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藏》、《坤乾》源流考——兼论秦简《归藏》两种摘抄本的由来与命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源流论文,由来论文,坤乾论文,兼论秦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2)06-0014-10
自1995年荆州博物馆在《文物》上发表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1]的考古简报和该馆王明钦进而在2000年的北大学术会议上发表了《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2]（后面简称《概述》）以来，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的394枚约4000字的易占简归属何种古籍的问题就一直成了专家们讨论的热点。有人推断它“属于归藏”[3]或断其“是后人利用《归藏》筮法重新编制的筮书”[4]，有人直接断言它“就是‘三易’之一的《归藏》”[5]，甚至有人认为“秦简《易占》不仅是《归藏》，更准确一点，应当是《归藏》易中的《郑母经》”[6]。学者们主要是根据《简报》、《概述》所公布的《易占》简筮辞与辑本所收《归藏》易的佚文相比较，因二者有不少一致或相近之处而作出上述判断的，并且又反过来用秦简卦占书的出土证明《归藏》古籍不伪。诸时贤论述，精彩处甚多，兹不赘述。而笔者深感美中不足的是，作为诸贤立论主要根据的传本《归藏》及其佚文之由来和可靠性及其与秦简卦占书有区别的原因等，似乎论述不够，大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一、《归藏》易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坤乾》的关系
记载了不同于《周易》的易占书《归藏》的权威文献是《周礼》。《周礼·春官宗伯》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有六十有四”。这就是说：《连山》、《归藏》、《周易》是三种不同的占筮方法，它们的共性在于：三者都是由8个经卦重叠出的64个别卦组成的。迄止三国时，人们对《连山》、《归藏》有确凿证据的了解，仅仅如此而矣。至于流传的《连》、《归》用七、八，以不变为占等，不过是后人依据《左传》、《国语》中的“遇艮之八”、“贞屯悔豫皆八也”等筮例而作出的一种推测，至于汉人称《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黄帝易，更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揣度，于史无据。排除了南宋王应麟误将他人注语“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当作《山海经》正文辑入类书《玉海》而不能计外，《周礼》也是最早记载《归藏》的文献。大家知道《周礼》是西汉时晚出的古文经，它出自战国至秦时吸取了法家、阴阳五行家思想追求“大一统”的儒者之手。因此其所称引的《归藏》必出现在先秦时。《礼记·礼运》篇引用了一段孔子的话：“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吾以是观之。”句中的“坤乾”绝非乾坤一词的倒置，也不能等同于“阴阳”，而是指以坤卦、乾卦为代表的卦书。孔子是说：“我为了考察殷代制度，所以去了宋国（殷人后裔所立国），但找不到足够的根据，只得到了殷代流传下来的《坤乾》卦书。”殷代的卦占之法可由此书得知。
春秋时孔子所得《坤乾》卦书是否就是《周礼》所称的《归藏》呢？史无明文言之。但按：（一）孔子由《坤乾》以观殷之道，可知该书所传承的卦占法历史悠久，当为宋人的祖宗殷人发明；（二）二者先后都流传于中原地区，看来春秋时宋国流行的《坤乾》与战国时《周礼》所称的《归藏》当有渊源关系，按照传统音韵学来分析，“归藏”很明显是“坤乾”的音转，所以前者很可能是后者的祖本。
