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经济地理学不是一门进化科学？走向演化经济地理学_经济地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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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经济学进入“地理转向”以来，“方法论之争”便在经济地理领域不断的升温(Martin，1999)。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地理便开始脱离传统经济分析，利用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科学的洞察转向更加“跨学科”的一边。这种转向在经济地理学那里被归结为“文化转向”(Amin and Thrift，2000；Barnes，2001)或“制度转型”(Martin，2000)。10年后，随着克鲁格曼(Krugman，1991a)的一个开创性贡献，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已重返“经济地理学”(Fujita et al.，1999；Brakman et al.，2001；Fujita and Thisse，2002；Puga，2002)。当然这也遭到了经济地理学家们的顽固抵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重新焕发了他们对“地理”的兴趣，而地理学家们却正远离经济学，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之间的争论鲜有结果，这种情形犹如“聋子之间的对话”(Martin，2003)。

      演化经济学可视为经济地理学的第三种方法，但迄今尚未受到真正关注。虽然，对演化思考和演化概念的溢美之词不断增加(e.g.，Storper，1997；Cooke and Morgan，1998；Martin，1999；Sj

berg and Sj

holm，2002；Cooke，2002，Scott，2004)，然而经济地理学目前还是很少系统性地应用演化经济学(Rigby and Essletzbichler，1997；Boschma and Lambooy，1999；Essletzbichler and Rigby，2005)。当然，在经济地理学界看来，演化经济学自身也尚未发展为内在一体的理论与实践。客观公正地说，演化经济学家们比经济地理学家们更积极地将演化经济学引入经济地理学论题(Arthur，1987，1990；Swann and Prevezer，1996；Antonelli，2000；Caniёls，2000；Breschi and Lissoni，2001，2003；Bresnahan et al.，2001；Klepper，2002a；McKelvey，2004；Brenner，2004；Werker and Athreye，2004)。也许正是因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影响尚微，所以，经济地理学家们或多或少地对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不加区别。

      我们提出“经济地理学的演化方法”这一论题，与此相似的情形是，韦伯在其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中指出：“为何经济学不是演化科学？”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提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要素。在刻画出这一新方法的主要轮廓之前，我们要指出，经济地理学界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是不能还原到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为此，我们首先将概括出经济地理在过去几十年间的两大理论进展：一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的新经济地理；二是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文化或制度转向。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解释了这两股思潮之间为何存在较大冲突，而不是相互交流借鉴。在第三部分，我们提出了三个议题，重现了经济地理学内部的分歧(经济学也如此)——讨论的假设、数学方法的使用，以及静态和动态的差别。在此框架下，我们探讨新古典、制度和演化方法的异同点。我们展现了演化方法的价值，并提出演化经济地理学实际上是“新酒装新瓶”。为了展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新颖性，我们在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比较了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差异性。尽管这种比较尚未能够体现出系统性，但是显然是值得鼓励的，并且已经有很多成果。演化经济地理学方法是富有独特性的，这主要体现在它的核心假设、分析单元和解释风格方面。文章的最后部分，为了证实我们的论文观点，勾勒出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轮廓。

      在介绍经济地理学的三种方法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讨论和比较每一种方法的具体细节(参见Nelson，1995a；Hodgson，1998；Marchionni，2004)，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回避”掉一些细微差别。我们主要参考了这三个理论的“教材文本”，这不是说“现代作品”都非常适合于这三个理论。相反，这提醒我们：程式化地区分这三种方法主要是为了使用方便，并最终有利于理论方法之间的融合。

      二、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讨论

      过去20多年间，经济地理学被认为经历了很多的“动荡”(Martin and Sunley，1996；Amin and Thrift，2000；Barnes，2001；Meardon，2001；Overman，2004；Scott，2004)。如果说经济地理学中新近有所“演化”，一般认为是由克鲁格曼等所开拓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应用。接下来，我们以“新经济地理学”来专指这一新进展。我们也会使用“新古典经济地理”，借以包含了克罗格曼之前的区域科学和新近的新经济地理学进展，两者都是从新古典的“效用最大化”和“委托代理”假定出发，以“均衡分析”推导出模型，这些都类似于新古典经济学。

      克氏的新经济地理学方法可以看作是新古典经济学对“贸易、专业化和集聚”解释的新拓展，缓解了常用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压力。这基本上是一种微观经济理论，它以“经济人的理性决策”解释了集聚的存在和持续。在假定企业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企业层面的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克鲁格曼的理论贡献表明集聚可以发生——不必假定区域差异或外部经济。尤其在交通成本下降的背景下，集聚和扩散均衡点的达成取决于企业和劳工是在集群中更受益还是扩散到更多区域受益。这个平衡点的转换是在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针对消费者的生产多样性经济——一方面是集群，另一方面是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此外，克氏的核心模型具有多个方向的延伸性，包括其他因素，如人口稠密与失业(Fujita et al.，1999；Brakman et al.，2001；Puga，2002；更全面的综述参看Neary，2001)。

      在克鲁格曼和其他经济学家着手提出他们的主要理论观点的同时，经济地理学家们也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研究。提及这一点，我们通常会指出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这一变化。我们可以把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看作是制度主义成功发展的一脉，其在经济学领域却鲜有成效。即使这样，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对“制度经济地理方法”尚未有充分论述(Martin，2000)。同样的事实是制度经济学尚未形成内在系统性(Hodgson，1998)。两者都被认为是一种方法的集中，在个性化事例上分享了共同的概念和兴趣(Samuels，1995)。对于绝大多数制度经济学家而言，方法论和理论的多元化并不能推论出其内在不一致性。相反，多元化是方法论的核心，并受到鼓励，这一点至少在接受制度经济地理作为跨学科和综合科学的学者那里得到认可和接受(Hodgson，1988)。

