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廊道”及旅游开发：一种新的线性遗产区域旅游开发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开发论文,廊道论文,线性论文,遗产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重要的自然和文化资源都集中于线性区域。最常见的形式是以历史时期人类迁徙和交流所形成的通道文化为基础的线性文化遗产。如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得·卡姆波斯特拉朝圣之路(Route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1996年法国的南运河(Le Canal du Midi)、2004年日本的纪伊朝圣之路(Kii Mountain Range)等多处线性遗产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名单。具有欧洲特色及运用于遗产保护领域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和发端于美国的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线性遗产的两种主要形式，也是目前国际上的研究热点和焦点。我国有着丰富的线性遗产资源。如丝绸之路、大运河等，不仅具有其固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还具有社会、生态、经济乃至政治价值，同时具有杰出的旅游开发价值。
线性遗产由于其空间和时间上的跨度大、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对其保护和开发有一定难度和特殊性。同时，线性遗产的时空特征及系统功能，决定了对其旅游开发、遗产保护、价值挖掘等方面应有新的视角和方式。“文化廊道”(Cultural Corridor)的旅游开发，是一种新的线性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思路。
二、“文化廊道”概念的提出及其意义
“文化廊道”(cultural corridor)概念提出与早在上世纪5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理论、及近年来在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的“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的概念密切相关，但所涉及的学科理论和应用领域有一定的差异。
(一)“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
“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遗产保护战略方法，是“遗产区域”的线性形式。美国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 Service)从资源和价值方面将“遗产区域”定义为：“在人类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由自然、文化、历史、风景等资源组成的在某方面具有独特性的国家景观，这些由人类活动所形成的物质资源及蕴含其中的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等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国家历史的见证者”①“遗产廊道”有着与其相同的内涵，查尔斯(Charles)对“遗产廊道”给出了定义，即“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②
“遗产廊道”也是“绿线公园”(Greenline Park)—“国家保护区”(National Reserves)—“绿道”(Greenway)思想进化的产物。随着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复杂化以及景观保护体制创新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以后，“绿线公园”和“国家保护区”在强调多方合作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从1984年，美国第一个国家“遗产廊道”——伊利诺伊和密歇根国家“遗产廊道”(Illinois and Michigan Canal National Heritage Corridor)诞生，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49个国家遗产廊道或区域。无论是从资源、功能还是地域的角度，都可以看出“遗产廊道”的内涵非常丰富，不仅强调遗产保护的文化意义，而且强调其生态和旅游经济价值。埃尔温(Ervin)认为“遗产廊道”是美国国家公园系统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③在“遗产廊道”理念形成、发展过程中，国外、特别是美国，对线性遗产研究和开发领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近年来，一些理念和实践情况被陆续介绍到我国，但在理论研究领域及对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欧洲理事会(COE)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是“文化线路”研究的两大机构。早在1964年，欧洲理事会在一份报告中，就首次述及了“文化线路”的思想。在报告中，“文化线路”被认为是“一条穿越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线路，线路主题所反映的历史、艺术、社会特征带有明显的欧洲标记，其欧洲性主要表现在线路的地理覆盖区域，或价值影响范围，这条线路必须包括一系列具有重大价值的资源，特别是能够代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文化资源”。④
