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求和与英美调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英美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联合英美谋求停战议和的策略，是中国政府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同日本进行外交战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客观上还是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历史资料，对这一方针进行探讨。
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政府请求英、美调解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决策层认为，在中国据有重大利益的西方列强必不赞成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因此，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力求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敦促列强出面讲话，请求英、美调解，借列强之力迫使日本停止军事进攻。
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国政府不断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期望引起列强对中日战争的关注，并且公开表示愿意接受斡旋、调停、仲裁。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了坚决抗日的决心。讲话表示，卢沟桥事件是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将完全取决于日本方面的态度。英、美等国注意到，这是若干年来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次态度比较强硬的讲话，表明了中国政府进行顽强军事抵抗的决心。当然，庐山谈话仍留有余地，蒋介石此时并没有说已到“最后关头”，而是说万一到“最后关头”。并说如果真的到了最后关头，也只有应战。蒋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和平解决。”（注：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1937年7月17日。）根据蒋介石的讲话精神，7月19日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声明，为和平解决此不幸事件起见，中国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证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斡旋、调停、仲裁等等，甚至同意中日双方直接谈判。
中国政府不断向英、美提出调解的要求。7月12日，中国外交部致电美国国务院，询问美国是否可以为中日调停做些什么。7月17日，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纽约发表谈话。他说：“日军所造成之华北异状，不仅为中日两国政府之烦恼问题，且亦为世界和平之危机……苟不加制止，将蔓延及各国。”他呼吁各关系国协力改变此种局势。（注：《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第3页。）7月21日至28日一周内，蒋连续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等人，要求联合出面调停。他对许阁森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注：《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68页。）蒋介石还对许阁森表示，宋哲元将军所签订的三项条件是中国政府对日本所作的最后让步，而日本却正在增兵，这势必酿成更大的战争。他要求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共同行动，采取防止战争爆发的措施。（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75页。）
英、美两国是何态度呢？
英国政府的态度是既对中日战争表示“关切以及谋求和平解决的期望”，（注：《英国外相艾登在下院的答辩》，1937年7月19日，转引自《“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又极力避免卷入中日冲突之中。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英国宣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不加评论。英国外交部认为，现在难以搞清事件的真相，明辨责任所在。因此，7月12日，外交部官员在回答议员的质询时，表明英国的现时政策是“在我们有更确切的情报之前，最好我们什么都不说。”（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伦敦1984年版，第150页。）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怎么会噤若寒蝉？关键是怕卷入中日冲突！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说：“想象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如果我国卷入远东冲突，那么独裁国家就可能抵抗不住在东欧或在西班牙采取行动的诱惑。”（注：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等译：《太平洋战争》，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国自然不敢谴责日本对华侵略了。