      在其最为严谨的形式中，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经济行为差异”的原因是“制度差异”(Hodgson，1988，1998；Whitley，1992，2003；Saxenian，1994；Gertler，1997)。“制度差异”表现于企业和地域间(前者以组织架构和商务文化为表现形式，后者表现为“法律框架、非正式制度、政策、价值观和标准”等)。以制度的视角对这些经济单元进行比较分析能够解释不同经济绩效的成因，如利润、增长、收入的分配和矛盾。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仅仅是对制度主义方法的部分解释。研究者可以区分“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两种视角：前者认为主要是制度及社会阶层控制决定个体行为；后者认为是个体的理性行为塑造了制度(Granovetter，1985)。如在经济学中，老制度主义经济学主要对应于“过度社会化”，而新制度经济学(Williamson，1985)重在“低度社会化”(从这个方面而言，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我们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主义方法倾向于“过度社会化”，因为很多的经济地理研究主要侧重于制度，而不是个体行为(Gertler，1997)。

      一直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和制度经济地理学各自保持了独立发展，也展开了一些讨论(e.g.，Amin and Thrift，2000；Martin and Sunley，2001)。我们赞同马丁(Martin，2003)的观点：富有成果的思想交流还鲜有发生。相反的观点认为，讨论已经很激烈，不过没有进展而已。毫无疑问，两股思潮的基本方法存在较大差异。我们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至少反映了两大不可调和性。

      第一，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空间”这一概念。制度经济地理学者拒绝使用模型和计量经济学规范进行演绎推理。相反，他们使用一种归纳的方法，通常是案例研究方法，突出“现实空间”的地方独特性。制度分析的一大目标是理解“现实空间”的“地方独特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这也是导致不同空间尺度下“地方特色制度”的原因。因此，任何一种制度分析方法在不同地方的展开是不同的，如在对起点的分析和“地方特色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方面。相反，新经济地理学在假定“效用最大化”和“委托代理”的前提下，使用模型进行演绎分析，利用“均衡分析”进行理论推定和预测。新经济地理学不认同甚至拒绝那种突出地方特色的案例研究(e.g.，Overman，2004)。新经济地理学忽略区域差异的存在，但事实上在“要素价格”或者“制度建制”上是存在差异的。再者，这些模型的建立起始于对“原子空间”的假定，目的是解释集聚是如何发生的。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展现“不均衡的空间模式”是如何在起初“均质世界”中产生的，因此，他们从不同的“地方特殊性”和不同尺度的“空间集聚”中进行抽象概括。

      第二，这两种方法在解释经济现象时存在“行为假定”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的目标是从个体经济行为“效用最大化”中解释经济活动中的地理模型。制度经济地理学者则是假定：经济行为并非如“效用最大化”所言那样准确精致，而在“行为规范”框架下能够更好的理解。个体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更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身在其中”的制度进行行为决策。“制度”根植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实践中，这就要求区位(“真实空间”)和分析单元相联系。通过这样做，制度经济地理学分析了“制度的特殊性”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和由此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反，制度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或者仅仅是一种模糊和不言而喻的感觉(如模型中特定相关参数)(Olsen，2002)。地方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在分析模型中被遗漏了，因为这在经济分析中认为是不必要的，认为是应该留给社会学家们干的事情，克鲁格曼就是如此处置的(Martin，1999)。

      我们认为“演化经济地理学”不同于新古典和制度主义，应该被列为经济地理学的第三种研究方法。它在经济地理学背景下使用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方法论，为主要经济现象提供了另外一套解释架构，包括集聚和区域增长差异。它的起点是解开“组织”的黑箱，且视“组织间的竞争”是立足于“与时演进积累”的“惯例”基础上的(Nelson and Winter，1982；Maskell，2001)。“组织演化模型”建立在两大概念基础之上——“有限理性”和“惯例行为”，而不是“效用最大化”(Simon，1955a)。“惯例”可以理解为“组织技能”，但不能简单认为是“个体技能”的总和(Nelson and Winter，1982)。在企业层面，“惯例”是显现的，这是因为在企业中的员工因为技能特长不同而有劳动岗位分工差异。对应于个体技能的“组织惯例”是由大量实践知识(干中学)和那些难于编码的“隐含知识”构成的。这就使得企业之间很难模仿(Teece et al.，1997)。因此，组织的多样性在于它们“惯例”的多样性，并持续作用。因此，组织的模型化不再依赖于委托代理假设。正是这种多样性在经济发展处于可以变更和超越平衡的过程中丰富了选择(Hodgson，1999)。而且，组织在它们的“惯例”基础上展开竞争，竞争是立足于熊彼特创新所驱动并需要新“惯例”的新产品和新技能基础上的，而不是新古典模型所认定的生产成本。

