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1]1994年在《浑沌语义与哲学》文中提出个阂人民火净狄戴髯雏襄碱舒拟推、’戴狄髯霎T、什穿彭舰霍、人博士学位论文DOCTORAL DISSER.TATION所履戛枣理一-一碑攀陵一品拼一-一-森;
曹道巴特尔[2]2005年在《蒙汉历史接触与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系统科学浑沌学理论与方法,从蒙汉历史接触出发,考察中国蒙古族语言文化在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大环境中的整体性变化。利用翔实可靠的考古、传说、文献依据,分析蒙古族语言文化三大类型的产生。通过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变迁与语言文化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系统探讨中国蒙古族语言文化原生态、过渡态、次生态的变迁。通过蒙古语语音、语法、词汇演变分析,探求汉语言文化对蒙古族语言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最后,对蒙古族语言文化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展望。本文共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详细交待研究对象、研究意义、以往成果以及本文采取理论与方法。绪论首先介绍了蒙汉历史接触所产生蒙古族语言文化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三大类型并存格局,指出牧区语言文化是蒙古族语言文化的原生态,半农半牧区语言文化是过渡态,农区蒙古族语言文化是次生态。绪论还从蒙古族语言文化三态、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作用、对母语危机语言的抢救和保护的意义等6个方面强调了研究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的重要意义。绪论认真总结以往成果,指出了研究蒙汉历史接触所产生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的重要性。绪论最终介绍本文采用理论与方法,充分解释张公瑾先生关于文化语言学的浑沌理论和方法在本文中的运用以及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整体环境进行多视角、多层面分析的功效。第二章具体分析蒙古族语言文化三大类型的产生。1. 从考古、神话传说、民族交往和相互影响史来分析原生态的产生,指出蒙古族语言文化原生态是吸收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绝、契丹、女真语言文化成分而形成,是漠北草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必然产物。2.关于蒙古族语言文化过渡态,笔者分析蒙古族地区半农半牧化和农业化过程及其结果,指出漠南草原先天具备可耕可牧条件,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浑沌区域又是农牧交替的浑沌文化区域;漠南蒙古人是鲜卑、契丹、女真浑沌文化的继承者,它先天具备实现半农半牧语言文化的内在随机性和对初始的敏感依赖性,又有外部环境作用因素。3.关于语言文化次生态的产生,笔者以清末民初以来蒙古族地区蒙汉民族人口失衡为主线,指出农业经济和农业汉族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加强了蒙古族接受汉语言文化的程度,促使蒙古族由半农半牧语言文化向农业语言文化的转变。 第三章运用语言文化同构理论,探讨物质文化变迁和制度文化变迁在语言文化变迁中的表现。文章对蒙古族服饰、饮食、住所、生产等物质文化和对社会、宗教、法律、婚姻、人名姓氏、亲属制度等制度文化进行详细分析,展现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三个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 第四章从语言要素的角度分析蒙古族语言文化的变异。文章通过对蒙古族语言文化三大类型区语音、语法、词汇的仔细分析和比较,找出文化变迁在语言要素差异上的表现。 第五章(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文章指出蒙古族地区农牧文化结合的必然性,分析过度农耕的后果,探讨蒙古族语言文化现状,最后,从历史贡献、语言活力、在中华语言文化整体格局中的角色展望蒙古族语言文化发展前景。关键词:蒙汉接触,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汉语言文化影响
王显志[3]2010年在《英汉语性别歧视现象的对比研究》文中指出近三十年来,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受到广泛关注。研究表明,性别歧视存在于构词、词序、甚至名称及称谓中。然而,这些研究均建立在典型实例分析上,被Wardhaugh称为“小数据,大立论”。依据语料库,穷尽式采集相关语料的研究还不多见。再者,性别歧视研究往往对汉语关注不足,甚至中国学者也偏爱研究英语。另外,以往研究大多只针对一种语言,少见跨语言对比研究。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汉语则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二者分属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并选择不同的文字系统。两种语言文字分别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对二者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语言的本质特征,揭示东西文化的深层结构。全面系统地研究英汉语言文字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对比英汉语言文化的异同,可以为认识语言、文化、思维和民族心理提供参考资料,提高对语言与文化的认识。