英国担心日本可能扩大事态，对英国在华利益感到十分忧虑。因此，对日本采取了停止修好谈判的措施。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虽然事件并非由日方挑起，但日本很可能扩大事态，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他们在华北的地位。”副外交大臣贾德干也表示：“日本人现地解决的保证，不禁使我想起六年前的往事，我对他们难以持有太大的信心。”（注：Bradford A.Lee：《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39》，斯坦福1973年版，第26页。）英国政府决定暂停筹划已久的英日修好谈判，以作为对日本的警告。7月12日，英外交大臣艾登对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表示，“如果现在北平周围的局面继续下去或甚至恶化，英国政府认为这样的会谈是难以进行的。”（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第154页。）
不可思议的是，英国不知为什么又认为战争可能很快和平解决，英国外相艾登在下院说：“中日双方之间似乎很可能达成和平解决，用不着第三方面斡旋。”“第三方面各国，正如他们所必须做的，只需表示他们对维持和平的关切和兴趣就行了。但是我们已在两国首都表示，只要存在着英国政府可用以促进和平解决的办法，它乐于提供在它能力范围内的援助。”（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第150页。）
艾登虽然在下院表示中日双方用不着第三方面出面斡旋，而实际上仍积极联合西方列强出面调停。
我们继续分析一下美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的态度。
罗斯福1933年出任美国总统后，在外交上宣称持所谓的“中立”政策，寻求所谓的“全面和平计划”。在他的演讲和私下谈话中，都着重强调使美国不介入战争。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政府“不愿采取得罪日本和激怒孤立主义的行动”。（注：（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54》，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2页。）美国总统罗斯福赞成赫尔提议公开发表一项所谓的和平声明。
1937年7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声称“今天上午日本大使和中国大使馆参赞分别来访本院，并通报了有关华北事件的情况。在随后的谈话中，我们向双方都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日中之间武装冲突，对和平与世界进步事业将是一个沉重打击。”（注：《美国国务院声明》，1937年7月12日，李巨廉等《第二次世界起源历文件资料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85年版，第2页。）在声明中，美国极力抹杀日军行动的侵略性质，认为卢沟桥事变是“日中之间武装冲突”，并不是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略行动。
随后，美国国务卿又于7月16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美国关心各国的重要武装冲突。这份声明别说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就连7月12日声明的“日中之间武装冲突”的字句都不敢提及，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毫无疑问，若干地区存在着紧张局势。表面看来，这仅仅牵涉到邻近的那些国家，但归根到底必然会涉及到整个世界。”（注：《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声明》，1937年7月16日。）然后又说了一大堆空泛的“主张”。当赫尔将这份声明送交各国政府，并要求答复时，日本、德国、意大利都表示赞同。只有葡萄牙对美国的这份声明持异议，抗议“那种用含糊的公式套严重的国际问题以及求得解决的习惯”。
美国担心它的主动行动会引起日本的反感，害怕进行调停活动。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一项调解的意图只会激怒日本政府，并给予其机会以告诉日本人民，西方列强正试图干预所谓日本在华的自卫权利”，（注：科德尔·赫尔：《赫尔回忆录》，第1卷，纽约1948年版，第535页。）这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此时美国对中国的调停要求没有兴趣。
对于中国提出的促成中日间的和解的要求，英国表示愿意在中日谈判中提供它力所能及的帮助，决定同时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止冲突的建议，希望出现几个大国共同居间调停中日冲突的局面。在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月内，英国曾三次向美国发出联合行动的提议，但均无效果。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艾登即指示驻美大使林赛询问美国国务卿赫尔，美方是否愿意采取合作行动。但美国政府不愿与英、法采取联合行动，美国声称愿意采取的是“平行的而不是完全一致的”行动。（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第158页。）由于美国的不合作的态度，英国推动的英、美、法之间采取联合行动的计划，一开始就搁浅。
但是，英国仍不敢单独对日进行交涉，还是试图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7月20日，艾登致电林赛大使，令其尽快向赫尔陈述远东局势的严重性，要求美国同英国一起对中日政府进行交涉，促使其停止调动所有部队，接受英、美提出的旨在结束现存对峙局面的建议。同日，艾登会见了美国驻英大使宾厄姆，表示“我们愿意与美国政府在它所愿意采取的任何步骤上进行合作”，他还解释说，英国不想单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是因为不愿给日本人形成英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为关心中国局势的印象。
