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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不畅
中外古代体育文化交流史上，史籍对中国与欧洲大陆特别是西欧的体育交流记载甚少。如果说明朝前中国体育文化和欧洲体育是由于交通不畅、双方很难直接接触导致相互交流成果极为有限的话，那么明朝中叶后交通问题就应该不再是主要障碍。明中期开始，世界航海业开始发达，世界文化交流变得广泛而快捷。随着15世纪新大陆、印度新航路的发现和1520年麦哲伦环绕地球穿行的成功，以葡萄牙、西班牙、英法等为首的欧洲国家纷纷向中国进发，较有规模的欧洲传教事业和商业流通由此开始，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地理、数学、物理、天文等知识，中国文化历史上“西学东渐”开始兴盛，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很大。可是此“西学东渐”时期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仍然很不通畅，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近代体育文化发展进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文化交流机制进行探讨或能找到答案。
文化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化交流过程是不能自然产生的，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方能进行。这就涉及到文化交流机制理论问题（有些文化学者将其称为文化影响机制）。文化学研究成果表明，文化交流机制包括传播和接收两种机制。文化传播机制（文化扩散机制）主要包括：1、文化本身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文化赖以传播的基础）；2、传播对象选择的合理性；3、传播手法和方法的科学性。文化接收机制主要包括开放而广阔的民族心态和力求吸纳世界先进文化的方针政策，对外来先进文化的特殊需求，能够承载先进文化的客观社会文化土壤等内容。① 文化传播机制和接收机制二者有机结合，才有可能将文化传播出去。
二、从文化接收机制看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不畅现象
明清“西学东渐”时代是欧洲近代体育发端并且逐渐形成的历史阶段：伴随资产阶级的兴起，为适应其需要，英国绅士体育、法国自然体育、德国博爱主义的学校体育、欧洲大陆体操运动、英国户外运动和竞技运动等层出不穷，并被欧洲各国逐渐接受和实践。因此，来华教士一般都比较熟悉西方近代体育。以宗教组织耶稣会为例，它在宗教改革运动后把基督教教义“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改为“身体是灵魂工具和贮藏所”，为教会开展体育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耶稣会以准军事组织来训练入会成员，军事体育训练长期而系统。为了政治斗争需要，耶稣会还把打斗手段和暗杀方法传习给成员，其教会学校也开始盛行体育②。从目前数据统计看，从1552年耶稣会士初到中国至1795年清高宗去世，到达中国有姓名可考的耶稣会会员达800人之多。此外，前来经商贸易的数量众多的西方人也应熟悉一些西方体育活动。但这些受过西方军事体育训练的传教士和熟悉欧洲近代体育的商人们进入中国后，为何史籍很少记载其对西方体育文化的传播呢？从现代体育科学角度上看，明清时代西方近代体育文化与中国当时体育相比，的确更具有先进性。例如，在西方，早在17世纪中叶，高尔夫球和花样滑冰的专业组织就以近代俱乐部形式出现，18世纪末对拳击、摔跤和赛马等体育活动已经有了早期的科学研究。欧洲近代体育在对人体本身的直接改造上，在体育手段、规则、组织等方面较当时中国体育文化确实有更合理的地方；欧洲近代体育已经和与之交混的其他领域分离，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因此，欧洲近代体育文化明显具有向外传播的文化先进性和实用性特点；其传播手段通过和平传教、通商等进行也是较为合理科学的。也就是说，从文化交流机制原理来看，西方体育文化传播机制是有一定成熟度的。但是为何它却很难在当时输入中国？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对它的接受机制很不成熟，不能和西方先进的体育文化传播机制有机结合，导致其在鸦片战争前很难有规模地和平进入中国。
（一）明清时期中国缺乏引进西方近代体育文化的需求