      总的来说，演化经济学揭示了“惯例”的分布——搜索和选择的结果(Alchian，1950)。首先，企业在试错过程中总结失败教训，当“惯例”不能良好运作时，失败会引致更为活跃的对“惯例”的搜索(Nelson and Winter，1982)，如通过投资研发。演化经济学喻示绝大多数企业是在过去基础上不断增加创新和开拓知识的。经验研究表明创新提高了企业生命周期(Cefis and Marsili，2006)，但组织转变是趋于降低企业生存概率的(Anderson and Tushman，1990；Carroll and Hannan，2000)。组织在带着竞争的危险“拷贝”和“模仿”其他企业时，也通过网络来学习(Cowan and Jonard，2003)，尽管模仿往往是失败的——因为“惯例”中的隐含知识是难于拷贝的(Teece et al.，1997)。其次，“知识情报”是作为一个整体在产业层面存在的，正如生物界的种群(Nelson and Winter，1982)。只要企业展现了“惯例化”行为，市场竞争就如一个选择装置，它保留和放大精明合适的“惯例”，消除愚笨不合适的“惯例”。尤其，利润差异导致不同的成长率，这使得更合适的“惯例”在产业内具有优势。这种选择逻辑是与企业成长实践中自动纠错机制相一致的，这意味着一些企业能够持久成长(Bottazzi et al.，2002；Cefis and Orsenigo，2001；Cefis，2003；Garnsey et al.，2006)。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目标是理解随着时间变化“惯例”的空间分布。它尤其着力于分析空间中创新和新“惯例”的扩散，以及通过什么机制使得更合适的“惯例”扩散开来。遵循这种逻辑，空间集聚的出现既不是新古典理论所言的区位理性决策的结果，也不是制度理论所言的建立特定地方制度的结果，而是要以嵌入在组织“惯例”中的知识历史性地在空间中成长集聚来分析的。沿着这个视角，就有几个演化机制使得企业产生空间集聚。

      集聚可能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偶然事件被企业层面的正反馈所放大(Arthur，1990)。因为通过学习，成功引致更多的成功，一些企业将成为幸运者并成长为产业领航者，而另一些企业是不幸的并最终消失。成功企业产生更多的、更成功的溢出效应，这些几乎都保留在区域内部。由此产生的产业和空间动态牵涉到企业和区域关系的路径依赖，一旦一种空间模式被历史性地“设定”，就会很大程度上不可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聚集经济，演化过程也可导致空间集中(Klepper，2002b)。空间集聚也可能是区域层面的报酬递增。知识不仅根植于企业的组织“惯例”中，而且也可能从一个企业传播到另一个企业。正如默认知识难于通过全球市场的联系而得以交换一样，知识溢出更多是在地理临近的空间中发生(Jaffe et al.，1993；Breschi and Lissoni，2003；Verspagen and Schoenmakers，2004)。集聚经济既是一种激励机制，又是一种选择机制，它解释了经济活动为何驱使企业从其他区域集中到一些领先区域(Malmberg and Maskell，2002；Boschma，2004)。

      接下来，我们讨论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新古典和制度方法的联系，它认同新古典的“规范建模”方法，而在行为基础上它认同制度方法(如有限理性)。考虑到这些相似性，我们可以预期沿着演化、新古典和制度方法之间的交集在经济地理领域进行丰富的思想交流。我们因此将具体讨论演化和新古典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交集(第四部分)、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交集(第五部分)，与这些安排相呼应，在第三部分，我们简要地描述了经济地理学的三个主题，这样有利于深入讨论过程中对这三种方法的交集性质有深入的理解。

      三、经济地理学的三个主题

      自我们从演化经济地理学那里获得一种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地理学的方法之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清晰表达出这三者在方法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尽管任何试图从学科视野来刻画和描述其主要特征都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但我们感到这将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将一个新方法和既有方法区别开来，以及表示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在思想方面更加亲近的关联。我们将通过以下三个主题加以介绍、展开——关于这些，我们以图1来描述。每个主题由三个方法中的两个组成，并与第三种方法加以区别比较。这三个主题再次一起在经济史和经济地理学史中被展示出来。

      

      图1 新古典、制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三个关键议题

      第一个方面主要讨论规范建模的有效性。这部分主要讲述演化和新古典学者的主张，以及比较他们与制度学者的区别。前已述及，绝大多数制度主义学者拒绝规范建模，因为“它”不能把握住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Martin，2000)。根据制度主义学者的意见，“规范建模”就如一个规则，这个规则采取了反现实的立场，因为它排斥了“地点的特殊性”因素(如文化和制度)，这些是难以放入“希腊字母经济学”里的，却在解释区域差异时发挥了重要作用(Gertler，1997)。相反，新古典和演化论学者以不同的途径采用“规范建模”作为理论化的工具。

      第二个方面集中于理论假设的争论。演化和制度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持有一致的批评。正如Dosi(1984)曾经指出的：“我们必须放弃新古典框架，因为我们不能假定一个外在的、给定的背景和令人喜欢的要素要与人们的理性完全一致。”相反，演化和制度主义学者认为经济代理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他们的决策建立在规则和制度基础上(Veblen，1898；Simon，1955a；Nelson and Winter，1982)。这并非说演化和制度主义学者就假定经济人不去争取效用最大化，而是因为真实世界中经济人因为有限理性而不能做到。相反，经济人必须依赖“惯例”(在微观层面)和“制度”(在宏观层面)。既然“惯例”和“制度”是特定背景所给定的——惯例特定于组织，制度特定于地域(真实空间)，这两种方法都拒绝采用那种忽略人的行为复杂性的新古典理论的原子化视角。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时间概念。这方面演化论者对新古典和制度主义的“静态分析”持有批评立场。如果说演化理论是生物界的自然历史理论或者是经济学中的经济发展理论，那么它的特征是从历史解释事物的当前状态：“解释为什么一些事物的存在密切地依赖于它的历史。”(Dosi，1997)因此，事情的当前状态演绎于并由它之前的状态所构成。演化理论处理路径依赖过程，这其中之前事件影响未来发生事件的概率。在这种视角下看，小事件会因为自我增强能够带来大的和长期的影响(Arthur，1989)。概括地说，历史发挥重要作用(David，1985)。这方面是演化方法与新古典和制度主义的基本差别，后两者都重视静态分析。

