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社会科学志总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志总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浙江省社会科学志》系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托省社会科学院承修的一部志书，属省志丛书中的一卷。全书共分概述、学术研究、社会科学机构、学术活动与学术交流、社会科学发展大事记等编，外加附录，总计120多万字，即将出版。全省社会科学各学科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志的编写，全书记事内容，上起各学科的起源，下迄1989年，主要反映了浙江省近百年来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社会科学各学科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成果。限于篇幅，本刊仅选登该志概述编中的第四部分（即改革与开放时期浙江省社会科学发展概况），以便广泛征求意见，再作修改。
改革开放的十余年，是建国以来浙江社会科学发展最好的一个历史时期。学术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化，学术交流也日渐活跃，省内、省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作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物质保障的社会科学事业建设虽然仍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无论是从队伍的培养、学科设置、研究机构完善、科研组织工作的管理；或者是图书资料、情报信息的收集、整理、研究与运用方面来看都是浙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一）学术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9年，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先后共出版专著、编著、译著、通俗读物共1360部、论（译）文、调查研究报告19283篇。其中有不少获得各种类型和级别的奖励、表彰。仅就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五次评奖活动评出的优秀科研成果，就有一等奖35项；二等奖139项；三等奖542项，荣誉奖25项。另据部分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其科研成果获得各类国家级奖励的就有一、二百余项之多。
在全省已取得的科研成果中，反映出浙江社会科学研究十余年来发展的主要特点：
1.有浙江地方特色的学术研究成果突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研究。我国明清之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及其所开创的浙东学派研究，过去是很薄弱的。近10多年来，发展迅速，每年均有一批成果问世。由沈善洪任主编的《黄宗羲全集》共12册300多万字，经编辑、校点后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在国内外尚属首次。这些年发表有关研究黄宗羲的学术论文数量甚多。对黄宗羲研究不仅有其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及其生平事迹、历史贡献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而且扩展到浙东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的史学思想和学术成就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浙东学派研究已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的重点研究课题。仓修良的《章学诚和＜文史通义＞》，是从史学角度系统研究章学诚的专著。浙江宋史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研究成果，更引人瞩目。全省宋史研究，主要围绕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人物、学术文化、典章制度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其中尤以人物和南宋都城临安研究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徐规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北宋著名诗人、文学家王禹偁的专著，材料丰富、考证精确，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吴越文化研究，虽开展较迟，但进展快，成绩显著，董楚平撰写的《吴越文化新探》一书，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如夏文化中有先越文化因素等，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近几年来，地方志研究，在旧志整理、新志编纂以及方志理论研究方面都出了大量成果。目前已正式出版的新编方志、旧志整理和方志学论著已达数十部之多。其中《浙江简志丛书》包括分县、人物、地理、教育、文物、风俗、土特产、地名等8种。如徐规、陈桥驿等的《浙江分县简志》上下两册，魏桥等编的《浙江人物简志》上、中、下册，王士伦等编《浙江文物简志》等的浙江简志丛书的编纂出版，被誉为全国编修地方志的创举。新编《建德县志》为浙江第一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在1986年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被选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考古发掘与考古研究成就亦不少，其中较为突出的主要有：70年代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该遗址距今约6900年，出土文物除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艺术品、编织品外，还发现了带榫铆的建筑构件和大量稻谷。它是我国新石器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是迄今所知长江以南年代最早、内涵最丰富的一支稻作农业文化，它有力地证明了长江下游同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有关“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成果已出版不少，除《河姆渡遗址发掘报告》外，林华东的《河姆渡文化新探》一书，是有关河姆渡文化研究第一部专著。余杭县境内的良渚遗址自1936年发现之后，80年代得到考古界尤其是浙江的考古界学者的深入研究和保护。最近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现场考察后评价为“良渚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是“秦俑第二”，发掘出来的大量随葬玉器，出现了人殉、陶文，特别是琮、璧、钺为代表的大型玉制礼器，象征着神权、财权、军权的结合。