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荔[1]2000年在《《浮士德》与郭沫若的历史悲剧》文中研究说明《浮士德》是歌德惨淡经营６０年的毕生代表作，它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等齐名，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史诗性的巨著。这是歌德熔铸自己全部思想和情感的总结性作品，以诗剧形式写成，共分两部，通过描写主人公浮士德探求真理的一生，概括了一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时代精神发展
黎荔[2]2000年在《歌德《浮士德》与郭沫若的历史悲剧》文中指出郭沫若是现代文学史上中外文化冲撞化合最为丰富的个案实例，他的一生是中外文化交流嬗变的一条主要线索。在进入郭沫若接受屏幕的众多外国作家中，歌德是契入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位，从人格精神、审美追求到创作经验，歌德对郭沫若都有千丝万缕的潜在影响。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的30年，完成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戏剧创作，《浮士德》的气息或隐或显、或综合或分散地浮现在郭沫若的戏剧作品中。本文通过分析《浮士德》与郭沫若40年代的6部历史悲剧的联系与承接、对比与歧异，以此为切入点，对这两位文化巨人的性情气质、文艺思想、创作特征和艺术风格进行对比研究，以郭沫若对歌德的吸取、创造和超越，来折射“五四” 一代知识分子多元化合的文化性格的特质。 本文从三个方面谈歌德的文艺思想对郭沫若的影响：（一）艺术与自然。在发展和进化的问题上，郭沫若有所学于歌德又最终超越了蜕变论者歌德，泛神论的宇宙观是将他们联结的纽带，在艺术和自然的关系上，郭沫若比歌德更富于表现主义色彩；（二）作家与时代。歌德和郭沫若都生活在一个处于衰退和解体状态的时代，创作倾向于主观，主情主义是他们思想产生共鸣的首要因素；（三）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郭沫若对歌德的世界文学观是非常认同的，他学习歌德宏通的文化视野和永远探索的精神，广泛“拿来” 和吞吐人类文化遗产。 就《浮士德》和郭沫若40年代的历史悲剧，本文从五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对比研究：（一）对历史人物的演绎。《浮士德》和郭沫若的历史悲剧，都是透过历史传奇曲折地反映现实社会的面影，他们赋予笔下的古代人物以某些现代的思想和灵魂，使其成为一定的象征性形象；（二）寻求生命本质的最高体现。《浮士德》和郭沫若的历史悲剧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巨大的道德问题：人应该成为怎祥的人。在自强不息的浮 申中，歌德一戈到了Nhb生命本质的最高毗，郭d致力于发掘椰IKAsde 取义的4；（三）诗性的贯注。歌穗中郭瓣由诗峪向戏剧形式，椭帆的诗赈潍O…作中，写出了独具一格的淋MIJ。与仇字士德）｝ M的诗体形式不同，郭沫若的史居iu3n散文推进，在其中穿脆砚曲谣和抒清淖殷的刎独白；（四）肿防美的膜拜。髓和郭沫若的作品中椭如敞结，与自然、钾、艺术冲郎陡的如性是奶叩爪品中一叫刃美的象扭瞬昨组想的御。仁匕9钟美阻与死的悲居忖田浇结，美通过万巳完成自身的不淋不可企凡（五）对于响阶的瓣。主要分四方面肘舱 刎结构：歌穗和郭沫若遵循桐的d结构原则，前者不E田人三一律0，用收缩和扩娜脓关系来设计《浮怵》的结构，后者主张吸取三咋的艘内核，注重刎的舞台实践注。邮蹦：歌德和都滞的屏咂在戏剧基调上有烟以的赃，就是克满了内在的动感和力量，意气浩荡，至柱刚，相比坷，浮聪》更多些 义色彩，而郭沫若的历姊则懈明朗、高昂。对比：歌德和郭沫若都善于用葫邱昧印中芬种戏剧要素进肩叫块蛔暇。在郭沫若的历史居弓中，存在耕多矛盾对比、蛐嘶的关系，如的嫡、忠奸分明、悲剧不悲、节奏张掰。腆多椰：作为两个艺材gb＆ 面而粉的剧作家，歌德和郭舷必然蛐趴个千姿百态、耶够邯的都啊啄，以便容纳伽】过作盈的思想、才智和情绪。 歌德和郭沫若都是倚傍于灵感的主观型的戏剧ikN。侧1富于社会责任感，下笔龌，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髓不主敝学与附结合，而郭滞身上的政治意味极其赃。他灯都是真正的浪漫主临，侧1的作肘为对人类蛆进申断的瞄k作，都瞻了深浓的摊意识。
曹冬妮[3]2016年在《浮士德形象演变研究》文中指出浮士德在外国文学史上是一个不断被塑造的文学形象,从历史上十五世纪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到十六世纪进入文学作品,一直到二十世纪,浮士德题材依然被不同时代的作家写入作品,赋予浮士德形象不同的内涵,本文第一部分从时间的脉络,顺叙浮士德在历史上的演变轨迹。