此外,语言与性别研究还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了解语言中的性别现象,有助于两性之间的互相尊重、友好相处,利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语言与性别研究成果可直接用于制定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和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例如,建国初期,我国语言文字改革的一些内容就是出于消除语言性别歧视的考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婦”替换为“妇”。国外,特别是美国,更是每年定期制定防性别歧视指南,用于规范媒体及公共语言运用的准确性。语言与性别研究成果还可以指导第二语言教学,为语言学习者提供规范的语言使用标准,避免使用性别歧视语,减少两性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误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纵横交织、错综复杂,传统的研究方式很难发掘出二者的本质关系。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浑沌学以直观、以整体为基点来研究浑沌状态、浑沌运动的复杂规则性,适合于研究事物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无序性和随机性。因此,本文以浑沌学为理论依据,对英汉语造字构词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阐释。围绕以上问题,本文依据自建的英语和汉语语料库,展开实证研究。本研究的英语性别歧视词汇语料库的全部数据主要来自《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同时参考了《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和《英汉大词典》等其他英语工具书；汉语性别歧视字词语料库的数据主要来自《说文解字》,同时参考了《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新词语词典》等其他汉语工具书。《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共收英语词条57,100个,《说文解字》共分540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现代汉语词典》共收56,000多个条目。这些工具书收词丰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可以保证本研究采集的语料具有代表性。本文用对比法(共时与历时对比,跨语言对比)首先将两个语料库的数据分别进行分类,分析英汉文字反映的性别歧视,然后结合新词语进行历时与共时的比较,最后对英汉语造字构词上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跨语言对比。研究证实男尊女卑在中西文化中具有共性,英汉两种语言在造字构词层面均存在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男性”字词往往有褒义色彩,而“女性”字词往往带有贬义甚至色情语义。性别歧视现象在英语、汉语中有不同的表现：汉语中有大量描绘女性美貌、表现女性在家族中地位的字,以间接的方式反映女性在社会中受到的歧视；英语中的性别歧视更直接,有许多直接标明对女性歧视的词语。这些差异与汉文化重视社会等级、重家族关系,西方文化重个人权利有关。本文只是尝试性研究,而且以字词层面反映出的性别歧视为研究对象,其结论仅适用于此范围。
李丽虹[4]2012年在《汉英温觉词语义对比研究》文中认为汉英温觉词(包括基本温觉词和由基本温觉词扩展而来的词语)内部的系统性比较强,考察其语义表现的异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汉英两种语言语义引申的规律,同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认知、文化和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中西方思维、文化的差异。本文选择以义域为对比的基本单位,以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和浑沌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对汉英温觉词的语义异同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汉英温觉词语义表现的异同；二是汉英温觉词语义异同背后的原因。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汉英温觉词的语义有同有异。汉英温觉词的语义在很多时候是对应的,某些义域是汉英温觉词都具有的,比如温度域；另外还有一些义域是相似的,如脾性域等。但另一方面,汉英温觉词的语义又有很大的差异：总体上看,“冷”族词语与“cold”族词语的差异相对较小,“凉”族词与“cool”族词的差异最大,其余两组(“热”族词与“hot”族词、“温／暖”族词与“warm”族词)则处于中间位置。汉英语的温觉词在语义引申方面存在一定的倾向性：汉语中的温觉词更倾向于直接由温度域引申到态度、环境、心理感觉等域,有时还可引申到药性体质域；而英语中的温觉词则喜欢沿着通感隐喻的方向发展：首先投射到听觉域、视觉域、味觉域,甚至嗅觉域,然后再由这些五觉域进一步向其他域投射。从语义色彩方面看,“冷”和“cold”类词语都偏贬义；“warm”词语大多数用于“褒义”的语境中,而“温”和“暖”几乎全部用于中性或褒义的语境中；汉语中的“热”类词语常用来表示人际关系,有相当一部分是褒义的,而“hot”的语义复杂,褒贬参半；汉语中“凉”类词语贬义居多,而“cool”则大多用作褒义。(2)对于汉英温觉词语义表现上的异同,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解释。在静态方面,我们选择了认知、文化和语言本身三个解释角度。