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新特征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论文,宏观经济调控论文,新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里，中国成功了抵御了改革开放之后来自外部世界的最严重的冲击，成为全球经济成长最好的国家。如果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取得多年的经济景气的同时，也在发展中积累了很多矛盾，那么这一危机的到来则为我们解决或缓解这些内部矛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释放了大量的经济风险，外部环境也很难再在短期内对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冲击。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步入一轮新的经济稳步回升和发展的周期。当然，由于现在的国内经济活动更加复杂，世界经济的复苏也有待时日，中国经济要真正恢复常态，我们还做大量的工作，深入地解决在长期增长中积累的失衡和矛盾，这又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提出了挑战。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同时又是中国成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第一年，这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开端，中国的宏观调控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200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对2010年的展望
1、总量目标
（1）增长速度下滑势头遏止。2009年中国经济“保增长”目标顺利实现，2010年的增长目标将会超出2009年实现水平。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中国宏观调控的突出目标是“保证经济增长增速不低于8％”，从2009年各季度变化来看，第一季度增长率为6.2％①，达到2008年以来增长速度连续15个月持续下降的谷底，自第二季度起增长速度止跌回升，达到7.9％，第三季度又上升为9.1％，第四季度为10.7％以上，全年增长率达到8.7％。从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态判断，世界经济增长有可能在2010年恢复到2008年的3％左右的增长水平，国内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至少不会弱于2009年，因而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超过9％，甚至接近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平均速度（9.8％左右）。
（2）预计将全面超越“十一五”目标。如果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以上，那么“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速度将达到10.1％，② 比“十一五”规划中要求的7.5％③ 高出2.6个百分点。又由于这一时期（2006—2008年）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控制在5‰左右，这低于“十一五”规划中的8‰水平，从而使得人均GDP的年增长率达到10.4％，也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6.6％的预期目标，如果2009和2010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仍能在5‰，这一时期中国人均年GDP将达到9.6％，比“十一五”规划要求的6.6％高出3个百分点。
（3）国际排名稳步上升。从表1中可以看到，根据世界银行按三年平均汇率法折算，2008年中国GDP总量折成美元为3.9万亿左右，占全球GDP比重为6.4％，2005年（十五末期）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为5％，位于德国之后列第4位，2008年则已超过德国列第3位，并且与前二位的美、日差距显著缩小，2005年中国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17.99％，2008年则提至27.29％。
同样，按照世界银行的资料，2008年中国按三年汇率法计算的人均GNI已达到2947美元，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3260美元水平。④ 而截止到2009年的数据，按人民币计中国GDP总量接近34万亿元，和美国、日本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小，而从人均水平上看，考虑到中国GDP调整、汇率因素及经济增长等综合因素，2009年的人均GNI可能达到3200美元以上，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3500美元，这一水平与2008年世界平均水平（8613美元）尚有很大差距，但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即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属于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人民币汇率低估等因素，实际达到的水平可能更高些。
2、价格总水平趋于稳定：
物价总水平近些年来较为稳定，虽然2007－2008年间通货膨胀幅度较大，2008年第一季度CPI甚至高达8.3％，但和上两个经济高涨周期出现的10％甚至20％以上的价格波动相比，仍属较为温和的波动，这说明中国市场化进程对价格总水平及经济增长的平稳做出了体制性贡献。2009年前三个季度，无论是CPI还是PPI所反映的价格总水平是下降的，从11月份开始物价转为正上升，但全年物价水平仍为-0.7％，在通常所说的通货紧缩警戒线（2％）之下。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自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产能过剩等矛盾更为突出；另一方面是2008年上半年价格上升幅度大，作为环比指数对比基础的基期价格总水平偏高，2009年价格指数反映的回落程度相应较大。2010年伴随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回升，而2009年的价格水平作为2010年的比较基期价格又相对比较低，因而2010年的价格总水平，无论是CPI还是PPI都可能上升。根据中国“十一五”规划前几年执行情况看，2010年在经济增长9％以上水平，物价总水平稳定在2－4％是能够实现的，即保持总体上的价格稳定，同时又略高出通货紧缩的警戒水平（2％）。当然，这需要在供给方面严格控制成本推进，需求方面要严格管理流动性，从而控制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的双重作用。
3、需求动力
（1）扩大内需已见显著拉动成效。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说完全是内需扩大的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建立基本内向型经济（即国民经济投入和产出各80％以上立足于本国市场），据此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外需拉动特征突出。根据中国现阶段的经验，需求增长10％，大体上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⑤ 2009年中国出口增长为负的16％以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接近负的2个百分点。与金融危机前的2003－2007年比，那时中国年均出口需求增长是正的2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30％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在2－3个百分点。前后比较，由于危机的冲击使中国出口需求增长发生显著变化，对经济增长率实际发生的绝对影响在4个百分点左右（从正的2－3个到负的1－2个百分点）。如果出口需求增速恢复到2007年之前的水平，那么，就要在2009年8.7％增长率上加4个百分点，达到12.7％，也就超出了2003－2007年的平均增长率（10.6％）。显然，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2009年已恢复到2007年前高增长时的水平，主要由于内需扩大拉动增长的增量尚未充分抵消出口负增长引起的负增长，才使总的经济增长率未恢复到2007年前的水平。
