华、钟敬文、梁实秋等。
社会学散文批评以鲁迅为领衔人。鲁迅运用杂文进行社会批评。他的散文批评经典之作《怎么写》，对散文抒写真情实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他提出了散文的重要审美命题：散文的幻灭“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由于鲁迅处在文化斗争漩涡的中心——上海，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杂文成了他得心应手的最好的武器。他对杂文的社会效应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杂文进行定位，强调杂文的社会功能，“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坚信散文生存和发展，“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4](P575)鲁迅总结出系统的杂文写作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社会学散文批评体系。运用这类散文批评方法的还有茅盾、钱杏村等。茅盾明确地主张散文应“成为新时代的工具”。[5]钱杏村批评散文作家和作品时，始终把散文对社会的态度作为兴奋点。他的《现代十六家小品》名噪一时，成为社会学散文批评的代表作。
社会学散文批评以社会为中心，重在考察散文对于社会的依从，把散文的社会效应和功能放在批评的首位。从散文到社会或者从社会到散文，成了社会学散文批评的唯一逻辑。他们重作家的遗传与环境，批评家必须了解作家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以澄清和解释散文家在散文中所表达的倾向作为批评的首要目标。他们追求崇高，没有丝毫的浪漫和幻想，和政治革命具有共振效应，寻找的是大感觉，具有纯净的硬度。
文本说散文批评以朱自清、李素伯为领衔人。朱自清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有他的独特的观点。他认为新文学运动“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他既反对言志说散文批评，认为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6](P29)，同时对社会学散文批评也持保留态度。李素伯有些调和。他认为“文学的本身原是无所谓的，为个人说话可，为社会服务亦可，既能‘言志’，也就会‘载道’”。所以他对两派都欢迎：“我们固然欢迎听到震撼天地的狮吼虎啸，感得伟大，但也不妨听听蚊蝇的小唱，因为这都是生命力的表现，有着它们自己的灵魂的独特的声音。”[7]从他所有的散文批评倾向来看，有些向言志派倾斜，但从本质上看，他重“体”，尤其在他的代表作《小品文研究》中，无论是阐述散文理论观念还是对散文作家的批评，皆是以文本为据。持文本说散文批评的还有叶圣陶、石苇、冯三味，等等。
文本说散文批评恪守文本第一，重视客体，重视形式内部规律的探索，排除倾向色彩。因此，他们所批评的是一种较为纯粹意义的“散文”。他们注重散文的“适当的表现”，注重散文形式构造的拆卸和辨异，技术味浓，讲究操作性和实践性。这和文本说散文批评的基本队伍是以学者、教师为主有关。由于身份和职业的关系，他们的散文批评和“教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重文本的解析，在编造和普及散文作品上有独特的贡献。
在三足鼎立之外，京派散文批评和海派散文批评是较有特色的两大流派。京派散文批评以沈从文、何其芳等为代表。他们以“乡下人”自居，对把散文作为商品参与社会竞争表示厌恶。他们的散文批评的总原则是“争表现，从一个广泛原则下自由争表现”。[8](P312)“表现”是他们散文批评的核心。他们的“表现”即“自我”，写“自我”的“心”、“自我”的“梦”、“自我”的心中的“我”。这样就和言志说散文批评倡导的“以自我为中心”重合起来，但又不屑“以闲适为格调”的那一套。他们的差别是：一个以“乡下人”来包装自己，一个“名士”来作为招牌。京派散文批评是言志派散文批评的变异的结果。
海派散文批评以张爱玲、苏青、章衣萍等为代表，是社会学散文批评的变异的产物。他们的散文批评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注视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们的散文能更好地在乱世中求得生存。他们比任何一个散文批评流派更注意散文的商品价值。“一切的著作，无非皆是商品而已。”[9](P274)他们力主散文要写人生中“安稳”的一面，力主写市民的爱与恨，把散文变成读者的“邻居”。所以他们主张散文写俗人俗事，把散文推向世俗化、生活化。市民意识浓浓地渗透在他们的散文批评之中。
二
在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上，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散文批评逐渐为政治所同化，其结果，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政治化散文批评。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指批评者按照特有的政治思维方式，从政治需要出发，乃至动用国家机器，以行政措施来运作，借助对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批评来阐释和解决政治问题，实现政治意图和目的。它是散文批评和政治的联姻，属于一种边缘性批评，形式上是批评散文作家及散文，实质却是政治批评。它们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属学术批评；另一类是属政治批评；还有一类是屈从权力意志，成为推行某种政治路线的工具。
政治化散文批评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衍变和发展的过程。从20年代末起，创造社、太阳社中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对鲁迅、周作人等的散文进行批评，就是具有政治化倾向的散文批评。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所作的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把文学批评看作是政治斗争，“去和那些经常不断的欺骗民众的各种宣传斗争，去和那些把民众麻醉在里面几乎不能拔出的封建意识的旧大众文艺斗争，去和大众自己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斗争，去和大众的无知斗争”，并对从事文学批评的主体提出严格要求，“必须是冲头阵的最前线的战士”。散文批评也不例外。
