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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慰慈 杨文祥：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的理性思考
1 理论与实践关系及理论研究思维方式
1.1 理论与实践关系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图书馆学界长期争论的理论热点和难点。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学术评价，究竟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理论脱离实际”。这些争论，导致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长期处于左右摇摆和大起大落的状态。引发这些争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把握不准，以至于使二者的理论关系纠缠不清。可以说，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理论瓶颈。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甚至已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特别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难以逾越的理论障碍。
理论的本质和功能在对于客观规律的理性把握。而实践的本质和功能在于将这一把握的理论价值反过来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加以社会实现，并通过这种社会实现对现有理论加以检验和验证，以此促进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理论与实践二者的这一互动过程构成了人类认识的完整过程。二者之间这一知与行的关系建立在一种相反相成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之上。因此，就本质意义而言，无论是理论之于实践还是实践之于理论，二者的脱离和脱节都是不可思议的。
任何一门综合性学科理论都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的理论系统共同构成了这门学科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基础理论为应用理论提供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应用理论则是基础理论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延伸和应用。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实践性学科，尽管应用理论是其理论体系的主体，但作为学科科学基础和理论基础的基础系统，仍是其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1]。
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往往称为这门学科的“哲学”理论，如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数学哲学、图书馆哲学等。也有人将某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称为这门学科的理念体系或元理论体系。19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界不断有人提出建立理念图书馆学的建议。而刘迅等人则致力于图书馆学元理论体系的建立，并试图以此“作为图书馆学的学科支撑点及其理论前提。”[2]为了便于讨论，本文仍将关于图书馆学的这一层次的理论研究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不是对图书馆具体工作和具体社会行为的直接描述，而是在对这些具体工作和具体社会行为进行理论抽象的基础上，对这些具体工作和具体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内在规律的深层次提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科学目的和历史任务、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及其与相关学科的结构关系以及在整个人类科学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科学思想和学科发展方向、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性质、社会职能、社会形态、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作为现代社会的有机构成与社会系统其他构成要素的关系、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决定其历史、现状和未来的内在规律等。根据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关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最为基本的问题，它所要揭示的规律也都是关于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最为本质的规律。这些基本问题的解决，这些本质规律的揭示，不仅能够对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作出理论上的解释，而且能够对其未来作出具有科学根据的预测。这样，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虽然不直接作用于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具体社会实践，却在基础理论的高度上，对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作用，成为图书馆事业建设须臾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的应用理论研究，是其基础研究成果的理论应用，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向实践方向的延伸和应用，一般是针对社会实践中所出现的具体问题而开展的理论研究工作，因此与社会实践的联系比基础理论研究更为紧密，更为直接。如图书馆有偿服务问题研究；信息用户与信息服务研究；现代产业观与图书馆“产业化”研究[3]；数字图书馆研究；图书馆网络化问题研究以及数年前笔者所阐述的“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即发展战略研究[4]等。可见，所谓应用理论研究，就是应现实之需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由于应用理论研究立足于社会实践，不仅与社会实践具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对社会实践中具体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针对性和现实应用性，因此，如果说应用理论研究存在脱离实践的问题则尤为匪夷所思。