（2）扩大内需首要又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由于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正处于加速阶段，又由于中国经济体制上的特殊性，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中投资需求拉动特征明显。2001－200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中，投资需求增长拉动贡献51.2％，消费需求增长拉动贡献40.7％，净出口增长拉动贡献8.1％，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贡献率（21.6％）相比，中国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高28.6个百分点（51.2－21.6），而与发达国家的消费贡献率（78.4％）相比，则低27.7个百分点（78.4－40.7）；与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26.2％）相比，中国投资对增长的贡献率高出25个百分点（51.2％－26.2％），而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则低31.8个百分点。2006年以来，特别是2009年，投资需求增长超过30％，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相应也进一步提高，投资对增长的贡献超过60％，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在40％以下。⑥
（3）消费需求增长平稳。200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在多年度之间比较而言，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保持在16.9％左右，名义增长率15.5％，还低于2008年21.6％的增长幅度。但支撑消费需求增长的收入基础还是得到加强，按可比价格计算，2009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比2008年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8.5％，预计2010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仍将上升。
（4）2010年实现9％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具有现实的需求支持。就投资需求而言，在2009年3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基础上，即使严格控制新增投资项目，原有在建项目的持续投资也是十分巨大的，预计如无特殊变化，2010年固定资产实际投资增长率应不会低于25％，即不会低于2003－2007年间的平均水平，投资仍能对增长予以强有力的拉动；就消费需求而言，在收入增长速度提高的基础上，如果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能够维持在5％以下，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目标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目标，那么，在其它条件无大变化，甚至可能对扩大消费进一步刺激的话，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需求增长率至少不会低于2009年的17％左右的增长水平；就出口需求而言，若无特殊变化，全球经济复苏已经开启，预计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能够恢复到2008年的3％甚至更高的水平，根据经验，通常全球经济增长1％，相应中国的出口需求增长5％，若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达到3％，则中国出口需求会恢复到15％左右，考虑到金融危机后的贸易保护倾向和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加剧等因素的不利影响，尤其是美国现在经常项目占GDP的比重逆差已超过4％这一警戒水平，达5％以上，更会加强贸易保护，2010年中国出口增长10％左右，还是有可能的。因而，从总需求的分解看，2010年25％以上的投资需求增长将拉动经济增长5个以上百分点，17％左右的消费需求增长将拉动2个以上百分点，10％左右的出口需求的增长将拉动1个百分点的增长。总体上2010年中国增长率应在9％以上。
4、主要失衡
（1）通胀与失业。2010年特别是下半年之后，中国面临的总量失衡最主要的威胁是“滞胀”可能性上升，2008年下半年以来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措施出台，使得流动性大增，如果说这些流动性不能及时有效地传导到实体经济，而是滞留在资本市场及银行手中，那么，一方面在短期内会严重影响虚拟经济秩序，冲击诸如股市、楼市价格；另一方面，在稍长时期里，即超过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这一时滞期一般情况下在欧美国家是6－18个月，中国前几年的经验是7－24个月，增大的流动性就可能形成现实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就可能面临一方面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而同时，经济增长又未得到刺激，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滞胀”局面。由此，总量政策效应将严重削弱，通货膨胀率超过5％甚至更高是有可能的，同时城镇登记失业率超过5％（社会调查失业率将超7％），达到通常所说的失业警戒线也是很可能的。
（2）结构失衡可能加深。无论中国统计数据怎样调整，实际上中国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失衡的矛盾：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水平，中国工业化进程已到中后期，而城市化率只有45％略多，若考虑到这45％中还包括在城镇从业和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而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远未城市化，那么，真实城市化率更低，与当代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相比差距极大（当代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通常在60％以上），这也是中国服务业比重相对低，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
其次，中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比重和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十一五”规划要求到2010年把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2005年的40.3％提高到43.3％，平均每年增加0.6个百分点，但到2008年不仅未升反而下降至40.1％，2009年虽有回升，也只是达到40.8％，并且主要又是由于第二产业增长率短期回落所致。预计到2010年末这一比重也只能达到41％左右，比“十一五”规划预定目标低2个百分点。尽管经济普查对统计数据可能有所调整，调整后的数据反映服务业比重会有所上升，但总的服务业发展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格局不会改变。这种结构落差严重抑制了就业增长，抑制了消费扩张从而抵制经济增长。