对鲁迅、茅盾等浙籍作家的研究，浙江有一定的优势条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力量，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鲁迅研究开展较早，重点对鲁迅的文艺、美学、教育、哲学思想和创作理论、创作方法进行了探讨，对鲁迅生平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和鲁迅与国外文学比较研究，也有一定影响。茅盾研究发展迅速，主要对茅盾文艺思想体系和创作特征进行较多研究，史瑶的《从＜蚀＞到＜子夜＞——创作方法上的一个跃进》，是全国较早对茅盾创作方法的发展进行考察的论述。此外，对柔石、殷夫、郁达夫、冯雪峰、夏衍、艾青、巴人、林淡秋、陈学昭、许钦文、戴望舒、徐志摩等现代浙籍作家也广泛地开展了研究。以朱新予为代表的浙江丝绸史研究，在全国有一定地位，我国第一个丝绸史研究室建于浙江，并招收硕士研究生。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是我国较早研究地区性丝绸发展状况及其规律的专著，在国内外均获好评。以光复会为重点的浙江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及其续辑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2.应用研究日益加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十分重视加强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希望通过大量的应用研究，来解决我国、我省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以期社会科学的自身价值得到更有效的实现。1985年6月，由省人民政府主持，省经济研究中心、省计经委、省科委、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社院、省社联联合具体组织的“浙江省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重点论证了浙江经济建设总体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方针、重点和战略措施以及产业结构，地区生产力布局等问题。是内容最广泛，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一个综合性课题研究，先后全部或部分参加调查研究的人员达数百人之众，涉及到众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以及许多实际工作部门、教学、研究单位。其主要研究成果为《浙江省外向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1988-2000年），曾作为省委、省府文件下发。继之而起，开展此类研究的有：山区、海岛、港口、流域、部门经济、跨市地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以及跨省区的发展战略合作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这些研究及其成果，除少数报告不宜公开发表外，绝大多数均已刊出，对全省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浙江的乡镇企业近10年来发展很快，是70、80年代浙江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在浙江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引起理论界学者、专家的极大兴趣和高度的关注。对乡镇企业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发展战略、运行机制以至产业结构、技术改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曾有过广泛深入的探讨。全省各地乡镇企业也都形成了各自的发展重点和研究方向。被称为“温州模式”的以家庭工业为主要特点的温州城市、农村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它产生和发展中，曾有过曲折，遭受到许多的非议和责难。实际上它是一种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新路子。浙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并非人云亦云，而是努力从实际出发，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探讨它的成因、特点、作用、发展趋势、存在问题，并提出对策，支持它的发展。这些年来，有关“温州模式”的著作、文章、调查报告发表甚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仁寿、李红的《温州模式研究》。该书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揭示了温州模式的内层结构，形成和发展过程，分析了它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温州的家庭工业、合伙企业、股份企业、第三产业、挂户经营、专业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以及所有制与雇工问题，均作了较为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此外，由程炳卿主编的《乡镇发展战略文集》、李基固主编的《乡镇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研究》等著作，在省内外都有一定影响。其他诸如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组织的产业结构与政策的调查研究、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由方民生主持的《浙江省海岛经济开发研究》，由钟儒等主持的贫困山区发展问题调查研究，陆立军主持的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现状与对策问题调查研究等等，都曾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肯定和赞赏。与社会现实问题十分密切而过去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取消的社会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成绩显著，尤其在青年问题（包括青少年犯罪研究）、妇女、婚姻、家庭问题、城市社区等问题研究，有一定影响。其中以谷迎春为主承担的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重点课题《城市改革中的社会问题研究》从多种角度提出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对策，为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对城市建设的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一向被忽视的法学研究，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健全与发展，研究工作也随之展开，研究力量也日益壮大，近几年来特别在经济法、刑法、劳改劳教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等领域的研究，均有一些重要成果问世，马绍春的经济法学和胡建森的行政法学研究在法学界有一定影响。