      总的来说，新古典和制度经济地理学之间的冲突可以概括为两大基本差异，在方法论(规范建模的采用)和关键行为假定方面(有限理性和惯例/制度指导行为决策)。演化经济地理学持有中立立场：它认同新古典的规范建模方法，并把这种建模建立在“地方背景”的抽象概括和用制度主义方法假定有限理性以及侧重于人们行为决策的背景分析上。这看似模棱两可的定位可以从分析的不同层次来加以明晰：演化经济学视组织惯例为一个特定背景，以解释有限理性下的行为决策，而制度主义方法是从地域制度出发的。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不是从宏观制度差异角度解释区域增长差异，而是从企业运行于地域背景下的微观历史出发来进行分析。

      四、新古典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交集

      正如前言，近年来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已经发展出一派新模型——建立于克鲁格曼核心模型基础之上(Krugman，1991a)。这些模型易于理解接受，但仅仅处理了地理的一些方面(尤其是交通运输成本)，这使得其在多个场合被经济地理学者和其他学者所攻击，因为它们没有很好地处理“真正”的地理问题(e.g.，Martin and Sunley，1996；David，1999；Amin and Thrift，2000；Nijkamp，2001)。尽管如此，新经济地理学被认为在空间不均衡发展理论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认为，尽管理论基础有差异，但新经济地理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共同之处，而这些可以看作是两者之间的交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明确指出一种错误认识：认为这两者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交集”。正如前面提出的，演化和新古典主义存在共同的建模方法论基础，包括对原子空间、锁定的可能性、不可逆转性等概念的使用，然而这两者在关键行为假定、分析的单元、时间的处理和集聚经济概念等方面存在分歧。

      新经济地理学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报酬递增模型大家庭中的一员，包括了增长理论、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这些新模型家族取代了原先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以及完全竞争的假定——通过假定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这些假定更好地掌握了现代经济中绝大多数部门的特点——垄断寡头和大企业内在地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对于演化方法而言，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最大不同是它通常能够以一种独特的优化均衡方式建立历史和可逆过程模型。相比来说，演化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可能的多重均衡，在进入某一均衡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不可逆转的结果导致系统锁定和次优结果。

      这两个方法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关注于解释不均衡空间模式是如何从均一的或“原子”空间中发展出来的。尽管回避区域差异，仍然试图解释空间集聚。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当消费者和企业预知到在某一区位集群会更有优势时集聚就发生了，这带来了运输成本最小化和利润与效用最大化(规模报酬递增、消费商品的高度多样化)。因为经济人的集群作用，精确的区位理论不能发挥作用。一个相似的问题占据了演化理论的思考。比如，假定新企业是溢出企业，每个企业具有同等的能力通过溢出去创造新企业，结果区位的动力机制可以建模为一个随机过程。相似的情况，Klepper(2002a)解释了底特律为何成为美国汽车之都——使用溢出模型，假定“惯例”从母系企业到溢出企业得到“一以贯之”地执行，这意味着母系企业和溢出企业的生存概率是一样的。从“产业生命周期”模型出发，Klepper(1996，2002b)推导出相比后期进入者，早期进入者存在高生存概率，因为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改变他们的组织“惯例”。仅仅那些虽属后来但从先前“母系”企业中派生的企业能够克服后来者的逆势，因为这些派生企业继承了他们“母系”企业的合适“惯例”。因此，当派生企业和其“母系”企业布局在同一区位时，带有相同“惯例”的企业便在地理空间中成为集群(Klepper，2002a)。

      以随机推理为基础的演化模型已经应用于空间网络的演化分析——空间中任何地方都可能演绎为一个新节点，节点之间的链接依赖于地理空间(消极性)和优选的联系(积极性)。优选的联系意味着一个新的节点更倾向于联系那些能从其中获益的节点(Barabasi and Albert，1999；Albert and Barabasi，2002)。网络的空间组织和形态可以理解为纯粹的随机和就近选择的结果(Andersson et al.，2003，2006)，这种情况在基础设施网络中可以观察到呈现为“轮毂—辐条”式的集中放射状(e.g.，Guimerà and Amaral，2004；Barrat et al.，2005)。相同情况，聚落体系中的城市，其历史性的增长网络模式是从潜在的联系中发展起来的结果(Castells，1996)。

      因此，尽管演化和新古典方法在精密的模型技术和重要的理论假设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但两者都采用假定的“原子空间”规范建模解释最初均质的世界是如何演变为不均衡分布格局的。尽管有这些共同特征，但演化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至少存在这四个基础性的差异。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坚持保留了新古典框架下的经济代理人“效用最大化”以及经济人的同一性假定。这就和演化经济学理论极大地区别开来，后者是建立在不同的一组对经济人的假定基础之上的，包括有限理性、惯例行为和异质性。新古典模型假定一个给定了的市场结构(如新经济地理学的“垄断竞争”)，而演化模型考虑了进入、退出和创新，并让市场结构自发地演进。换句话说，新经济地理学在现代产业组织方面比较薄弱(Neary，2001)。

      其次，这两种方法在集聚的经济层面存在差异。新古典模型侧重于宏观空间经济中经济人(企业和消费者)的区位决策——在微观层面假定一个给定的市场结构。由此，马丁指出新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产业区位和专业化”在何地发生，或者为何在此地而不在其他地方。相比，演化方法目标是从中观经济层面解释产业空间和网络如何演化的。在宏观层面，经济体系的空间演化侧重于结构演变分析框架，在那里，区域单元的赶超或落后用要素的升降和空间网络结构加以分析(Hall and Preston，1988)，如在国家(Dosi and Soete，1988)、区域(Boschma，1997)或者城市层面(Hohenberg and Lees，1995)。

