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的“危机”及其根本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我国农业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正当这些了不起的成绩引来的全世界赞扬之声未绝之时，在90年代初，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似乎已经到了危机一触即发的地步，再度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概略地说，我国当前的农村问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徘徊状态，以致出现严重的负担问题，特别是中、西部地区。(2)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民工潮。(3)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我国粮食价格两次大幅度上扬，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粮食价格波动似乎成了农业生产危机即将爆发的指示器。
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一直很快。就是增长最慢的1984-1988年间增长率也达到了4.1%。按照一个国家的农业增长能长期保持3%或高于人口增长率1个百分点就非常了不起的国际经验作判断，我国农业生产并没有出现危机。农业快速增长的1989-1992年间农民收入停滞不前，而农产品减产的1994年恰恰是近几年里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不是农业生产出现了问题造成的。在粮食价格大幅度波动的1993年和1994年里，1993年是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一年，1994年粮食也才减产2.5%，因此，两年来粮食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也不能归咎于粮食生产方面。
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中西部农民收入增长停滞致使农民负担及地区收入差距成为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体制下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特征的宏观政策环境仍在作祟，导致由现存的价格体系所形成的地区“经济上”的相对比较优势和该地区“资源结构上”的相对比较优势相背离。例如，具有土地和矿产资源相对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其优势产品的价格受到抑制，东部发展越快，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越大，东部拿到中西部的暗税补贴就越多。致使东部的发展不能成为拉动中、西部发展的力量，中西部的农民也就难于分享全国经济增长的果实。
在粮食产量增长最快的1993年出现粮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1992年政府推出了在农村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在城市取消粮票制度等大改革举措。由于不再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便缩小了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生产，以减少其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东部对中部的粮食需求也随之上升，并拉动了中部粮食价格的上涨。中部地方政府为了以低价完成“放价保量”的定购任务，采取了封锁粮食市场以平抑本地粮价的政策，从而造成了东部缺粮区粮食紧缺的状况，导致了东部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政府可以封锁粮食市场，却无法封锁东部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的信息的传播。中部和其他地区的农民了解到东部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的信息后产生了惜售的行为，所以市场上的粮食在产量增长的情况下出现供给相对不足，进而拉动了1993年底全国粮食价格的上涨。
1994年我国粮食产量下跌了2.1%，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只要运用适量的粮食储备，就完全可以化解粮食产量波动拉动价格上涨的影响，所以粮食减产并不是这一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其实，1994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原因与1993年非常相似，即政府采取了控制粮食价格的措施，并再次启用统购统销制度。沿海地区生产粮食的机会成本已经很高，加上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为了增加产量，地方政府迫不得已地提高粮食收购价。这给中部施加了压力，为了确保收到粮食，甚至为了落实粮食播种面积，中部地方政府也不得不提高粮食收购价。政府三番两次提高收购价给农民产生了粮食短缺和粮食价格将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于是产生了惜售行为，所以1994年5-6月粮食价格又一次大幅度波动，结果出现了一方面市场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农民存粮大量增加的反常现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几年来中西部农民收入增长停滞造成严重的负担问题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根源不在农业生产的停滞，而在于农业增产农民未能增收；粮食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涨也不是粮食生产出现危机，上述问题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出现政策不适应造成的。
针对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和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下降，传统的、现在仍然十分流行的解决思路是提价减赋、增加保护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其主要依据是：发达国家都对农业进行保护，而我国改革以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度减少；发达国家农业经营规模大，我国经营规模小。
