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与式”农村社区发展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参与式”做为一种方法论和工作手段，被中外学者介绍到中国应用已有近10年的历史。主要是在一些农村发展外援项目中作为操作手段得到应用的。做为一个发展机构，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中心已将“参与式”渗透到其工作的各个领域，如成人培训与大学教学、机构矛盾的确认与协调、商业经营中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当然，“参与式”最广泛应用的领域是农村发展项目的确认、设计、计划、执行、监测与评价。其实，“群众参与”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字，然而，从非单纯政治含义角度对参与者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刻反思这一层次上来讲，“参与式”给中国带来的内容已完全超出了中国本土对“参与式”这一词汇的理解。本文试图从3个层次对参与式社区发展进行探讨。首先是在哲学和方法论层次上对“参与式”的含义进行探讨；第二，通过对社区的认识和探讨来说明“参与式”在社区发展中的含义；第三，对“参与式”应用的领域、“参与式”的方法与手段进行列举与说明。
一、对“参与式”的理解
任何一种思潮的出现都是基于对社会现状及问题的思考与批判。本文将“参与式”对现实的反思归纳为下列几个方面：
1.对科学及科学家作用的反思
在国际上，这种反思是从对技术及技术转移(TOT)的成功与失败中产生的。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基于国际政治、经济、资源及全球发展的考虑，发达国家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与技术援助。它的基本模式是技术转移。而技术转移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认同：技术是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因此，成功的技术应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然而在实际发展中，人们发现了技术及技术转移这两个层次上的问题。从技术层次上来讲，首先，实验室、实验站技术仅可能使具备一定良好的，或与实验条件相似的自然资源禀赋的地区受益。其次，现代社会对科学的简单认识与崇拜，使学科越分越细。这样做的思维基础是：某一学科被研究得越精越细，就越能解决现实问题。而现实对“整体”的要求却往往使单学科技术不能发挥其预想的作用。从技术转移层次上来看，技术的适宜性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而且取决于当地的资源、经济、社会、文化及组织条件。下表仅对这两个层次上的矛盾给予展示。
2.对发展的主体与动力的反思
现代文明是以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发达世界的文明为代表的。因此，第三世界的农村就成为贫穷和落后的代表，成为需要被改变的对象。毫无疑问，进步与发展是贫穷与落后地区所需要的。问题在于发展的主体是谁，发展的动力来自何处。这一思考源于对发展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和公平问题的探讨。一些国际和国内的发展项目往往有这样一种假设：既然贫穷与落后是项目要改变的对象，那么贫穷与落后地方的人自然就是被教育、被指导的对象。因此，发展的力量来自外部的支持。然而，对现实经验思考的初步结论有两点。一是发展项目若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当外部投入消失时，预期的项目长远目标就不会得以实现。最典型的例证是，许多国际项目只有在外国专家的在任期间，项目活动才有所进展，项目结束后，预期的长久影响往往得不到实现。二是从国际、国内的扶贫经验中都得出这样一条结论，若扶贫对象不是资金的直接拥有者和资金使用方向的决策者，那么扶贫的目标往往不会真正实现。这些经验与认识并不否定资金来源的重要性和外来技术、信息的重要性。其含义在于，若不认识到受援方和农民是发展的主体和发展动力的本源，就会对所投入的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这里的含义决不是说农民不需要专家和科学，而是说农民不应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听命者。更具体地说，可以怀疑农民的文化程度，但不能怀疑他（她）们对现状与自身的了解，及他（她）们应当是自我思维与行动的主体决策者。
3.对处于不同角色的群体或人对同一现实有不同认识的反思
任何一个项目的实施都需要多方角色的共同参与。然而，在如何认识参与各方的作用及相互关系上，“参与式”思潮本身也经历了几个认识阶段。在《农民第一位》（《Farmer First》）一书中，农民的能力及其在研究和实践中的关键参与地位得到了认识和分析；《对专家的挑战》（《Chanllenging the professions》）一书，对专家作用的局限性给予了深入的分析；《超越农民第一位》（《Beyond Farmer First》）一书，对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及权力关系给予了分析；《谁的现实算数？》（《Whose reality acounts?》）探讨了人能否超越自我，对自我的局限性进行认识与反思。根据笔者对最后一本书内容的理解，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让人们思考：在认识到了专家、学者和官员们与农民所认识的现实不同之后，专家、学者和官员们可能对自己对现实的认识进行反思与批判吗？可能对农民对现实的认识给予理解和认同吗？可能将自己的兴趣、利益与判断置于农民之下吗？
