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与史学——刘大年与史学界“五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史学论文,五老论文,刘大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大年来往书信选》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文献书，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刘大年与“五老”的交往、工作，了解刘大年在史学领域继承“五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历程。
“五老”即新中国新史学五位大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和侯外庐。
在《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中，“五老”的信件有75封，占全部信件（487封）的15.41%。
“五老”之中，刘大年接触最早的是范老。书信选中范老的信件最多，有52封，其中与刘大年之间的书信36封，与其他人的16封（有4封收信人是范老和刘大年）。
在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工作期间，刘大年长期同范老在同一个历史教研室工作，刘大年的第一部书《美国侵华简史》就是这期间完成的，其中也有范文澜指导和修改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年长期与范老一起主持近代史研究所的工作。范老是刘大年工作上的直接领导，刘大年是范老工作上的重要助手，而且越到后来，范老对刘大年越为倚重。从书信中可以看到，刘大年实际上是范老的“左右手”。长期共事，俩人之间的感情很深。刘大年身体状况一度欠佳，范老极为关切，常常主动为刘大年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以便他早日恢复健康，安心工作。这在多封信中均有体现，甚至连如何静养，范老信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在学术研究方面，范老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又严格执行党的百家争鸣方针，并不强求刘大年与他保持一致。例如，对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阶级斗争的阶段如何划分，范老几次发表文章，主张分为四个时期。而刘大年在主撰《中国史稿》第四册时，提出按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高潮分期，范老表示完全赞同，认为没有必要统一于一种说法。这对刘大年影响很大，后来他多次强调史学研究要坚持“百家争鸣”，实在是深有感触的。范老受其父亲影响，认为做诗是文人的事，因此从不写诗。刘大年与范老一起时，主要是谈工作、谈政治、谈文章、谈思想。范老也就是从这些方面来满腔热忱地培养干部，关心晚辈后学的成长。1957年，范老提请中宣部批准，自己集中精力写书，由刘大年实际负责近代史所的工作。
“五老”之中，刘大年与郭老实际接触的时间最长。在书信选中，郭沫若的信件有19封，其中17封是与刘大年之间的书信。
刘大年从50年代初期调入中国科学院，在郭沫若院长直接领导下从事行政和学术工作，至郭老去世，前后27年，除“文革”最初几年外，一直与郭老保持联系。在郭老的领导下，经历了建国后学术界的一些重要活动，如主持中国科学院思想改造运动的实际工作、参加筹建三个历史所、创办《历史研究》杂志、筹建中国科学院学部、参与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主撰《中国史稿》第四册等。这在书信选中都有反映。郭老爱好广泛，刘大年与他接触时，除了谈工作方面的事外，也谈写诗。据刘大年回忆，有一次，他将自己写的四首有关郭老《甲申三百年》的诗文给郭老看后，郭老与他谈起了少年时对对联的趣事。郭老很得意的一副春联的上联是：“国事已变更，冉冉春回，问东君犹名皇否？”下联是：“天心早眷顾，眈眈虎视，嗟西虏其奈我何！”这副对联讲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既有意境，对仗也工整，令人叫绝。刘大年最后一次见到郭老是1977年后半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那时郭老身体己很衰弱，腰弯背驼，行动迟缓。散会后委员们都走了，刘大年留下来搀扶郭老。郭老紧紧抓着刘大年的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刘大年扶着郭老，从南门一楼西大厅慢慢地走到电梯口，注视着他慢慢走进电梯去地下停车场。
在“五老”中，郭老、范老对刘大年的影响是最深的。刘大年经常讲，他是在郭沫若、范文澜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领导下工作、影响下治学的。他认为，“郭沫若、范文澜分别以他们的优异成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史上树立起了自己的纪念碑，尽管它们的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出身于北方大学，长期与郭沫若、范文澜交往，这对刘大年的治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范老是刘大年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重要引路人，郭老、范老在解放后都对刘大年的治学做过许多实际的指导和直接、间接的影响。这在书信选中有丰富的内容可以印证。
跟郭老、范老相比，“五老”中，吕老、侯老、翦老与刘大年之间的书信往来较少。书信选中没有吕老的书信，只是有几处间接涉及到他；翦老来信2封，都是50年代谈具体工作的；侯老来信2封，一封谈调京之事，一封谈具体工作。实际上，刘大年与他们的交往也很多，都有着工作关系，都是学部委员，学术上经常一起讨论、交流，搞运动时也常被连在一起。
1951年以后的30年间，刘大年与吕老有不少工作联系。如，一起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一起赴民主德国出席国际东方学会议，一起由国家民委组织到内蒙访问，一起在中央党校讲历史课，等等。
“五老”中，刘大年与翦老交往的时间是最短的。1952年，在东厂胡同一号范老寓所，刘大年与翦老相识，从此与翦老共事10多年。俩人最后一次见面是1966年大约5月底，当时刘大年去北京医院看病，在走廊里与翦老相遇。那时翦老早已在北京大学受到猛烈围攻，刘大年则处在陈伯达定调子的《人民日报》“六·三”社论打倒所谓史学界“东霸天”、“西霸天”的前夕。翦老脸色灰暗，彼此心情都了解，互相点了点头，未交一言。俩人之间尽管交往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共事频繁，在学术交流方面互相联系比较紧密，交往的程度甚深。1960年至1962年间，翦老和其他一些同志有过许多次聚餐座谈，时间不限定，范老、吕老、吴晗、齐燕铭、黎澍、金灿然和刘大年多半在场。“文革”开始后，这被揭发为所谓“裴多菲俱乐部”。事实上，座谈的内容都是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
“五老”中年纪最轻的是侯老，他只比刘大年大九岁。刘大年与侯老于解放初期即认识，但个人间交往则开始于1954年2月胡乔木、刘大年、黎澍三人商议调侯外庐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二所副所长之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所后，刘大年与侯老同时担任两个历史所的行政职务和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一起共事达34年之久。
刘大年走上历史研究道路，与抗战时期阅读郭、范、吕三老的论著有关。这些论著，一方面增强了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另一方面又促使他产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念头。他一开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与“五老”一起，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本人也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拓者之一。他不止一次地说，“五老”是他的长辈、领导者和指导者，他是他们的后辈、被领导者和小学生。他自己终于对世界和历史有所了解，凿开混茫，是受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驱者如“五老”。
从6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后期，“五老”相继逝世后。关于“五老”，刘大年写过多篇纪念文章，公开发表的有：《范文澜与历史研究工作》（《近代史研究》1979年1期）、《学习郭老》（《近代史研究》1983年1期）、《郭沫若与哲学》（《人民日报》1983年6月13日5版）、《开拓者的启示——在吕振羽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光明日报》1986年11月5日3版）、《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历史研究》1988年1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求是》1989年7期）、《继承以往，开拓未来——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93年1期）、《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1期）、《革新派先贤祠中的一员》（《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历史学的变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其中最后两篇是讲翦老。上述十篇文章，时间跨度较大，立论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但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思想，即如何在史学领域中继承“五老”的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用刘大年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研究分析他们所达到的新的认识，肯定和接受他们的成就，让那些新的认识、成就与今天接轨起来”（刘大年：《历史学的变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五老”相继逝世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刘大年依然始终不渝地在史学领域继承“五老”所开拓的事业，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显然，他这时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是有别于“五老”当时所处的环境的，这就使他必须思考在时代前进了的情况下，如何坚持科学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问题。可以说，正是与史学界“五老”的密切关系，造就了刘大年这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