本文第二部分立足于德国作家歌德创作的经典"浮士德"形象,追溯此前浮士德的形象演变,第一节,从历史人物到传说英雄,浮士德本是一个跑江湖的魔术师,他死后人们传说他用自己的灵魂与魔鬼作了交换,浮士德获得各种魔法,成为传说英雄,但是被基督教控制的上层社会所排斥,他使用魔法召唤《荷马史诗》中的人物,与美女海伦作乐,在文学作品里是一个宗教禁锢下的离经叛道者形象;第二节,从传说英雄到人文主义者,马洛将浮士德的故事改写成戏剧,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用灵魂交换24年人生享受的契约,为了探索宇宙的奥秘,实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财富、名誉、权力等一切人们对现世享受的追求,但是却无法在现世享受与宗教虔敬以获得灵魂安宁中取得平衡,成为一个悲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探索者形象;第三节从人文主义者到启蒙斗士,歌德将浮士德写成要求获得最高满足的启蒙时代理想的化身,浮士德成为德国十八世纪终极真理的追求者形象。文章第三部分从三个方面细致地探讨浮士德形象的经典化,这里以歌德创作的"经典"浮士德形象为考察对象,阐明浮士德如何成为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一个经典式人物,第一方面是思想层面,浮士德具有探索意识,自我否定意识以及追求终极真理的意识,这让他在思想上具备了启蒙理性时代对真理认识的思想准备。第二方面是形象的艺术提升,从艺术手法上,叙述方式,情节构思,戏剧冲突以及心理呈现手段方面,叙述歌德对浮士德的艺术性筑造,作者通过一系列手法描绘了浮士德探索真理的广阔人生历程。第三方面是形象的价值升华,笔者认为浮士德的形象代表了欧洲一直到十八世纪的时代英雄形象的顶峰;浮士德为哲学上的人类自我实现在宗教层面以及实践层面指明了道路。
刘亚臣[4]2017年在《《传道书》与《浮士德》生存困境互观》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部智慧之书,《传道书》以独白式的散文体讲述对世界、人生的独特体会。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则被誉为近代西方人的圣经。歌德的作品善于吸收多种思想资源,学者们较多关注了《浮士德》对《约伯记》的借用,而与《传道书》的联系则较少涉及。结合歌德的诗作、自传来看,歌德对《传道书》也颇为熟悉,并认可传道者的世界观。两部作品思想内涵复杂,但整体来看它们都存在这样一个心灵叙述模式,即人在丧失意义、上帝隐秘参与的世界中寻找生活意义。传道者与浮士德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中,难以确定生活的意义所在。传道者敏锐察觉到传统智慧观、传统信仰的不完满之处,浮士德经历了知识的悲剧后也一时无法确定新的精神支撑。但是,两人都未放弃寻求意义的努力,在求真不得之时转向对善的追求,面对强而有力的世界选择珍惜当下。歌德的时间观念以及对生活的热忱,与注重行动、具有世俗人本意识的犹太人思想产生了契合。传道者与浮士德在解决困境的主导观念上大体一致,于具体的行动上则存在差异。传道者侧重日常生活的喜乐与满足,浮士德侧重特别的价值巨大的瞬间的满足。传道者仍然从民族的传统出发来规范自身,强调通过遵守律法,敬畏神来获取救赎;浮士德则从自身欲望、自立的法则出发,甚至以不计道德的方式实现自我的发展。但两部作品所处理的具体问题也存在差异,《传道书》面对的是当神不再积极参与民族的历史,不再兑现应许,而隐蔽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人将如何与神相处?因此,传统的有关神的观念面临着更新,打破了以神为本的启示神学传统,提高了人在神人关系中的地位。《浮士德》融入了歌德对自然与宗教的思考,神与自然成了相通的概念,神也即最高精神的体现,它无所不包,并且在天才身上运作。浮士德追求至善的过程中,看似没有神的参与,实则他本身就是神的杰作。但是浮士德试图破坏自然—神性秩序,不可避免得导致了他的悲剧性。传道者在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中坚守了信仰,浮士德以行动成就自身的超人理想也经历着分裂与统一。两人在应对困境上存在着某种联系,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精神,浮士德也因新的时代境遇而选择了更富创造性的应对策略。《传道书》与《浮士德》均侧重书写生活的体验、表达对世界的哲思、认清人的局限性的同时赞赏人的能力,具有深远的现代性启示意义。对两部作品所处困境、如何突破困境等几个层面的互观使我们发现,传道者与歌德都是充满智慧的人,他们都试图构建起和谐的神人关系。但是传道者难以摆脱他的传统信仰,不敢设想与神的统一,人神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只是人可以在属于他自己的俗世时间中发挥创造性。歌德要揭示的则是人向善的努力离不开神的指引,神人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在《浮士德》对《传道书》的回应与超越的动态关系中,可以提炼出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人类生存经验与启示,从而为当代人所借鉴。