随着1993年，当桑地亚哥·得·卡姆波斯特拉朝圣之路(西班牙部分)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之后，国际遗产界人士普遍认识到“线性遗产”与世界遗产名录的其他文化遗产的不同，需要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加以评价。199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马德里召开了“线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的专题会议，提出了“文化线路”的概念，并对“文化线路”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必要的界定：“文化线路是一条交流之路，可以是陆路、水路或其他形式，具有实体界限，以其特有的动态和历史功能特征，服务于特定、明确的目的，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它必须产生于、并且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以及贯穿于重大历史时期的人员、国家、地区乃至大陆间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多维的、持续的相互交流；2.它也必须因此促进了所影响文化的融合发展，并且反映在所形成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中；3.它必须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由线路形成的历史关系和文化资源通过这个动态系统而连接起来”。⑤自此之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开始对“文化线路”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在1998年成立了专门研究文化线路的机构——“文化线路”国际科技委员会(CIIC)。⑥2005年10月，在中国西安召开的第十五届大会上，“文化线路”被列为四大专题之一；2008年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上，《文化线路宪章》正式通过。
(二)“文化廊道”的概念和内涵
近年来，随着“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理念的引入我国，一些学者也在探讨线性遗产开发保护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并倡导“文化线路”申报世界遗产和构建中国国家线性文化遗产网络。目前在我国，对具体路段文化的研究较多，但对“文化线路”或“遗产廊道”的甄选、空间范围的界定、线路环境的研究、网络构建、实现方式等尚未形成的一致认识，尚无通常理解意义上的“文化线路”被列为世界遗产。笔者认为，中国线性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在核心理念上与“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基本一致，但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深入讨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及网络构建的操作层面的问题，在线性遗产网络构建的出发点和重点、属性特征、内容形式、空间尺度、功能地位、合作机制等方面都需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所指的“文化廊道”(cultural corridor)，作为一般学术意义上的概念是指：“以建立在历史时期人类迁移或交流基础上的通道文化为基础，并拥有代表线路空间自然与文化环境的特殊文化景观，由通道、节点和线路辐射区域共同组成的线(带状)空间，它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持续交流，具有历史的动态演变特点”。“文化廊道”概念具有多维度的内涵和特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文化廊道”是一种特殊的线性文化景观，并具有动态演变的特征。
“文化廊道”首先是一种文化景观，它是在特定线路文化背景下和具体的环境基础上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它包含着许多关于线路起源、发展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有价值的证据，同时线性空间随历史发展的动态演变不断拓展、变化。文化景观，尽管也具有穿越时代的特征，但本质上更具静态性和规定性。在历史的发展中，基于已有的文化景观基础，“文化廊道”又不断创造着新的或充实着已有的文化景观：历史的动态演变特征赋予了“文化廊道”更为丰富多样的景观内涵。
第二，“文化廊道”是一种特殊的线性空间，并具有空间构成要素复杂性的特征。
这里所说的空间，是道路及其辐射范围内的物质空间与以廊道文化为主题的文化空间的耦合。“文化廊道”在空间尺度上是地区、国家或次区域层面的，在空间结构上由以交通线路为主体的通道、以城镇和居民点、文化景观集中区等形成的文化节点以及其辐射的域面构成，其空间范围由线路文化的影响力“半径”及传播阻力决定。在一条“文化廊道”形成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商品的交流、民族的迁徙和融合、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从而深刻地塑造着沿线的景观，沿线聚落和城镇、道路和交通、建筑和遗迹、经济和环境，无一不通过各种途径、围绕某一廊道文化主题来表达。
第三，“文化廊道”是一条跨越时空的通道统一体，并具有多维度的价值和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分布和地缘关系的影响，区域通道的形成往往贯穿不同历史时期，虽然在不同时期其功能作用以及线路走向会有差别，由于政治军事或其他因素会有中断，但往往会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时线路系统走向基本一致。例如：云南作为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联系的通道，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对外通道至今依然保持着重要地位。如从昆明出发，经建水、元江、顺红河出海的步头道；从普洱出发，经大理，穿过西藏，通往印度、尼泊尔等地区和国家的滇藏茶马古道；从昆明出发，经楚雄、大理、保山、腾冲，从猴桥或瑞丽、畹町出境的西南丝绸之路的昆明道和永昌道等。以云南西南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对外通道为例，这条通道实际上包括了唐代以前的民间古道、唐宋时期的清溪关道、元明清时期的官修驿道、近代抗战史上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乃至当今云南面向东南亚、南亚建设的国际大通道，这些跨越时空的历史线路都可以整合为“云南西南跨境文化廊道”。“文化廊道”可以在走向大致重合的线路系统基础上整合不同的文化主题，成为跨越时空的通道统一体的特征有别于“文化线路”或“遗产廊道”，适合于我国线性遗产资源众多、历史悠久的国情。“文化廊道”多维度的价值和功能体现在：“文化廊道”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形成、围绕通道文化形成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文化廊道”增加了景观的流通性，其廊道结构也影响着区域内的景观生态过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内的资源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化廊道”整合了廊道空间内丰富而高品质的自然、文化资源，也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源、包括旅游资源，通过“文化廊道”的整体开发可以带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文化廊道”研究的意义
