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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我写《改造我们的研究》这篇文章考虑了很长时间，研究欧元的时候一直关注美元。现在的资本主义怎么发生了这么多变化，怎么解释。比如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一个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另外一个是阶级对立关系发生变化。过去的阶级对立表现为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现在没有了。过去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现在中国欢迎外国资本家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结合起来，反而和外国的无产者相对立了，因为搞得人家都失业了。同时，外国资本家进来冲击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和外国的资本家对抗起来，和外国的无产阶级又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全球化浪潮。这是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我开始重新想到底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什么是价值？又拿出了《资本论》，我们要从里面学方法、学思路。比如讲到什么是货币，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是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马克思讲怎么决定金的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现在的货币还是劳动价值的体现吗？现在货币和劳动更加脱离，内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异化到商品和货币的外部对立，自从和金的挂钩断开，也就是断开和人类的劳动的挂钩，将货币和商品的矛盾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容不下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了。猜想一下像美国这样生产货币的国家还有没有可能继续下去？我们的研究还是要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出发。拥有货币发行、货币霸权的国家，不断的出口货币，最后会还原到货币的使用价值，像中国这样有劳动力剩余的国家，和他们形成了对照。现在发达国家向我们出口他的产业是因为有生产要素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什么时候能拉平？我们和美国拉平要一百年，当然还有很多因素，保守估计也要20至30年。开始时我们给他提供顺差，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能提供了，那美国怎么办？他只生产货币，我们提供东西，当我们没有东西给他的时候，会不会美国要走到一个新的尽头？那个时候货币霸权无法存在，因为霸权的前提是要保持和实物的对应，一个提供货币，一个提供实物，然后进行交换，但当全球都无法提供商品给你的时候，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变化。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变成了他们的财富，这对我们有破坏性的影响，相当于给人家白打工，而且到最后互相交换不了的时候，就会面临很多的风险，所以我们要研究虚拟资本的规律。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是处在资本主义不断上升、扩大的过程中。以后会怎么样，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另外，我们的改革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是紧密相关的，开始是从市场这个中间层突破，后来到产权，从抓大放小到现在放大，这样形成了中层和底层的架构。改革开放开始时，小平同志说不争论，先发展经济，把“主义”的问题挂起来，但当底层和中层完善了以后，和高层意识形态则越来越冲突，我认为下一步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理论、“主义”的问题就要提出来了。现在思想的混乱就因为没有理论，于是就无法统一思想，我们的出发点没了，西方的东西又不敢接受，我们该是什么理论呢？越往前走，越要讨论“主义”的问题。
温铁军：从现在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看虽然有很多积极面，但有几个问题是绕不开的。
第一个是王建的观点。当资本主义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虚拟资本发展到现阶段（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虚拟化、达到即将面临泡沫崩溃的时候，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此，我现在考虑的是其中内在的逻辑性。
一般而言，在人类进步到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是金融资本，其内部矛盾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起决定作用的内因。其他非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是外因，只能起次要作用。王建的分析，就表达了这个一般规律：自欧元问世以来，欧元的发行改变了欧洲的贸易结构，以前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和大量的贸易顺差，应该是支撑欧元币值的主要资源；现在欧元区的主要国家出现大量贸易逆差，与美元攀比提高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这应该是美欧发展到虚拟资本作为主导力量的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一个必然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的内在逻辑，美元与欧元这两个虚拟资本主流之间的矛盾及其演化为对抗性冲突的趋势，应该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起决定作用的内因。
我们都知道，越是虚拟资本趋向泡沫的时候就越是疯狂的时候，将来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那时候就不仅仅是我们的外汇储备大幅下降了。
既然大家者预见到泡沫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破灭，那么我们已经达到的85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早就应该未雨绸缪，尽可能在美元大幅度贬值之前，及时地利用我国没有放开本币的条件，把过剩的外汇资本转变为对国有银行、战略性企业或国际资源型企业的注资。这样，不仅国有金融的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而且会在泡沫破灭之际得以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我们进一步引申一下就会看到，我国的人民币不断增发，也演化成为一个产业资本大国内部占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那么其自身的虚拟化或泡沫化也应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国内这些已经异化于产业资本并且出现虚拟化趋势的金融资本，和国际的金融资本的运作规律应该是趋同的，也就是说，人民币作为一种金融资本也会趋向虚拟资本的运作规律。最近开始的金融期货发展，应该是这个规律的表现。