从认知的角度看,造成汉英温觉词语义表现相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西方具有着相似的主客观世界以及生理、心理机制。但是,由于中西方的自然环境也存在不小的差异,文化传统也很不相同,因此汉英语温觉词语义又表现出诸多差异。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中国人更习惯于直觉性思维,而西方人则喜欢逻辑性思维；从哲学思想上看,东方文化重视二元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物我分离,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英温觉词的语义存在诸多差异。此外,从语言角度看,汉英词语本义对引申义的“俯瞰”作用、汉语词语音节数量对词语组合的制约作用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汉英温觉词语义表现的差异。而另一方面,语言接触又会使汉英温觉词的语义表现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在动态方面,我们运用浑沌学理论对汉英温觉词语义发展的规律进行了必要的解释。浑沌学理论认为,语言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动力系统,其变化发展是线性与非线性、有序与无序、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体。当以浑沌学理论来关照汉英温觉词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分叉现象、语义演变顺序的浑沌序以及蝴蝶效应的影子。
孟德腾[5]2011年在《现代汉语嵌入式预制语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汉语嵌入式预制语块数量可观,既有封闭性又有开放性,集中体现了语言创造性和习用性相结合的特点,非常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以三个平面的语法观为基本研究框架,在对现代汉语嵌入式预制语块的基本特征详细描写的基础上,重点揭示该类语言单位的内在语义机制和语用特征。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导论。本章确定了研究对象并阐明研究意义。论文在综述语块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现代汉语嵌入式预制语块的研究成果作了梳理。文章认为嵌入式预制语块研究的兴起直接取决于两个原因,一是认知语言学背景下语块研究自身的发展；二是国内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内在需求。国内嵌入式预制语块研究不断成熟和深入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总体来看,语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方面,呈现出零散、不太深入的特点,汉语语块研究也并不成系统,特别是现代汉语中的嵌入式预制语块仍然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着较大的挖掘空间。本章并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第二章为嵌入式预制语块的界定、分类及特点。本章主要是在语块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嵌入式预制语块作了概念界定,分别从构成成分、结构和使用频率等角度探讨了其主要特点,并与其它类似结构作了划分。文章把嵌入式预制语块划分为语汇、语汇---句法以及句法三个层面。本章重点探讨了仿拟性嵌入式预制语块的衍生途径和变异类型及义控变异机制。第三章为嵌入式预制语块的语义特征。论文从嵌入式预制语块的语义透明度入手,把嵌入式预制语块的语义透明度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梯次：完全透明型、透明——隐晦型、语义隐晦型,同时探讨了嵌入式预制语块框架中嵌入项语义的变化,包括泛化、虚化和扩容等。本章还从构式理论出发分析了嵌入式预制语块的感情色彩类型,并结合具体语言事实对构式中的语义压制与互动进行阐述。此外参考格式塔完型理论对嵌入式预制语块的语义建构作了研究。第四章为嵌入式预制语块的语用修辞价值。本章针对嵌入式预制语块“有一种A叫B”和“(NP)V的不是N1, (而)是N2”的辞格化进行了个案研究,并探讨了语境在嵌入式预制语块理解中的作用,以新兴的表被动嵌入式预制语块“被…”和别具特色的ABB嵌入式预制语块为例,阐述了近年来一些新出现的嵌入式预制语块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影响,反映出“用法先于语法”的观点。第五章为浑沌语言学视角下的嵌入式预制语块。本章以浑沌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着重从有序与无序角度论述了嵌入式新语块“做人不能太……”衍生的个案分析,并结合嵌入式语块语义理解的非线性特征对《现代汉语词典》中个别嵌入式预制语块的释义提出不同见解。
宋伟[6]2006年在《后现代转向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为基本理论题域,以当代文化范式转换为整体背景,探寻“后现代转向”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变革以及马克思终结形而上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对后现代思想谱系的内在理论意蕴进行勘测图绘。现代性危机是后现代性理论话语产生的历史根源,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构成了后现代哲学的理论旨趣。后现代转向是西方哲学变革的重要组成,是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终结的当代表征和极端形式。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后现代哲学的实质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它所主张的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在场形而上学、反历史主义等极富颠覆性的理论,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后形而上学”哲学思潮。