二、西汉人不知有《归藏》，东汉人因《周礼》才知“三易”与《归藏》之名
西汉刘向、歆父子曾奉诏对朝廷所藏图书进行过一次全面地清查校理，在此基础上刘歆于哀帝时（仅距王莽代汉10年左右）编著出了朝廷藏书目录《七略》，除了未曾献上的民间藏书、朝廷的法律规范之文书、编目后才入藏之新书这三种情况外，西汉朝廷藏书，《七略》网罗殆尽。此书虽不存，但东汉班固以其为底本，作了少量增补和归类调整（班一一注明了）后，编写成《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此书至今完整无缺，成为后人考察西汉图书存亡最有说服力的根据。《汉志》著录了《周易》等多种筮书、龟书、杂占书，却未收录《连山》、《归藏》；故后代学者普遍认为《连山》、《归藏》汉代已亡。当然也有人以《连山》、《归藏》虽未入录但西汉时民间尚存为辩。然而奇怪的是，西汉易学名家辈出、著作纷呈，却未见一人留下过一句所引《归藏》之文。笔者仔细清查过所能见到的各种汉代古籍和各种索引、引得，却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西汉学者无一人称呼过《归藏》，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三易”之名；东汉虽有少数学者如杜子春、桓谭、王充、郑玄等引称过《归藏》之名，却仍未能征引一句《归藏》之文，且能称《归藏》名者，都是古文经学者。下至三国末仍未见有一句《归藏》之语被人征引。这是何缘故呢？窃以为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周礼》一书在汉代的流传情况密切相关。
查《周礼》一书本名《周官》，据《汉书·景十三王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西汉河间献王以重金购得“先秦旧籍”《周官》古文经后，献给了朝廷。朝廷一直将其深藏于秘府，正如古文经大师马融在《周官传》中所言“五家之儒莫得见焉”。直到百余年后刘向、歆校书编目，《周官》才被《七略》著录，但除极少数可出入“中秘”者外，人们仍无从得见。直到王莽当政，《周官》才更名《周礼》、置博士授业，其内容才被公开。东汉初刘歆弟子杜子春，设私校传《周礼》之学，此后郑兴、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等竟相研习，其中多人为《周礼》作训诂，从而《周礼》才盛行于东汉古文经学派中。笔者认为：东汉人是因习古文经《周礼》而传“三易之说”和称引《归藏》之名的，西汉人无缘得睹《周礼》，故不知有《归藏》之名。可作为佐证的现象是：西汉人频繁征引《周易》及其《传》，通常只称“《易》曰”。假如当时《连山》、《归藏》、《周易》三易并行于世，他们怕不能把《周易》及其《传》文径呼为《易》了。
三、王充、郑玄、桓谭等东汉人见过《归藏》吗
如上述，东汉人因习《周礼》而知“三易”之说和《归藏》之名。杜子春称《归藏》名（见郑玄注《周礼·太卜》文），自在情理中。又如师从过古文经学者班彪的王充，曾在《论衡》书的《正说》、《谢短》两篇中，均提到《易》有三家和《连山》、《归藏》的归属问题。恰恰在这两篇中王充分别提到了《周礼》六典与《周官》之法，足见王充是据《周礼》言“三易”及《连山》、《归藏》的。然而郑玄在上举《礼记·礼运》篇引孔子言其之宋而得“坤乾”时注曰：“得殷阴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乍看后一句，似可诠释为：殷代阴阳之书存在至今的有《归藏》。依此释，郑玄见过当时尚存的《归藏》易。其实，郑玄并未见过《归藏》，故他既不敢言《归藏》就是殷易《坤乾》，也不敢说《归藏》是由《坤乾》增删而成。他故意模糊其辞：用可包罗星象、龟筮、择日、形法、杂占等等在内的几乎与数术书同义的“阴阳之书”来把《坤乾》、《归藏》纳入同一类中。因此，郑注的后一句，似应诠释为：保存了《坤乾》那种殷代阴阳之义的书有《归藏》。由此看，郑玄只肯定了《归藏》对《坤乾》有继承关系，并不能说明当时有《归藏》存在。考虑到郑玄曾遍注《周易》与《易纬》，却未见引过一句《归藏》文。可见，“其书存者有《归藏》”，当以后一种诠释为当。
