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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的足球，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3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份《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讨论通过，这意味着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为“足球改革”拟下了一份蓝图。与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改革相提并论，是源于其自身的重要性，还是因为足球改革能成为其他领域改革的一面镜子？ 不仅是一项运动 如果不考虑球迷的忠诚度，说中国有着全球最多的球迷并不为过。 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足球都有着超出运动本身的意义。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发现，世界范围内足球产业年生产总值达5000亿美元，被称为“世界第17大体”。而足球产业占整个体育产业总产值约40％，当之无愧的是世界第一运动。 中国人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时期，一句“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使得足球与功夫成为当时的年轻人热情凝结的两大社会现象。至今，中国人对足球的关注还是其他项目无可比拟的。 3月5日中国篮协发出通知，CBA总决赛时间延后，因为要为同日举行的亚冠小组赛让路。前者是国内篮球近二十年最好看的总决赛；而后者不过是一系列小组赛的其中一场。 这难道只是个案？收视率就是眼球经济最好的注释。据国际足联的相关统计，2010年南非世界杯，全球电视收视人数最多的区域就是中国，其中有2400万中国人观看了韩国与希腊的赛事。 而如果有中国球队参与的赛事，收视率更是可以用夸张来形容。2002年中国与巴西交手，CCTV5的收视率达到14.4％。2004年亚洲杯中日对抗，收视率更高达18.5％。这是什么概念？2014年李娜在澳网女单夺冠的决赛，收视率也只有2.17％。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考虑球迷的忠诚度，说中国有着全球最多的球迷并不为过。 与英超截然不同的命运 虽然两者诞生时间相差不过两年，但两大足球联赛的发展却截然不同。 但有着全世界最多球迷的中国，足球产业却完全不能与欧洲足球强国相提并论。2013年赛季英超实现总营收29亿欧元，其中转播权收入为11亿英镑，其余包括商业赞助、衍生品授权等形式。而同一年中超公司的收入仅仅为3.7亿元，当中90％以上来自于商业赞助。虽然英超和中超只代表足球产业的一个领域，但足球产业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而事实上，中超(前身甲A)的历史并不比英超短多少。1994年中国甲A联赛开启，骤然放开的足球市场爆发了强大的能量，所有球赛几乎都是一票难求，当年球迷总人数超过200万，平均每场球有超过1.5万人现场观战——中国足球市场的红火让韩国、日本等邻国艳羡不已。 当时的英超也仅仅诞生两年，上世纪80年代的足球流氓事件让英格兰足球失去了应有的光辉，大大小小的足球俱乐部都饱受资金匮乏之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英格兰成立了一个独立于足总(The Football Association)和足球联盟之外的英格兰超级联赛。 虽然两者诞生时间相差不过两年。但两大足球联赛的发展却截然不同。凭借着与电视台洽谈转播权，英超获得了巨大成功。英超第一个转播协议是5个赛季1.91亿英镑，第二个转播协议就上升至4个赛季6.7亿英镑，其后更是节节攀升。到了最近的三个赛季，如果算上海外收入，英超的转播权总收入或将突破80亿英镑。球迷的关注真正变成真金白银，这也使得英超得以引进最好的球员，改建最好的球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联赛之一。 反观甲A，在国内球市火爆了几年后，发展开始扭曲。虽然2002年世界杯国足出线，但随后被打回原形。随着各种假球黑哨的出现，行业管理混乱、球场舞弊丛生——本来承载着梦想的足球变成毒瘤。甲A(其后改名为中超)球市更是一落千丈，收视率也是节节走低。 曾想撬动体育产业化 为何中国足球在众多关注，并且消耗大量社会资源的情况下，产出量如此之低？ 职业化改革的失利导致希望借此来撬动体育产业改革的愿望落空。 由于有着广泛的参与人群与关注度，一直以来，中国足球都被视作体育改革的先锋。上世纪90年代职业化改革之时，就提出为中国体育产业作出“示范效应”的目标。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足球推行职业化改革之时，目标有两个，其一是发挥市场作用打造足球产业；其二是借助市场的力量提高中国足球运动的竞技水平。两者相辅相成，足球竞技水平提高可以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继而推动足球产业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 在其时制定的十年计划中，也曾将“进入世界杯16强”列入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目标之一。然而除2002年昙花一现的世界杯出线外，中国足球竞技水平并无实质性提高。二十多年前中国队可以1∶2输给中国香港队，二十多年职业化改革之后，同样还是以1∶5输给泰国队。随着社会对足球关注度下降，所谓的足球产业也就变成无本之源。 不过国家管理层对于足球的关注由来已久，近期更是有计划以此带动整个体育产业，并将其打造成中国的产业支柱。 2014年10月2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型行业。到2025年，中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力争超过5万亿元。 中信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体育及相关产业总产出1.1万亿元，增加值3563亿元，预计2014年产业增加值突破4000亿元。但该报告同时指出，这4000亿元体育产业的增加值对应的人均体育消费仅27美元，仅占全球平均水平一年217美元的12.44％，而且其中80％用于鞋服等商品。换言之，中国体育产业还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按照国际体育产业中足球40％的占比，中国足球2025年产业规模要超过2万亿元。 