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禀赋与沿海开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沿海论文,县域经济论文,地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少研究表明：有利的自然资源占有如交通的便利是沿海开放地区县域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事实上，沿海开放地区县域不仅占有便利的交通这样有利的自然资源条件，而且还拥有良好的文化禀赋等有利的社会资源条件。作为不同的经济变量或经济要素，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沿海开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条件投入。虽然有理由认为，便利的交通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要素，是引起其它要素形成的首要前提。但是良好的文化禀赋、有利的政策给予等，同样是沿海开放县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瓶颈要素，它们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主体，并进而影响现代市场交易经济的发展。
本文主要分析良好的文化环境，作为一项非货币要素社会资源，在沿海开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中，通过经济主体的能动作用所能够发挥的积极功效。
一、非货币要素——文化禀赋的提出
全面地看，经济活动要素的投入，应包括货币要素与非货币要素两大部分。货币要素，是可以用货币的价值或价格来衡量，可以买卖或交易的资源、商品或劳务。如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经济学中最常使用的三大经济要素：土地、劳动及资本，它们本身可以参加买卖交易活动，投入的成本，取得的收益，均可以用价格很方便地计算。因此，构成了经济活动的货币要素投入。非货币要素则不然，它们本身不能参加买卖交易活动，从而被买或卖，虽然也有投入的成本并能取得相应收益，但却无法用价格衡量。如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中，很重要的文化禀赋或称文化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等，它们都是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要素投入，并能带来经济收益，然而使用价格方法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在它们那里是无法运用的。
尽管价格机制在非货币要素的运行中很难奏效，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效用分析方法还可以借用。从理论上说，当经济活动投入的所有要素（包括货币的与非货币的）的边际收益相等时，才可以取得最大效用或最大收益，即当某项经济活动所使用的
A要素单位成本所取得的边际收益／货币要素A投入的单位成本＝B要素单位成本所取得的边际收益／货币要素B投入的单位成本＝……＝E要素单位成本所取得的边际收益／非货币要素E投入的单位成本＝F要素单位成本所取得的边际收益／非货币要素F投入的单位成本＝……＝时
或当MR[，A]／C[，A]＝MR[，B]／C[，B]＝……＝MR[，E]／C[，E]＝MR[，F]／C[，F]＝……时
这项经济活动才可以有最大收益，式中C[，A]代表经济活动中货币要素A投入的单位成本，MR[，A]为投入A要素单位成本所取得的边际收益；C[，B]为货币要素B投入的单位成本，MR[，B]是B要素单位在成本所取得的边际收益；以下C[，E]、MR[，E]、C[，F]、MR[，F]的含义可类推。如果投入缺少了非货币要素E、F等，或虽有投入，但非货币要素单位成本所取得的边际收益与投入的货币要素单位成本的边际收益不相等时，便不可能取得最大收益。由此可从一个侧面说明，非货币要素投入对取得最大效用的边际作用是不能被忽略的。关于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所认识。
本世纪80年代，以诺斯（D.C 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认为，以技术为中心的货币要素投入不足以解释经济发展。他把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由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殊荣。诺斯的具体观点是：“我们使用的收益分析大有局限性，以致于不能捕捉到人们决策过程中的其他因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社会学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①]
世界著名的两位农业经济发展研究专家速水佑次郎（Y.HaYami）和拉坦（V.Ruttan），在70年代提出的诱导变革模型中，只强调了货币要素投入的价格变化对农业技术变革的诱导作用。而1985年在他们经过修正的完整发展模型中，则特别增添了关于文化禀赋与制度这些非货币要素（其中特别是文化禀赋）作用的讨论，从而使他们的诱导变革理论成了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变革模式。速水和拉坦认为：文化禀赋“既制约着一个国家进行制度和技术变革，又引导着这种变革”。这样，与追求进步和发展有关的价值观念，将影响到资源分配和发展成就。当必须在增长与平等或人类的堕落之间进行抉择时，文化禀赋即价值观念必然影响社会的选择。速水和拉坦1985年提出的完整发展模式，由四个要素组成：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由于供求的变化，四个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的任一变量水平的变动（差异），都可能引起其它要素变量水平的变化，或导致这些变量水平发生差异。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风起云涌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浪潮的研究中，发展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强调文化变革先行在社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罗斯托（W.W.Rostow）在他的增长阶段模式中即支持这种观点，他说：“现在可以认为社会和心理的变化这类事情是形成经济起动先决条件之根本。”（1960）哈根·麦克莱伦德和荷赛里茨也强烈主张，在经济取得增长之前，传统社会封闭与保守的价值取向必须转变为开放与进取的价值取向。埃尔德则指出，传统的品格和行为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
在对我国沿海开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研究中也发现：便利的交通，只具备了这些区域在经济开放、吸引外商方面有利的客观自然条件。在开放、优越的自然条件基础上形成的开放、先行的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沿海开放县域经济起步与发展，并对外保持持续吸引力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积极的主观条件。