宫海荣[7]2013年在《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历经诸多文化变迁的鄂伦春语亲属称谓为研究对象,立足于亲属称谓的系统描写,综合运用人类语言学、民族学、浑沌学、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亲属称谓系统的共时状态与历时演变。共时研究从语义学、形态学、语用学、类型学四个方面考察鄂伦春亲属称谓系统,为历时研究作铺垫。历时研究旨在探寻语言文化接触与变迁的实质。在接触过程中,地理毗邻程度、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人口比例、接触程度等因素决定了所接触的语言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地理上毗邻为语言文化接触提供了前提；在地理毗邻的前提下,政治经济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语言文化(如本文中的达斡尔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因其可以给予弱势语言文化(鄂伦春族文化)经济利益,更倾向于影响后者。经济利益导致弱势文化群体趋向于与强势文化群体通婚,族际婚姻为更深层次的语言接触提供了最佳途径。但是,如果弱势文化在人口上占有绝对优势(如本文中库玛尔千鄂伦春人的称谓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冲击会有较强的抵制能力。语言在变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历经各种变异,但是语言底层的结构(如本文中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的长幼区分原则,称谓能指与称谓所指之间的相似性原则)在系统中保持很强的延续性。这些底层结构很可能是某些语言的亲属称谓最为原初的共性特征。同时,在强势语言文化的影响下,弱势语言文化势必发生变异(也不排除强势语言文化同时发生变异的可能性)。亲属称谓系统也不例外。鄂伦春语亲属称谓,先后在达斡尔族与汉族两个强势文化的冲击下,系统特征由“以类分式为主描写式为辅”演变为“以描写式为主类分式为辅”。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的个案研究表明,亲属称谓系统是历史的产物。论文框架大致如下：第一章阐述选题的意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与创新性。第二章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从语义、形态、语用、类型四个方面共时研究鄂伦春语亲属称谓,为亲属称谓的历时比较研究做铺垫。在大量语用数据的基础上,共时研究表明,鄂伦春语亲属称谓形态的典型特征是称谓的对偶性,即语义对称的称谓在形态上呈对称分布。鄂伦春语亲属称谓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形态特征,并在亲属指称之外,具有情感、社交等附加语义功能。在父母的同胞称谓与祖辈称谓等系统层面存在地域差异。三种亲属称谓——父母的男性同胞、父母的女性同胞、同胞的子女称谓在类型上属于罕见型。第七章在共时研究的基础上,历时研究鄂伦春语亲属称谓。首先,将代表鄂伦春语亲属称谓不同发展阶段的系统——二十世纪初后贝加尔通古斯系统、二十世纪初毕拉尔千系统、当代毕拉尔千系统——作对比分析,力图发现系统之间的延续性与变异。核心问题是运用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二十世纪初后贝加尔通古斯系统代表鄂伦春语亲属称谓早期系统的特征。其次,在这一立论前提下,比较分析不同阶段的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系统发现如下历时演变规律：(一)系统特征的历时演变规律1.系统特征由早期的“类分式为主描写式为辅”演变为当代的“描写式为主类分式为辅”,这一演变过程主要由于辈分区分在系统内的扩散引起。2.称谓的形态分布,在早期系统中,呈相对平衡态——尽管长幼维度上,长辈区分性别,幼辈不区分性别；在二十世纪初毕拉尔千的系统中呈极不平衡态——例如,在男系女系维度上,称谓主要集中在男系男性亲属区域,该区域的称谓多为描写式,而女系女性亲属区域或为空白(无称谓),或有称谓但更趋向于类分式称谓；在现代毕拉尔千系统中,这种性别上的称谓不平衡分布又趋向平衡态。(二)称谓形态的演变规律1.早期系统以单纯词为主,极少复合词；后期的系统,二十世纪初毕拉尔千的数据显示,复合称谓数量骤增,复合词的构成或以早期系统的单纯词相互组合,或以单纯词附加一些表示辈分、长幼、系属的词或词缀构成。2.在复合词增加的同时,外来词也有所增加；从现代毕拉尔千的系统看,相对于二十世纪初毕拉尔千的系统,早期系统遗存的称谓词,部分消失,如oki,onin等；系统继续从外族借入外来称谓,如t(?)amaa-(?)w(?)(at(?)awa)/t(?)iu(?)。3.同一称谓语义范畴不同源的称谓词并存。由于先后从不同民族语言引入了外来称谓,出现了旧有称谓(或外来词或固有称谓)与新入外来词并存的现象。这一现象主要局限于毕拉尔千鄂伦春族。例如,“叔父”有三个变体——t(?)amaa/(?)t(?)/nit(?)uxun ama“婶母”有三个变体——(?)t(?)w(?)(at(?)awa)/t(?)iu(?)。兄嫂有三个变体——(?)t(?)w(?)(at(?)awa)(新兴、胜利)/(?)x(?)(新兴、胜利)。(三)称谓语音的演变规律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系统历时演变经历了如下音变：o/a→(?),o→(?)/a,k→x, n→(?),u→1。最后,以达斡尔族、汉族与鄂伦春族的民族交往史为例,简要分析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系统历时演变的成因。第八章,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的浑沌学、认知语言学分析。一方面,灵活运用浑沌学的层次自相似性、奇异吸引子、系统初值的敏感性等概念尝试解释鄂伦春语亲属称谓形态的非对等分布特征与系统初值在历时演变中的延续性。系统初值的延续性包括核心称谓在不同系统中的延续性,长幼区分原则、称谓能指与称谓所指之间的相似性原则在不同系统中的延续性。另一方面,结合认知语言学的相似性原则剖析鄂伦春语亲属称谓能指与称谓所指之间的对应性。第九章,结论。讨论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现象所反映的语言文化问题。