      再次，两大理论在处理“动态”方面存在差异。尽管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被认为是用来解释集聚的动态形成过程，但其结论建立在静态均衡分析基础上，就如其他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一样。模型的预测是源自对所有单个经济代理人的一次性区位选择结果。如此，他们的共同行为是均衡的。在这些模型中，均衡中的变化是由外生而不是内生参数的变化所引发的。比如，运输成本的下降或者贸易壁垒的消除可能导致企业在一个区域集群，而不是在空间中均匀地分布。因此，真正的“动态”结果仅仅是“不同参数设置的不同均衡状态”的静止分析。演化模型不同于新古典模型，其经济“动态”仅仅展现为暂时趋于平衡的打断——由内生决定性创新型企业行为引发的(Nelson and Winter，1982)。由“离经叛道”企业行为所引发的失衡趋势不被认为是“噪声”，而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演化经济学视“通过创新对超额利润的寻求(也称为‘熊彼特式竞争’)”为经济的基本动力(摆脱均衡状态)，同时认为利润的流失是因为价格的竞争——仅仅被认为是第二位的动力(均衡的转换)。在模型化的语言里，这意味着企业能力的增长和下降，要素和区域可以明确地动态模型化——假定一些潜在随机过程去反映创新。沿着这条脉络，演化经济学开始更多地从“复杂理论”中借鉴采用“相互作用的代理模型”(for a review，see Frenken，2006)。在经济地理学语境中，简单随机模型(Simon，1955b；Arthur，1987；Gabaix，1999)和更加复杂的模型(Klepper，2002a；Andersson et al.，2003，2006；Bottazzi et al.，2004；Brenner，2004；Guimerà and Amaral，2004；Barrat et al.，2005)近来被更多的使用。

      最后，新古典和演化经济学方法的一个决定性差异是关于集聚经济的基础理论。正如前面所述，新古典经济学突出对“集聚经济”的经济租金加以解释，而演化经济学则对集聚经济的知识外溢更感兴趣。从演化的视角来看，知识外溢推动了集聚经济的自我增强效应，企业在某一区域的布局产生和吸引了新企业在同一区域布局，知识外溢来源于一群企业(Arthur，1990；Myrdal，1957)。与此同时，知识外溢企业对可持续的区域技术路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每一个专业技术的溢出都是从临近企业获取的(Essletzbichler and Rigby，2005)。

      在演化视角下，很多问题的提出是从知识溢出而来的(Feldman，1999；Schamp，2002)。其一，知识是以多种方式溢出的(模仿、抽资脱离、社会网络、劳动力流动、合作网络)，问题之一是何种知识溢出机制最重要。在个案分析中，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知识溢出”网络区别于其他经济网络？且网络的中心性是否影响了主体对“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Lissoni，2001；Giuliani，2005；Giuliani and Bell，2005)？其二，对于每一个“溢出机制”，我们可以分析：地理上的临近还是遥远，“催生出”了知识创造和知识溢出(Rallet and Torre，1999；Malmberg and Maskell，2002；Bathelt et al.，2004)。其三，演化理论着力于一个依然“有待求解”的问题，就是区域多样性(Jacobs，1969)或者专业化是否更有利于“知识溢出”(Glaeser et al.，1992)。理论上，演化经济学认为多样性对“知识溢出”的发生更为重要，至少在知识方面为激进创新和知识的重新组合提供了支撑。该理论指出一定程度的相关多样性(界定为成员的基本能力)是有效的交互性学习和强劲的区域增长所必需(Frenken et al.，2005)的。此外，演化理论认为区域专业化的影响依赖于各自产业的生命周期阶段(Boschma and Wenting，2005)。

      五、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制度经济地理学之间的交集

      如前所述，把演化方法等同于制度分析方法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e.g.，Martin，2000)。这种关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常见的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而并非是因为演化和制度方法在基本原则上的完全一致性。这两个方法都拒绝“效用最大化”和“均衡分析”，共同致力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是混淆而且是误导，使得制度和演化方法在经济地理学内“等同化”。没有人会同意所有在制度经济地理学名义下的研究等同于演化方法，反之亦然。这一点对于那些评估特定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研究非常真实，而其往往忽略了动态链接的演化方法作用。相反，相当一些有影响的演化研究在它们的分析中没有包括制度角色(e.g.，Arthur，1987；Klepper，2002a；Bottazzi et al.，2002)。这样说来，演化和制度方法比演化和新古典主义方法拥有更多的“家族相似性”，因为它们在分析经济主体时都考虑了历史和地理背景(Bathelt and Glückler，2003；Martin，2003)。

      前已述及，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制度经济地理学对规范建模持批判立场，演化经济地理学使用其作为理论工具作“推导性假说”，而制度经济地理学倾向于不使用其进行演绎推理。举个例子，在区域研究中制度主义者呼吁“反还原论”定性方法，特别是深入的案例研究，以理解复杂多面的区域发展本质。使用定性方法或多或少遵从理论性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核心概念变得难以操作，比如，在经济地理学中已经拥有影响力的“制度厚度”概念(Amin and Thrift，1994；Keeble et al.，1999)，因为无法准确测量，而被批评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更遑论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可以被确定和测试(Markusen，1999)。更普遍的是，根据一些批评者的意见，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和文化方法缺乏严谨性，对假设的检验缺乏，概念含混(Martin，2003)。因此，制度方法在经济地理学中是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通过提出新的区域发展解释和机制，并在政策方面的影响——通过开拓“文化意义和地方历史遗产”新话语，以及提出“根植本地经济生产有限转移论”观点(e.g.，Gertler，1997)。