陈浩[5]2017年在《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878-2015）》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中国对国外思想资源的接受中,对浮士德精神的接受是相当典型的。浮士德的一生展现了个体生命不同层面的疑惑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所共有的问题。“浮士德精神”是指诗剧《浮士德》中主人公以其立身行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本论文借助史料文献,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接受美学为理论支撑,通过对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百年接受史的梳理,探讨不同时期接受者对浮士德精神的不同阐释,展现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演变状况,探寻对浮士德精神的不同理解与接受状况背后的文化原因。通过浮士德精神的百年接受史这一个案,进一步探寻“西学东渐”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国内对浮士德精神的接受可根据不同的特点大致分为五个时期。1878年到1915年歌德和《浮士德》以其在西方的重要地位引起了国人的注意,是浮士德精神在中国接受的先声。1915年到1930年五四运动使得外国文学在中国流传更广,伴随着个性解放的潮流,浮士德精神主要被理解为追求主体觉醒的精神,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又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郭沫若为主要代表。1930年到1937年随着歌德研究的深入,浮士德精神也具有了更多的内涵:宗白华从艺术人生的美学角度出发,认为浮士德精神是一种内在精神世界的探求和外在物质世界的探险在审美意义上的高度统一;梁宗岱则以诗人的角度认为,浮士德精神就是在诗性的生活中不懈的寻求真理,享受人生的精神;李长之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批评家,他认为浮士德精神是永不言弃的青年精神。1937年到1978年间,由于抗战和文革的影响,歌德研究趋于沉寂,郭沫若等人远离浮士德精神,但也有学者如陈铨、冯至将浮士德精神作为宣扬抗战的武器和渡过苦难的精神支柱,陈铨认为浮士德精神是狂飙时代的思想内核,是重塑中国锐意进取的国民精神的榜样;冯至认为浮士德精神是否定促进肯定,肯定战胜否定的精神,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概括。1978年至201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的接受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对其的现代主义反思和后现代主义解构。前者以张辉对浮士德精神新的美学解释为代表,他认为浮士德精神是解决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良药,是在断念基础上追求生命的价值的精神。后者以吴建广、孟京辉等人为代表,认为浮士德精神反映了人性无止境的贪欲。梳理百年来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的接受,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交流构建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内容与气魄,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乃至社会思想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对反思历史,观察当下,构建未来都有重要意义。(由于资料收集问题,本论文研究仅限于大陆地区)
张隆海[6]2011年在《《西游记》与《浮士德》中的个性解放思想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人类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自由和解放的期待与呼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之后，个性解放思想更是大潮涌动，被称作“人学”的文学自然不会错过对这一波澜壮阔的思想奇观的记录和表现，其中《西游记》与《浮士德》分别堪称中西个性解放文艺思潮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作品。因此，这样两部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就具备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本文将综合运用文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体系中的平行研究和主题学研究的方法，对《西游记》和《浮士德》所共同拥有的几组文学母题，包括“拯救”、“追寻”、“善与恶”、“灵与肉”、“童心与狂欢”等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使两部作品中个性解放思想的外在形态更为清晰和条理，内在本质更为清楚和明确，并进一步发掘出这些相似的母题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和美学差异，使我们体会到东西方的人们所共有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更为真切的展示中德文学的不同风韵和独特个性。