中国现代散文批评政治化以颂扬鲁迅的形式开始，且从头到尾都和鲁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1933年瞿秋白编辑出版《鲁迅杂感选集》，并为之作序，拉开了中国散文批评政治化的序幕。瞿秋白的这篇序言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批评范畴。瞿曾担任中共领导人，社会理所当然地会把这篇序言视为一种政治代表的声音，但它不是道地的散文批评政治化的范本。瞿也是文学家，他对鲁迅杂感的批评处处闪耀着文学行家里手的智慧和光芒，加上他和鲁迅真诚友谊的激情的滋润，使得这篇序言成为中国散文批评中的一种方法的代表作。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手段，是“矢”，最终目的是射“的”。首当其冲的是1942年延安对王实味的批判。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时，他发表了《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了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作家也写了类似的杂文，王实味受到批判，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也都分别受到了批判。1949年之后，政治化散文批评影响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1955年对胡风书信的批判；第二次，1957年对右派杂文的批判；第三次，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杂文批判。这些政治化散文批评的模式：从批评散文开始——引爆政治运动——政治处理结束。
在政治化散文批评主宰文坛的时候，散文批评家进行了多次疏远政治化散文批评的挣扎。第一次，1950年的关于“杂文复兴”的讨论；第二次，1957年的“关于小品文问题”的讨论；第三次，1961年的“笔谈散文”的讨论。三次讨论的结局和成果都不同，但它们体现了散文批评为摆脱政治化散文批评作出了努力。特别是杨朔用他的散文创作实践，提出散文“当诗一样写”，企图对政治化散文批评作一校正。但在政治化散文批评主宰的中国文坛上，这些努力最后也只能被公式化、模式化的散文浪潮所淹没。
政治化散文批评是一个复杂的批评现象，对它的评估不能简单化，尤其要历史地分析。政治化散文批评的思维方式是信仰斗争逻辑，拒绝情感逻辑。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散文视为政治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运用它的根本目的是保证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它重视和夸大散文对政治的反作用力量，以阶级斗争学说来解读散文中的情感并实施政治鉴定，并把散文批评看成是和被批判者的政治较量，斗争贯穿政治化散文批评的全过程。其思维方式是只承认“敌”“我”两极，而且两极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生与死的对抗，坚决排斥和否定第三极。其批评行为是非个人行为，从批评对象的选择、批评口径的确定，到批评语言的使用等等，都是组织行为。它以行政手段运作，是一种政治声音，反映了阶级、政党的意愿和目的，因此这种批评成为阶级、政党执行政策的某种行政措施。它对社会产生直接效应，如经过政治化的散文批评的批评，鲁迅、张思德、白求恩等成为楷模，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而被政治化的散文批评定为“敌人”的，则会被剥夺政治权利，成为专政的对象，其直接效应成了政治运动的导火线或催生婆。它的批评标准：轻审美，重社会功利和政治效应，兴奋点在政治态度上。尽管它主张批评标准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但事实上持政治化的散文批评的批评者，大多数(尤其是在以群众运动方式进行政治化的散文批评时)对批判的对象在审美上的优劣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他们仅是根据统一的口径在那里依样画葫芦。它的批评方法主要是寻章摘句、借题发挥。即使有的批评者对批评对象有审美体验，也会小心翼翼地把它蕴含到寻章摘句、借题发挥之中。这种批评方法具有主观性、倾向性和攻击性，尤其当它蜕变成推行极“左”路线者手中的武器时，还具有粗暴性和破坏性。政治化散文批评是政治动荡的产物。社会动荡和政治生活不正常虽则不一定必然滋生政治化散文批评，但如果政治化散文批评风行，则必然反映了社会动荡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它把文学问题混为一谈，违背了文学本身的客观规律，不利于文学问题的解决。
三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散文批评开始了艰难的蜕变，蜕变首先从“自我”的解冻开始，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最先站出来为散文家呼吁“自我”解冻的是乐秀良的《日记何罪》。[10]他呼吁：“日记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保证日记的作者不会成为思想犯!”最能表现“自我”的散文中的日记的“自我”已经开始在解冻，散文批评终于走出了第一步。它还产生了一个效应，推动了日记文学的研究，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巴金也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的散文批评的理论思考，围绕的轴心始终不变：解冻“自我”。如果说乐秀良的《日记何罪》是呼吁社会对散文的“自我”解除禁闭，以保障散文作者的生存权来催化散文的“自我”解冻的话，那么巴金则是向内转，以彻底否定“自我”来敦促新的“自我”的诞生。他大声疾呼，把散文“当作我的遗嘱写”。[11](P50)散文解冻“自我”正是一代散文家用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随想录》在散文批评上的意义远远胜过散文创作的本身，尽管它还偏重在启蒙，而当时中国的散文批评需要的正是启蒙!