其三，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失衡，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落后。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投资需求增长始终明显快于消费需求，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达到30.1％，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8％（扣除价格因素）。据测算，在中国现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率增长率超过30％以后，固定资产投资若继续增长，对消费需求增长在短期里将会直接形成负面影响，即会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负增长。这就要求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转向刺激消费，否则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将受到侵蚀。
其四，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民经济增长。在收入分配的总体结构中，政府（财政）收入、企业（GDP）收入、居民收入三者之间，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增速最快，使得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现已达到20％以上，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又以中央财政收入增长更为迅速：其次是企业收入，GDP增速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反映了这一事实，而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最为迟缓，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98年的68％左右降至2008年的58％左右，将近9亿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市民年收入的30％略强。事实上只有居民收入主要用于消费，这就不能不严重限制内需的扩大，特别是限制消费需求的扩张。不仅居民收入比重下降，而且在居民收入内部的差距扩大。一是城乡差距扩大，据测算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虽然扩大，但速度尚在可承受范围，10年间基尼系数大体由0.32左右上升至0.38左右；农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速度也不显著，十年间大体由0.29左右上升至0.34左右。但把城乡居民混在一起计，中国现在基尼系数已达0.47左右，显著超出警戒线（0.4）水平。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大体有60％可以由城乡差距得以解释，城市化率的差距已成为各地区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二是各阶层收入差距扩大，由于资产性、经营性收入和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差异扩大等多种原因，包括权钱交易的种种“寻租”形成的灰色收入等，使各阶层收入差距在扩大。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影响公平目标也影响效率目标，突出的在于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张，使全社会消费倾向降低（越是高收入者消费占收入比重越低），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克服和缓解上述总量和结构性失衡，构成2010年甚至更长时期里宏观调控，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民生的基本任务。
5、短期政策选择
（1）总量政策。就总需求而言，没有理由在2010年率先退出扩张性政策轨道，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止跌回升，但构成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仍然存在，所以扩张性的总量政策方向，至少在2010年上半年不能改变。但在保持扩张性政策的同时，应当从强调需求管理向同时强调供给管理转变。就供给管理来讲，包括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在创新支持下，透过市场缓解产能过剩，使产能过剩能够逐渐压到20％以下的正常水准，真正缓解重复建设矛盾，提高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增大重复投资的技术门槛，从而完善市场体制，提高竞争性，以形成淘汰机制。中国已列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同时又推出多项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现着这种产业政策追求；推出区域发展政策。使区域差异不仅成为各地区的特点和比较优势，而且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更持久的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中国近年批准的12个地方发展国家级战略，正是新的区域政策的重要内容。当然供给管理中最重要的目标是技术创新政策。为有效地实现扩张型需求政策，供给管理目标必须在强调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需求效应的同时，注重其供给效应，把政策的着力点转向既注重扩大需求，又注重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和劳动者的生产率上。
（2）财政政策。如果说2009年应对危机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程度更为显著的话，那么，在2010年的宏观调控中，对于财政政策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强调，尤其是要注重财政政策的需求总量扩张效应的同时，注重财政政策的结构性效应，以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如果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不变，那么，首先应是扩张性的方向不变，而程度则要根据经济失衡的复杂性和多方约束进行协调。就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2009年国家提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分两年完成），新增财政投资即使可能，其规模也会受到严格控制；此外，2009年财政赤字为9500亿元，占GDP（335353亿元）的比重已达3％，达到了临界值，2010年财政赤字若进一步增大，也很难超过2009年的规模。就更加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而言，自2003年以来，在名义税收制度上已经连续做出了减税安排，包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2008年起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并一，内资企业由过去33％降至25％，2009年起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转型本身意味着税率下调），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2004年起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制度，加大退税力度，以及除烟草外的土特产税的取消等等，尤其是考虑到2009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中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较大程度地减税不具可行性，只能结构性的减免。