首先，“文化廊道”并非独立于“遗产廊道”或“文化线路”保护开发体系之外，而是强调其系统性特征以及在我国线性遗产开发领域的出发点。景观生态学中，廊道是指景观中与相邻两侧环境不同的线状或带状要素类型。“文化廊道”的核心要素是文化，是以线路文化为纽带、由通道、节点和线路辐射区域共同构成的具有结构和功能、内在和外在联系的系统。相较“遗产廊道”对线路文化历史真实性要求的宽宥及对线路文化主题的统一不做要求、线路历史跨度较短、尺度限于美国境内，“文化线路”将区域性文化保护平台的建立放在首位、对文化元素组成的真实性的严格要求而言，“文化廊道”则更强调基于廊道文化本身的影响及扩散的时空范围；一般线路历史悠久、空间尺度较大，有的还由不同历史时期大体重和的路段共同构成跨越时空的带状区域(如云南西南跨境“文化廊道”整合了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线路)；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目的应是为了更好在我国进行线路遗产的保护和区域开发，强调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实现廊道区域的整体开发和保护。
其次，“文化廊道”概念强调涉及学科理论的多视角以及廊道空间多层次的关系。“文化廊道”空间构成要素复杂、线性空间动态演变、景观功能多样，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区域开发的现实性要求，所以要求不仅应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对其研究，还需要借助区域开发和管理、景观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理论的相关理论加以研究。“文化廊道”概念强调廊道空间多层次的关系：1.文化景观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关系，如构成某一文化景观的文化基因、文化类型、文化表象之间的关系，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元素的叠加关系；2.以线路文化为纽带形成的各文化景观元素之间的关系，如某一“文化廊道”的“故事”和构成这些故事的人物、事件、遗迹：3.文化景观与其所处线路环境的关系，如文化景观反映的人与自然的结合方式以及环境对线路走向、空间、结构的制约；4.“文化廊道”内文化景观与其他线路景观的组合关系，如“文化廊道”的构成主体是与线路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元素，但也会把在廊道空间内其他与线路主题联系不大，但对廊道整体开发关系密切的、在空间上相近的要素包括进去(这一点与文化线路不同)。这些多层次的空间关系都决定了“文化廊道”概念的学术意义。
三、“文化廊道”与旅游开发
(一)“文化廊道”应具备的条件
从“文化廊道”所反映的内涵及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文化廊道”应具备以下条件：
1.反映历史时期的人类迁移与融合以及多维度的商品、文化的持续交流。
2.历史上的重要性和空间上的关联性，具有鲜明的线路主题和可识别的空间范围；即由“历史关系”和“文化景观”为纽带，将线路历史和空间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
3.拥有具备鲜明地方特征、并能动态、综合反映区域环境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即强调自然对廊道形成的重要性和人、地、廊道主题之间的关系。
4.具有现实中的重要意义；即强调在景观和生态系统、文化保护、振兴经济、社区发展、提供游憩空间、带动区域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从以上认识来看，我国的丝绸之路、大运河、西南丝绸之路、剑门蜀道等都可以从“文化廊道”的视角，从线路资源评价、文化保护、景观建设、区域开发、线路管理等方面加以整体开发、保护和管理，并形成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文化廊道”建设理论并加以实践。
(二)“文化廊道”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
“文化廊道”与旅游开发之间密切相关。一方面，从“文化廊道”的视角进行旅游开发，是一种线性遗产区域旅游开发的新方式；另一方面，旅游开发是“文化廊道”开发和保护的重要途径。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创新文化遗产区域保护和开发途径的需要。
许多重要的自然和文化资源都集中于线性区域，我国有着丰富的线性遗产资源，最常见的形式是以历史时期人类迁徙和交流所形成的通道文化为基础的线性文化遗产。线性遗产除其固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外，往往还具有社会、生态、经济乃至政治价值，同时具有杰出的旅游开发价值。线性遗产由于其空间和时间上的跨度大、结构复杂、功能多样，对其保护和开发有一定难度和特殊性，必须创新文化遗产区域保护和开发的途径和方式。实践上，旅游是对文化遗产区域最直接的利用方式。
第二，发掘线性遗产区域多元价值的要求。
“文化廊道”的内涵和出发点不仅强调线路文化的“原真性”、“完整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同时将线路区域的整体开发及线路与环境、社区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旅游活动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具有最鲜明的系统性特征，是一种最综合的能发掘线路多元价值的方式。
第三，“文化廊道”是一种对线性旅游产品最深刻的表现形式。
线性特征是大多数旅游产品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化廊道”可以成为旅游线路的灵魂，将单独的旅游景区景点、设施服务、城镇聚落、道路桥梁、环境生态通过跨越时空的故事联系起来，形成线状、带状和网状的旅游目的地特征，是一种对旅游产品最深刻的体验方式；廊道景观表达方式的“地方性”转变为旅游地的“地方性”、“标志性”、“可识别性”，并吸引旅游者，产生深刻的景观意向。
第四，“文化廊道”的旅游开发可以创新旅游开发思路和模式。
线性文化遗产的时空特征及系统功能，决定了对其旅游开发、遗产保护、价值挖掘等方面应有新的视角和方式。“文化廊道”的旅游开发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创新：1.从以景点、景区为重点的旅游开发模式，到以线路为中心的开发模式，在更广范围内整合线路资源，带动旅游温、冷点地区的开发；2.从以决策为中心的旅游规划模式，回归到以文化为中心的规划重点，在更高层次上协调旅游、文化和环境的关系；3.从以目的地品牌为重点的营销模式，到以线路文化品牌打造和管理为重点，实现全新的旅游品牌管理方式；4.从对旅游交通物理属性的重视，上升到动态的、活态的、强调交流互动的具有“线路精神”的社会和心理层面。
(三)“文化廊道”旅游开发的实现途径