我们知道，100美元的纸币印刷成本只有4美分，而进入流通领域，就会换得100美元的商品。由于在现有的国际贸易运行框架内，中国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原来的地位，尽管我们的产业资本数量很大，但还是以自己有限的资源制造产品换得货币资本，反映了我们所处的产业资本阶段的交易地位比较低下。
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局限，是否可以单纯地按照西方的消费主义模式来扩大内需，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长期看，这似乎也不乐观。将来不可能将更多的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以消费来拉动增长。因为，尽管我们注重了公平，扩大了内需，但资源和环境的瓶颈约束仍然不能突破。
第二个问题更值得深入考虑。众所周知，中国惟一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价格低廉，但这个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劳动人口不断增加的条件之上的。
我以前曾经提过一个观点，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并且导致其后的路径依赖。我国早年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资本严重短缺，劳动力不计代价地投入，在这种状况下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那是个全民贡献的时代，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但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制度路径，对其后的发展起到了路径依赖的作用。现在也依然靠着对劳动力的低价占有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政府近年来的政策也是每年不断加大对劳动力培训的投入，使农民打工者更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但这是在劳动力总量不断增大的前提下。因为新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市场，导致劳动力的价格不断压低，这也是一种市场规律。
林毅夫推崇的比较优势理论和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劳动力不断供给这个现实是吻合的。因为劳动力作为过剩生产要素，价格低，所以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大量被资本方所占有。有学者前几年的研究说明，每个农村来的打工者至少每年给城市提供了大约20000元的价值，人力资本的贡献占到经济发展的50%以上。这和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是相同的。加上樊纲最近补充的理论——非民粹主义增长，就构建了完整的逻辑，由于中国的增长是非民粹主义的，于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按照这个逻辑的内在机制作用，客观上就决定了如果我们靠政府手段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增加他们的社会保障，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就会丧失。这也许是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对执政党的政策思想难以认同的背景。
当然，樊纲也说，他的理论有内在的“政治不正确”，因为按照这个逻辑进一步推导出来的政治安排，不仅不可能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而且必然得出专制和集权的结果。
我们接下来看这种路径依赖会不会导致发生社会动乱。第一，中国到目前在城乡结构上仍然是73%的户籍农业人口，如果人口结构的绝对比重仍然是农民，那么农村财产结构的稳定性可能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土地。如果继续采取大量占用农民的土地、破坏原有的农民与土地的财产关系的做法，当然会出现社会动乱。但如果对这方面的问题及时予以调整，比如允许农村集体所有的以土地作股的方式参与基本建设、以租赁的方式参与工商业开发，那就不会出现动乱；农民的矛盾就是小农村社制度内在的传统矛盾。近年来这种累积的矛盾往往是以选举的形式爆发的。
2004年以来的免税新政最大的功绩，就是化解了以往农村80%的因负担过重引起的冲突。现在如果我们想让中国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只需明确一个政策——农民的土地不能征占。即使征占，所得到的利益也要在村社内部分配。这就稳住了73%的农民，也就稳住了军队，因为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农民的子弟。
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在我国目前农村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本格局不可能根本改变的时候，其实和历史上所有高度分散小农所要求的上层建筑是相似的。中国只要小农人口众多，所要求的上层建筑就不会是像西方一样的民主、议会等等。不管谁执政，只要代表这些小农的利益就有其政治合法性。
这就又回到樊纲和林毅夫的逻辑：在我们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村人口众多的条件下，最可能出现的合适的上层建筑，也可能就是开明而集中的政治结构。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未必同意这个说法，但从这个逻辑导出的结论很难攻破。我个人认为，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不可能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在中国广大农村成为主导的治理机制。
我比较认同现在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为这并不是纯粹从“三农”角度出发的讨论，而是从整个国家的战略来考虑。第一，我们知道现在消费能力最弱的人群在农村，国家增加在基层的小型项目投入会带动农民在当地的非农就业，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而按照农民的消费能力，基本上是购买地方中小企业的产品，这就会促进地方中小企业的发展，带来当地的更多非农就业，这可以比喻为反弹琵琶。第二，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是政府偿还多年来的欠账，过去村以下的项目投入基本靠农民自己，如果国家以增大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乡镇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就等于改善了农村的投资环境，也意味着扩大了整个国家的资产总量。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意义主要在宏观方面。
丁宁宁：王建的文章提的问题早该说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处理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十分必要，因为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作用的。在某些条件下，理论上的进展甚至比实践上的经验更重要。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是异端，但是在前苏联、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正统地位，则不仅马克思主义本身要被边缘化，我们党也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丧失自己的合法地位。