（3）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坚持，但应进一步注重“适度”。从货币供应量上看，2009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已达40万亿元，比年初增长9.6万亿元，比2008年的4.9万亿元，几乎超出一倍，年末广义货币（M2）比去年同期增长27.7％，增幅同比加快近1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增长32.4％，增幅同比加快23.3个百分点。⑦ 从利率政策和储备金率看，2008年9月以后到年末，连续4次下调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从7.47％降至4.86％，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17.5％降至14.5％，中小型金融机构从17.5％降至13.5％。但与此同时，中国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相对不足。中国与美国经济失衡很大的不同在于，美国此次危机是从金融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因而首先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资金产生危机，从而不得不收紧银根，由此直接冲击对银行依赖度强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也相应资金不足，因而金融和非金融企业都缺钱，需要宏观政策上扩大货币供给，增大流动性。而中国经济则是首先实体经济，尤其是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的实体经济产生问题，订单减少因而减产、停产、破产，这样对银行的货币需求相对减弱，而中国银行本身并未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直接冲击，银行的流动性充裕，到2009年末，各类金融机构的存贷差额达到19万亿元左右。所以中国货币市场上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需求不足，相对于需求不足流动性过剩，中国的货币政策就不是简单地总量扩张，而要强调其扩张效应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否则就会滞存于虚拟经济中，使股票等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而提升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对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中央企业来说，必须努力提高技术和制度创新水平，通过技术创新形成新的投资增长点，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有效的实现投资的机制，从而从技术和体制上避免严重的重复投资；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说，必须在制度上提高其市场竞争和准入的机会公平性，尤其是解决其融资的有效机制，培育其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当然这些除政策要求外，尚需通过体制改革的深化才能实现。此外，存款利率到2008年末已降至2.25％，如果2010年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特别是下半年通胀压力会更加显著，假如通胀率达到3％，甚至更高，那么就面临存款负利率的局面，这也是对宽松的利率政策的一种约束。
（4）汇率政策。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在2010年或许会更为突出，中国采取的主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以扩大其出口的背景下，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保持贬值的态势。但是，一方面在此前，欧美等国考虑到中国在缓解世界经济危机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容忍”，但后危机特别是美国对出口的依赖度提高的情况下，很可能对中国汇率提出更严厉的要求，美国经常项目的贸易逆差额已相当于其GDP的5％，超过了通常所说的4％正常范围，不排除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而加以制裁，这样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出口等一系列竞争力。
二、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
1、“三步走”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即将实现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邓小平首先提出了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1987年，他又把这一目标明确地发展为“三步走”的战略构思：“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下世纪再用30到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⑧ 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则被完整地写进大会的报告中，作为党和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大部分经济工作，都是围绕着实现这一战略构想而开展的。这使得这一构想的落实和实施，远远高出了预想的进度。1987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GDP总量达到了1980年的2.04倍，提前3年完成了第一个翻番的目标；1995年，这一总量达到了1980年的4.33倍，提前5年完成了翻两番的经济增长战略目标；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1980年的15.54倍，可以肯定地说，到了2010年底，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中国将提前20到40年完成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三步走”的宏伟设想。邓小平当年提出的目标是以美元体现的，这体现了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仍然需要和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过程。⑨ 中国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三步走”的宏伟构想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做出了伟大贡献。
2、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如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现代化的水平已经相当高，而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这些大都市，其人均GDP及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但是由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平均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还不高，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这就使得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着新的矛盾，已经在世界经济中占较大比重的经济规模与相对较低的人均水平之间的矛盾。就人均GDP或人均GNI而言，中国的经济总量至少要再翻一番，才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为8613美元），这就要求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至少是5到10年），继续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在已经相当大，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量很有可能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一位，而2010年左右，由于汇率的移动平均计算和经济增长因素，中国的GDP很可能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在这样的经济总量下，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至少面临两大约束，一是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一是国际市场的约束。