最使人诧异的是：两汉之际的学者桓谭之书《新论》中有这样三句话：“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其第一句话不过是照引《周礼》之文。但从第二句、第三句看，桓谭似乎仔细阅读过当时藏在兰台、太卜的《连山》易与《归藏》易。据《后汉书》中的《桓谭传》与《王莽传》记载：谭在西汉“哀平间位不过郎”，王莽居摄和新莽时，他先后升迁为谏大夫和掌乐大夫（相当于西汉太乐令）。入东汉后，由于桓谭批评、反对当时朝野盛行的神学图谶说，故而仕途坎坷，不断碰壁，只做过“议郎”、“六安郡丞”之类的小官，最后被贬出京。在东汉时，他根本没有入兰台、太卜查阅国家藏书的资格。他能入兰台、太卜，当在王莽朝任掌乐大夫时。因为太史、太卜、掌乐大夫（太乐令）同为太常（主管文化礼仪、教育的长官，相当于后世的礼部尚书）属官，兰台藏书正归太史所管。近水楼台不难得月。故《新论》所言兰台、太卜藏易书之事，必在西京之时。然而在此约十年前，刘歆校书编目，太史令尹咸分校数术书。兰台、太卜之藏书正在其列。若此二处藏有《连山》、《归藏》，刘歆、尹咸作为校书当事人岂有不知之理？《七略》及其改编本《汉志》焉能不载？笔者一点也不怀疑桓谭会凭空编造，谭是一个有气节的学者，其言之凿凿，又不象“戏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只能作如下解释：《连》、《归》究竟有何内容，当时大家都不得而知。谭又笃信新问世的古经《周礼》的“三易”之说。于是他便把当时兰台、太卜所藏的一种有8万字、一种有4300字的、皆是以64卦为载体的非《周易》的筮书——例如，录入《汉志·数术略·蓍龟类》中的《大衍筮》、《大次杂易》或录入《六艺略·易类》中的《古杂》80篇中的某些篇章——推定其为《连山》《归藏》而与刘歆相异。这种做法正符合其本传所说，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的学术个性。况且上引的三句话，均出自《新论·正经》篇。所谓“正经”，即订正经书也。据此篇名即可见谭必认为当时列为官学的“经书”也有误漏之处，需要订正。当时《周易》两篇，另有七种共十篇《传》均被尊之为经，而这与《周礼》之“三易”说并不相符。于是谭从国家藏书中找出了另外两种被视为杂占的书尊之为《连山》、《归藏》而补全“三易”之数，这是一项重大的“正经”工作，谭是完全有可能这么做的。可惜，桓子《新论》除个别章、句外，全书早在五代时就已亡佚了，我们无从得知其认定《连山》、《归藏》之理由了。然而《汉志》的作者班固，则应该非常理解和熟悉桓子《新论》的。据桓谭本传记载，班固曾奉章帝诏续补过《新论》。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并撰《汉书》，他至少对汉代兰台太卜是否收藏过《连山》、《归藏》是了解的。然而班固宁可“三易”缺二，也不在其所著《汉志》中补入谭所指的《连山》与《归藏》易。可见，汉兰台太卜藏有《连山》《归藏》之说，只是桓谭个人标新立异之见，是不足为据的。
四、先秦古籍流传必备的条件与《归藏》易的问世
众所周知，《易经》成书不晚于西周。据《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闵公二年记载的陈公子完少时与鲁公子友将生时求筮之例可知，早在春秋初期（大约桓公时）人们已普遍应用《周易》的卦爻辞与卦象作预测了。而号称与《周易》并列“三易”，并摆在《周易》之前的《连山》、《归藏》却似存似无。从春秋初年（前770年）算起，下迄西晋统一全国时（公元280年）长达千余年内，除战国时的《周礼》对《连山》、《归藏》二易作过简略至极的介绍，从而东汉人据以称引《归藏》之名外，不仅《归藏》的文本不见书目、志史著录，其文字连一句也不见诸子百家的征引。这就是说，在西晋平吴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归藏》易的文本与文字，从来就没有面世过！在千载后的西晋，《归藏》易若能“横空出世”并流行下来，那当是奇迹出现。这种奇迹的出现不是不可能的，除了机遇，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了足够的条件。这就需要我们对先秦古籍得以流传的必备条件作认真的反思。