不错，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对农业进行保护。问题是它们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很小，例如，美国占3%，日本为6%，台湾也只有20%左右。由于它们是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保护，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负担比较轻；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农民占总人口80%左右，农业保护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保护，所以实行这一政策将使绝大多数城镇居民不堪重负。目前我国财政困难重重，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收入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37%，下降到目前的20%，而用于国有企业的补贴越来越多。这意味着极为有限的财政能力根本无力对农业实行保护。进一步说，实行农业保护，即用人为手段使农产品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即便可行也会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是农产品过剩。市场价格是供给和需求相等的价格，若支持价高于市场价，供给就要大于需求，造成过剩；其二是刺激高成本的生产方式。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是资源配置中的均衡点，支持价高意味着边际收益高，它必将刺激高成本的生产方式。由此可见，实行支持价的实际效果是刺激农民以高成本的生产方式生产出剩余。如果吸纳剩余的责任由政府承担，财政将不堪重负；如果政府不承担责任，必将出现卖粮难、打白条等一系列问题，农民将承受更大的损失。而且一旦走上了高成本农业的道路是不可能退回去的，所以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必须慎之又慎。
扩大经营规模确实具有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问题是中国非农产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还很少，如果将农业资源，主要是土地集中到少数农户手中，这些农户的收入固然会显著增加，但其他农户又依靠何种生计来维持温饱呢？显然，目前在理论上还不能进行这样的诱导。
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传统思路是：根据“无工不富”的经验，通过提高扶持强度，加速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来消除地区收入差距。1992年，国务院制订了扶持中西部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原先每年预定向17个中西部省区提供50亿元的资金，现在将资金额度提高到了100亿元。事实上，在这之前中西部农民就进行过发展乡镇企业的尝试，只是由于不具备发展乡镇企业的条件，大部分努力没有获得成功而已。1992年以来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资金难以落实到位，其二是即使资金落实，由于其他条件尚未改善，经常办一个垮一个。其实，东部发展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有技术、经营人才和距国内、国际市场近的条件。在尚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用资金扶持的办法促进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必然拔苗助长，效果甚微，代价过大。
针对近几年来粮食市场上价格大幅度上涨的问题，政府提出的政策是号召各地抓米袋子，落实粮食播种面积、增加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然而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1993年以来粮食价格的几次暴涨，并非是粮食生产滑坡造成的，所以增加粮食生产未必就能稳定市场粮价，即便成功也将产生不利的副作用。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抓米袋子，若能落实，必将减少对中部余粮地区的粮食需求，使中部地区的粮食价格难于提高。粮食生产是中部产粮区的主要优势，如果粮食价格受到抑制，中部产粮区农民的收入就难以提高，农民负担和地区收入差距的问题也就难于解决。
当前我国农村的三大问题中，前两个问题反映的是中、西部农民的收入未能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增长。最近两年我国粮食市场上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主要不是生产的滑坡造成的，但我国人多地少，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耕地还将进一步减少，如何进一步增加粮食产量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解决当前农村的两类三大问题的合适政策框架，一是发育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一是以育种科研为核心培育优良新品种来提高粮食单产水平。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按照经济学中的“要素价格均衡”理论，如果舍掉象运输、仓储成本，地区间的产品可以自由贸易，各种要素的报酬必然趋于相等。也就是说，所有劳动者，不管他务工还是务农，也不管他在东部就业或在西部就业，他的收入都会相等。所以市场的统一性越高，地区的差异就越小。而且，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都将反映自身的比较优势。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其比较优势进而产业结构随着资金积累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会将它的部分产品市场让给其他地区，因此，一个地区的发展将成为拉动或推动其他地区发展的动力。
以粮食为例，东部省份相对于中部省份人多地少，因此，粮食——土地相对密集的作物——在中部省份具有比较优势。当东部省份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粮食生产越来越不合算。有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以后，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的东部省份，自然会随着其经济发展而不断退出粮食生产领域，增加对比较利益高的中部生产区的粮食需求，粮食价格相应上升，使主产区的农民得到增产增收的好处。而且，只要价格上升，主产区的粮农积极性提高，主产区增产的粮食将能够弥补比较利益低的地方减少的产量。1993年的粮食生产证明了这一点，前几年放开价格和购销管制的蔬菜、水果、鲜活水产也同样证明了这一论断。固然，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会因为比较利益低的地方减少粮食生产而导致主产区以及全国粮食价格一次性的上涨。但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市场的范围越大，各地产需余缺互补的可能性越大，市场价格的波动就越小，农民的市场价格预期和售粮行为也会越稳定。因此，只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市场价格的波动将会比把全国分成许多个小市场的价格波动小。同样的道理，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以后，东部的经济越发达，对西部的资源的市场需求会越大，随着资源产品的价格上升，西部农民的收入也会上升。因此，东部的发展将成为中、西部发展的拉动力，中、西部收入问题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就能够逐步解决。
此外，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使产销直接见面，政府不再承担低价供应城市居民粮食和农副产品的责任，就卸去了因购销差价倒挂而背上的沉重的财政包袱。而且随着产品市场流通量的不断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将随之不断增加。