与明清时代大致相对的欧洲17世纪到19世纪，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继成功，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此起彼伏，资本主义逐渐战胜了封建主义。近代体育文化是在此环境里西方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思想基础上产生的符合西方新兴资产阶段需要的文化。英国近代体育重要代表人物洛克认为，通过积极的身体锻炼培养人克服困难的能力和勇敢坚毅精神是培养资产阶级绅士的必然手段；法国卢梭在《爱弥儿》中把体育活动作为培养自然人性的手段，提倡人的身心自由发展，以此反对封建主义对人性的束缚；法国唯物主义者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人的利益，促进了当时西欧社会视体育活动为人的权利、为人性所需的体育思想的发展；德国博爱主义教育者巴塞多、古茨穆斯等则把体育活动作为人全面发展的必备途径，促进了近代学校体育发展。此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大工业生产引发的对健康的需求等因素也直接促进了欧洲大陆体操运动、英国户外运动和竞技运动的快速发展。所以，欧洲近代体育文化是灌注了近代西方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新教育学说、扩张主义思想的文化，是有明显西方特征的文化。反观同时代的明清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不弱反强，封建制度继续强化；经济方面继续沿袭重农抑商传统封建政策，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只是封建经济的补充和附庸；明末清初追求自由、个性的反封建思想萌芽持续时间不长，当时的实际影响也不大，追求中庸的思想始终占据文化主流；长期锁国政策严重堵塞了中外交流，国家很难受到外面先进文化的冲击。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均大异于西方，传统“天人合一”、“阴阳”观指导下的“泛道德求和谐”体育文化主导观念既能适应当时国人对体育的需要，又能满足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因此，从整体来看，明清社会明显缺乏迫切需要西方近代体育文化的要求。尽管明末清初体育文化反省产生了代表近代体育文化某种趋势的文化要求，但其实很弱小，很难撼动明清社会整体的体育文化需求。
（二）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缺乏西方近代体育文化生根的土壤
明清政府重文轻武甚至“禁武”的官方政策以及“万品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大众文化心态，使以讲求力量竞争拼搏为重要内容的近代西方体育文化难以找到在中国生存的土壤。明清民间结社教习的武术等竞技性强的活动历来在官方严禁之限，镇压手段极其残酷。《东华录》：“顺治五年上谕兵部：今各处上贼偷制器械，私买马匹，……不许畜养马匹，亦不许收藏统炮、甲胄、枪刀、弓矢器械。有不尊禁，阴匿兵器者……若经查获，或被首告，本人处斩，家产妻奴入官，邻右十家长杖流。”雍正下诏：“将拳棒一事严行禁止，如有仍前自号教师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拿究。”③嘉庆年间，陕甘总督托津上奏：“教匪滋事……其中多系学习拳棒……好勇斗狠不止，犯上作乱……请敕……地方官将民间教习拳棒者一概严行查禁。”④ 和武术类似具有尚“武”特点的西方近代体育与明清官方体育文化要求如此相悖，怎么可能被官方许可接纳呢？中国古代社会，外国人来华从事各种活动时，其活动场所、活动内容及手段等常常受到当局制约。如余继登《典故继闻》卷十二：“外夷经过处所……不许官员、军民、铺店之家与之交易货物、夹带回还……违者全家发海南卫充军。”连行动几乎都被明清政府监视控制的来传教士和商人们在此社会环境中又怎么敢传授西方近代体育呢？
（三）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堵塞中西体育文化交流
闭关锁国是人类文化接收机制中一个民族开放而广阔的民族心态和力求吸纳世界外来先进文化的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反动因素。明朝建立后，明太祖为防倭寇犯边、割断反明势力和国外勾结，于1372年开始海禁政策，并几乎贯穿整个明朝。尽管有郑和七下西洋和国家使团来往等官方推动的文化交流，但明朝中外交流规模和质量远远不如汉唐宋时期，中外体育文化乃至中外文化民间交流受到极大摧残。教法实施后，关于中国天主教徒是否遵守郊天祭祖祀孔的争执，演变为教皇与康熙大帝之争。1742年康熙愤而驱逐教士禁止奉教，重新开始闭国之策，传教活动从此基本中止达百年，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始解教禁，中西文化交流受到严重阻碍。闭关锁国政策首先造成思想、信息封闭，然后国家开始全方位落后。此百余年间正是西方社会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生产力急剧发展，近代体育文化成果斐然：英国绅士体育成熟，户外活动、竞技运动的地位得到确定；法国自然体育思想出现；德国博爱教育中的体育改革成功，古茨穆斯建立学校体育，菲特《体育百科全书》问世；欧洲大陆体操运动繁盛，阿诺德“竞技运动自治”理念实行；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体育观出现……可以说，西方近代体育已在清政府闭关锁国这一百年间快速形成体系并日趋成熟，推动着西方诸国快速发展。如果说明代中叶前中国体育整体发展尚不弱于西方⑤，那清中叶后这一百年便是中国体育迅速落后西方的最关键时期。这是闭关锁国造成的最直接的恶果之一。