撇开汉代所传今文经籍与诸子书是秦末汉初兼识古、今文的学者用隶书抄录下来可不考虑外，稍晚出的古文经传则先有精通古文的大师的识读——如孔安国用今文读孔壁藏书：古文《尚书》、古文《逸礼》等；张苍上献贾谊训诂《左传》、河间王傅毛苌传《毛诗》、刘歆等识读《周礼》等等——继有朝廷高度重视：成帝时有刘向等全面校雠藏书、王莽时上举诸古文经传一一都立了博士，自然有博士授业所用诸古文经传的今文本公布于世。另，据《论衡·正说篇》、《尚书序正义》引后汉房宏说、《隋书·经籍志》（后者以下简称《隋志》）等许多种古书记载：汉宣帝时，河内郡女子拆老屋得先秦古籍三篇上献朝廷，宣帝下示博士，“博士集而读之”（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语），从而使《易》、《书》、《礼》各增一篇。由此可见，晚出的先秦旧籍能得以流传的必备条件有二：（一）要有伏藏地下（含山岩屋壁）的古籍出土，这是前提；（二）更要有朝廷的重视：朝廷投入人力、财力加以收藏，并组织一流的专家、学者整理、翻译成今文并予以公布。如果没有后一条件，已发现的乃至被朝廷收藏的古籍，也无从得以流传。《周礼》古文经的隐秘与流传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书大约在景帝后期已被河间献王所见，武帝时其正本献给了朝廷，献王仅留有善书者摹写的副本，但在王莽立《周礼》博士前的长达一个半世纪内，“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这是由于朝廷虽已收藏了该书，但没有组织专家、博士把它译成今文并加以公布的缘故。晋代前流传的先秦古籍基本上都是西汉时发现，并翻译成今文的。当时去古未远，古文学有传承，更有朝廷重视都先后立有专职博士，故这些古籍的今文译本都得以公开。魏晋时人能见古文真迹者日希，人们只能据辗转传抄、不断失真的摹写本，把先秦的古文叫做科斗文。据卫宏《四体书势》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刻成——引者），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这就是说，正始石经所刻古文已在刻意模仿头粗尾细的科斗之形而失去了魏初淳所传古文的形态。晋代以降，去古更远，人们要辨识出土的真古文更是难上加难！此时即使有先秦古籍出土，如果国家不去组织一批一流专家们加以仔细辨识，并翻译成今文的话，此古籍也不可能流传于世，例如萧齐时，襄阳楚墓出土了一批长2尺青丝编竹简书，有人初步认出是科斗文《考工记》，也许正是阙失已久的《周礼·冬官司空》篇（见《南齐书·文惠太子传》），由于朝廷没有及时组织专家校理、翻译，仅几十年后就泯灭无闻了（《隋志》所据梁代的《七录》就已失录！）。然而西晋的机遇实在好，奇迹出现了——久闻其名未见其文的《归藏》易终于问世！这正是上举古籍流传必备的两个条件在西晋初得充分满足之故。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古籍大发现——汲冢竹书的发现（第一次大发现为孔壁藏书的发现）就出现在西晋灭吴时。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墓得竹简书几十车共十余万言。当时朝廷组织卫恒、荀勖、和峤、束皙、傅瓒以及杜预等等当时堪称一流的学者对汲冢竹书进行了整理与翻译。最迟在永嘉（公元307年）前已成书的、以晋中秘原藏书和新收汲冢书为著录对象的，由荀勖和张华为主持编撰的国家书目《中经新簿》（后人称《晋中经》）就著录了《归藏》易。稍后，晋太尉参军以此为据，编撰成十二卷的《归藏》易注释本，一直流传到隋唐。据古籍能得以流传的上举条件，《晋中经》所著录的《归藏》易，必当出之于汲冢竹书。
五、历代《归藏》版本均出自汲冢书《易繇：阴阳卦》辨析