既然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不该存在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问题的提出呢？其中的原因颇为复杂，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在对诸方面原因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主要原因似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建设不成熟，理论层次系统尚未形成。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其学科建设还不成熟，不完善。这种不成熟、不完善一方面表现为尚未建立起由基础理论体系、应用理论体系和应用工程技术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学科建设体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从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专业群体在学术思想上，对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尚未完成从单纯的应用性学科向综合性学科的观念转变。这一现状不仅导致了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长期混为一体，分不开层次[4]，而且导致了几乎整个图书馆事业界和图书馆理论研究界都极度缺乏基础研究意识。如能以科学和客观的心态冷静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一不争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用应用研究取代基础研究，用应用理论取代图书馆学的整体理论体系。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导致简单地套用应用研究的评价标准来评价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习惯于经验层次描述和总结的人由于不能理解基础研究层次的理论抽象，纷纷发出“理论脱离实践的”惊呼也就不足为奇了[1]。
（2）学科建设整体化水平不高。图书馆学的内容体系由“理论”和“技术方法”两大板块构成，其中“理论”又包含“基础”和“应用”两部分。这一结构形式与范式特征是由其研究对象和科学目标所决定的。作为一门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应由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三部分构成。其中应用理论和应用技术是其主体部分。这三个方面应既各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衔接内在联系紧密，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但由于学科建设的不成熟，不完善，就总体状况而言，一直存在整体性和系统性不足的问题，因而始终未能形成这样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局面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来自实践部门的一些研究成果尚停留在对经验和方法、技术的表层描述阶段，而来自教学单位的一些研究成果又偏重于思辩和抽象模式的建立而缺乏实证性研究。这两部分研究由于缺乏中间层次的过渡性研究而处于相互游离状态。这一现状，在缺乏科学素养和严格系统的理论训练，不具备自行建立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初学者面前，必然呈现一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幻象。
形成这一状态的根本原因是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这三个组成部分均发展不够，既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和技术体系，又未能相互衔接、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统一的科学体系。
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逐步重视开发性、应用性研究，许多课题围绕着当前图书情报事业建设与发展实践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展开，如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数字图书馆的创建等。这样，图书馆学的应用性实用性特征不断加强。与之相对应的是，理论指导性强，具有纵深层次的内涵性、思辩性和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这预示着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图书馆学研究，将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三者之间构建一种有效的系统平衡和整体发展的关系[5]。
（3）从业队伍素质偏低。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方面原因，我国图书馆事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科学文化和理论素养偏低，相当数量的人员没有能力把握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与社会实践三者之间的质的区别及其内在联系。他们往往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与工作研究混为一谈，习惯于用应用理论甚至是工作研究的价值判断标准来评价基础理论研究。他们意识不到也无法理解基础研究的理论抽象对社会实践的超然性及其对实践进行理性指导的宏观性和间接性。这样，面对不具备直接应用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根据其自身的理解，他们必然得出，也只能得出“理论脱离实践”这一似是而非结论。这种情况即使在图书馆学研究界也时有所见。这一状况与第一条所分析的学科建设现状具有内在的联系，二者是互为因果、相互对应和相互统一的。
（4）学术评价方法与评价对象的误区。在理论研究的初期阶段，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一般总要形成一种观点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观点各异的学术思想需要有一个相互碰撞、融合和同构的完整过程。只有完成了这一过程，形成一个系统成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之后才有可能具有某种指导实践的整体学术功能。而那些在争鸣中退出学术舞台或与其他思想融合了的观点，除了具有某种学术启迪功能外，不可能具有什么指导社会实践的实际意义。那些在研究开展伊始就要求其具有实践指导功能的意见和做法，显然违背了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既不利于理论建设，又可能误导社会实践。
（5）学术浮躁与虚假学术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国外学术思想的引进和其它学科其它领域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的移植无疑是必要的。然而，这种学术引进和移植必须伴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学术作风，必须建立在对相关理论和思想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近年来在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下，图书馆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浮光掠影望文生义之作。这些以急功近利的心态和炒作新闻的手法进行的所谓“研究”不可能具有什么科学价值，更不可能形成成熟系统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理论体系。既然形成不了科学的理论，也就不存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了。如果要求此类“研究”具有什麽实践指导价值，不过是缘木求鱼。显然，这一现象并非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的人，不辨真伪，混淆了学术与非学术的基本界限。