目前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有形成，中西部农民负担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也就无法避免。因此，要解决农民收入和收入差距的问题，必须理顺宏观政策环境，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市场体系，使价格体系形成的“经济上”的相对比较优势能够同资源结构形成的相对比较优势统一起来。在这样的市场体系下，没有人为的抑价和抬价，产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在市场的供需变动中表现出它们的相对稀缺程度，能够为各地区判定和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提供准确的信息。各地区利用这些信息形成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或产品结构，经济发展就会因此而加快；由于每个地区都会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按照比较优势的变化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为别的地区的产品创造需求或让出市场，成为拉动别的地区发展的动力，进而解决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和中西部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的问题。
当然，市场交易总有成本，地区间的贸易必然存在运输、仓储的费用，单靠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不可能完全消除地区差距和农民收入低的问题。此问题的进一步解决还需要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建立。据估计，近些年来四川省每年流动在外的劳动力达600万人，按每人每年平均汇回1000元计算，汇回的资金总数即达60亿元，比国家过去每年用来支持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还多，而且这些流动在外的劳动力还带回技术、市场信息和现代化生产的经验，是中西部地区发展市场经济的生力军，这些劳动力对缓解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紧张，促进东部经济进一步发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以育种科研为核心解决长期的粮食供给问题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近两年来我国粮食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不是由于粮食生产出现了问题而是政府干预不当造成的。从短期看，只要建立了全国一体化的粮食大市场各地余缺互补的可能性越大，市场价格的波动就越小。此时，粮食价格的上涨反映的是地区粮食生产结构布局的调整，这种调整有利于提高中部产粮区农民的收入，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从短期来说，我国的粮食政策同样应该以发育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为着眼点，取消各种不利于市场发育的行政干预。
虽然从短期看我国不存在粮食生产问题，然而从长期看，我国粮食生产的形势是很严峻的。建国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8倍，但人口总数也增长了一倍多，所以人均粮食拥有量实际才增长1/3左右，人口增长的趋势还要持续几十年，目前每年净增加的人口数量达1500万，粮食需求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继续高速增长，虽然对作为基本食物的粮食的需求比重会下降，但是对精细食品和饲料粮的需求会更大程度地上升，食品、饲料加工业的扩张会进一步扩大对粮食的需求。大量进口粮食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要，对于拥有12亿人口的我国来说，并不现实。对于未来粮食需求的增加必须主要依赖国内粮食总产量的进一步提高来满足，所以粮食增产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增加粮食总产量的途径有两个：一是扩大粮食播种面积，二是提高粮食单产水平。5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扩大和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一方面具有开发价值的荒地资源日益枯竭，开垦荒地的成本越来越高昂，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三项建设（国家建设、集体建设、个人建房）对土地的占用使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自1957年以来，我国耕地总面积逐年下降，1994年净减少高达596.9万亩。今后即使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地大力加强对耕地的保护，顶多也只能减缓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且随着经济发展，作物结构必然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化而调整，经济作物挤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在所难免。因此，提高粮食单产是我国未来增加粮食总产量的唯一途径。事实上，自1952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已经可以完全归结为单产水平的提高，因此，我国长远的粮食政策应该以增加粮食单产水平为核心。
我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著称，粮食单产水平历来较高，尤其是1979年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粮食单产水平已高居世界前列。以1990年为例，我国粮食单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4%，在粮食作物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的水稻，单产已非常接近世界最高水平。然而，尽管我国的粮食单产水平已经高居世界前列，但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粮食作物单产仍然具有巨大潜力，未挖掘的潜力一般相当于现有实际单产水平的2-3倍。通常认为，粮食产出能够以高于同期人口增长率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假定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保持不变，粮食总产量增长速度以八十年代我国人口平均增长率(1.48%)再加上一个百分点为目标，那么我国粮食作物尚有足够的单产潜力来应付今后50年的粮食需求，所以通过挖掘单产潜力维持国家粮食自给的目标是可能的。
在大田生产中无法实现目前粮食作物的单产潜力，是由于存在着许多制约单产潜力发挥的技术性和社会性限制因素，只有逐一地克服这些制约因素才有可能提高大田实际的单产水平。地理、环境、土壤、气候、病虫草害等限制因素可以通过增加排灌能力及化肥、农药等投入要素来缓解，但由于我国现在的物质投入水平已经较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下，进一步增加投入成本高昂而收益甚微。如果粮食作物的市场价格不大幅度地提高，在以单个农户为基础，农民有生产自主权的耕作制度下，农民增加投入的积极性不会太高。而通过农业科研的方式培育出对这些限制因素的适应性、抗性和耐性都更强的新品种，则是成本较低、效果较好的办法，投资报酬率非常高，因此，培育新品种应该是我国长远的粮食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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