人口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建国后曾被忽视，研究工作多年来没有开展。浙江对其研究，主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角度研究人口问题。如人口素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婚姻家庭与人口的关系等内容，都成为研究者的热点课题。王嗣均的人口地理学研究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3.传统优长学科研究继续发展。浙江在文，史、哲等学科研究方面，历史久，基础好，某些学科研究成果，在国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敦煌学研究，浙江系全国敦煌学研究的三大中心之一。早年就有浙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致力于敦煌遗书的编辑、刊布、考证和研究，姜亮夫师承王国维，一生致力史学、语言学、敦煌学和楚辞研究。30年代曾赴欧，遍访敦煌文物，携回大批资料。经过多年整理和潜心研究，50年代就曾出版过一批有影响的著述。近10余年来，又有新著《敦煌学概论》、《莫高窟年表》出版。前者填补了敦煌学理论研究的空白，后者是姜亮夫尽毕生精力搜集从莫高窟开窟到近代的有关史料的汇编。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开拓了俗语词研究的新领域，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敦煌文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填补了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被《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果。在姜、蒋影响下，浙江敦煌学形成了侧重于语言文字研究的特点，杭州也成为全国敦煌学语言研究的中心。词学研究，一代词宗夏承焘从30年代起就专攻词学，既继承了传统词学的研究方法，又对传统词学研究作了重大的革新和开拓。他以考信求实的态度研究词体、词乐、词律、词史，使传统词学走向系统化、理论化，对当代词学研究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夏毕生著述近千万字，已出版的词学专著近30种，其中《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等，都是当代词学的重要著作。其学生吴熊和的《唐宋词通论》，为建国以来系统总结和完善词学研究体系的第一部专著。以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姜亮夫为代表的浙江楚辞研究，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姜对楚辞学作过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50年代出版《屈原赋校注》七卷，被学术界称为当代最完备、最精博的楚辞注释，日本、香港等地都曾大量翻印。80年代出版的《楚辞学论文集》，是姜在楚辞学领域作全面、系统深入和多角度研究的结晶。而《楚辞通故》80卷，全书计10部56类，180万字，图440余幅，涉及天文、地理、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考古、民族、风俗学等多学科，可谓集楚辞研究之大成。郭在贻的《楚辞解诂（续）》，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二等奖。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研究，近10年来进展很快，其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80年代初召开的全国宋明理学学术讨论会和90年代末期举行的阳明学国际研讨会，均由浙江学者组织发起，并在浙江境内召开。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王阳明哲学研究》，是研究宋明理学两大派别之一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的学术专著。以严群为代表的浙江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严群系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史专家，通晓古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长期从事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和翻译，一生著译甚多，其中《分析的批评的希腊哲学史》一书，因对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的分析有独到之处，曾获得欧洲哲学史界的好评。其学生陈村富与人合著的《希腊哲学史》四卷本将陆续问世。比较教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是浙江教育学研究中的强项，两专业分别于1984年、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博士点，王承绪、陈学恂为导师。他们长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比较教育和中国教育史专家。王承绪主编的《比较教育》填补了当时我国比较教育教材的空白，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是研究近代教育史的重要工具书，为国内外教育史界所推崇。由沈炼之开拓的浙江法国史研究，在国内史学界有一定地位。沈自1933年留法获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法国史的翻译研究工作，不仅编译甚丰，且培养了一批法国史的研究人材。40年代他编著的《法国革命史讲话》，是我国第一本关于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由沈任主编的《法国史》即将出版。目前他们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丹东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为国内同行所公认，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
除上述成果外，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有不少研究成果，名列全国第一或填补了学科的空白或获全国性嘉奖。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是我国第一部话本小说研究的史书；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王学启等编著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开拓了国史研究的新领域；世界史前史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的缺门，毛昭晰参加编写的《世界上古史纲》等专著中的原始社会部分，为上述领域填补了空白，注飞白所著《诗海——世界诗歌史纲》，人称“奇书”，是我国世界诗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徐朔方的《论汤显祖及其他》获第一届全国戏曲理论著作奖；方民生的《论劳务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一文，获全国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同时还有一批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游修龄对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陈桥驿对历史地理学研究，杜修昌对农业经济学研究，俞明仁对《资本论》研究，夏基松对西方哲学史研究，王维贤、倪宝元对现代汉语研究，蒋风对儿童文学研究，丁建弘对德国史研究，王元骧对文艺理论研究，谢宝森对朝鲜朱子学代表人物李退溪思想研究在国内外也有一定影响。