（6）应用理论与应用领域的错位。严格意义上的应用理论应分为一般性应用理论和专门性应用理论两部分。一般性应用理论对具有相同性质的各个不同的应用领域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专门性应用理论研究是针对某一具体应用领域所产生的具体问题深入研究而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如果将不具备普遍指导意义的专门性应用理论成果不加分析地应用到不合适的领域和问题上去，必然形成应用理论与应用领域的错位问题。这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相背离的典型实例。真正具有理论意义的“理论不联系实际”问题应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7）极左潜意识的幽灵。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极左思潮曾长期占据我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极左思潮以否定知识、否定和压制知识分子为其基本特征。科学文化和理论素养是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否定了知识和科学理论也就否定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价值。由于我国图书馆事业从业群体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偏低，甚至相当数量管理干部的素质也亟待提高。这一现实不仅是极左思潮的历史产物，同时也决定了极左思潮在这一群体中的遗存和影响。在历史颠倒的时代，“理论脱离实践”这一意识形态命题长期以来曾是极左思潮否定理论，否定知识分子的棍棒。在知识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极左思潮反科学反进步的本质已无可争议，因此它早已丧失了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但长期以来，在图书馆学界严肃而认真地致力于理论建设的过程中，致力于将图书馆学分散的经验层次的现象描述升华为系统的理论抽象时，“理论脱离实践”的批评和指责竟始终不绝于耳。尤为发人深省的是，当“严肃而认真的”批评者并未意识到自己潜意识的极左倾向时，同样严肃而认真的理论工作者却由于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已经森森然地觉察到萦绕在这一批评背后的极左的幽灵。
1.2 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为实践所检验，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科学研究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社会实践形式，必然要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在运用这一规律开展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澄清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科学研究，其所对应的研究对象——社会实践其理论意义是指整个人类的全部实践还是部分人的部分实践，抑或是某个个人的个人实践？对这一问题，依据不同性质的科学研究活动可以有不同的回答，其答案显然是前者，是指古今中外人类全部历史的全部社会实践活动；而专门性应用研究的目的则在于探讨某一具体的特定事物或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律，因此它的社会实践只能是指部分人或个人的特定社会实践。需要注意的是，在专门性应用研究中，由于实践者本身难以超越的基于现实功利的主观性、狭隘性和封闭性，因此，大部分实践者，不论是群体实践者还是个体实践者，一般只能从事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研究资料的搜集等科学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只有极少数具有较高科学素养把握一般规律的人，才能够超越上述局限，有可能胜任以客观思维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那种认为不具备直接的实践经验便不能开展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研究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这种观点在两个方面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其一是错误地用专门性应用研究的相对封闭的思维方式取代了一般性理论研究的开放思维；其二是用自身局部的和个人的有限实践否定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实践进而否定了对客观世界普遍规律认知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不自觉地陷入了经验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泥潭。在当今世界的历史条件下，正如在经济领域只有通过国际交流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资源才能进行高效益的经济活动一样，面向21世纪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只有站在当今世界的历史高度上，对人类社会图书馆现象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实践进行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图书馆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以此推动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走向成熟，并对21世纪世界图书馆事业特别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提出科学的理论指导。
显然，建立起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当前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这一科学思维方式就是以解放思想超越自身有限经验的局限为前提，以人类社会图书馆活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实践特别是当代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实践为研究对象和学术思想来源的开放型思维。这一开放型思维方式是进行21世纪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基础[6]。
2 基础与应用的关系及中国图书馆学应用研究的历史任务
2.1 关于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在人类的科学发展史上，一门应用学科，其形成与发展一般要经过“问题（对象）——技能——技术——科学”这样一个过程。无论是技能、技术还是科学，都是以问题为前提，以问题的存在为基础，以具有解决问题的功能为社会价值的。伴随问题的日益复杂，人类解决问题的手段便不断从技能走向技术，从技术走向科学。当技能构成了一整套完整成熟可被描述与传授的手段时，就形成了技术。当技术及其作用对象一起被纳入人类的理性思维构成一个思维系统的时候，一门科学便诞生了。一门应用性科学在其形成之初，其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往往相互交织，共同存在于同一个混沌的统一体内。这种状态称之为前科学状态。伴随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逐渐形成两个既内在联系紧密又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这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论系统构成了这一学科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这门学科在理论上的成熟。