先看资源约束，200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量是138553万吨标准煤，2008年这一消费量达到了285000万吨，为2000年的2.05倍，年均增长率为9.43％，⑩ 而按可比价格计算，2008年中国的GDP为2000年的2.18倍，年均增长率为10.26％，高于能源消费的增长率0.83％，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92。如果其它条件不变，那么中国的GDP要再翻一番，能源消费至少要增长90％。但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一次性能源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达到17％以上，(11) 接近GDP所占比重的3倍，如果按这一关系增长，那么在中国的GDP再翻一番的情况下，一次性能源消费占世界的比重至少会达到30％以上，这是不可想象的。随着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和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环保标准的提高，我们的环境保护成本也要提高，这又会进一步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这里讨论的还仅仅是能源方面的问题，事实上，随着工业化进程，我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度也在空前提高，有一些资源如铁矿石甚至需要大量进口，而国际市场的资源限制和价格变动，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也是严重的挑战。
再看国际市场的约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21世纪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从2002到2008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分别为22.36％、34.59％、35.39％、28.42％、27.17％、25.68％和17.48％，远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出口为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20％提高到2008年的33％，这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这就使得中国的出口扩张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一方面，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消化能力在减弱，另外一方面，由于国内相当多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优势，而这些条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在改变（劳动力成本、原材料、能源供应、土地和厂房的租金等），很多行业、产品的比较优势也在减弱，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了未来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结构调整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如果仍然要保持持续高速的增长，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转型。中国通过采取扩大内需的积极措施，成功地抵御了2008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这实际上是我们经济结构的一次积极转型，这就是通过调整内需和外需的结构来保持中国经济的活力。但是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由于消费的提高受到收入分配、消费刚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主要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这一短期手段来扩大内需的，而自1998年以来，扩大投资本来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投资和消费之间已经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我们扩大内需的举措从短期看来缓解了外部世界的冲击，但却进一步加剧了内需中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失衡，增加了未来对各种重要国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难度。内需和外需的结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都属于需求结构，但需求结构的调整是受供给结构影响的，如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发展、城乡发展等，它们的形成和失衡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它们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需要科学合理地实施各种短期政策，但更需要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这种客观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三、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
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宏观干预，主要是要解决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这些总量之间的关系，而最终目标是通过平抑周期性波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实现平稳的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和居民生活。在凯恩斯以后，宏观经济学各个时期的政策主张以及各国的政府干预，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早期的宏观经济理论主要强调的是运用财政政策，但后来货币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说明随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制度的变化，随着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不断变化，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践也在进步。而在中国，这样的变化同样也在发生。近几年来，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货币政策来影响经济活动，这种调控方式的变化，当然是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有鲜明的特征，这就是它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要比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宏观政策，在我们这里可能收效甚微。(12) 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改善宏观经济管理。
1、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