散文理论批评开始了艰难的起步。在散文批评转型的时刻，出现了一些重在对现代散文作家重新释读和对现代散文理论再度阐发的成果，如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和《现代六十家散文礼记》，佘树森和柯灵的现代散文史料的爬梳和整理。出版社更显得活跃，岳麓书社系统地出版了周作人的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对现代散文家的精品进行整理出版，打破了散文界的沉闷空气，提供了丰富的文本。此时台湾的散文研究也逐步深入到散文文体类型的研究。台湾师大郑明娳教授在梳理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现代散文批评虚弱的根本原因是文类界定模糊，缺乏对于散文类型的基础认识。她致力于散文类型理论的研究和构建，反映了台湾散文批评开始重视散文理论体系的建立。相比之下，香港的现当代散文批评较为薄弱，既没有形成一支队伍，也没有系统的散文理论研究的专著出现，但是以高校学者为主的散文研究家如卢玮銮、梁锡华等却一直关注香港散文创作，推动香港散文的理论批评。卢玮銮以挚爱关注研究散文著称，她偏重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梁锡华在香港高校任教期间，时有散文研究论文面世，尤其对中国学者散文的研究和评述，显示了他的独特的见识和才华，在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香港散文中最有香港文类特色的是专栏文章。从80年代以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或大或小的争论，本地作者或评论人，各抒己见，非常热闹”。[12](Pv1)因此在香港散文批评中，专栏文章的批评显得较为成熟和深入。
从80年代后期开始，散文创作已开始呈现出多元蜕变的旺势。以学者为主体创作的文化散文和学术随笔的兴起，引爆了90年代的“散文热”，加速了散文批评的多元蜕变的进程。
贾平凹及其主编的散文刊物《美文》，最先亮出了弘扬“大散文”的旗号，他把敬畏和推崇散文体裁的纯粹，作为80年代散文“浮靡甜腻”的风气之根源，在散文批评中进行了一场形式革命。他坚持对散文“删繁就简”，弃“分”求“合”，追求大格局大气魄大境界，貌似返祖和复古，从而实现了大气清正的更高层次的“合”，为散文批评多元蜕变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90年代的“散文热”和80年代的“文化热”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散文家从“文化热”中接受到了这样的洗礼：他们找到了表现“自我”的最好的话题，同时大批西方文化带来的话语也使他们耳目一新，获得了表达“自我”的最佳话语方式。如此，以世界和中华民族文化为大背景的文化反思酿造了大批的优秀文化散文，成为90年代“散文热”的领衔者。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现就是一个标志。同时，精神领域里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多次反复，散文从“造神运动”中脱落出来，在推动精神家园的建设中，开始了新的精神理想的追求。神圣和倔强又重新回到散文之中，成为“散文热”的坚挺的支柱。这一切对散文批评来说是一个鼓舞和刺激。从9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家如楼肇明和新生代的批评家的散文批评重心转向散文美学和本体研究，并逐步深入到分类研究。他们对新生代散文、女性散文和学者散文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散文史学研究也形成热潮，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中青年学者致力于散文史的研究，出版了一批散文史研究的理论专著，其总量超过了前90年的总和，成为散文批评的一大景观。研究方法也开始破除原有的程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他们或重审美，或重文本，或重体验，或重效应，千姿百态，互相交融，自由竞争，蔚然成风。最主要的收获表现在对散文作家研究上，把他们放到广阔的文化背景上，作为一个“人”，进行全方位透视，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散文批评从正反两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正确开展散文批评的经验教训，留下了各种参考答案，方向愈来愈明确重视散文本体研究。诚然也留下了遗憾：一是散文文体形象的重塑，二是创建散文批评话语。新世纪散文批评应该重塑散文文体形象，鲜明地亮出“还我文学”、“还我艺术”的旗帜。上一世纪人为地模糊散文形象妨碍了散文理论的建设，典型的如30年代的小品文之争，双方争论的对象都说是散文，但实质各自论述的散文是两个不同的散文对象。散文批评没有共同的对象，就难以确立理论体系的建立。决不能笼统地把散文的子文体如杂文、序跋、书信、回忆录、随笔等笼统称之为散文。要重申原则，那就是它们中的能称为文学和艺术的那部分作品方能进入散文。散文不管如何革命，如何复兴，“文学散文”的旗帜不能放弃。散文是文学的，要有这个限制，理论体系的建设才有共同话题。创建批评话语，本来周氏兄弟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建树，但周作人后来躲进“极致”的宝塔尖里专心念他的“性灵”经，越念越玄，不重视中国现代散文创作的实际情况的研究，盲目照搬传统散文批评话语，这是一种敬畏和依赖心理胆怯的表现，阻碍他在散文批评话语的创建。鲁迅在长期斗争中创建了一套批评话语，如“匕首”、“投枪”等。它是特定斗争的产物，近似政治话语，在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它的不足也就显而易见了。创建话语，要特别重视一些理论难点，如杂文和现实关系的研究，同时，认真地挖掘和清理古今中外的散文批评话语资源，并假借吸收其他文体中适合散文批评的话语资源，才能创建一套定型的成熟的批评话语。新世纪的散文批评理想在召唤着我们，在鲜明的文体意识的映照下，革新研究方法，加强对散文的人格、审美和文化等表现形态的研究，不断促成理论的生成与超越，最终完成散文理论体系的创建。
收稿日期：2002-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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