4.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起步稍迟，发展甚快。近10年来，浙江对这些学科的研究甚为重视并很活跃，成果也较显著。如旅游经济研究，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兴起而发展，旅游，从过去被作为外事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产业，而旅游经济问题以至旅游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也随之起步并迅速发展。这10年来，浙江对旅游事业的性质、特点、地位、作用、发展方针、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调查和探索，并出版、发表了一批专著、论文和调查报告。浙江水产资源丰富，渔场辽阔，海洋捕捞和淡水养殖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近10年来在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相互配合下，积极开展渔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他们针对渔业体制、水产品流通、渔业生产结构等方面的改革，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调查研究和学术讨论，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其中如《渔业经济管理》、《渔业经济学》等著作在全国均属第一本。不少调研报告和咨询建议为决策部门采纳，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环境经济学是环境科学与经济科学交叉发展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较快，环境保护问题也日渐突出，因此，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志士学人共同探求既促使经济增长又优化环境良性循环的科学途径，并取得较好的研究效果，其中童宛书、黄裕侃编著的《环境经济问题》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环境经济学专著，作者开创性地从经济学角度探讨和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环境问题，提出了环境资源论、环境价值论、环境效益论，颇有新意。卫生经济学也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是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浙江研究者主要对医疗卫生劳动的性质、卫生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战略目标、卫生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医院成本核算和价值补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有些研究成果在国内有一定影响。
这10多年来，浙江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就除了反映在本志学术编所设各章、节及其记述之中外，还有一些研究内容及其成果，如年鉴、辞书、丛书的编纂出版，新闻学研究，民俗学研究，领导科学研究等也十分引人注目。
（二）学术交流活动
在浙江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的同时，作为社会科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交流，无论是省内、省际之间以至国际的学术交流活动都有了迅速发展，长足进步。学术交流既是学术研究发展的要求，又是学术研究水平的反映。而学术交流发展的结果，又会反过来推进学术空气的活跃，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改革开放10余年来，省内的学术交流活动，较之50-70年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50-70年代中，省内社会科学界之间的学术交流，由于诸多原因，尤其是“左”的错误思想影响，迄未真正发展起来，学术会议为数极少。近10余年来，学术交流活动在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的推动下，迅猛发展。学术空气远较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活跃，据粗略统计，各类学术讨论会达1800余次。这类活动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它的广泛性，一是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二是主办单位面广。除了研究机构举办的各类专业学术讨论会外，各类学术团体的年会、成立大会、名人纪念会、专家报告会等也大都同学术研讨结合在一起，使这类会议带有较强的学术讨论性质。其它如各类培训班、讲习班及专题性讨论会、重点课题研究实施过程中的研讨会，等等，亦均带有学术探讨性质。举办单位除了专业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学术团体外，政府有关部门也不定期地举办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学术讨论会。这种情况，不仅说明了社会科学学术活动发展的态势喜人，更重要的是表明了社会科学学术活动正越来越受到各方面人士的重视和支持。在这些广泛的学术活动中，有两类问题倍受重视，讨论的次数也多。一是具有浙江地方特色的学科和优长学科的学术问题。诸如浙江历代思想文化名人的思想研究和浙江历来在全国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学科或重大学术问题，如宋史、宋明理学、黄宗羲与浙东派研究、敦煌语言学、丝绸史、法国史、教育学等。反映了浙江原有的优长学科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新发展起来的一些具有一定优势的学科有了较大的新拓展。二是浙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发展、新经验，诸如温州模式研究、乡镇企业研究、人口问题、体制改革、金融、农业、旅游、渔业等众多的实际问题研究，也是近年来讨论的热点。这类讨论，主题明确，内容广泛，质量也逐年提高，不少问题在讨论中提出的对策建议，颇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有的已为领导决策部门所采纳，甚至成为一定时期内的工作方针和政策指导思想。与此相联系的各部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问题也广泛受到重视，曾举办过多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讨会、报告会。