“拯救”母题是推动两部作品情节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并且都包括自我救赎和拯救他人两种形态。自我救赎是孙悟空大闹天空以及唐僧师徒赴西天取经的重要动因，也是浮士德一生探索历程的原动力；拯救他人则是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追寻行动的至高道德目标。这种相似形态的内里蕴涵着共同的人文价值观念，从“自我救赎”角度而言，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实现自身价值、追求解放和自由是中德文学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从“拯救他人”的角度来看，造福民众、普济苍生是中德文学中人学观念的最高价值所在。但两部作品的不同文化背景又决定了相似的外表之下必然也会隐藏着许多不同的特质，比如二者的拯救步调不尽相同，西游记是从拯救他人到自我救赎，浮士德是从自我救赎到拯救他人，这体现了中德文化中不同的个体价值观念和宗教观念的渗透和影响。“追寻”母题在两部作品中的叙事框架和内涵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可资比较之处。一方面，二者既改造利用了长期流传的具有很强宗教色彩的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把情节结构置于一个宗教故事的框架之中，在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追寻的结局等方面都相类似，同时还不约而同地对宗教都采取了一种超然的创作态度，表现出鲜明的现世主义色彩；另一方面，相似的宗教故事框架和创作态度之下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比如宗教的实际渗透程度、追寻者团队内部的人际关系、破除阻碍的方式、追寻团队内部的人际关系特征等均存在差异，表现出不同的现世主义精神：《西游记》是个性解放思潮冲击之下的儒家文化观念，《浮士德》则是新的人文主义精神。“善与恶”母题在两部作品中承载着价值评判的意义，虽然它的外在形态均表现为几组对立的人物形象体系：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的冲突、善与恶的因素互相交织的冲突、主人公自身内部的善恶冲突，但是其内涵差异较大，在《西游记》中，善与恶矛盾冲突的主体是两种社会力量——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对立，善恶对立双方泾渭分明、壁垒森严，表现出善恶矛盾的社会性、绝对性，其评判标准是受到了个性解放思潮冲击的儒家世俗伦理价值观；而《浮士德》更强调了人性的多样化表现，善与恶的矛盾源自灵与肉的冲突，它更体现为人的内在世界的矛盾冲突，并且由于作品中存在的两种价值评判体系，善与恶表现为互相交织、彼此转化的复杂形态。“灵与肉”的冲突也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两部作品主人公的人生追寻历程。首先，二者中的情欲和精神追求的关系有着相似的表层对立模式，在《西游记》中表现为女妖魔与主人公的对立，在《浮士德》中表现为情欲的放纵与惩罚。在深层的精神内涵中，两部作品对灵与肉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和处理方式，《西游记》表现为对情欲的否定，《浮士德》则表现为对情欲的辩证认知。最后，两部作品解决情欲与精神追求之冲突的方式不同，《西游记》主张以修行来戒除本能和情欲的冲动，而《浮士德》则主张情欲升华，使本能的冲动转化为投身社会实践的动力，从而让小我的幸福和满足升华成全人类、即大我的发展。“童心”和“狂欢”既是中西文学史上分别出现的两种文艺理论学说，也分别是《西游记》和《浮士德》中存在的主题学意义上的母题，它们对作品主人公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和提升发挥着肯定和促进作用。两部作品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主要有三方面相似的表现：自我意识觉醒是思想前提和基础，对强化、延续个体生命力的追求是肉身基础，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是目标和本质体现，同时也在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对待情欲满足的态度等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童心”和“狂欢”堪称两部作品中的个体价值观念的催化剂，它们推动着人性的率真和人生的充实、人格的自由和平等、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等理念的确立，并使之成为作品的主流个体价值观念。同时，由于童心和狂欢所属的不同文化体系，两部作品在实现个体价值的路径、面临的桎梏等方面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总之，通过对《西游记》和《浮士德》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个性解放是二者的共同吁求，它的外在形态、构造机理和内在的精神本质在各具特色的同时，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和相通性。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深刻的精神启迪：首先，“多元共生”是世界文学生态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民族文学均有其独特价值，它们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同时，“和而不同”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交流时的必然准则。承认多元共生的状态，尊重和而不同的原则，这是世界文学和民族文学和谐共生的逻辑起点。