对于英国提出的联合调停的建议，美国表示不愿跟在英国人后面行事。它回答英国政府说：“我们认为我们两国政府在平行路线上所采取的行动是真正合作性的。两国政府在继续共同努力以改变敌对状态时，应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再度敦促日本和中国政府认识维持和平的重要性。”（注：M.N.Medlicott and Douglas Dakineds:《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2辑第21卷，第180页。）同时，美国还通知英国，赫尔已在华盛顿会见了中、日驻美大使，要求中日两国作有效的克制。这样，英国第二次要求英、美联合行动的提议又付之东流。
蒋介石询问美国政府为何不与英国联合劝告日本，再次请求美国与英国协商，警告日本，阻止其再向中国提出任何要求，否则局势危急，战争不可避免。
在中国政府的再三请求下，英国决定再次联合美国进行调停。7月28日，英国内阁会议讨论远东问题。首相张伯佗提出，英、美联合行动将比平行行动更为有效，即使战争降临，仍值得一试。同日，艾登会见美国驻英大使宾厄姆，提出华北局势正急剧恶化，英、美共同行动时机已经到来，要求美国再次考虑中国和英国的建议。这次，美国接受了英国的建议，同意由格鲁和道滋在东京分别向日本政府作非正式的建议。然而，日本拒绝了英、美的提议。
在中国政府的一再请求下，美国似乎是摆一种外交姿态。于8月10向日本非正式地提出居间斡旋的建议，以期解决纠纷。建议选定一个中立地点，以便中日代表会面商谈，并且要协助谈判中所可能发生的困难。但是日本不理会这些建议。（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2页。）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不断发起挑衅事件，英国不愿其在华利益集中的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因而，加快了调解行动。8月11日，英、美、法、意四国驻华大使联合发出通告，要求不要把战火扩大到上海。12日，由英、美、法、中、日各国委员组成的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解决目前上海危机的办法，但毫无结果。
二、淞沪会战中的调停建议未能奏效
上海是中国现代经济的中心，也是英、美等列强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地区。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不仅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分割，而且也大大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申报》当时报道说：“伦敦等处人士，对于英人事业及一般利益，表示非常严重之焦虑。盖英人在华之直接利益，共值二万万五千万镑左右，其中二万万镑为事业界之投资，其余五千万镑为政府之债款，其中在上海者，达一万万八千万镑，而此一万万八千万镑中，有一大部分系在苏州河以北（南）之租界中去。”（注：《申报》，1937年8月20日。）中国政府认为英国在华利益重大，因此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特别是向上海等大城市的进攻绝不会袖手旁观。
英、美这次虽然没有“袖手旁观”，但仅是提出一个调停计划而已。战事爆发的当天，英、美等5国驻沪领事提出了第一个调停计划，提议日本撤回派往上海的增援部队，只留下一支警备队保护侨民。同时，中国也把正规军撤至战前的驻地，把保安队撤至公共租界两英里之外，在撤防地区只留下警察。日本拒绝了这一建议，声称其军队需要在上海保卫它的侨民。
8月18日，英国再次向中日双方提出撤兵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有：
1.上海租界及其周围地区，包括越界筑路地带，不得作为战场；
2.中国军队从上海撤走，日本同时撤走其军舰、海军陆战队和陆军；
3.在上述中立地区，由英、美、法等三国政府完全负责保护中国人、日本人和其他各国人们的生命财产。（注：（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513-514页。）并表示如果日本同意将日本侨民委托外国当局，如果其它大国愿意共同参加，英国准备承担这一责任。
对此建议，美国政府态度冷淡，向英方表示不愿介入中国国内的警察性任务，而且认为此项建议未必能使中日双方接受。
日本再次拒绝这一建议。8月19日，日本外务次官崛内谦介会见英国驻日使馆代办杜兹，递交了日本的复文，说什么“日本侨民之生命财产，濒于万分危险……帝国政府对此等多数侨民自有加以保护之重大职责，而不便以其责任委诸外国。”同时，日本妄想利用英国调停的机会，迫使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及周围地区。在拒绝英国建议时，崛内谦介却向杜兹提出，中国军队必须退回到1932年淞沪停战时所界定的范围之外，到那时，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考虑英国的调停建议。英国当局对日本的企图作了不切实际的判断，以为和平希望大增，又复请美国予以合作。美国国务院却不予考虑，认为英国政府不应再三提出遭到日本拒绝的计划。
在此期间，英国向中日双方提出上海为“中立区”的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条件地加以接受的态度。9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表示，如日本接受（上述英国建议），中国原则上亦可接受。南京高层决策者接受英国的建议，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求英、美、法三国保证日本从“中立区”撤军停战。二是不妨碍中国自卫之立场。（注：上海《申报》，1937年8月24日。）但是，这两个条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英国等西方国家不会同意也没有能力作出“保证”的承诺，同时，日本更不可能接受中国在“中立区”内有行使自卫权这样的条件。
8月26日，英大使许阁森于南京赴上海途中被日机炸伤，英国也只接受道歉赔偿了事。
9月4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声明，最终使英国划上海为“中立区”的企图成为泡影。
在淞沪抗战时，美国表示不愿意承担调停人的责任与作用。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致美驻日大使格鲁的电报中说得非常明确：“我们是否愿意承担调停人责任与作用，我无法肯定。至少在目前，我们不想鼓励任何一方相信或期待。”（注：《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美驻日大使格鲁的电报》，1937年9月2日。）