肖娅曼[8]2015年在《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在21世纪的发掘与超越——纪念《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100周年》文中研究指明"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是索绪尔超越时代的深刻思想,它是索绪尔留给今天语言学尚待发掘的丰富而深厚的理论遗产。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也隐藏深刻的理论危机。因此,21世纪的语言学面临三个任务:第一,依据索绪尔的《教程》《手稿》发掘整理出符号价值系统理论体系;第二,揭示符号价值系统理论自身的深刻危机:旧的"词源"语源观与崭新的符号价值系统观的深刻矛盾;第三,提出能为符号价值系统观奠基的新的语源观,以解决符号价值系统理论自身的深刻矛盾。这是21世纪语言学实现重大突破的契机。
黄中习[9]2009年在《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基于典籍英译理论与实践的详细概述,以整体论观点,圆观遍照地考察翻译之道、典籍英译标准之道和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并以《庄子》英译为个案研究,以整体论新视角分析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在忠实性(信)、可读性(顺)和创造性(创)三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论文第一章概述典籍英译与研究的现状,指出其中的机遇和挑战,对关键词进行界定,介绍本研究的结构、内容、方法和意义。第二章详细概述海内外典籍英译的历程,重点介绍主要译家及其译作情况,对典籍英译的范围和历史分期作了划分,并勾勒出典籍英译与研究历史发展的四个特点。第三章综述考察典籍英译译者所提出和遵循的翻译标准,并简短回顾英语国家译入西方经典的历史和译者论者关于经典翻译理论的关切点,作为典籍英译标准概述和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观探讨的有益参照。第四章首先指出,以整体论视角研究典籍英译标准的价值和意义,并从五方面论证了典籍英译标准整体论研究模式的新颖之处和特点所在。作者以动态关联和圆融整体的视角把典籍英译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以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的圆融整体理念考察翻译和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之道是翻译和翻译理论的圆融整体,它兼指翻译(translation)行为、翻译过程(translating)和译作(translations)。三者动态关联,融合成为一个连续的圆融整体,这就是翻译之道的本体内涵。作者接着审视典籍英译的目的和标准,认为典籍英译的文本目的就是译者翻译的根本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自律准则就是其翻译标准。作者还构建了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它是一个三向动态和辩证关联的理论,认为典籍英译标准是一个动态关联的圆融整体。作者进而以这一新视角综合考察典籍英译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及其对三元要素的中心取舍趋势,或忠实性(信),或可读性(顺),或创造性(创)。根据这一模式,典籍英译标准之道是一体,是多元标准一体化的整体,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译者个体的翻译标准都以它为理想和目标。典籍英译译者的个体翻译标准也是三元要素一体化的整体,其构成的三元要素有着恒久的动态关联。典籍英译译者翻译标准的多元化、个性化表述之总和就能接近或达到典籍英译标准之道。第五章是“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的个案运用和论证分析。为了全面考察《庄子》英译译者整体翻译标准对“信顺创”三元要素的中心取向,作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庄子》的英译历程和《庄子》英译的研究成果进行更全面的概述,选取了四个典型的《庄子》英译本——理雅各的全译本、汪榕培的全译本、葛瑞汉和莫顿的选译本,以整体论视角来考察译者翻译整体标准在“信顺创”三元要素上的中心取向,从多方面论证了理雅各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忠实性为中心取向,汪榕培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可读性为中心取向,葛瑞汉和莫顿英译《庄子》的整体翻译标准是以创造性为中心取向。本研究尝试融汇中西,打通古今,运用理论描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典籍英译译者的翻译标准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本质上属于哲理思辨的定性翻译理论研究。作者的研究路径是从源语出发,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以整体论视角来探讨译者的整体翻译标准。本文的个案运用分析表明,“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模式颇具解释力,可以更全面合理地描述、分析和解释典籍英译标准,典籍英译的现象,乃至其他翻译现象。