目前，国内外对“文化廊道”(或相关领域)的研究从学科方法看，为历史学和景观生态学、城市规划学；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于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领域；从研究对象看，对景观实体研究方面的成果较多，但缺乏将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耦合后在“文化廊道”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的研究，更缺乏对区域、群、层阶、过程、动力等方面的复合研究，关于“文化廊道”旅游开发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多为对具体路段资源描述性和线路开发理念性的表述。从实践的角度，我国在1982年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评定中，就曾将川陕公路沿线的自然遗产和三国以来的栈道文化遗迹串联起来，确定了“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此外，更多的是对文化旅游线路从线路产品方面的表述，但至今并未仍未形成对线路区域统一开发、特别是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或制度。这体现了我国对线性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和管理上的薄弱。除了在理论上对“文化廊道”的旅游开发加以研究之外，找到适合我国具体情况、可以实现的“文化廊道”旅游开发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文化廊道”的旅游开发作为一种新的线性遗产区域的旅游开发方式，需要纳入整体性、系统性、网路性的保护开发系统。笔者并非要将“文化廊道”体系独立于“遗产廊道”或“文化线路”体系之外，而是强调“文化廊道”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及在我国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具体运用。笔者主持的滇西南跨境自驾车旅游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中，体现的是“文化线路”旅游开发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以跨越时空的“文化线路”主题为灵魂，实现线路和区域的整体开发和互动；第二，以线路、节点、环境的整体性为核心，构建线路解说系统和游憩系统；但是，从线路的一体化开发和管理方面现实还难以实现的。在明确“文化廊道”构建可行性研究基础上，加强可行性的研究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其次，对“文化廊道”的旅游开发应有多学科视角的严谨而科学的方法，并转变为实践环节被认可和采用的开发管理方式。例如，在对云南西南跨境“文化廊道”的旅游开发的实证研究中，我们遵循了以下步骤：第一步是明确与“文化廊道”的形成有关或“文化廊道”对其生成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元素(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那些在发生学上与线路文化没有明显关系但在空间上相关的要素，并进行重要性评价和旅游价值的评价，在该项研究中通过对186个文化相关元素和32个空间相关元素的分析计算，得出该“文化廊道”所有文化元素及其分布图。可以看出与廊道文化相关的元素主要分布在昆明市区、大理市区、巍山县、洱源县、剑川县及保山的隆阳区和腾冲县城，同时确定了昆明、大理(叶榆)、保山、腾冲等文化节点，通过和历史事实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所搜集的文化元素的资料是比较翔实准确的；第二步是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和景观分析的方法确定系统评价该“文化廊道”的空间范围和影响区域，该研究表明，云南西南跨境“文化廊道”的宽度和影响区域在不同路段有很大差别，并呈现不同的文化景观信息表现方式；第三步是从“文化廊道”角度构建旅游空间，包括线路解说系统、游憩方式、设施布局、市场开发等问题，该项研究得出了云南西南跨境“文化廊道”的旅游空间整体上网络结构和通道建设的状况，这有助于完善廊道通达性及域面内各节点的综合评价水平；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政策法规和管理层面实现云南西南跨境“文化廊道”的现实性的开发与保护。
最后，对“文化廊道”旅游开发可以探索不同区域的不同模式。我国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地域差异明显，特别是线路文化、经济、环境不同的耦合方式，以及旅游开发的不同类型和阶段，都决定了对其旅游开发应有不同的模式。例如，大运河区域作为快速城市化区域、有着丰富湿地生态系统的半自然生态系统区域，如何通过旅游开发，保护和恢复正在快速消亡的文化遗产，将线路旅游景观的营造与在景观生态功能的优化相结合；丝绸之路作为跨文化、大尺度区域，旅游地域类型多样，探讨如何实现在大区域线路文化基础上的分路段线性遗产区域的旅游开发更能体现其实践价值。
鸣谢：文中关于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的英文文献查阅包含王立国硕士的工作。
注释：
①Barrett B.,"National Heritage Areas:Places on the Land,Places in the Mind",The George Wright Forum ,vol.22,No.1,2005,pp.10-18.
②Charles A.F,Greenways ,Washington:Island Press,1993.
③Zube E.H.,"Greenways and the US National Park System",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vol.33,1995,pp.17～25.
④Chairatudomkul S.,Cultural Routes as Heritage in Thailand:Case Studies of King Narai's Royal Procession Route and Buddha's Footprint Pilgrimage Route ,Thailand:Silpakorn University,2008.
⑤ICOMOS,"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http://www.international.icomos.org/home.htm,2010.
⑥Jing Feng,"UNESCO's Efforts in Identifying the World Heritage Significance of the Silk Road",in Proceedings of the ICOMOS 15th General Assembly and Scientific Symposium ,Xi'an:Xi'an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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