考汲冢竹书共有75篇，其中易类书有五种八篇。据唐修《晋书·束皙传》介绍：“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除此5种易类书外，该传列举出汲简篇名的还有《纪年》、《国语》、《名》、《琐语》、《梁丘藏》、《缴书》、《生封》、《大历》、《穆天子传》、《图诗》等10种并一一简介了它们的主要内容，另有杂书十九篇：可分为《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4种，其中《周书》汉代已有，此为重新出土，其他三种书的内容从篇名大致可知。总之除前举5种外，其他14种均非易类图书。在前举五种书中，讨论易义的《公孙段》，似《说卦》的《卦下易经》、专记《左传》筮例的《师春》以及《周易》等四种书，显然与《归藏》易无关，唯《易繇阴阳卦》则有可能是《归藏》的别称。
大家知道，《易经》这本奇书，奇就奇在它是卦爻符号（下简称卦符）与其文字叙述两大部分组成的，且后者是用来解说前者的。而这种文字解说则分为卦名、卦辞、爻辞三个组成部分。从篇名《易繇阴阳卦》来看，此书也是由卦符（所谓阴阳卦）和文字解说（即“繇”）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是指该书之卦符与《周易》之卦符略同，而文字解说则与《周易》相异。显然这是与《周易》类似但不从属于《周易》的另一种易书，《束皙传》故意回避《周易》的文字的传统结构，不言“卦爻辞及卦名则异”，只笼统言“繇辞则异”，看来，束皙根本无法套用《周易》的卦爻辞模式去说明《易繇阴阳卦》的文字结构。
在展开对汲冢竹书《归藏》易的确认前，有必要对竹书篇名的由来加以考察，《玉海》卷47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下简称杜氏《后序》）之《正义》内征引了晋人王隐所著《晋书·束皙传》中如下一段文字：“太康元年，汲郡得竹书漆字科斗文，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此四部差为整顿。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勖等当时已不能尽识。”这段话透露了两条非常重要的信息：（一）汲冢书中只有四种书整理得较成功，且先行翻译成隶体文本了；（二）汲冢书的篇名大多系整理者所加而非原有的。因为王隐将此75篇书分有“有名题”与“不可名题”两类，而不是分为“（原）有篇名”和“（原）无篇名”两类。例如汲冢书《穆天子传》与卷数就与上引王隐《晋书》中所称《周王游行》之篇及卷数不同，是荀勖将该书录入书目《中经》并为之作序时，才使《周王游行》5卷与杂书之《穆天子美人盛姬死事》1卷合并为一书，统称《穆天子传》共6卷；又如篇名《纪年》亦非出土时原有，理由有二：(1)各国记事史书，据孟子言“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墨子亦有“吾见百国《春秋》”之说。《纪年》作为晋魏之史书，如有专名当称之为《乘》，如无专名也只当称《春秋》或《魏春秋》。《纪年》篇名不合先秦史书篇名之惯例，《汉志》所录古代史书中亦无一部称之为“某某纪年”者。《纪年》之篇名当系整理者所题。(2)王隐《晋书·武帝纪》记载：汲简中“古书有《春秋》，似《左传》”（见《艺文类聚》卷40），此似《左传》之书，显系《纪年》。但王隐只用古史通称，名之为《春秋》，可见该汲简出土时并无专名《纪年》。由此可见，唐修《晋书·束皙传》开列的汲简篇名，虽无《归藏》，但不能排除汲冢本有《归藏》书因竹简碎损而佚去《归藏》篇名之可能，也不能排除汲简本有《归藏》书或其祖本，不过用的是不同于《周礼》所称的别名、俗名，由于整理者不识，或不理解而擅自随文加注或改题他名之可能。因为古代的古籍整理者不象今人注重保持古籍原貌，“随文加注”或“改换文字”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辑佚所得“古本竹书纪年”中仍可发现（此可参阅朱渊清《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一书所论）。