在资本市场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搞的。我们的证券市场有两大特点：一是想方设法扩大投资者的范围；二是不断进行融资工具上的创新。但就是没有人认真研究一下市场准入和市场规范问题。忽视了准入制度，忽视了市场规范，所有的人都会变成投机者。开始是“羊群效应”小投机；后来鼓励机构投资者，结果搞成大投机。现在指望外资进来后能形成新规范，其实更危险。外资进来的目的是赚钱。你的市场没有规范，只能靠投机赚钱，他就只有比你更投机才能赚到钱。怎么可能带来规范呢？
现在讲科技创新，当然是对的。以前搞科技规划时，是科学家和政治家坐在一起，政治家提出需要，科学家提出设想，反复讨论必要性和可能性。政治家拍板，确定目标后，和科学家共同制定规划，并领导科学家落实规划。这样才有了“两弹一星”的成果。现在科技规划已经退化为科学家之间的分钱计划，争着为自己的弟子落实项目和钱，而最后却根本没有具体成果。这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吗？我们现在搞科技规划的整个方法是错的。即使中央提出了正确的方向，也无法落实。别忘了美国人登月靠的是登月计划，而不是登月市场。
最后一个问题，从具体应用角度讲，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都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讲到价值判断、讲到社会公正，两者就不相容了。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然后讲清楚我们发展了哪一部分，需要从理论上讲清楚。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就无法和西方学术界对话。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问题看你能不能以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体系来汲取这些精华，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全盘按照西方经济学说的办，那就误入歧途了。
西方工业化只有两个模式，英美一个、德日一个。中国、俄罗斯和他们不一样，不是依靠侵略扩张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而我们和俄罗斯又不一样。中国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业问题很难解决。如果我们不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之间做出某种妥协，不管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靠“市场化”，那就非常可怕了。中国革命靠的是老百姓拥护才取得最后胜利的，改革也不例外。如果大多数的人反对改革，那未来的改革靠谁来推动？改革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拥护，就必须汲取西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让老百姓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及早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西方历史上重要的社会政策革命有两次：第一次最重要，即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在此之前，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安定过。第二次是 20世纪7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提出个人分担部分保障责任，以纠正保障标准过高导致的“福利陷阱”和经济上难以持续的缺陷。但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敢取消第一次社会政策革命的成果，因为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中国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西方国家没有遇到过，西方经济学中也没有现成答案。发展中国家历史上，较多的是工业化过程中断的教训，较少的是持续工业化的经验。
黄小虎：王建的文章是近年来少见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文章。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一些具体结论，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但王建自己却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也解决不了。这促使我思考，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对于许多老经济学家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常识性的“ABC”式的问题，但在现实的经济学界，却已成了一个“新”问题，而且回避不了。以我的知识水平，可能回答不了。这里主要是提出问题，并尝试着谈点个人体会，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成果是《资本论》。《资本论》是个庞大的体系，有严密的逻辑和结构。我理解，它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是剩余价值学说；第二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第三是社会经济运行理论。三个部分之间有着内在的、有机的联系。
有人把剩余价值学说单纯理解为关于剥削的理论或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失之狭隘和片面的，马克思确实深刻揭露了剥削的本质和秘密，但他并不是进行抽象的道德批判，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既肯定各种剥削形式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又分析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不是永恒的，随着条件的变化会转化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会孕育出对自身的反对力量。此外，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分析框架，因而也是关于发展的学说；还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历史演变，因而也是制度经济学的早期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27年来，我们从生产力实际情况出发，恢复了小农的生产关系，并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就必然产生资本固有的各种矛盾。如何认识与分析这些矛盾？剩余价值学说依然是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有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早期的混乱阶段，后来都逐步建立起完备的秩序，化解了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路子走，在付出初期的代价后，也会达到他们的境界，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这充其量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运用剩余价值学说的分析方法观察当今世界，不难看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现代术语即“经济全球化”），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把资本的触角伸展到全世界，以从全世界各个角落获取的剩余价值为经济基础，采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法，改善本国人民的生存状态，缓解了内部的社会矛盾。这种全世界为少数国家“埋单”的发展条件，我们后发展国家已根本不可能具备。且不说应不应该走这种靠剥夺别人发展自己之路，就是你想走，也走不通了。近现代历史中，不乏后发展国家步西方国家后尘的例子，但没有一个成功的，充其量作个附庸，惟人家的马首是瞻，分得一杯羹而已。既然没有别人“埋单”，只能自己“埋单”。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做事的度，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又要控制其必然引发的各种矛盾。具体途径，一是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二是公有制经济的引导作用，也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最终建立资本主义。