综合上述反思，“参与式”的宗旨主要体现在：通过民主参与，通过群众的决策性参与和专家的辅助作用，使群众公平地拥有发展的选择权、参与决策权和受益权。并在这种以农民为主体的多方参与下，来发现、确认社区发展的机遇。通过合理有效的发展机制的建立，实现资源的公平和合理的配置和管理，最终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笔者看来，“参与式”的价值在于其不仅对发展在哲学和方法论层次上进行了思考，而且把这种思考与发展的操作紧密相连。从“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到“参与式”学习与行动(PLA)，“参与式”成为许多发展项目的概念和操作手段。“参与式”的影响已不仅局限于农村发展领域中，还渗透到城市和各机构的文化、教育等领域中。然而，从贫困农村社区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难程度上来讲，“参与式”在社区发展中的意义尤其是重大的，其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二、对社区发展的认识
进步与发展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发展过程是通过人为的投入改造自然与自身的过程。因此，干预就成为发展的一种战略和手段。“干预主义”面临的是比城市和工业更为复杂的问题。发展操作往往非常注重社区这一单元与层面，这是由于其社会功能和自然功能所决定的。行政社区是社区服务和管理的重要单元；而行政社区所包含的各个自然社区又是进行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有效运用的重要单元。按笔者的粗浅理解，“参与式”试图通过某些操作手段来调谐“干预主义”和社区内部潜在的运行机制。
笔者在此通过对社区的认识来说明“参与式”在社区发展中的含义。
1.社区由地域来维系
按地域划分来定义社区有两层含义：一是按行政管理区域定义的社区；二是按自然聚居区定义的社区。这两种定义的划分对社区发展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于外来干预来讲，分别在这两个层次上对当地的资源、经济、社会、民族等现状进行了解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发展项目的选择、项目目标群体的选择等都依赖于来自以地域为界的某社区的信息。“参与式”所关心的不仅是二手资料和社区管理者们是如何总结和认识这些现状的，更重要的是关心社区中的居民，包括不同年龄、民族和性别的人们是如何认识他（她）们的生活状况的。而正是“参与式”为实现对社区范围内真实情况的认识创造了许多灵活的操作手段。
2.社区由现实需要来维系
无论某一社区如何贫困，人们仍在这里繁衍、生息。除了别无选择外，还说明人们在这里可以暂时或较长远地获得现实的需要。然而这种现实需要的维系力却表现为一种社区人口的共生和竞争的矛盾统一体。聚居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然而，在面临社区内资源贫瘠和外来支持有限的情况下，聚居人口之间存在着竞争。在长期共同生活的磨合下，社区内部往往已经形成了某种内部机制来维系这种现实需要，然而这种机制往往是不可见的或者说是无形的。在这种情况下，外来者就仿佛进入了一个“黑匣子”。外来干预可能打破原有的权力关系和旧有的工作方式，并可以在正确利用资源的情况下给社区人口平等地带来发展的机会，但这一切全部取决于“社区黑匣子”中人口的参与和参与方式。在对农民、专家与官员角色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参与式”试图通过具体操作手段的运用来理解、确认社区人口的复杂、多样的现实需求，并与社区住民共同确认发展项目的主体项目活动及项目实施的组织原则。
3.社区由文化来维系
文化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紧密相关却又超越基本需求。民族文化往往可以将不同民族区别开来。然而，生活于不同社区的同一民族往往又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可见，不论一个社区由单民族或多民族组成，一个社区的存在与继续往往由社区内部有形或无形的文化来维系着。外来者进入社区对社区文化感觉最明显的时候是，社区内的人知道什么该或不该对外人说，什么能或不能对外人说。文化的内含是多层次和多方位的，从干预主义看来，有的文化是进步的力量，有的文化是阻碍进步的力量。但无论社区内文化被如何看待，它都不会由于外来干预的到来而在短期或较长期间内发生改变。社区工作的经验证明，对社区文化的认识与了解是项目组织与实施工作成功与否的重要前提。“参与式”可以帮助外来者在对社区文化“盲视”的情况下，缩短与当地人的距离，以便与农民进行沟通、交流，并争取获得农民的信任。“参与式”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将项目专家的角色由指挥者“降为”发展辅助者(facilitatorts)，来实现调动社区文化的积极作用及建立社区项目有效运作机制的目的。
三、“参与式”社区发展的操作
在农村发展的研究与操作中，“参与式”主要运用于行动研究、推广与培训和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确认与操作。“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核心体现在：立足于对农民是研究成果的使用者和是否使用研究成果的决策者的认同；立足于对农民生产生活体系复杂性的认同；要认同和研究乡土知识，倡导农民参与所要研究问题的发现、确认、研究和认证过程。“参与式”推广与培训的核心体现在：推广员与培训者的角色是辅导者而不是单纯的指导者；强调互相学习，强调以用户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和以机遇确认为导向。“参与式”社区发展项目的确认与操作的核心是：发展的动力来自发展主体内部认同的有效、合理和公平的制度安排与资源投入。由于工作目标、内容和测量的不同，服务于“参与式”研究、培训和发展操作的方式有很多种，如下表。
“参与式”手段服务于两个大目标，一是对社区参与的调动；二是服务于具体的研究和操作目的。第一方面强调过程，第二方面强调产出。过程所运用的具体手段和如何运用这些手段决定着产出的性质和内容。因此，“参与式”手段的重要性既在于“参与式”手段本身，也在于这些手段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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