晋人王隐在《晋书·武帝纪》中提到汲简中“古书有《易卦》，似《连山》、《归藏》”（见《艺文类聚》40卷），此书只能指汲简易类书5种中的《易繇阴阳卦》。王隐既然判断该书“似《连山》、《归藏》”，足见《易繇阴阳卦》与《周礼》之说相符：有经卦八，别卦六十四；王隐既称该书为《易卦》，可见该书篇名《易繇阴阳卦》亦非出土原有而是束皙所名题（笔者认为唐修《束皙传》介绍的汲简书的情况，均取材于束皙所著《汲冢书解》。）亲见汲简的杜预在《后序》中声称：汲冢书有“《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远图也。”注意：杜氏所称的“别有”一词与“仲尼造”之说，这表明杜氏将《阴阳说》一书置之于孔子所造（当时人们的认为——笔者注）《周易》经、传体系之外了！这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解释的那样：《阴阳说》在杜氏列举的所无《易传》篇名之外，当指汲简中“似《说卦》”的《卦下易经》，以及《说》为传注体载，当指《周易》经之传云云。这些分析之所以不能成立，理由有三：（一）因为《卦下易经》之名很别扭，显系出土时原有篇名而非整理者所题，杜预没有理由抛弃本有篇名不用，在为已书作《后序》时临时生造名称上毫不相关的《阴阳说》来代之；（二）杜氏所列汲简无有的易传篇名中之所以不提《说卦》，因为杜氏采信了古人关于《说卦》晚出于汉宣时说（见上引《论衡》及《隋志》），不认为《说卦》为仲尼造之故；（三）诚然为儒家经典作注解，通常称为“传”、“记”、“说”、“故”等等，但其逆命题——凡题某某说者必为经典之传注，并不一定成立。例如《汉志》中，就有《臣说》3篇，《伊尹说》27篇，《鬻子说》19篇，《黄帝说》40篇，《虞初周说》943篇等等，均非经典之传注。这就是说：在汲简中有一种有经卦八、别卦六十四的卦书，晋人对它就有三种不同称呼：束皙称之为《易繇阴阳卦》、杜预称之为《阴阳说》、王隐称之为《易卦》，其实都非出土时的本名，该汲简出土时的篇名当为《阴阳卦》！束皙恐怕是担心该书被人误解为有卦图而无文字，故前缀“易繇”二字，按今日标点符号用法，束皙加词而改题的篇名应写作：《易繇：阴阳卦》；杜预亦出之与束皙同样的担心，行文中用一“说”字替换了篇名中的卦字而保留了原名中的主词“阴阳”而改称为“阴阳说”；王隐称之为《易卦》则是为了通俗，也好与《连山》、《归藏》比较，因而用一“易”字简括原篇中“阴阳”一词（因古人早有“易以道阴阳”之说）。结合杜预与王隐二人所称，则该篇篇名当为“阴阳＋卦”组成，即本名《阴阳卦》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所谓《阴阳卦》，如果用《周易》的卦名术语来翻译，不恰恰就是阴在阳前的《坤乾》吗？上文曾引《礼记·礼运》篇不是有孔子自称之宋而得《坤乾》卦书吗？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二者篇名同义吻合就断前者即是后者。但是《史记》记载：比孔子少44岁的孔子亲授弟子卜商子夏为魏文侯师，晚年长期在魏国西河授徒。通过子夏在魏国不论政治生活还是学派传承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史实来推测：是子夏将孔子所得卦书《坤乾》带到魏国，也许经过了子夏之徒的修订改编，最后以俗名《阴阳卦》传于魏而入魏王冢。这似乎是最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本文在讨论了王家台秦墓卦占书重视《归藏》条文之后，据秦简还可补充一条魏国《阴阳卦》乃宋国《坤乾》修订、改编本的一个有力旁证。
上文是说不晚于战国中期的文献汲冢书《阴阳卦》，是由其祖本——孔子所得《坤乾》演变而来的。但在晋《中经》中怎么又变成了《归藏》呢？这首先就要弄清我国古代校理藏书、编著国家书目者有“重定书名”的传统。刘向、歆父子校理西汉朝廷藏书，刘歆编定书目《七略》就曾对不少古籍作了重新命名。例如，《七略》、《汉志》中题名《战国策》33卷者，据刘向《叙录》说：“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宜为《战国策》”。又据刘向《叙录》记载：中秘藏书有本名《淮南九师书》者，刘向改题名为：《淮南九师道训》，刘歆编《七略》又将其重新定名为《淮南道训》，《汉志》则沿用《七略》之名（刘向：《叙录》或曰《别录》，见马氏《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王隐《晋书》称：荀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错乱。