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资本的形态变化和周转循环入手，研究剩余价值率变化的规律；从剩余价值的积累，研究社会再生产的模式，进而探讨了不同再生产模式下，两大部类的交换关系。马克思自己把这一部分论述概括为“资本的流通过程”，但实际上也揭示了社会生产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他对资本周转与循环、货币与信用、流通时间与费用等的分析，对我们今天搞市场经济仍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他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更对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分析了产业资本的运行，揭示了利润平均化和利润率下降趋势；分析了商业资本的运行和商业利润的来源；分析了货币（银行）资本的运行和如何生息，揭示了货币流通与商业信用特别是银行信用的关系，揭示了纸币（银行券）及各种信用工具的作用，特别是深刻揭露了股份制公司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还深刻揭示了信用制度如何衍生出虚拟资本，等等；分析了超额利润如何转化为地租，揭示了地租的种类、形式，揭示了地价的本质，等等。马克思的这些分析，囊括了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全部运行机制和所有重要的经济关系，不仅引用了大量的实证资料，并且作了全面深入的历史对比分析，可以说是一部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百科全书。尽管他的主要落脚点是揭示由不同职能资本组成的社会总资本是如何瓜分社会剩余价值的，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完整而科学的资本运行理论。
今天，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很多变化，日益精巧、规范，日益花样繁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经济关系仍然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当年的许多有关论述，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以为诸如现代商业学、现代货币金融学、现代资本市场理论、现代物流理论、现代土地经济理论等，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我们深入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与走向，提供思想指南；也可以为我们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运行理论的依据。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命运。严格地说，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各种经济学理论，统称为西方经济学，并把两者对立起来，是不十分科学的。从诞生地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于欧洲。从学术渊源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他所使用的理论范畴，有许多既与前人相通，又被后人广泛采用。因此，从学术角度，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成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或分支。
人们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理论对立起来，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比起其他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立场，是真正的“穷人的经济学”。因而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和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地位，使得人们普遍把其当成一种革命的学说。而忽略了它对于发展，对于建设和改革，同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种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马克思自己这样总结他写作《资本论》时的研究方法：“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资本论》第一卷，第 23页。）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要坚持这种研究方法。我之所以特别推崇王建关于美元霸权的系列研究，就是因为他非常好地运用了马克思倡导的研究方法。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度成了主流经济学。这固然有利于其传播，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不是注重于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是注重于某些具体的结论。由于历史的变迁，许多具体结论显然已经过时了，固守这些结论，就产生了僵化甚至庸俗化的问题。二是一旦有了权威地位，就成了一些人争名逐利的工具。结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失去了公信力。如何重振雄风？我认为党和政府的重视是需要的，但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现实经济问题，对改革开放，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对世界经济的趋势等，做出深入研究和科学解答。从某种意义上说，处于非主流地位未必就是坏事。
被笼统地归入“西方经济学”的，有各种学说，各种流派，其实它们相互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不仅研究方向不同：有研究根本经济制度的，有研究发展问题的，有研究经济运行规律的，等等；而且立场或曰意识形态色彩的差异也很大：有的侧重于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为不发达国家和弱势群体摆脱落后与贫困，探索解决办法；有的则是旗帜鲜明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论证资本主义能解决世间的一切问题；有的则不愿陷入主义之争，侧重于研究具体的经济问题。可见，把它们不加区别地一体对待，是不恰当的。在西方的经济学者，一般都是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研究的出发点，但在中国，搞“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却大都讳言自己的立场。我认为，应把政治与学术适当区别，搞政治的，带领大家行动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主管教育与科研的领导干部，应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至少是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学术理论界，则应包容并蓄各种学派。当年马克思就是在汲取各类资产阶级学者研究成果的营养和精华并剔除其糟粕的基础上，写出了不朽之作《资本论》。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需要从各种学说、各种流派中汲取一切合理的东西，仔细鉴别不合理的东西，认真开展学术探讨和学术批评。