三、从文化传播机制看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不畅现象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中国文化亦与西方文化开始交流。来华的传教士们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传回西方，在西方掀起了一股汉学热潮。莱布尼茨、伏尔泰、沃尔夫等纷纷推崇中国经典和儒家思想。中国文化中的某些特质也被引入西方文化领域，例如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国园林艺术就被引入了英法德等国，构成了欧洲园林“洛可可”风格的基本内含；《易经》中的阴阳二元论则被德国莱布尼茨、白晋等人运用到二进制数学研究中。
不过，历史界却很少谈到此东学西传时期，中国体育文化为何未能通过传教士们流传到欧洲。从目前中国体育史料的发掘整理看，也很难见到此阶段中国体育进入欧洲的相关材料。为什么阴阳、天人合一和儒家文化等中国文化特质能进入西方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体育文化却未能如愿？
（一）明清时期西方国家成为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对象并不具有历史合理性
儒家文化进入西方，是符合欧洲启蒙时期反神权思想特殊要求的。为了将中国儒家思想作为抨击欧洲宗教权威的武器，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不惜将中国传统文化美化，根据自己头脑中设想的开明专制制度而极力将中国理想化，甚至公然声称“欧洲政府当以中国为模范”，主张以儒教代替基督教，以此宣传反神权束缚的理性主义自然法则和开明专制等观念。阴阳二元论和“天人合一”风格的园林设计则满足了西方科学研究和娱乐需要。所以，这些被引进的中国文化特质能够在西方生存，是有适宜的客观社会土壤的。但是，讲求“和谐”难以培养冒险精神、竞争精神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却不能满足当时西方人体育需求。明清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在逐渐上升，近代体育开始形成。为满足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需要，西方近代体育需要以讲求竞争、公平、拼搏进取为内在精神的体育文化，这与古代中国体育文化精神相悖。尽管在二战后中国体育“和谐”发展的理念可以弥补西方体育文化片面发展不足的优势被西方人士意识到了，但在明清之际的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竞争掠取成为时代主要特征，与之精神相通的西方近代体育文化哪有心思吸纳“静”“和谐”的体育文化理念？实用性和文化生存土壤的缺乏使中国古代体育很难在西方社会扎根。
（二）明清时期中国体育文化对西方并不具备“高势能”
明清之际，西方体育文化与其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相适应，在时代性上较与农业社会结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先进。也就是说，此时期中国体育文化相对于西方并不具有“高势能”的优势条件，向外输出的文化传播机制并不完备。
四、小结
明清时期中西体育交流之弱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其文化传播机制和接收机制的不成熟，二者不能有机结合导致体育文化交流机制不能良性运转。这对当今中外体育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注释：
① 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② ［美］Space：《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廖世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③ 王先谦：《东华录》，大通书局（台），1984.
④ 刘平：《文化与叛乱》，商务印书馆，2002.
⑤ 颜绍泸，周西宽：《体育运动全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