      即使研究方法往往遵从理论前提，但在所有情况下，制度经济地理学定性研究方法的使用并不“自动地”跟随理论前提，例如，新近的网络分析方法，可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统计技术(Wasserman and Faust，1994)和地图理论的建模技巧(Barabasi and Albert，1999；Watts，2004)。然而，在他们的纲领性贡献中，Boggs和Rantisi(2003)认为“关系经济地理学”意味着“案例研究”——作为一项规则。因此，有些人似乎先验地反对量化工具的使用，即使理论贡献并不妨碍他们卓有成效地应用“量化工具”。同样的观察，已经体现在马库森(Markusen，2003)对“制度经济地理学家”的回复中，她呼吁要超越归纳和演绎、定量和定性之间的对立研究。她的论点与演化经济学方法论基础是一致的，其中结合了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所称的“理解理论”，并从一开始就接纳了“规范建模”。

      演化和制度方法的第二个更微妙的差异表现在它们对环境的处理上。演化的方法是从微观企业层面的组织惯例出发，而制度的方法是从区域层面的制度着手。因此，尽管双方承认经济决策中“背景因素”的重要性和拒绝“效用最大化”的新古典范式的核心框架，但它们在对待作用于经济行为基础的“精确背景”处理上存在差异。对于每个企业，组织惯例是特定的，提供了一个微观背景，它是公司过去的经验和活动的结果。相反，制度是特定的社区和地区所提供的一个宏观背景。这种宏观制度背景可能对公司的惯例有相当的影响。从这方面来说，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意味着，公司的惯例将在分享同一个制度系统下的共性的同时，使体系内部的子系统之间存在诸多特性差异(Gertler，1997；Hall and Soskice，2001)。了解惯例的合适性不仅需要分析市场，而且还有制度的相关制约背景。不得不说的是，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把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解释变量是没有概念困难的。一方面制度可能确实限制了经济行为，组织惯例不应与区域制度相冲突；但另一方面，制度的存在仍然允许企业之间组织惯例存在差异。因此，以一个区域为分析单元是存在问题的——虽然具有一定意义，因为没有理由假定事先的组织惯例是特定地区性的。有些地区可能以组织惯例同质化程度高为特征，而一些地区不是这样。相反，许多公司已经在不同的区域背景下建立多个据点，尽管这些据点分享公司的组织惯例，但一些组织惯例是适应了当地环境的(Kogut and Zander，1993；Cantwell and Iammarino，2003)。因此，尽管方法上存在前后关联性，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兴趣是考量“地理”如何起作用，并以什么样的方式起作用，而不是理论上假定其在所有情况下都起作用。

      让我们举例说明这之前已经提出的评点——关于处理“创新系统的方法”，它是演化和制度概念在“地理”方面进行卓有成效交流的一个很好例子(Freeman，1987；Nelson，1993；Edquist，1997；Cooke et al.，1998；Cooke，2001；Asheim and Isaksen，2002；Simmie，2005)。这一方法已经历史性地根植于演化经济学，它分享了许多制度经济地理学的方法特征。比如说，“国家创新系统”概念最初目的是为了揭示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作用于创新进程中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因此，它视现存制度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并试图鉴别链接不同“制度设置背景”下经济效能的差别。这种方法后来被延伸到区域层面(Cooke et al.，1998；Cooke，2001；Asheim and Isaksen，2002)。然而最近，演化学者强调部门创新系统的特异性和这些创新系统所具有的跨区域共同性能(Breschi and Malerba，1997；Breschi，2000)。这种部门方法表明，创新系统的历史，在特定的地方，应该从动态的角度理解，通过分析制度如何共同演化出一个新行业的出现。这样，它认为“新奇”的扩散往往需要旧制度的重构和新制度的设立(Freeman and Perez，1988；Galli and Teubal，1997)。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19世纪下半期，合成染料工业的兴起，导致许多制度变迁(比如新的科学和教育组织、新专利法)。那时德国成功推行了这一系列的变化，而英美没有(Murmann，2003)。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英国零售银行业强调产业组织、技术和制度共同演化(Consoli，2005)。因此，在演化框架下，关键是分析制度的弹性和响应会因不同的地方而有所差异的程度。在这种视野下，区域和国家之间制度的差异是有待解释的一部分，因为制度是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动力机制的变化共同演进的(Nelson，1995b)。当有了这样共同的演进视角时，技术、市场和制度的相互影响是“与时俱进”的，因此，显而易见，制度和演化方法就聚集交汇到了一起。

      有待回答的问题是在规范建模中演化经济地理学如何调和原子空间概念(类似于新古典方法)和现实世界中案例的真实空间概念(如同制度主义方法)。不论是真实世界的特定制度，抑或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导出的传统决定因素(如要素价格)，都不能提供不同区域增长差异的充分解释。尽管这些因素约束了地区增长的可能，但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类似的制度和要素禀赋的地区可以有不同的速度和增长模式。因此，制度和要素禀赋因素必须辅之于一个动态分析的行业和网络框架，而其中“路径依赖”和区位动力机制的自我强化性能是系统解释的核心。基于此，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真实空间产生于经济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行为。

      当处理特定区域新领域和新网络的形成时，演化经济地理学从理论上假定厂商在中性空间运作(不是简单地构建模型，原因参见Krugman，1991a)，地方特色不能推断出新行业的区位，因为对于新产业而言，现有空间结构的选择压力还是相当薄弱的。也就是说，环境被认为有轻微的重要性，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初期，新公司的需求和环境之间存在很大的缺口(在知识、技能和环境等方面)。区域条件在一个新行业产生之初可能扮演了一个通用的而不重要的角色，如提供通用的知识和技能，这往往是众多地区提供的同样功能(Boschma and Lambooy，1999)。关键的投入，如特定行业的知识和技能，都是由公司自己开发的，组织惯例的演化贯穿其中。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新领域的公司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出现。在这种情况下，Storper和Walker(1989)使用术语——打开区位性“机会窗口”来描述新领域企业的区位动态演化模型，这已接近演化模型中的中性空间概念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机会窗口”再次关闭，并且，接下来，该行业在少数地区繁荣，大多数地区保持一种边缘化状态。同样，网络空间的演化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开始于中立的空间，在许多但可能不是所有的位置都有可能成为新的中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几个地点将开发具有高链接的中心枢纽功能，并且结果机会窗口将会关闭(Castells，1996)。