高梁：关于虚拟经济，王建做了很多研究。我对这方面的理论不太熟悉，这里想从微观操作的角度，谈谈对虚拟经济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套期保值，减少大宗同质性商品交易的价格风险。但是，价格风险只有在连续的交易中才能被众多交易当事人分担。规避未来实物交易的价格风险，要以无数的投机交易为前提。“以小搏大”是风险的极度放大，在期货市场中多数散户必然是受损者，甚至血本无归，只有极少数人能发财。庄家操纵市场、兴风作浪更是由这个市场制度本质决定的。国外发明炒股票期货的“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得了诺贝尔奖，但揭露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质的作品，却没人理睬。
实践说明，在一个投机机制大于正常供需机制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可以是逆向的，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投机市场是赌场，玩的是零和游戏。你的收益必然是别人的亏损。我们不否认期货市场积极的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绝大部分的投机成分不可能形成商品的增值。我认为，所谓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质上是有钱人之间的财富再分配游戏。
下面我想谈谈“改造我们的改革理论研究”的问题。
从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就一再提出要正确处理“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关系。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的建议》中就提出“处理好经济发展、体制改革、人民生活的关系”，讲了20年了，但三者是什么关系，怎样从我们27年的改革实践，怎样从国际经验教训中加以总结？拿我们的改革和俄罗斯经济转轨加以比较，可以得到什么启示？我们的改革理论界似乎很少涉及这方面的讨论。
当初俄罗斯的“青年改革派”不是没有预见到激进改革会带来经济衰退、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但把这一切都看成是“转轨必要的代价”，实际的代价是牺牲了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国家安全的利益，成了“为私有化而私有化”；机械搬用西方的“理想市场经济理论”硬套本国实际，实际付出的代价，是十年衰退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丧失。
宏观地看，可以认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牺牲发展和稳定的最高利益而服从了所谓“市场化改革”这一次要目标的典型。我国改革走“渐进式”道路，注意协调“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
经济改革是为了激发经济运行的活力，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改革的过程也是社会利益出现分化的过程，改革必须以保持社会稳定作为基本的边界条件。这就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必须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最高原则。“发展是硬道理”，但我们一度流行的发展思路，就是“完全市场化和全面开放——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世界分工体系”这样的逻辑体系。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参加国际分工当然有必要，但今天必须更多地强调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升级的支撑作用。
第一，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在整体组织水平、科技水平、企业竞争力和市场规范程度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过分强调市场化、私有化，过分削弱国家的管理组织能力，放弃国家对本国产业的组织、支持和保护作用，就可能成为拉美那样的“弱势国家、涣散社会”，永远处于竞争的下风，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成为“打工经济”或“依附型经济”。这绝不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
第二，长远的发展要依靠自主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科技发展规律不同于经济规律，但同时又必须和经济结合，企业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同时又必须通过政府的协调，与科研机构合作。所以，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组织。什么叫自主创新？首先自己得有主心骨，有自己的研究院所、自己的企业——不是外国人控股的企业，也不是外国人控制经营权的企业，是中国人控制的企业。现在，全国上下都要搞合资，不合资好像就是不改革、不开放。
改革开放有个前提，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说，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有起码的社会公正和公平，要捍卫国家的主权，自立自强。开放必须是坚持自主权型的开放，不是殖民地型的开放。划不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的未来就是拉美式的殖民地型的资本主义。我个人信奉的改革开放路线，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改革开放。
所以我们的经济发展必须强调产业竞争力、国家竞争力，强调保持自主的战略追赶态势；注重发展和安全（国防、产业；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统一。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单纯依赖“招商引资”的发展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精神的。
第三，中国的最大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紧张，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完全遵循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必须更多地注意公平性，更多地注意民生，更多地注意可持续发展。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也不能仅靠企业短期利润驱动的市场机制，从另一面看，用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必须以国家竞争力为基本导向，必须超越GDP目标。瑞士洛桑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中，对“制度”的优势提出了两个基本定义：第一，系统开放性和系统自主运行有效性的平衡；第二，微观活力和宏观调控的平衡，分散和集中的平衡。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所有成功实现赶超的后进国家，其工业科技的进步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而不是单纯强调某一方面。要追赶发达国家，必须正确处理“将企业推向市场”和“国家支持保护”的关系、正确处理“借助外力”和“保持自主性”（吸收消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系，正确处理企业短期效益和基于科技发展规律长期战略利益的关系。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招商引资和限期国企改制。这两条作为地方政绩的硬指标，逼着地方政府去卖家底。问题在于，这些企业中有一部分是国家装备工业的中坚骨干、国防安全的支柱，全搞完了怎么办？还要不要为国家负责，为历史负责？