省际之间的学术交流，虽不及省内学术交流之盛，但亦呈蓬勃发展之势。由于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水平历来较高，且又为著名的“文物之邦”，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全国各地来浙江作学术访问、讲学、以至合作研究、合作编书等日渐增多，仅就全国性重大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看，10余年来在浙江举办的有数百次。这对浙江学术界了解全国各地学术研究信息，开拓视野，活跃浙江学术界思想，促进浙江学术发展很有益处。这类学术交流活动，早期以浙江优长学科和浙江历史文化名人思想探讨为多，近年来，探讨内容以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较多。同时，以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知识传播为主体的会议为数亦不少。
国际学术交流，也有较大发展。较之改革开放之初有三个重要变化。一是由单向交流转变为双向交流，你来我往；二是由单纯的学术考察、访问向合作研究发展；三是交流的国家和地区、交流的学术领域日渐广泛。70年代末，80年代初，浙江的国际学术交流，主要凭借“旅游之地”的优势，国外旅游者、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来访人数较多，其中不少是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这类来访者多半带有一些学术交流性质，包括作学术报告，学术座谈等，使浙江的学术界获得不少国外近期的社会科学信息，增加了不少新知识。近几年，这种形式仍持续发展，但浙江学者专家走出国门，日益增多。出国考察访问、讲学、接受国外一些研究机构的课题，进行合作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不少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与国外的联系也日益拓展，相继建立了不少友好合作关系，如姊妹学校，互派学者和进修人员，尤其是公派或自费出国进修的中青年人数日益增加，这对培养浙江社会科学新生力量，提高浙江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理论素质和专业水平是很必要的。就学术交流的范围与内容来说，无论是国别，或者学科内容都有很大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来访的国外学者专家，以日、美居多，近年来，欧洲、苏东以及港澳台来访学者人数也逐渐上升。学科类别，除传统基础学科外，应用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和经济问题的专家学者交流较多。
（三）社会科学事业建设
社会科学建设事业的发展，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学术交流繁荣昌盛的物质基础。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至今，总的说来，发展还是快的，成就是大的。
第一，队伍建设。
社会科学队伍建设与发展，这是社会科学繁荣昌盛的关键问题。建国初直至改革开放以前，浙江的社会科学队伍，基本上是大专院校以及省、市、地委党校、各类干部学校的教学人员所构成的。他们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也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此外，尚有一批力量分散在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他们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这支学术理论研究队伍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虽然思想上更加成熟，但人员散失很多，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也开始进入老年化阶段。同时，对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培养和扶植，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这不仅是自然规律所使然，更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造成一整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断层。加上改革开放迅速深入，一系列新问题需要研究，新经验需要总结，新知识需要吸取，更需要有大量富有开拓精神，精于业务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浙江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人的身上。人才需求，浙江除凭借其地域优势，适量引进，以补不足之外，主要立足于自身培养。1978年，浙江省委决定扩大社会科学编制，公开招收一批青年，送党校培养，其中确实涌现了一些优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1980年，当时的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筹），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一部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统一组织、命题、评分，通过考试公开向社会上招收社会科学工作者。这次考试，浙江也吸收了一些人员，虽然人数不多，但也确有一些出类拔萃者。由于这两项措施，使浙江社会科学队伍得到了充实补充。但社会科学队伍的建设与发展，主要是近七、八年来，文科院校、系、科的发展，为培养年轻一代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有效的阵地，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浙江高等院校，除原有的文理科综合大学——杭州大学有很大发展外，浙江师范大学（前身为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商学院、浙江财经学院、宁波大学等相继建立，迅速发展。作为理工科大学的浙江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工科、农科、医科院校也相继建立了一些人文、财经类院、系、科。各市地师院、师专以及省、市、地党校，近几年来都培养了不少人文、财经类专业人才。随着我国社会科学的学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去国内其他大学攻读博士、硕士学位者，公派、自费出国进修，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人数日渐增加。杭州大学（原浙江师范学校）中文系曾于1953年开始招收古汉语、古典文学两专业研究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中断。1978年，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权开始，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省博士硕士授予点逐年有所增加。此外，尚有一些虽无学位授予权，但有权招收研究生的单位、学科专业和学者个人。10余年来，一共培养出各类硕士博士研究生为数不少。另有一支重要力量：即分布在众多的业务部门中从事具体工作的实践者，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实际工作锻炼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勤于思考，善于学习，是一支为数颇多的，不可忽视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据初步统计，到1989年底为止，全省各类社会科学工作者数量较之过去大为增加。其中仅就高校和科研机构两个职称系列，共有教授（研究员）160人；副教授（副研究员）1208人。