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无所作为多次表示不满，敦促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蒋介石在8月下旬转交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直接地说：“对于美国未与英国合作，努力防止目前能够通过日本和中国的联合交涉予以防止的危机，我深感失望。中国和世界将铭记1931年西蒙在东北问题上未能与美国合作，而现在英国人将铭记美国的不合作。美国不应丧失它在世界上作为国际正义支持者的威望，如果它继续执行史汀生政策，目前的冲突将不会扩展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蒋介石表示：“我并不想让美国卷入战争，但我盼望它能维持其在太平洋的地位及该地区的和平。现在采取行动，还不太迟，我相信美国能为永久和平作出公正解决。”（注：《美国外交文件》，1937年版，第3卷，第460－461页。）
中国政府肯定了英国主张调停的态度，并相信英国会尽可能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超过“一定的界限”。8月上旬，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一次谈话中谈及列强的态度时说：“美国持完全不干预态度，拒绝任何集体行动；英国在设法阻止日本进一步侵华，英国已对日声明，两国之间暂停止任何谈判。中国政府相信，英国会尽可能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超过‘一定的界限’。”（注：《苏联外交文件》，第20卷，第436－437页。）事实上，这只是中国政府的一厢情愿。
三、中国政府谋求国际调停幻想最终破灭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由比利时出任东道国，于1937年11月3日召开了九国公约签字国及与中日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共21个国家参加的布鲁塞尔会议。日本和德国拒绝出席。日本坚持中日直接交涉，并在声明中继续歪曲侵华事变真相，极力攻击中国。意大利因与德、日结成轴心国，在会中事事阻挠，成为日本的代言人。
中国政府判断会议无成功的希望，但仍企图借助与会各国出面调停，及早结束战争。中国政府在致中国代表顾维钧的电文中称：“我方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注：《外交部致顾维、钱泰电》，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592页。）
在谈判的方式上，中国政府开始改变过去不同日本直接谈判的态度，期望在列强出面斡旋下进行中日间的谈判。外交部指示中国代表团：“倘各国已正式或非正式促令日本依照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办法，与中国直接谈判，同时受有关关系国之协助，则我方可不反对。至停战问题，倘各国向中日提议双方先行停战，中国亦可同意。”（注：《卢沟桥事变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印行，第403页。）在会议期间，战争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政府一方面迫切希望和日本达成停战，另一方面它又迫切希望从列强（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那里得到他们将采取某些实际行动的确切保证。
英、法等许多国家赞成召开这次会议，它们有一个普遍的想法，试图把美国拉到讨论远东问题的前台，因为美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但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布鲁塞尔会议能否取得成功不抱希望。他认为，布鲁塞尔会议将一事无成，只是浪费时间。英国在布鲁塞尔将要得到的主要教训是在获得美国有效合作方面的困难，他极力反对英国卷入“中日冲突”。
美国政府害怕被推到第一线，成为未来行动的领导者或倡导者。罗斯福先后向美国出席会议的诺曼·戴维斯发出指令，要求他务必记住，美国不想被推到第一线，成为未来行动的领导者或倡导者，它不想成为风筝上的尾巴。要牢记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美国的国家安全。要记住美国公众舆论已表达了美国不卷入战争的决心。国务卿赫尔在致诺曼·戴维斯的信中明确指出，大会的主要作用应是提供建设性讨论的论坛，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可能基础，或就此提出建议，并努力通过和平谈判把各方拉到一起来。从赫尔的信中我们不难看到，美国认为这个会议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了讨论的论坛。（注：《美国国务卿赫尔致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诺曼·戴维斯的信》，1937年10月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在会议之初，讨论建立一个由美、英、比三国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进行调停。但遭到意大利反对，它主张由中日直接谈判。法国和苏联则对该小组的构成提出异议。于是，组织小组委员会的计划只好取消。
会谈中，英国代表艾登对调停问题颇有兴趣，他表示仍有可能找到某种途径把日本拉到某种谈判上来。艾登几次试图与美国的戴维斯讨论联合行动问题，都被戴维斯回避了。
美、英等国会内的调停活动，深恐冒犯日本，却一再压迫、诱骗中国代表团，使中国代表团处境十分艰难。
其一、企图逼迫中国代表团“自动退席”。大会开幕后，即讨论建立一个由美、英、比三国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进行调停。这个小组向日本再次发出会议邀请，并声称日本如不愿出席，可由小组委员会与日本保持直接联系。为了表示“公允”，美国代表戴维斯传达美国政府的建议，说为了使与会各国在调停时“不受影响”，且避免被日本指为“态度偏私”起见，希望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发表一篇讲话后，即自动退席，“给各国以评论的完全自由”。
其二、一再压迫中国代表首先表态，声明中国绝无与日本交恶之意。并公开宣布取消抵制日货，保护日侨生命财产，以及中国“愿与日本经济合作之诚意”。（注：《顾维钧致外交部电》，1937年10月28日；《钱泰致外交部电》，1937年10月29日。）