……太康二年得汲冢中古文竹书。勖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见《文选·王文宪集》注引）依汉编书目之例，荀勖自可对所书录的汲冢古籍重新命名。由于自汉初以降谁也未见过或征引过《坤乾》、《归藏》之文，故荀氏对汲简《阴阳卦》也即束皙所称的《易繇：阴阳卦》，重新定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恢复其祖本春秋时《坤乾》之名，遗憾的是孔子言之太略：是仅为八卦之书，还是64卦之书？亦不明确；（二）袭用《周礼》提出过的《归藏》之名。在当时人们都信奉《周礼》是周公所作的时代背景下，可能也斟酌了孔子言《坤乾》可观殷之道和后汉著名经师都认为《归藏》为殷易之故，考虑到周公为殷末周初人比孔子早好几百年且为孔子心中的大圣人，因而取周公所称之名，自然比孔子言殷易更为可靠更要权威一些！故荀勖最终选定第二种命名方案：把《阴阳卦》2篇著录为《归藏》2篇了。晋《中经》所录《归藏》易的由来、流传及晋人曾称之名可图示如下：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须要澄清，即：《隋志》虽明言：“《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但《隋志·易类》著录的“《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为何其下不注出“汲冢书”三字，如同其著录《穆天子传》六卷、《纪年》十二卷、《古文琐语》四卷、《周书》十卷下一律注出了《汲冢书》呢？这是由于汲冢书在隋代只流传有上举四种，汲冢出土的其他书如《归藏》二卷原简本与今文改写本等等，均亡佚了！幸好，在《中经》公布后，有职任太尉参军的晋人薛贞据晋室所藏《归藏》本详加诠释考证，写了13卷《归藏》注释本，一直流传至隋唐而被《隋志》著录。由于其书卷数又比两卷本汲冢书《归藏》多出了11卷，故《隋志》不能下注《汲冢书》三字。此书在宋代尚存三卷（分别见《宋史·艺文志》与《中兴书目》），朱氏《经义考》考定这三卷分别为《初经》、《齐母》、《本蓍》篇。唐代还有一种由司马膺作注的13卷本流行（见新、旧《唐书》之《艺文志》），直到南宋灭亡后，《归藏》易才亡佚。不过清代先后有马国翰、严可均的《归藏》辑佚本传至今日。实际上自西晋以降《归藏》的各种版本及人们所征引的《归藏》文字，均出自由荀勖重新命名的汲冢本《归藏》，而并非出自东汉人所臆测的殷易《归藏》。
六、秦简《归藏》摘抄本的命名与《归藏》易成书的年代
汲冢本《归藏》成书的下限可定在魏襄王下葬或去世之年，该年按《史记·魏世家》及《六国年表》可推算为公元前319年；而其祖本——孔子之宋所见《坤乾》之成书下限，可定在孔子之宋年，那年按《史记·宋世家》与《十二诸候年表》推算为公元前492年。较之西周时已成书的《周易》经文要晚好几百年！崇古的《周礼》作者之所以只称《连山》、《归藏》、《周易》为太卜所掌的“三易之法”即三种卦占方法，而不敢信口开河：将前二《易》分别隶属夏、商二代。窃以为亲见过《连山》、《归藏》的《周礼》作者，必是发现此二书的内容中有比夏、商晚得多的人和事！比如说，发现了《归藏》中有春秋诸候之事，而不敢如今之学者那样用“古代数术之书有不断改写的习惯”这一句托辞而将所发现的史实抹杀掉，轻率指《归藏》为殷《易》。看来，《周礼》的作者较之并未亲见《归藏》而硬指《归藏》为黄帝易、殷易的东汉经师，要谨慎、务实得多。
王家台秦墓出土的竹简言卦占的有394支（含残片在内），其中有许多条文与传本《归藏》的条文相同或基本一致，这不能不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以至不少学者径称秦简卦占书为《归藏》了。笔者据王明钦在《概述》中记载的秦简卦占条文及残文，与马国翰辑本《归藏》相对照，查秦简条文见于马氏辑本共9条：分别见于《郑母经》3条、《启筮》篇2条、无篇名的《归藏》逸文4条，秦简所存卦名亦大多见于其《初经》篇所开列的“六十四卦”卦名中；但马氏辑本中的《齐母经》、《本蓍》篇，“初经卦”之内容均不见于秦简。严可均辑本《归藏》，笔者未见，但据廖名春先生将它与秦简对照后指出：该辑本收不见篇章名的《归藏》文有“廿五事，多与简文同”，但“《初经》、《齐母经》、《本蓍》篇内容则不见。”