第二，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的建立。
学术研究机构和群众性学术团体是社会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发展、繁荣必不可少的基础之一。50至60年代，除1958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40人）之外，尚有1961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1962年5月改为杭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室），浙江农业大学农业科技史研究室。群众性学术团体到60年代时，仅有历史、教育、哲学、经济4个基础学科方面的学会。所有这些机构、团体，在“文化大革命”中均被撤销、解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迅速恢复，并迅猛发展。截至1989年底止，全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达96个。不仅建有初具规模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部分市、地也建立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较早的有杭州市社科院，继之，绍兴市社科所、舟山市社科所（民办）也先后建立。大专院校内设置的专业研究机构，发展迅速。不仅具有优势的基础学科，普遍建立了研究所、室，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学科、专业也纷纷建立研究所、室或研究中心。到1989年底，共有研究所（室）57个。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近10年来，也都非常重视科研和调查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努力蓄积人才，开展对许多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调查研究，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这些研究单位，研究方向具有较强的现实性，较大的应用性，专业设置大多注意地方特色，为解决有关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提出对策建议，在全省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决策参谋作用。这类研究机构在全省研究机构中所占比重较大，约占28%。自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学术团体受到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政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和大力支持有关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的组建和开展学术研究及学术交流工作。经省委正式批准，于1984年3月开始筹建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并于同年12月正式建立。随之，有7个市，地，也相继建立了社联组织。其中较早的有：杭州市社联、湖州市社联、丽水地区社联等。一批专业学会也相继建立。这些学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努力把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实际部门的人员结合在一起，开展学术活动，深入探讨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类问题，并利用学会智力优势，开展咨询服务。据1989年底统计，全省共有省级学会、研究会、协会82个，二级学会、研究会157个，市、地级学会393个。共有会员约十万人。学会的迅猛发展，标志着学术活动的繁荣和学术空气的活跃，也反映了全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现实需要。
第三，图书、出版事业和学术刊物。
图书馆事业。浙江历史上藏书之盛，闻名全国。自晋至清，浙籍藏书家四百余人。明代宁波的天一阁，清代瑞安的玉海楼，杭州的八千卷楼，民国吴兴南浔的嘉业堂，在全国素负盛名。官方藏书，南宋临安秘书省藏书曾达59429卷；杭州的文澜阁是清乾隆时皇家藏《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之一。1902年绍兴古越藏书楼、1903年浙江藏书楼（1909年改称浙江图书馆）开放。浙江藏书楼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建国以后，浙江图书馆有很大发展。目前藏书已达360.99万册，以珍贵古籍丰富、地方文献齐全为特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全省各市、地县的公共图书馆有了很大发展，更重要的是专业图书馆有了迅速发展。专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以及许多实际业务部门的研究所或调研机构，都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和实际工作需要，逐步建立起一批各具特色的图书馆和资料室、库。
宋代的浙江曾是全国刻书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刻书地点较多，而刻书量多、质量称著首推杭州。杭州刻书业，早在唐、五代时就已著称于世，北宋更盛，刻书业不仅居全国之首，而且影响远及日本、朝鲜等国。建国以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的出版事业发展极为迅速。
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在历史上浙江也是起步较早的。建国后，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浙江的学术刊物虽有创办和发展，但为数不多，除《浙江学刊》自1963年创刊，“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外，只有省委在1958年创办的《求是》杂志，还有少数大专院校学报的人文版或社科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的学术刊物不仅在数量上有很大增长，质量也在不断提高。1980年，《浙江学刊》复刊（1981年正式出刊），此后又有省社科院的《学习与思考》正式出版，省社联的《探索》先内部后公开发行（1989年以后改名为《浙江社会科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商学院等高等院校，省委党校均出版社会科学版学报。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以及省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出版有：《浙江经济研究》、《浙江经济》、《农村问题研究》等专业学术性刊物。杭州、绍兴两社科院、所，各市、地社联以及不少省级学会或自办或与有关部门合办一批专业性理论刊物。