二、沿海地区双重文化的形成
文化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用来表示某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所具有的各种各样一致性的一个基本术语。它包括人们对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善的，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是可以互相期望的所达成的共识。[②]文化的成分主要包括符号象征、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法令等。
文化是一种地域和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由某一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形成的、总的文化体系，称之为社会的主体文化。而在社会总体的某些区域群体中，出现的一种既具有主体文化特征，但更多地是包括某些独特要素的社群文化，被称之为该社会的亚文化。在社会主体文化基本一致的背景条件下，总会存在一些各具特色、发育程度不同的亚文化。如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沿海文化与内陆文化。
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虽是一定社会或区域群体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经济与政治生活及其制度的反映，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重要的是，它又会对社会与区域的经济与政治的变迁，产生推动或扼制的反作用，有时甚至会成为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
我国沿海开放地区县域与内陆县域，虽同为“中国文化”这一主体文化所主宰，但是，由于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同，县域系统所处的状态（开放还是封闭）不同，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程度不同，自身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不同，从而形成的现代县域亚文化的特征与性质也便不同。从区域文化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所发生的重要影响的角度来看，正是内陆县域与沿海县域亚文化禀赋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诱致了他们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平衡。
我国沿海开放地区县域最为突出的资源特征，是具有便利的交通，比内陆县域要靠近大陆以外的世界，所以，如果没有人为的阻隔，这一自然资源条件使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及信息的交换。也就是说，沿海县域是一个自然的开放经济系统，而开放经济系统，具有系统可开放性、可渗透性，及能量、物质信息可交换性的特征。
我国沿海县域，历史上本非儒家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一直是中国主体文化的边缘控制区和弱辐射区，再加上近代早期就开始受到西方新文化的冲击，以及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临近港、澳、台等“儒家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所以，作为一个经济与社会的开放系统，在与系统以外的环境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文化属性及文化环境的性质便自然地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中国传统主体文化是构成沿海县域亚文化的第一重要属性的话，那么所有外来文化即构成了沿海县域亚文化的第二重要属性。所以，沿海开放地区县域的亚文化，是一种由两类文化复合而成的双重文化。
中国传统主体文化的经济本质，是以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而近代西方新文化的经济本质，则是以交易经济或市场经济为其主要特征的，由此，我国沿海开放地区县域具有双重属性的亚文化中，市场经济性质的含量就远大于内陆。正如晋江人对他们自己总结的那样，“晋江经济是以海洋经济，即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并且是以海洋经济基础上孕育出的海洋文化作为自己的历史背景的。晋江的历史，相当程度上是一部海外贸易史。晋江的发展离不开港口的开放、国门的开放和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海洋，晋江的祖先们最早接触了外来文化，并且把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为一体，形成具有海洋性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构成了晋江发展的优势。”[③]
与此相对照，我国内陆的多数县域，由于交通和地理位置的缘故，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时间晚，数量也少，所以，相对地是一个个的封闭或半封闭的系统。封闭系统，由于具有刚性、不易贯穿的边界，所以与外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也少的多。这样内陆多数县域的亚文化，即是以长期保留中国传统主体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单重文化。这种单重属性的亚文化中，传统的自然经济即成为其文化内涵的经济主导。
三、文化禀赋与对经济机会的反应——一种假说
文化禀赋不同，文化主体的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便不同，从而面对经济机会作出的反应便有差异。这是本研究所要揭示的，文化禀赋作为经济发展一个内生性非货币变量，通过经济主体的不同表现，从而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一种本质性的运作机制。但是本研究此处的探讨并不打算就此为止，还希望进一步揭示其中更为深刻的内在运作机理。
在此希望说明的一点是：笔者认为，对于良好的双重文化对沿海开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作用内在推动机制的讨论，在与内陆县域较为细致的对比分析中，似乎更清晰些。所以，以下的内容将使用一定的篇幅，论述单重文化对内陆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
1、单重文化——有限利益