这就是说宋代尚存有《齐母》、《本蓍》、《初经》三卷的《归藏》薛贞注本，几乎全不见于秦简。这不可用秦简残缺来解释。因此匆忙称秦简卦占书为《归藏》恐怕不妥当。廖名春先生称之为《归藏》易中的《郑母经》，虽比称《归藏》为胜，却是建立在两大类要求很高的假设条件上。即：(1)两辑本未见篇名的条文必须假定它们全出在《郑母经》中，而这却很难验证；(2)辑本《启筮》篇中见于秦简的两条文，必须假定它们“本为《郑母经》的文字，后人误引”为出自《启筮》篇。然而笔者核验马氏辑本中的这两条文，其一既有《文选》卷四李善注引，又有《太平御览》卷82与卷177两次引，另一条《启筮》条文，既有唐《初学记》卷22引，又见《太平御览》卷82引，同一条引文的长短亦不一样，很难说是多人多处都属误引了。笔者的意思是，不如把秦简卦占书，称为《归藏》摘抄本为宜。
大家知道，楚人信鬼神而嗜卜筮，秦简卦占书当是楚人以流传于中原的《阴阳卦》（其一本曾入魏王冢，而自晋《中经》后人们称其为《归藏》）为底本，专摘抄其64卦占部分而成。这即是说秦简卦占书，实质是以64卦占为主题的《归藏》易的摘抄本，当以称之《归藏·64卦占》为宜。至于《阴阳卦》中诸如《本蓍》、《齐母经》、初经卦等等，以及《启筮》篇中不少内容，由于与摘抄本主题无关而未被秦简录入其中。楚地流行的《归藏·64卦占》抄本可能不止一种。据王文《概述》言：这批秦简“一种宽而薄、一种窄而厚”，卦名“重复的有23个……卦辞也有一部分重复”，故而我们赞成他的推断：“这批《归藏》简，应有两种抄本”。然而问题不仅仅如此。从王文《概述》记载——其42号简渐卦与45号简誊卦，在紧接卦名之后，二者竟有长达25字（含重文）的一段文字全同，其后文字又不同来看，秦简中的这两种《归藏》摘抄本，各自所据的底本也不相同。一种是晋以降各种《归藏》传本的祖本《阴阳卦》，另一种则是与《阴阳卦》大同小异的我们尚未见过的《归藏》本子。由于二者的内容、体例极其相似，故可以认为二者都是同一祖本（比如说是《坤乾》）的不同改编本。将来正式出版时须按竹简形制将这两种《归藏》摘抄本区分为甲、乙两种为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归藏·64卦占》每卦筮例的求筮人大多是三代及三代前的著名人物：如周武王、殷王、夏启、后羿、黄帝、炎帝、蚩尤等等，唯有两枚秦简言及春秋时筮例，其求筮人：一为“宋君”、一为“平公”，此二人名可互训，其实为一人——宋平公，此公于公元前575-532年在位，比孔子得《坤乾》的前492年还要早80-40年，这新鲜的“今王”筮例，还来得及被宋人编入《坤乾》中，而一直保留在传入魏国的不同的《坤乾》修订（或改编）本中，从而也保留在以魏国《阴阳卦》为底本的秦简《归藏》摘抄本中。这一事实似可证明如下三点：（一）西晋以来的各种《归藏》文本和传注所征引的《归藏》文字的共同出处——汲冢书《阴阳卦》，当系卜商子夏将宋国卦书《坤乾》传入魏国后修订、改编而成的。子夏弟子编出了不只一种内容大同小异的《坤乾》修订（或改编）本，其中有一种曾入藏魏王墓而被西晋人所得，以《归藏》之名流传下来了。（二）历代《归藏》（包括战国《周礼》所言《归藏》）的始祖本，当为孔子所得的《坤乾》。但《坤乾》并非殷代遗书，它是殷人后裔——宋国人按照祖宗流传下来的殷代筮法重新编造的筮书。（三）秦简《归藏·64卦占》中两条有关宋平公的筮例，足以证明宋《坤乾》成书的年代必在宋平公即位之后，在孔子之宋之前。这也就是说历代《归藏》可追溯到的始祖本《坤乾》的成书，必在公元前575-492年这段时间内。与东汉至今的许多学者的猜测恰恰相反，该书远远晚于《周易》的出现。
另外从孔子以《坤乾》观“殷道”看，以《坤乾》为祖本的各种《归藏》文本都沿袭了殷代较为原始的卦占方法，历代《归藏》传本和秦简《归藏》的两种摘抄本均不见爻辞，即为明证。将64卦按爻系上了384条爻辞，确实是周人的一大发明和进步。古人云：《归藏》以不变为占，其实是指《归藏》只有本卦而无变卦，不以爻辞为占。
收稿日期：200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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