第四，社会科学组织管理。
社会科学组织管理是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高效、有序运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全省的综合性、专业性研究机构、大专院校的科研部门都在致力于加强本单位的科研管理工作，努力提高管理水平，提高科研成果质量，并撰写了不少有关社会科学管理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是，无论是作为一门管理科学，或作为一项实际工作，都还有待于实践经验的积累与理论的升华和提高。从全省的角度看，近年来在加强社会科学管理上，主要有两项重大措施。
一是开展全省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评奖活动，以此来建立和完善一种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表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艰辛劳动，引导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向，更好地适应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1984年由省社联主持进行了浙江1978年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第一次评选工作后，现已初步形成制度，每隔二年举行一次，连同1989-1990年的那次评奖，共举行过五次。先后评出一批颇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并且给予了相应的精神和物质奖励。这些评奖活动，进一步调动了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科研工作的积极性。
二是用组织重点课题研究的方式来带动全省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发展，并且以此作为加强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方向的引导。这些年来，省、市和各专业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学术团体、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都从自身的特点出发，根据实际需要，实施重点课题研究，并且极力加强改进重点研究课题的选择、论证、研究及其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对所确定的重点课题，以申报、招标等方式组织有关人员从事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撰写研究报告、论文或著作。并对研究中所需经费给予力所能及的资助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规划协调办公室的建立。1987年3月省委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精神，决定成立非常设性机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它是受省委委托，管理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领导决策机构。其主要职责有：（一）学习、传达中央和省委有关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讨论研究贯彻执行的意见和方案；（二）研究、制订和审批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研究解决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方向、机构设置、学科建设、专业结构、队伍建设、科研管理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三）指导、协调全省的高校系统、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实际业务部门系统和社会科学学会等五大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为省委、省政府当好决策参谋，为浙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四）发动、组织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面向全国、积极参与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申报、研究工作，努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规划领导小组建立以来的几年，确定当前以组织协调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研究工作为主要任务，促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昌盛。同时，建立了由全省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七五”规划学科小组，负责审定有关重点研究课题，验收有关成果。到1989年底止，先后通过组织申报和招标研究等方式，审定重点课题130项，招标课题32项。参加这批课题研究的有1098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者247人。研究内容涉及174个分支学科，有42个部门和单位的人员参加攻关。这批课题在课题组人员努力下，已取得较大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已收集了各类资料8474万字，调查研究268次，举行各种学术讨论会141次，撰写、翻译专著、译著95部，论文355篇。有些成果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此外，还申报全国“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已列入全国计划的有：重点课题1项，中华基金课题25项，青年基金课题5项。同时，在管理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制订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暂行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经费使用和管理暂行规定》两个条例，加强对重点研究课题的管理工作。为了全面掌握全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基本情况，做好社会科学的全面规划，领导小组于1988年3月发文，决定在全省开展哲学社会科学基本情况的调查工作。此项工作现仍在积极进行之中。
（本总述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浙江文化史》一书和院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院内外许多领导和同志的指点、支持和帮助，恕不一一注明，在此并表示深切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