一般而言，在内陆许多县域单重文化的氛围中，文化主体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面对经济机会，反应是迟钝的，或者缺乏反应。究其原因在于：单重文化环境中的文化主体典型的心理特点表现为安贫乐道、求稳怕变、求同不求异；在儒家中庸、等级、礼教文化的熏陶下，文化主体典型的性格是追求安宁、和谐和知足常乐；因此，内陆县域的多数文化主体易于满足，注重安稳超过开拓，注重合作超过竞争，缺乏竞争和冒险意识，面对经济机会反应迟钝或者缺乏反应。
无疑，单重文化主体对经济机会缺乏反应，是受其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念影响的。那么其文化价值观念的实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福斯特关于传统社会文化信仰对经济行为影响的一种著名的假说——有限利益的理论，比较中肯地揭示了这一实质。
福斯特在对墨西哥城西部230英里的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村庄实地调查时发现，那里的人均农业产量多少年中都没有多大变化。他在分析信仰和价值观念对该村村民经济行为的影响时说：“在农民社区中，如果将行为看成下面这个假定的函数，即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都是有限且不可增长的，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许多行为”。
如果福斯特的这种假说成立，那么一个人的所得便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所失。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饥饿、疾病、死亡、邻居的侵权以及区外有权有势者的侵扰不断威胁着每个人去拥有他有权拥有的几样为数不多的“美好事物”（福斯特1967），面对这样一个利益有限充满危险的世界，人们可以采取与别人相互争夺的态度，但那样或许什么也得不到，或许还会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被同伴剥夺甚至毁灭，从而最稳妥、最安全的行为选择就是拒绝加入这种争夺，以避免失去更多的利益。不光是一个企求平稳、安全的人，任何一个企求平稳、安全的社会或社区也都会采取这种均衡的生活模式。
正是这样一种潜在的文化信仰理念——有限利益或利益有限，对内陆许多县域单重文化主体的实质性支配，使他们一般说来注重安稳超过开拓、注重合作超过竞争；易于满足，缺乏冒险和竞争意识；企求较大的心理安全，不愿走出自己熟悉的“环境泡”，进入陌生的文化环境；面对经济机会，反应迟钝或缺乏反应。
2、双重文化——额外利益
总体来看，在沿海开放地区县域双重文化的环境下，文化主体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面对经济机会反应热烈而迅速，并且会主动地创造出各种经济机会来。其原因就在于，双重文化氛围中，虽然文化主体其性格心理、文化信仰及价值观念，也具有单重文化环境中主体的一些特征，但同时已具备了西方市场交易经济文化中典型的“经济人”甚至“企业家”的一些心理与精神特征。虽然应当承认第二重文化所占的比重，在沿海开放地区各个文化主体甚至县域之间是有差异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县域群体文化双重性特征的总体表达。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西方世界工业化的发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除了近代技术迅速变革的因素外，与经济人的普遍存在，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尤其与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是分不开的。所谓“经济人”（Economic man）就是以利己或自利为动机来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既然以利己为动机，这些人总是企图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利益。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中，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亦即有见识、有才干、敢于冒险的企业家[④]。企业家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谋取高额利益；企业家创新的过程是一个激烈竞争的过程；企业家创新的结果是最新资本的投入，以及那些适应能力太差或行动过于迟缓的企业被挤垮、被毁灭。所以，熊彼特用“具有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来概述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
从社会文化逻辑思维的角度出发，应该说经济人的经济行为，企业家的精神心理，与西方文化的观念信仰和价值取向也是有密切联系的。一般认为，以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信仰和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它向来强调独立自主、个人奋斗、敢于斗争和不断进取，特别是近年来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已成为价值判断的准则。所以，持有这种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经济人”与“企业家”，对于经济机会不但反映迅速，而且还不断地创造着各种经济机会。
虽然，还未见到过关于支配经济人行为、企业家行为、及其精神心理的西方文化价值取向背后的实质性理念的讨论，但笔者认为，这种潜在的实质性理念应该说是存在的，而且可以用“额外利益原理”假说进行尝试性的解释。这种假说认为，经济人、企业家的行为及价值取向是他们对于“额外利益”信仰的函数。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存在着这样相互关联又具有层次递进关系的一种完整的理念：首先，世界上普遍存在着额外利益或额外的盈利机会；其次，自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争取这种额外利益；再次，经过争夺自己有可能获得这种利益；最后，如果获得了这种利益，自己将会成为比周围群体更为优越的个体。
也正是这样一种潜在的额外利益的文化信仰理念，使西方的文化主体及经济增长总是处于不断的冲动和超越之中。正如刚才已指出的，经济主体对经济机会不但反应迅速，而且总是在不断寻找和创造着各种各样的经济机会。
问题讨论至于此其实并未结束，我们不禁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额外利益”和“有限利益”这种对于沿海地区县域的文化主体及内陆县域的文化主体起支配作用的文化理念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3、文化不是一个独立变量
一个社会的文化禀赋（在这里主要指文化信仰及价值观念），不是一个孤立的或独立的变量。前文曾提到过，它首先是对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客观环境的反映，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量的函数。人们对客观环境，最初只是一种心理拷贝或心理复制，然后便会对考贝或复制得到的环境信息进行拟态反应，最终这种拟态反应会上升成为一种精神信仰、价值观念。所以，信仰是对什么是真所达成的共识，价值观念是对什么更可取所达成的共识。