看一个政策属于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主要看它是从哪一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如果主要从需求领域影响经济增长，那么就属于需求管理，如通过货币政策调整货币流动性，抑制或鼓励投资和消费，就属于需求管理；如果主要从生产领域来影响经济增长，如通过调节税收来影响企业的成本，就属于供给管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有些政策就即有调节需求的功能，也有改善供给的作用，如当经济发展水平获得整体提升时，普遍地提高企业雇员的工资，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影响企业的成本水平，对企业发展形成一定的冲击，但另一方面则会因为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而提升全社会的消费能力，从而整体上扩大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对经济增长形成新的拉动。而企业如果在这种背景下能够通过改善经营、技术创新等手段提高自己的生存和竞争能力，又有可能促进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但如果企业成本负担增加得太快，则可能影响生产的发展。因此，提高企业雇员的工资，有短期的负面供给效应和正面需求效应，而长期来看，如果处理得好，又会有正面的供给效应。这就可以看出，政策力度是否合理，对于这项政策是否能够获得良好的长期和短期效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但在时效性、针对性以及运用的政策手段上都存在着区别，因此，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对它们各自的应用程度也有所不同。首先，从时效性上看，需求管理在短期管理上更加有效，但供给管理往往需求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但影响也更加久远；其次，从针对性上看，需求管理更加注重对总量的调节，最多扩展到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分量如投资、消费和国际收支平衡进行调节，但供给管理则更加注重对结构的管理，所实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其针对性；其三，从运用的政策手段来看，需求管理动用的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支出政策；而供给管理可以动用税收政策、行政管理、法制管理等手段。虽然一些政策同时具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属性，但是重点仍有所不同。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更加重视总量管理，需求管理的色彩较浓；而财政支出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时，需求管理的色彩较浓，但在经济发展相对平稳时期，由于要通过各种的转移支付来调整各个地区、各个产业、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供给管理的色彩较浓。其四，从市场化程度和这两类管理的关系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往往更加重视需求管理，而且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希望自由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转轨经济国家往往更重视供给管理，一方面要通过供给领域的体制创新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另外一方面则会直接通过政府直接参与或积极影响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以达到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里根政府执政时代，针对生产领域的供给管理开始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当时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不同的是，供给学派主张在供给领域采取措施影响经济增长。里根政府接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提出了以减税、扩大国防开支和精简政府为标志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这就是著名的“里根经济学”。供给管理更多地属于长期管理，它的效应要通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反映出来。如果想通过长期措施解决短期问题，同样也可能遭遇失败。这可能也是“里根经济学”收获有限的原因。在计划经济国家，或者是在市场活动中政府干预色彩较浓的国家，政府更加注重对供给领域的干预更多，以供给决定消费。事实也证明，为生产而生产、以供给决定需求的计划经济体制，从长期来看也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中国经济仍然处于转轨进程中，而且以公有制为主体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宏观经济活动对政府行为的依赖，这就决定了供给管理应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宏观管理
在中共十四大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地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十四大则明确列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准备拿出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历史转换。前20年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市场体系，后10年的主要任务则是完备市场秩序。这是一项对后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决策。经过近20年的建设，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仍然不完备，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但就整体而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可以说已经提前实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促进和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手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需求管理尤其是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虽然在改革前期，我们也曾动用一些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发展，如通过提高利率甚至把利率和CPI挂钩（当时称为保值补贴率）来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从总体来说，由于市场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生产者的市场和风险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还是行政手段和财政手段。如果从广义的需要管理和供给管理的概念来区分，在计划体制下和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主要是通过供给管理，通过各种体制创新在生产领域中提高产出效率，尤其是单位劳动的产出和单位时间的产出，来获得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效率。但随着转轨过程的推进，政府把配置具体资源的职能逐步还给了市场主体时，这就使得各级政府传统的供给管理手段失去了应用基础，不得不更多地通过总量政策、需求政策等来影响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促进和保持高速经济的手段，首先经历的是以供给管理为主向需求管理为主的转变。在这一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中，大多数措施都属于需求管理。