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及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笔者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做过这样的阐述：“图书馆事业研究的飞跃主要应表现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野。在这一领域研究初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溶为一体的。一面通过对事业发展状况的描述以探求事业发展规律，建立关于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理论体系；一面针对事业建设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展开讨论，探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充实事业建设应用理论的建设。在理论研究的表层阶段，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到目前为止，事业研究领域一直处于这一状况。如今现象描述的工作已日趋成熟，今后的研究应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分野。即应分别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在对大量现象描述的基础上，开展基础理论的纵深研究，从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哲学的角度概括出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建立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史模式，最终得出关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基本规律的认识，建立关于图书馆事业这一人类历史文化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基础理论体系。另一个方向是在这一基础理论的指导下，针对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实践十分广泛的实际需要开展横向的应用研究，（建立关于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应用理论体系）以解决事关事业建设和发展宏微观实践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从而推进事业建设沿科学的轨道健康发展。”[4]
社会转型时期既是一个理性上、客观上需要理论、呼唤理论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感性上、主观上骚动不安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精神层面的浮躁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这一浮躁心理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在功利意识的驱动下，重应用轻基础甚至否定基础研究的学术价值。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是建构统一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相对独立而又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应用理论的建设、发展与完善是以相应的基础理论的建设、发展与完善为依据、为基础、为条件的。没有基础研究的深化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应用研究的发展。许多应用理论层面的重要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给人们以诸多理论上的困惑，其原因在于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并非在应用层面，而在于在基础层面未能解决对相关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因此说，以否定基础研究为前提的所谓应用研究，只能是一种盲目的空忙，即或偶有所得，也只能是满足一时幻觉的空中楼阁，决不可能得出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就是说，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把握基础与应用的内在联系，那么在否定基础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应用本身。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没有对基础理论的相当把握便无从取得开展应用研究的必要的学术功力；对于一门应用学科而言，没有深入系统的基础理论建设便无从开展相应的应用理论建设工作，也无从科学地解决社会实践所提出的现实问题[6]。
2.2 中国图书馆学应用研究的历史任务——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理论原创性和学科前沿性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图书馆学应用理论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图书馆事业形成、发展和建设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图书馆事业是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相互作用所形成并存在于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文化现象。当今时代的人类文化内涵，一方面表现为人类文化全面整合整体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一方面表现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的民族特色和本土特色。这种多元一体的整体发展是当代人类文化建设的时代特征，即信息文明的历史特征。[7]以人类社会图书馆现象的共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图书馆学是以人类的共同文化为基础的，因此可以同时也必须超然于民族文化之上。而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文化单元的背景下，以相对具体的社会空间范围内的图书馆现象的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性应用图书馆学研究则必然与民族文化具有不解之缘。图书馆事业与文化的乃至与社会和历史的这种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反映了图书馆事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在我国，专门性应用图书馆学如何实现本土化，如何建设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中国图书馆学以有效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发展，这类专门性应用理论层面的原创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8]。在这一领域，自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始终处于不断跟踪与追随国外的发展水平的被动状态。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模仿前苏联为主，而在此之前与之后则主要是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与学科建设范式为圭臬。实际上，中国图书馆学建设有自身的优势，并应将这一优势发展成自身的特色。中国图书馆学建设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中国的古典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产生于具有上千年历史的藏书实践之中，不但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发展十分成熟。如何使这些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现代图书馆学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有机构成要素，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原创性开掘的关键。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原创性建设绝不可误入文化复古的迷途，必须是站在信息文明的人文精神建设的历史高度上，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利用。只有如此，中国图书馆学的原创性建设才既是原创的，更是前沿的，才能保证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站在当今世界科学研究特别是应用图书馆学研究的前列[6]。