从来自西方的但又决定沿海开放地区县域双重文化实质的“额外利益”价值观的形成来看，就与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西方近代经济的发展，以迅速的工业化为轴心，以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活动为特征，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在他们的经济运行中，谋取额外利益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起点；而且由于这种谋取，客观上推动了生产过程的不断扩张和社会财富的不断扩张，使每个经济活动人及更多的经济活动人谋取更多的额外利益成为可能；所以，作为对西方现实经济生活拟态反映的“额外利益”的文化价值观及信仰的产生，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改革开放，工业化、现代市场经济在沿海地区县域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这种经济现象的“额外利益”价值观，也便在沿海开放地区县域自然而然地滋生、存在，并且日渐深入人心了。况且，在这之前，沿海开放地区县域已经有较为深厚的市场经济及西方文化的基础。
与此相对照，我国内陆县域在建国前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一直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为其主要生活内容的。这种始终以自给为目的的简单再生产的经济形式，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提供一种低水平的生活保障，或者说多数人都只处在生存水平线上。在社会财富总量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试图占有明显多于他人的部分，必然会导致其他更多的人的穷困、潦倒、破产以至死亡。所以，“利益有限”的观念、信仰，作为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反映，自然会为人们达成一种共识。虽然它本身不易作为一种普通的文化现象简单地表达，但是作为支配其它文化信仰、价值观潜在的理念，却始终存在着，并且随着自给经济在一些县域的延续，相应持续至今。
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非独立变量，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是它的相关函数，它能够强化与自身相符相称的经济形式。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额外利益”的文化信仰就强化了相应的商业及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有限利益”的价值观也强化了相应的自给经济形式。而且随着主体文化遗传现象的存在，与各自文化现象相符合的经济形式，在历史的变迁中，虽然各自也发生了某种性质的变异，但却都以主体的形式，长久地保留了下来，并与文化观念一道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现实经济生活。就像“额外利益”观念显著地推动着沿海开放地区县域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有限利益”的信仰也明显地阻碍着许多内陆县域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文化禀赋与交易规模及交易费用
前文已曾讨论道，沿海开放地区县域的双重文化环境中，虽然也有第一重文化的沉淀，但纵观总体及目前的发展状态，起主导作用的却是第二重文化属性。在第二重文化主导下的经济发展中，现代市场交易经济的观点广植人心。因此，不仅“额外利益”的文化价值观主宰着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使经济主体能对经济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且经济主体能积极地运用利润最大化机制、竞争机制、资本积累机制、分工协作机制以及技术进步机制等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制，以最大努力使经济机会变为现实的经济利益。由于经济主体的积极努力，市场经济机制显著而顺利的运作，所以，客观上使得沿海开放地区县域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与内陆单重文化环境的县域相比，所耗交易费用比较节省，另一方面，市场交易的规模得到了比较快速的扩张。
相反内陆许多县域的单重文化环境，虽已受到外界力量的触动，并有另一重文化或多或少的渗透，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沉淀，对今天的经济变革，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仍发生着主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轻商经济观念的影响
内陆许多县域的单重文化环境中，经济活动主体的轻商观念是比较突出的。轻商观念的存在，自然与其经济形式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剩余产品少，能用于交换的产品就更少；自然经济活动极易受自然灾害、人为灾害的打击，所以，经济主体囤积实物的习惯由来已久；特别是历史上统治集团持续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更强化了经济活动主体的轻商心理。因此不难想象，在具有轻商观念的单重文化环境中，市场经济的规模是十分有限的。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单重文化环境中的经济主体显得不知所措，对市场、价格、利润等概念十分陌生。由于轻商即表现为轻利，所以，经济主体常把商品交易活动视为一种近似于道义的活动，不懂得在商品交易中应获取正常利润，也不懂得通过创新获取额外利益。由此，经济活动中，盲目贷款、盲目投资的现象，轻视组织管理、资金沉淀、周转不利的现象，重人情信用而轻契约合同的现象，不懂得搜集市场供求信息的现象等等大量存在。这就意味着内陆县域单重文化环境中，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花费的交易费用是巨大的。
2、保守经济心理的影响
由于内陆许多县域以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为主，而自然经济以满足直接消费为目的，不是以交换取得盈利为目的。所以，当产品基本满足了经济主体自身消费需求以后，经济活动就失去了增进的动力。这具体表现在：产出目标的有限性；产品与货币剩余主要用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在自然资源条件恶劣的区域，经济活动主体不是想方设法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坐等救济；创办的企业多以小型为主，怕担风险，不敢扩大投资，不愿与人联合。