但我们也已经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建成、市场主体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力量、需求管理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如何进一步通过政府的作为，使经济发展更加有效、公平和均衡，又成了新时期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课题。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企业和市场缺乏活力，各个地方缺乏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是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改善民生，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也意味着改善和加强政府职能已经代替产权制度的改革，成为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政府不仅应该通过各种需求政策、总量政策调节各种经济总量，保持中国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还必须改善职能，加强供给管理，尤其是通过制订和实施各种科学合理的中长期政策，对供给领域中各种利益和关系加以调整，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新的微观基础对政府职能和宏观政策提出的新要求。这里强调的供给管理，和当年的供给学派提出的改革主张有相同之处，即通过政府对生产领域的干预使经济运行更加有效，但也有不同之处，供给学派主要是要通过税收政策影响生产领域，而我们则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时，通过价格、税收、财政、货币、准入、行政、法律等多方面的手段对经济活动加以干预。
（1）要在分配和再分配领域中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加以调节，扩大住户部门（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部门内部，要缩小城乡之间、各种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善社会公平的同时，也扩大了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支出，由此改善国民经济的最终需求结构。但改善民生和社会公平不能以牺牲经济发展效率为代价，调整收入分配的目标要通过长期和渐进的过程来实现。
（2）要改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失衡的局面，要通过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手段，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引导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生产力合理布局；
（3）要通过调整准入政策和价格政策，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低效率的产业及企业的发展，并制订合理的产业政策，在保持市场竞争的前提下，鼓励企业间的联合和收购兼并，在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发展规模经营；
（4）要通过税费手段、行政手段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提升：
（5）要通过税收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贷款结构的逐步调整，引导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内需和外需的结构更加协调。
（6）要注意供给政策的长期效应，既要通过调整结构改善经济失衡，又要避免政策力度过大而影响现行政策的连续性，在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制订和实施各项供给政策。
3、改善供给管理和全面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水平的主要原则：
（1）加强各级政府在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不能否定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作用，政府的决策以及对它们的实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政府首先应该通过各种规则的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具体地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2）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制订和实施中长期政策，都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不仅需要大量具有专业知识的高素质人才，更需要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府制度建设（如决策程序、决策机制、部门间配合机制、实施进展考核、干部选拔和考核机制等）。超越制度约束的少数人决策，有时能提高决策以及实施的效率，但也可能因为决策错误付出巨大的代价。
（3）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既要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又要改善社会公平，还要有效地惩治和消除腐败现象。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保证。要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法制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对于政府施政的监督，尤其要注意在加大政府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的同时，有效地惩治腐败现象。
注释：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本文所引用其它2009年统计数字，如未加特别说明，均引用于该公报。
② 2006-2008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1.6％、13％、9％，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9》及国家统计局《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③ 文中“十一五”指标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④ 参见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
⑤ 参见《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0》，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
⑥ 参见刘伟、张辉、黄泽华：《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
⑦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
⑨ 如果当年提出人均GDP的目标仅仅和经济增长率相联系，即按照1980年的可比价格（constant price）计算，我们在20l0年早已超额完成了4000美元这一目标。而在现实生活中，按美元计价的中国人均GDP还会受到通胀、汇率、国际收支变化等多种因素。因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离4000美元仍然有一定差距。参见表1。
⑩ 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9》。
(11) 《中国能源生产占全球比重大幅提高》，《证券时报》2008年08月19日。
(12) 参见刘伟和苏剑：《中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究竟具有怎样的特殊效应》，《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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