所以，我们必须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指导思想，正确规定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关系，保持国家对战略、骨干产业的控制权。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本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最后，改革必须以社会稳定作为底线。如果改革的指导思想，不遵照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指导思想，纵容官商勾结、腐败横行，听任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公开站在权贵资产阶级的立场，蔑视群众呼声，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就等于在积累社会矛盾，甚至可能葬送国家建设和改革的成果。
张木生：对于王建《改造我们的研究》一文，我深受启发。我强调一个前提：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被西方拖入资本主义总体系中的必然反映，东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总体系下，为了适应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后发形态，通过剥削自己完成原始积累。马克思的全部科学假说，都建立在对当时资本主义分析批判上。马克思主义是随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引起的19世纪理性思维中的一种批判学说和独特的话语体系。它没有战胜资本主义，它也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但它曾经促进资本主义自身的不断改革，被迫调整本国的阶级矛盾。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都与全球资本主义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理需要发展，但其代表被压迫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继承。
以美元霸权为标志的全球投机赌博虚拟经济，是帝国主义新阶段产物，全球范围的“生产过剩”并没有改变。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仍在进行，而且规模更大，不然中国就不会成为全世界的血汗工厂。王建也认为产业资本主义与美国为首的虚拟资本主义必须碰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把金融寡头支配产业资本视为帝国主义新阶段的最大特征之一。挤掉泡沫，产业资本主义仍担负着创造剩余价值的功能，至于其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创造价值，还可以再研究。如果从“地球村”的视角看问题，日本、韩国、南美、拉美，仍然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中国也毫不例外地处于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边缘。“生产很快超过消费”的原因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秩序下，穷人永远是绝大多数。面对美元危机的逼近，只证明马克思“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其实践形态变化了，理论并不过时。
美国重要政客布热津斯基认为：21世纪初，美国国力之强大可见于四方面：军力涵盖全球之能力、经济实力有利世界经济之情势、科技动力对世界之冲击、举世欣羡美国多元却庸俗之大众文化。此四点给予美国独步全球之政治影响力。不论好坏，美国决定了世界的动脉，而短期内将难见出其右者。
如果中国进一步开放所有市场，只要产业自由化包括金融自由化的招牌在中国大陆一竖，以美国为首的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鳄在中国必将抢滩登陆。社科院新闻所调研报告：发展中国家80%的媒体产业、娱乐产业的市场被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化外之地，是下一个夺取的目标，文化占领甚至比军事占领更重要，是诛心之术。
27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当年亚洲“四小龙”的改革开放，拉丁美洲、南美洲的改革开放，中东海湾国家的改革开放，都曾经在这个拐点上出现大问题，辛辛苦苦几十年，上百年，一场金融危机，一夜变成穷光蛋。这也就是任何后发国家，对公平和效率必须进行具有哲学思想的重建的原因。
从1760年蒸汽机的发明到1959年“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提出，西方整个工业化大约是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西方世界充满了阶级斗争，殖民地遍布全球，还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没有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其实所谓工业化，就是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失业大军的存在，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这个道理，马克思早就讲过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更是常读常新。当时的欧美也就2亿多人，为资源为市场展开了大屠杀，而且作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和终结者，不是帝国主义中的后抢者德、日，而是先抢者美、英。这样的历史绵绵不绝远未终结。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于救亡图存中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特色的大本大源。解放后通过自己剥夺自己，农村统购统销，城市统分统配，勒紧裤腰带，硬是建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解放初期，毛泽东、刘少奇曾有极好的制度设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等，中国硬是挤入本来无份的工业化进程。改革初期提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建党80多年，有自己的“本”，有自己的“源”，离本断源不用改革。中国如果没有当帝国主义的本钱身板，离本断源前途只能是给人家当附庸。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过渡学说；毛泽东、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全民党、全民国家”和今天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终点又回到起点。进步最快的是科技，理论的巨大需求说明理论的严重滞后。今天的许多提法，还赶不上列宁、毛泽东、刘少奇他们的许多科学假说逻辑的一贯性，实践的彻底性。贫困的理论导致理论的贫困。直面看历史，直面对现在；直面看西方，直面对中国，自其不变而观之，自其常变而观之，我们最需要的是超越生命的正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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