吴东海[10]2005年在《傣语四音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以西双版纳傣语四音格为语言材料,运用结构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以及浑沌学等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分析了傣语四音格的特征和功能,论述了傣语四音格的语言性质,探索了傣语四音格与傣族文化的关系。 这是三个不同层级的研究,后一层级的研究都建立在前一层级研究的基础之上。傣语四音格的特征和功能是对客观语言材料的梳理和总结;傣语四音格的语言性质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对客观语言现象的理性认识;傣语四音格与傣族文化的关系则是对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发展。 文章共有七部分。 第一章概述。简要介绍了傣族地理环境和文化历史,傣族语言文字的状况,傣语四音格的基本状况和本文的研究思路。 第二章傣语四音格的特征和功能。主要是描述了傣语四音格在语音、结构、意义等方面的语言特征,考察了傣语四音格在句法和语用中的功能和作用等。 第三章傣语四音格的语言认识,这是对傣语四音格语言性质的探讨。为了更好地认识傣语四音格的语言性质,文章借鉴了浑沌学理论和方法。首先从事物的整体性出发,把傣语四音格与汉藏语系其他语言四音格进行比较,找到它们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其次,试图用浑沌学中的“吸引子”和“动态系统”等观点,对傣语四音格诸特征存在的复杂状态做出合理的解释。最后,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把傣语四音格与词和词组进行比较,从而对傣语四音格的语言性质做出有一定说服力的回答。 第四章傣语四音格的产生,这是对傣语四音格的文化性质的具体认识。文章首先分析了四音格产生的原因,认为社会的发展和语言词汇自身的演变是四音格产生的客观原因,而四音格的语言形式则是语言历史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样的形式不仅便于记忆,还有利于提高表达效果。傣语四音格就是在傣族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四音格,傣族佛教,傣族文学,不同民族文化交往,傣族审美心理等因素都可能对傣语四音格的形成产生影响,傣语四音格就是共同的四音格语言特征与傣族文化特征的辨证统一。傣语四音格是在已有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压缩、连接、重复、补足、音变、编插等是傣语四音格形成的常见方式。 第五章从傣语四音格到汉语成语,这是把对傣语四音格语言性质的认识推及汉语成语。文章认为,从古至今,汉语成语的意义已经发生转移,从原来形式可长可短的“语”,变成了现在形式整齐的汉语四音格。汉语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口语化的汉语四音格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成为汉语词汇的吸引子,许多“古语”也都纷纷转化成四音格形式,这就是成语意义发生转移的现实基础。因此,汉语四音格是汉语成语的语言本质,而汉语成语则体现了四音格语言特征与汉民族文化特征的统一。对成语性质的不同认识也导致了对成语范围的不同划分,不过,这里的成语已不再与各种熟语并列了。 第六章傣语四音格中的傣族文化,这是对傣语四音格语言价值的探索。傣语四音格记录了傣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傣族的经济生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医药卫生,爱情生活,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都可以从傣语四音格中窥见一斑。 余论认为,“水”是傣族自然环境中的重要特征,傣族文化和语言都有浓厚的“水”情结,而傣语四音格的各种特征都可以统一于水的品质。关键词傣语四音格,词,傣族文化,浑沌性,成语
参考文献：
[1]. 浑沌语义与哲学[D]. 刘华杰. 中国人民大学. 1994
[2]. 蒙汉历史接触与蒙古族语言文化变迁[D]. 曹道巴特尔.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3]. 英汉语性别歧视现象的对比研究[D]. 王显志.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4]. 汉英温觉词语义对比研究[D]. 李丽虹.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5]. 现代汉语嵌入式预制语块研究[D]. 孟德腾.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6]. 后现代转向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D]. 宋伟. 吉林大学. 2006
[7]. 鄂伦春语亲属称谓研究[D]. 宫海荣.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8]. 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在21世纪的发掘与超越——纪念《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100周年[J]. 肖娅曼.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9]. 典籍英译标准的整体论研究[D]. 黄中习. 苏州大学. 2009
[10]. 傣语四音格研究[D]. 吴东海.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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