其三、诈骗中国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以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美国代表说，中国必须让予日本“若干利益”，“俾得顾全面子”，“切不可空言恢复原状”，以“刺激日本”。（注：《钱泰致外交部电》，1937年10月29日。）
美国代表诺曼·戴维斯提出，希望提出一份供美国调停使用的中国可以接受的条件。在美国代表的诱导下，中国代表顾维钧将中国政府可以接受的调停条件“底牌”摊了出来。
一是日本过去提出的经济上的问题可以协商。日本在过去一段谈判中曾提出过的经济上的问题。如原料问题、中日经济合作问题、中国向日本纺织业供应棉花问题，顾维钧表示这些都可以同日本协商。关于沧州——石家庄间铁路的铺设权问题，虽然中国和法国已经早有前约，但日本一直希望能获得这一权利。还有龙烟煤矿和铁矿以及由长芦盐田供应食盐的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顾维钧提出也都可以而且应该协商，但是协商要服从一个总的条件，那就是这些协商的性质不是中、日两国间排他性的交易，而是在合作的原则下，普遍适用于其他大国的。换句话说，就是这种协商不应该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精神。
二是“满洲国问题”可以考虑等待十年。戴维斯认为“满洲国”问题是主要障碍。他问顾维钧，中国是否愿意明智地考虑接受现状，以十年为期，观察事态的发展。顾维钧回答，解决满洲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基础早已在李顿报告书中提出过了。但是，戴维斯认为日本决不会接受那样的基础。顾维钧最后表示等待十年的建议未始不可以考虑。
三是通过恢复1932年停战协定的精神来解决上海问题。关于上海问题，中国代表同英、美的与会代表进行了讨论。顾维钧提出，关于上海，把1932年中日两国在英、美、法、意四国参与下达成的协定恢复起来，可以获得暂时的解决。而戴维斯则说，有人建议，上海问题要在全面中立化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中国可以为它自己保留一个商业和金融的大都市。顾维钧认为那将违背中国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反对了这一建议。
四是以建立非军事区的形式解决华北问题。顾维钧说，日本应该撤出它的全部军队。如果日本真诚要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那么，由第三方面提出建议，在河北、察哈尔和满洲、热河之间建立—个非军事区，借以预防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然而，戴维斯则认为，这个建议恐怕不会被日方接受。顾维钧还说为了劝诱日本从华北全面撤军，几个大国可倡议废除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的军事条款，这样可给日本人面子，因为在日本同意撤军的同时，其它大国也都要撤回各自的军队。（注：《顾维钧回忆录》第三分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1页。）
事实上，关于同日本停战的妥协条件，中国政府早就有所考虑。中国政府外交部在训令驻日内瓦代表要求国联大会召集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时，已经表示“愿竭力促成中日问题永久解决”，提出了“顾及各国及日本在华利益”之十四条建议。如关于停战问题，要求“日本军队之数量及驻扎地点须恢复至1937年7月7日以前之状态”，在上海，“中国政府可不在1932年停战协定所规定之区域内驻屯军队，或建筑防御物”，在华北五省，要求“必须照正常办法由中国政府统治”。但是，“愿在冀察与辽宁热河之边界，划一非武装区，各以十公里（或二十公里）为限”，对所谓“满洲国”，“中国政府为顾全关系各国之人民利益计，仍愿继续维持此次冲突前业经实行之通车、通邮、通电及设立税卡等项办法”，但“重申对于该地领土权”。还有其它各项建议，等等。（注：《中国对日问题在九国公约会议所应采之态度及应取之办法》，《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第410页。）可见，顾维钧所谈的妥协条件同外交部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都是试图用局部的重大妥协，来阻止战争的进一步扩大。
中国政府作如此重大妥协，并未引起与会的英、美等国积极响应。顾维钧表示希望美国在近期内即能采取一些行动，而戴维斯并没有答复。他只说即将赶回美国，等他把情况向总统汇报以后，也许能有所行动。
在这次会议上，每个国家都声称它同情中国的抗战事业，并且愿意作出贡献，但谁也不愿意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
会议期间，中国军事形势恶化。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京。中国政府在抗战初期依靠英、美的调停活动终于失败。在英、美调停一无所获之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进行所谓的“调停工作”，中国政府在遭受极其沉重军事打击的同时，又面临了新的更为严峻和外交挑战。
四、调停失败的历史原因及教训
为什么中国政府的求和主张和英美的调停终归失败呢？
其一，从日本方面看，日本顽固坚持其侵华战略，是调停活动一次又一次受挫直至最终流产的根本原因。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动准备极为充分，战事一开，攻城掠地，屡战屡胜，侵略气焰愈发嚣张。在此情形下，日本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政策怎能轻易改变？日军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攻城掠地的胜利，拒绝接受英、美调停。日本认为：英国和中国间有“不寻常关系”，对中国“有积极的援助”，“美国官方内部既有持较为公正态度的人，也有亲华的倾向”。当时日本军部就认为：“在这个时候依靠英、美，就意味着改变日本过去政策的方向，与军部唱反调”，“今天若依靠英、美来调停日中纠纷，无疑是把日本的命运交给敌人，因此竭力反对。”（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卷案号：十八.1289。）正是这样，日本岂能和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的英、美接触，接受其调停方针呢？还有一个因素是，亲日的德国出面调停，其活动一直受到日本的重视。德国为了扩大其在华利益，从1936年底起，就已经进行所谓的“调停活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积极开展调停。日本表示欢迎德国调停，但德国的调停活动仍未能、也不可能满足日本愈加膨胀的将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欲望。