      随着时间推移，最初的中性空间转化为真正的区域化，新的行业和新的基础设施网络通过路径依赖地在一些地区集中，并触发这些地区的制度基础以去改造和适应它。为支持新的经济活动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是一个长期的协同演化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决定性因素使得新行业选定某一区域(再度想起19世纪末德国化学工业的案例)。因此，区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多于“地方依赖”，虽然有些地方可能更新他们的制度比其他地方更好。在一个新行业的初期，制度只扮演了一般角色，之后在那些区域有一定量的企业布局后，制度就变得更加具体和发展得更好。因此，在某一时刻，同一区域同样的制度基础可以为成熟产业，以及毫不相关甚至功能紊乱的新兴产业提供运行良好的功能服务。当然，持有此区域政策悖论者认为，这样可以在保持经济活力方面富有成效，但在激发新的经济活动的长期发展方面存在困难(Pasinetti，1993；Saviotti，1996)。

      六、演化经济地理学

      我们在表1中总结了经济地理学中新古典、制度和演化方法的异同。这三个方法在方法论、关键假设和时间概念的相应“交集”已经在图1的三角形中加以展现。为了突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我们把地理作为一个附加项，以强调“中性空间”和“真实地方”的概念。作为第一次尝试，我们也在表2中列出了经济地理学演化方法的关键命题，这个已经贯穿于整个文章的讨论中。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演化经济地理学不认同制度主义方法——忽略规范建模和回避统计检验理论命题。然而，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思维，演化学者承认在“理解理论”中个案研究的价值。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强烈支持方法多样、开放的经济地理学。正如最近普鲁摩尔和谢帕德(Plummer and Sheppard，2000)、马库森(Markusen，2003)和斯考特(Scott，2004)所倡导的。在纳尔逊和温特(1982)之后，演化的方法采用规范建模(更演绎)以及“理解”理论(更感性)。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在更现实的假设(如有限理性)基础上使用规范理论，但也采纳了案例研究方法，从动态的视角分析区域差异性。总之，演化论学者青睐的方法变得多元化。

      在关键假设方面，演化经济地理学接近制度主义方法，假定经济行动存在“前后关联”的背景，而不是由最大化演算驱动的。然而，当制度主义学者倾向于把经济人的行为与宏观区域制度环境相联系时，演化主义学者把微观组织惯例放置在首要位置。鉴于此，价差(新古典主义观点)和特定地方的制度(制度主义观点)只是对企业可能行为和潜在区位选择的可能范围予以界定，而实际行为和区位选择主要是由“过去”获得的确定“组织惯例”所决定的。言及于此，企业不仅是他们的时间与空间的历史的承受者：组织惯例可以通过创新和区位的重新选择而发生变化。因此，它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是由“真实空间”的演变产生的结构和机构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

      对于时间概念，演化经济地理学采用一种显现动态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企业和行业的出生和死亡过程被放置在中心位置，等同于创新和企业/行业与制度共同演化所扮演的角色。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是基于静态的均衡分析，而制度的方法往往集中但不限于对制度采用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的静态分析。由此，中性空间的概念(如新古典为建模简单而作的假设)和真实的地方(制度经济地理的中心)是可以调和的——演化思想通过视新行业或新网络的空间演化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性空间转化为真实的地方。

      为进一步强调并支持我们的观点——演化经济地理学潜在地提供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个全面的框架，我们提出了一个多层的方案，如图2所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微观分析单位是公司和它的“惯例”(Maskell，2001)。公司的选址行为可以从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我们可以采用由“行为地理学”发展的理论化区位决策解释模型——一则案例是Pred(1967)。正像演化经济学家，行为地理学的追随者，从有限理性出发，这意味着企业区位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过去。例如，大多数公司从本土出发，分公司通常布局于母公司所在的区域。这两种情况，先前的决策，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决定了一个新公司的选址决策。此外，公司很大程度上存在“区位惯性”。重新布局的可能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因为公司发展了一套稳定的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沉没成本不断积累(Stam，2003)。和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1982)以及科恩与赖文萨(Cohen and Levinthal，1990)一样，普莱德(Pred，1967)也强调，公司具有不同的能力来吸收潜在的区位信息。因此，企业不仅在区位信息方面是不完全的，而且内在地凭借他们各自的能力，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使用信息。最后，空间模式是在多种多样企业及其区位选择下的一个选择过程。当企业故意或偶然的选择落在盈利的空间范围内，他们就有更好的机会去生存和繁荣(Smith，1966)。

      

      图2 演化经济地理学在不同层次的聚合应用

      再进一步，我们可以假设一些企业发展复杂的策略在不同地域环境中复制他们的“惯例”，而其他公司继续以一个特设的方式追求战略目标。比如库古特和赞德尔(Kogut and Zander，1993)提出，成功的跨国公司在跨边界知识转移方面显示出卓越效率。服务型企业在新的分支系统复制组织惯例，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Winter and Szulanski，2001)。总之，一个企业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复制自己的组织惯例的能力构成了“企业行为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企业理论的角度出发，演化经济地理学应用于两个中观层面，即行业和网络的空间演化。公司关系在行业层面主要是竞争性质，这使得进退模型和生存分析显著于技术分析。产业空间演化的核心模型是西蒙(Simon，19 55b)的随机生长模型和阿瑟(Arthur，1987)的聚散经济模型，而更详尽的方法论是由克莱珀尔(Klepper，2002a)、博塔兹等(Bottazzi et al.，2002)、麦奇奥尼(Maggioni，2002)和布莱纳(Brenner，2004)发展起来的。这些分析采用动态的视角，一种新的产业空间演变，是用“区位进入、扩散和退出”的话语加以描述，是这些驱动了企业组织惯例的分布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Boschma and Frenken，2003)。