现代市场经济迅速增进的直接动力，主要来自于对最大利润和额外利润的追逐。显然，保守的经济活动目标，也使得单重文化县域市场交易经济的规模十分有限，而且在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中，首先会出现经济主体动力不足的要害问题。
3、平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
由于自然经济活动中，物质产品有限，经济活动人很容易因天灾人祸失去生活保障，因此邻里之间、家族内部的相互扶助，就成为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无人不饱暖，无人不均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念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这种观念遗传至今，在一些内陆县域就演变成“红眼病”——轰抢承包的果园、鱼塘；“吃大户”——红白喜事要请，承包致富要请；总之有肉同吃，有酒同喝，要穷一块穷，要富一样富。
平均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压抑乃至扼杀了内陆县域许多经济主体发展经济的能动性。同时由于将生产剩余转向消费，减少了经济增长初期所必需达到的资本积累规模，从而使经济增长难以起动。最为严重的是平均化的文化倾向，不利于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观念的成长，而自由竞争正是刺激商品经济的灵魂。按照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经济理论的分析，“竞争和比赛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因为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相互竞争，便会迫使每个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的相当正确。”[⑤]
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的结果又成为新一轮更加激烈竞争的起因。内陆县域单重文化环境的经济变革，因为缺乏竞争观念，就等于缺少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灵魂，其现状与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4、封闭的经济活动评价标准的影响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为基础，所以经济主体心理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封闭式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倾向：万事不求人，轻视分工与专业化协作，满足于自给自足。一个经济活动人，一个家庭，或一个经济集团，越是全能，越是自给，就越能得到高的社会评价。
亚当·斯密是这样评价分工在近代经济中的作用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⑥]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⑦]所以，至今人们似乎已经把这样的一种说法作为定理了：经济发展被看作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而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正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特征。由于基于自给自足文化价值取向基础上的经济形式，难以推动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所以其效果是难以与分工基础上的协作经济相比较的。
我们无权苛求从历史到今天养活了地球上一大群人的传统的自然经济方式，也不能嘲笑温饱堪虞从而对自足自给理想的追求，还应当承认上述诸种传统文化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积极作用，并且应当预想它们未来的发展变化。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些文化信仰、价值观念在单重文化环境中已对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进程所开始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阻碍，以及所产生的后果：一方面内陆多数县域现代市场经济规模不能迅速拓展；另一方面，虽然希骥推动经济迅速扩张，但由于单重文化所产生的种种障碍，经济运行所要耗费的交易费用远比沿海开放地区县域多。正因为内陆县域经济起动所需交易费用巨大，所以，这种起动所需要的时间及操作难度大大增加了。
五、结论
沿海开放地区县域，双重文化的资源占有优势，大致会转化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优势：其一，原有的商品交易经济规模比较大。前面，我们在分析文化禀赋对交易规模与交易费用的影响时，实际的时间序列假定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但是沿海地区便利的交通及良好的文化环境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因而沿海开放地区县域从一开始交易费用就比较省，交易规模就比较大。沿海与内地发展基础或叫起步基础的差异是一种显著的客观存在，对现实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必须放开假定，予历史基础以应有的重视；其二，由于具有良好的文化禀赋，经济活动主体动力比较大，所以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起动的加速度比较快；其三，由于良好的文化环境，交易费用比较节省，经济发展中系统运行的摩擦阻力小，所以经济运行的总体速度比较快。
与此同时，我国内陆地区县域，由于是一种单重文化环境，经济主体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主动、不充分，所以，经济发展的交易费用大，市场规模小，基础薄弱。由此便形成了内陆县域与沿海县域总发展差异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释：
①D.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50—51页，上海三联书店，1944年。
②史蒂文斯和杰勃勒：《农业发展原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③施永康：《研究晋江、发展晋江》发言稿，1994年12月。
④企业家的“创新”刺激了投资，引起了信贷，扩张，扩大了对生产的需求，从而推动经济走向繁荣。
⑤斯密：《国富论》下卷第320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
⑥同上，上卷第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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