3 关于理论研究学术评价的思考
理论研究的学术评价是制约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因素。上文所述的诸多因素，一般都要转化为一定的学术评价才能对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一门学科的形成过程中，技术先于理论是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形成人们重技术轻理论这一观念的基本原因。另外，技术所特有的与社会实践的直接联系性则是另一重要原因。这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科学认识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的关系问题。
学科建设层面的科学认识价值和社会实践层面的实践应用价值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上具有质的区别。学术界的价值取向自然为前者而非后者。学科建设中的应用理论研究也十分强调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实践应用价值，然而，应用理论研究所强调的这一“实践应用价值”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践应用价值具有本质的区别。应用理论研究所强调的实践应用价值，是在基础研究的科学认识价值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其实质仍是科学认识价值的社会实现形式。在此，科学认识价值与实践应用价值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正是应用研究的科学任务。
从历史的整体观角度看问题，学术层面的科学认识价值与社会实践层面的实践应用价值在本质上和整体上是统一的，但由于非理性人为因素的干预，在具体历史阶段和具体事物上，二者在社会现实中又往往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最终关注的是是非，即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人的科学认识价值的实现；而社会实践活动始终关注的是功利，即对主观利益（个体的或是群体的）的追求——实用价值的实现。因此在二者处于矛盾状态的时候做如何的取舍，是理性与非理性，学术与非学术的分水岭。
吴慰慈教授在其于1985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概论》中明确指出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包含“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三个层次。笔者对这一三层次结构体系的理解是：“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图书馆事业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为整个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是学科建设中的基础建设工作。“应用研究”对于图书馆学而言，又可称为“事业理论研究”。其目的在于将基础研究所提供的科学认识和科学原则用于对社会实践层面的具体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形成关于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为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以解决图书馆事业建设实践中所出现的宏微观各种理论和认识问题。而“发展研究”的内容和功能则相对复杂。一般可分为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将应用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可供操作的技术手段，在技术层面上直接推动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这一方面内容严格说来应称为开发研究。另一方面内容则是以不断发展的图书馆事业为具体研究对象，在基础研究的层次上对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建设与发展及图书馆学未来发展的科学基础进行前瞻性研究。这一研究实质是为未来的图书馆学基础研究所做的超前性探讨性的理论准备工作，是未来图书馆学的历史先声。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发展研究”不仅是应用研究的深化和发展，而且是“基础研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这一研究尚不具备一般性基础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呈现一种零散的状态和某些预测性特征。
由于上述三个不同的研究层次分别具有不同的宗旨和功能，因此欲对这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工作进行学术评价，必须建立具有针对性的不同的学术评价标准。
基础研究的功能在于对本学科研究对象客观规律的把握，因此其评价标准应该定位在其科学认识价值的实现程度。应用研究的功能在于对本学科研究对象客观规律把握的基础上，对事业建设实践中具体问题的理论解决。因此其评价标准应该定位在其对科学认识价值与实践应用价值相统一的实现程度。由于发展研究具有两方面功能，一方面在于对应用研究成果的技术开发，另一方面在于对未来的事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做超前性的探索和预测，因此对其评价标准也应该在两方面进行定位。针对第一方面功能，其评价标准应该定位在其对应用研究成果的技术实现程度；针对第二方面功能，其评价标准应该定位在其对学科未来发展的前瞻性超前性程度、预测功能的大小以及这一前瞻性超前性和预测功能的科学程度。
对学术评价标准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是开展科学的和严肃的学术评价的必要前提。然而，近年来，在对学术评价标准既未进行深入研究更谈不上科学把握的情况下，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工作进行轻率评价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盲目性很强的“学术评价”在评价标准的实际把握上，一般具有两方面共同的特征。一是忽视甚至是在事实上否定学术研究的科学认识价值。二是既不考虑是否反映事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又不问学术研究的层次性，将所谓的实践应用价值作为衡量一切学术研究工作的唯一标准，而这所谓的实践应用价值又往往与非理性的急功近利的短期利益相联系，并非科学的历史的实践检验标准。近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沉闷和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困惑以及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此类“学术评价”不无关系。
学术评价工作是学科建设和事业建设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没有严肃科学的学术评价工作，便没有21世纪图书馆事业的充分发展，也不可能有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成熟。为了完成21世纪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任务，必须对学术评价标准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开展科学、严肃、卓有成效的图书馆学学术评价工作。[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