彭建华[7]2014年在《论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及郭沫若的翻译》文中认为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由场景分散的25幕构成,主要是用诸多诗体写成,第二十三幕是散文体,其主题是知识悲剧和葛丽卿的爱情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经历了《初稿》和《片段》两次修改。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主要是追随原诗的白话诗体迻译,但在诗体上缺乏细致的区分。郭沫若的译诗较好的传达了原诗的情感色彩,多糅和了文言和方言成分,往往也有改写。
颜碧宇[8]2010年在《从译者移情角度看翻译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以郭译《浮士德》为例》文中提出郭沫若的翻译与创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将追根溯源,从译者内心世界出发,运用移情理论来探究郭沫若的翻译对其创作的影响,并以郭沫若翻译《浮士德》为例,更具体细致地解释移情对其创作的内容、形式、语言风格、写作技巧和基本基调的深刻影响。
陈思清[9]1987年在《郭沫若与《浮士德》》文中研究指明郭沫若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读外国作家的东西很要紧,无论是直接阅读,或是间接阅读负责的译文,都是开卷有益的,据我自己的经验,读外国作品对于自己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①从郭沫若的创作实践看,这话是很恳切的,这并非否认他从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吸
陈思清[10]1985年在《郭沫若与《浮士德》》文中认为郭沫若说,凡是进步的文化,“都应该是全人类所共有的遗产。”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读外国作家的东西很要紧,无论是直接阅读、或是间接阅读负责的译文,都是开卷有益的,据我自己的经验,读外国作品对于自己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从郭沫若的创作实践看,这话是很恳切的。这并非否认他从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吸取的丰富营养,众所周知,他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但他的作品——诗、戏剧、小说,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所受外国作家的影响,如泰戈尔、惠特曼、歌德、席勒、莎士比亚、司各特等,超过了本国作家,而又以受歌德的影响最大。本文试就郭沫若与歌德的《浮士德》作些探索。
参考文献：
[1]. 《浮士德》与郭沫若的历史悲剧[J]. 黎荔. 郭沫若学刊. 2000
[2]. 歌德《浮士德》与郭沫若的历史悲剧[D]. 黎荔.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3]. 浮士德形象演变研究[D]. 曹冬妮. 湖北大学. 2016
[4]. 《传道书》与《浮士德》生存困境互观[D]. 刘亚臣. 河南大学. 2017
[5]. 浮士德精神在中国的接受研究（1878-2015）[D]. 陈浩. 郑州大学. 2017
[6]. 《西游记》与《浮士德》中的个性解放思想比较研究[D]. 张隆海. 曲阜师范大学. 2011
[7]. 论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及郭沫若的翻译[J]. 彭建华. 吉林艺术学院学报. 2014
[8]. 从译者移情角度看翻译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以郭译《浮士德》为例[J]. 颜碧宇. 中国成人教育. 2010
[9]. 郭沫若与《浮士德》[C]. 陈思清. 郭沫若研究第三辑. 1987
[10]. 郭沫若与《浮士德》[J]. 陈思清.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85
标签：世界文学论文; 郭沫若论文; 浮士德论文; 歌德论文; 德国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西游记论文; 传道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