      重要的是，在演化背景下，空间集聚(或缺乏)不仅是产业演化过程的结果，也会影响一个产业的进一步演化。这种递推关系，至少有三个维度(Hannan et al.，1995；Stuart and Sorenson，2003；Boschma and Wenting，2005；van Wissen，2004)。第一，产业活动的地理集中可产生集聚经济，培育创业和创新，还可能带来该地区的相关行业的诞生。第二，企业地理集中增加竞争水平，使得现存企业提高惯例的平均适应度。第三，企业的空间集聚也可以影响集体行动的机会，因为这样的主动作为更可能产生于临近的经济人中间，而且他们能更有效地控制机会主义行为。

      网络提供了另一种分析单元。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网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扮演了知识创造和知识扩散的“车辆”角色(Cowan and Jonard，2003)。一个重点研究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知识扩散与创新更多的是在恰当的地方，或在恰当的网络发生，抑或两者俱是(Castells，1996)。最近一项研究发现，知识溢出的地理区位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网络和劳动力的流动性(Breschi and Lissoni，2003)。既然大多数的网络关系和职业流动是地方性的，而职业流动又主要通过网络结构，那么对于“知识扩散”的理解需要对潜在的社会网络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经济代理人的成功和失败(区域可以视为一个集合)可以与经济人在本地和全球网络内的中心性进行关联性分析。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意味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不应理所当然归于地区的影响，而应探讨公司特征(能力、市场力量)和其网络位置的影响(Boschma and Weterings，2005；Giuliani，2005；Giuliani and Bell，2005)。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区域和国家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人链接全球和地方网络的偏好与倾向(Bathelt and Glückler，2003)。

      除了分析网络结构，还有一个问题是与制度理论共同关注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目的是解释网络空间演化。在网络形成的演化模型中，网络的演进是理解为新的节点连接到某一现有节点上这一过程——依赖于地理距离和后者的连接性(Barabasi and Albert，1999；Guimerà and Amaral，2004；Barrat et al.，2005；Castells，1996)。好的连接节点会成为更好的连接节点，这使得连接的最终分布呈现倾斜：网络自动朝着一些高度连接的节点呈现为层级结构——主要中心、其他次要枢纽，而大多数节点演变成不良连接的“辐条”。网络演化模型的一个有力特征是它同样适用于社会成员间的网络空间演化，以及不同区位间的基础设施网络空间演化(例如，交通网络、信息网络、贸易网络)。

      从行业和网络的动力学推理，演化经济地理学也适用于空间系统的宏观整体水平。城市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视为一个地区的部门和网络的区域集聚进行分析，分析其在全球贸易和商务系统的地理位置。潜在空间系统演化的行业逻辑可以用结构变化的过程加以理解(Freeman and Perez，1988；Pasinetti，1993；Boschma，1997)。那些能够产生新行业并扩大需求的城市与区域将出现增长，而被锁定在较早的专业与成熟生命周期的城市和地区将出现下降。重要的是，没有自动的经济或政治机制保证城市或地区成功地更新自己。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由于既得利益、体制僵化和与以前的专业相关的沉没成本，这些使得地区在一段时期的增长之后出现下降。

      应用于空间系统演化的网络逻辑理论是新近发展起来的，这其中地理学家发挥了突出作用(Hohenberg and Lees，1995；Castells，1996)。根据这些贡献，增长的关键取决于一个城市或地区在全球贸易和商务网络中的内涵。一个中央网络位置可以通过吸引公司总部、开发专门的商务服务以及交通枢纽来实现。再次，人们可以预期在某一时代的中心城市(例如，基于铁路)，由于体制僵化和与以前的基础设施相关的沉没成本，在未来的时代是失败的(例如，基于航空公司)。

      从行业和网络的中观层次看，不同的区域增长模式、收敛和扩散过程，以及跨域式发展可以用模拟或计量化模型，例如，研究兴趣已经更新——在根据城市规模使用时间序列研究城市增长的随机模型方面，这些模型关注于研究城市增长的可持续性，从而超越了简单的吉尔伯特(Gibrat)逻辑法则——城市增长率是随机的和不依赖于城市规模的(Pumain，1997；Gabaix，1999)。历史分析是对这项研究的补充，其要求理解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演化和作用于个别区域历史系统增长或下降的制度结构(Nelson，1995b，2002)。在这方面，制度可以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当应用于分析产业、网络和空间系统的动力机制。

      言及于此，我们要指出的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如惯例和路径依赖，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进行更仔细的阐述(参见Martin，2003；Becker，2004)。此外，少有研究可以划时代地作为这种研究方法的“库恩范式”。尽管有这些缺点，我们仍然相信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经济地理学中的解释项提供了真正的新解释，如公司的区位行为、行业和网络空间演化、企业的协同进化、技术和区域制度，以及空间系统的收敛/发散。演化与新古典和制度的方法比较表明，演化经济地理学需要为经济地理学真正提供附加值。

      进一步而言，演化方法为新古典和制度方法提供了交集，这可能会更加丰富——相比我们已经见证了到目前为止新古典和制度学者之间紧张不安的互动。我们知道演化经济地理学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然这样说，我们相信演化理论将成为经济地理学真正的新的和有前途的范式。时间会告诉我们演化经济地理学是否会辜负我们的期望：它和演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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