为何中国足球在众多关注，并且消耗大量社会资源的情况下，产出量如此之低？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虽无明确结论，但改革的种种措施显示，体制上的弊病是中国足球兴勃、衰退的根源，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并无不同。 旧有体制弊端 实际上中国职业联赛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市场买单，领导决定”。 体制之疾扎根于传统，非一言所能蔽之。 在中国的体育领域，金牌是其价值体系的基点。上至奥运会下至全运会，各市县的体育部门、专业队伍、职业体校无不为之摇旗呐喊、拼命达标。虽然中国许多人关注足球——包括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在内，但足球却有着与中国体育事业相悖之处：足球在这些大赛中金牌数量少，但资金投入大，且人才培养周期长、成材率相对较低。各地体育部门对发展足球的积极性非常弱。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足球从体育专业队伍里脱离出来，进行职业化运作，美其名曰将足球“交给市场”。 但实质上与中国其他经济领域一样，这只能算是半个市场化运作。体育管理部门确实已经不再将资源投入到足球领域，各种阶段的青少年足球培训都推向市场；但另一方面体育管理部门依然是职业化足球的绝对掌控者。 按照原本的设计，中国职业联赛的管理者是中国足协。最受关注的职业联赛的转播权由足协决定，再由足协分摊给俱乐部；职业联赛的冠名权由足协出售，赛场位置最好的场地广告牌也由足协统一出售。每家俱乐部再按照协议从足协获得一定比例的分成；2005年以前，俱乐部的门票收入2.5％同样上交足协。可以看到，足协实际上就是职业联赛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并且是市场化运作最大的受益人，甚至超过俱乐部。 理论上来讲，这应该是一个社会团体。对联赛负责、对俱乐部负责、对球迷负责，以推动联赛发展为目的。然而事实上，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方机构，是中国体育总局旗下足管中心另一个化身，也就是所谓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足协领导由体育总局任命。所以实际上中国职业联赛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市场买单，领导决定”。 结果是在甲A最红火的年代，俱乐部只有投入，且收入甚微，甚至看不到收入增加的可能。但出于各种原因，各大企业特别是地方企业还是非常有欲望投资职业俱乐部，以获得其他方面的回报。但在经济领域，又是一个无底洞。 因此，聪明的、爱冒险的游戏参与者发明了另一条赚钱通道：操纵比赛，通过赌球来赚钱。曾几何时，“守门员弃门不顾，对方前锋面对空门拼命打飞机；然后自己后卫把球踢入自家大门，最后裁判却判定入球无效”等等光怪陆离的故事举不胜举。 博弈论告诉我们，一个失去公平环境的市场，结果总是市场迅速萎缩。“整个中国竟然只有58家注册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山东足球俱乐部的教练伊万曾经在2014年感叹道，在其家乡两个相当于中国县级市的地区，就有超过300家足球俱乐部。而当中国注册的足球运动员不到2万人的时候，反观德国即使是历史最低点的2000年，依然有着650万的俱乐部会员，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 离不开监管 从全球足球运动开展的角度看，如果仅仅依赖于市场的力量，职业足球都很难健康发展，离不开监管的角色。 面对传统、体制、利益博弈等多方面的掣肘，足球改革来得正是时候，但显然无法一蹴而成。 所以新一轮的改革蓝图为中国足球定下了近、中、远三个目标。其中第一明确的就是，“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足协这种半官半民的体制需要根本的改革。 事实上，与其他领域的改革面临的问题一样，历史上的足球改革造就了一大批“新贵”，没人愿意将自己的利益“拱手相让”。2012年，当时的足协掌门人韦迪任期内，曾出台过一个让中国足协变革为社会团体的方案。韦迪试图效仿日本足球的教父川渊三郎，切实让足协这个社团组织走入正轨。但前提是大幅度缩减足管中心的编制，足管中心今后只能起监管作用。结果事件不了了之，而韦迪也是求仁得仁：几个月后，卷铺盖走人。 因此，此次最高决策层为足球改革制定了众多细则，但仅就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一事，就需要众多配套设施。因为足球是非常复杂的体系，简而言之，市场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例如推动足球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在土地、场地、税收等方面予以便利，此前足协凭借半官方的身份还能推动事情运转，一旦变成纯粹的民间组织，在与地方政府及国际运动机构交流中会处于怎样的角色？ 另一方面，按照改革方案的计划，要建立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的“职业联赛理事会”，负责组织和管理职业联赛。那么职业联赛理事会与中国足协又是怎样的关系？如果足协的财政收入依赖于职业联赛理事会，那么其监管的角色又该如何树立？ 事实上，从全球足球运动开展的角度看，如果仅仅依赖于市场的力量，职业足球都很难健康发展，离不开监管的角色。例如2014年中超电视转播收入破纪录的达到5000万元，但落到俱乐部上不过300万元，仅仅是一个国脚的转会费用。所以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足球更依赖于俱乐部的持续投入，一时头脑发热就很容易负债累累。又例如，如果俱乐部为了短期利益，纷纷把资源落在购买球员上，忽略了对青少年后备军的培养，又不利于足球的长远发展。 面对市场的“漏洞”，欧洲顶级联赛也只能依赖于足协监管，德国足协就规定，所有职业俱乐部每年都要上交两次财政报告，足协严格审查，一旦财政出现问题，很可能会被取消资格。同时德国足协要求每支职业俱乐部都拥有不同年龄段的足球训练营，甚至自己带头每年投入2000万欧元用于青少年培训。 如果中国足协可以实现上述监管作用，这不仅仅对于体育改革，对于中国各社会团体的改革都将带来深远影响。标签：中国足球论文; 足球论文; 职业联赛论文; 足球培训论文; 亚洲足球论文; 中超论文; 中国男足论文; 国家体育总局论文; 体育产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