其二，从中国方面来说，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中国政府缺乏长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战场上屡战屡败，是调停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南京决策层对日本侵略野心和狡猾的侵略手段认识极为不足，未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未能组织起真正有效的军事抵抗，并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些决定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决定着战时外交在短期内不可能有什么成效。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一带很快失陷。淞沪战场上，中国政府投入了海陆军75万余人，进行了长达100多天的会战，虽经浴血奋战，但终究未能摆脱丧师失地的悲惨结局。中国政府原期望由于军队在淞沪战场的英勇作战能引起西方的同情甚至干涉，至少也可使它们不会觉得中国的势力太弱而失去援华信心。蒋介石也曾电令各战区及全军将士，说：“世界各国之同情，亦随我奋勇坚决的抗战而日益普遍。……当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注：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80年版，第702页。）对于蒋介石的意图，李宗仁十分明了，他明确指出，蒋介石的意图是“在上海和敌人的主力火拼一番，不仅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以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至武装干涉。”（注：（美）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而事实上，蒋介石的这一“以战促和”的意图恰恰起了负面的作用，随着战事失败，英、美各国对中国政府更失去信心，更难以主动进行调停。
其三，从英、美方面来说，英、美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实行绥靖政策，也是调停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时，英、美两国都没有完全摆脱30年代以来的经济大衰退的阴影，面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猖獗，欧洲却弥漫着对法西斯势力的绥靖主义。英、美等国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和扩张，表现出软弱无力和妥协退让。它们虽对日本的侵略深为不安，却又生怕卷入其中，引火烧身。无论是利害程度还是实力状况此时都不允许英、美同日本形成正面对抗。日本对英、美在华利益的侵犯毕竟尚未危及英、美自身的国家安全，未到须干戈相向的严重境地。同时，这一时期欧洲时局动荡不安为日本起到了巨大的战略掩护作用，英、美等国无法考虑分兵远东的任何计划。
英、美对中国的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尽管，中国士兵可歌可泣英勇抗战的事实曾赢得英、美各国舆论的高度称赞。1937年9月2日的《新闻纪事报》报导中国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英、美对中国政府并不看好。中国混乱的政局，使华盛顿考虑采取任何形式的援助都比较棘手。美国人认为初出茅庐的国民党政权举止不定，某些人说它羽毛未丰，另一些人说已经半身不遂。（注：《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2月8日。）
此外，英、美步调不一，没有也不可能拿出制止日本侵略的得力措施，调停当然难以奏效。英国调停态度比美国积极，但英国的行动也是有限度的，它绝不会超出限度去采取有效的强硬措施。因此，当日本继续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行动，根本不理睬英国时，英国只好无可奈何地作壁上观。对此，张伯伦在1937年12月8日内阁会议上做了一番解释。他说：“在远东争端出现之前，我们曾力图改善同日本的关系，并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由于近来的事态，我们才不得不中止这些商谈；但仍试图努力敞开今后重新谈判的大门。”（注：（美）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抗战初期中国政府联合英美谋求停战议和的策略，是中国政府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同日本进行外交战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虽然没有、也完全不可能立刻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客观上还是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它向英、美等西方各国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帮助英、美等西方各国逐步认清日本侵略中国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粉碎了日本掩盖其侵华真相和战争企图的侵略宣传活动；它坚持了“中国问题国际化”的原则，打破了日本提出的“日中纷争孤立化”的企图；它争取了英、美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抗战正义性的认识，为后来争取英、美对华援助、直至结成同英、美的军事同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