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绎与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乡村论文,危机论文,农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8)01-0025-07
1959—1961年三年农业危机为什么会爆发？传统的提法中，往往提到天气的因素，事实上，气候的原因在农业危机的诸多因素中几乎不能说明问题。在中国农村发生农业危机的许多省份，可以说天气因素根本不存在。舒尔茨在分析农业危机的原因时指出：“再简单不过的方式，是把责任归咎于天灾或其它原因，农民的堕落或人的生育能力，以此掩盖那些损害农业成就的经济政策的错误。”[1]30实际上，党内的高层人士也认识到了人为政策的失误是造成此次灾荒的主要原因。在1962年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了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2]337的说法。近年来，学者们则对“人祸”做了具体而详尽的探析，认为灾荒主要和伴随大跃进运动的一些激进的政策密切相关。当时由于党的号召，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办起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公共食堂”，社员自家都取消了炉灶而在食堂吃饭。有些地方提倡“吃饭不要钱”，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造成了极端的粮食浪费[3]。亦有学者认为粮食紧张的原因是高征购指标导致征了“过头粮”[4]。林毅夫则将危机归于农民“退出权”的丧失。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制度使社员竞相怠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和产量的迅速下降[5]。然而，无论是粮食的高征购，还是农民“退出权”的丧失，抑或集体食堂的浪费等等，无一不是国家非理性政策在草根社会演绎的结果。问题在于：用现在眼光审视，无论是“大办食堂”、“大炼钢铁”，还是“深耕密植”、“一大二公”，此一系列政策和乡村经济与社会秩序的自我运行规律极不相符，甚至违背了民众基本的生活常识，达到了荒谬可笑的程度。但是，这些政策为什么会在幅员辽阔的广大乡村大面积展开？如果说由于信息反馈不及时，基层干部的谎报、虚报，导致决策层没有及时矫正其不合理的行为，那么，有着实际生活体验、又极其务实的亿万农民对于危机之前的征兆不可能毫无感知，他们为什么没有自我防护、维护其生存的底线？
本文拟从历史脉络中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演绎为基点，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三年农业危机发生的原因，为现实的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一、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与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性的削弱
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集中体现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推行的各种形式的乡里制度，此亦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向乡村渗透的标志。然而，从总体上看，皇权国家对乡村的渗透与控制未能改变其自治的状态，其缘由主要归结于国家的地域广大、文化迁移等因素，传统皇权受技术层面上的限制而无力将其权力的触角直接延展到乡村，基本采用间接控制的手段。于是，在专制王权无法到达的草根社会，社区内公共事务的运作主要倚重于自身的自治功能。弗里德曼对东南社会的宗族研究中指出：“无论如何，宗族都存在绅士，假如可以缴纳足够的税收，冲突和骚乱并不明显，地方社区期望照管自己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官府结构和观念鼓励地方自治。官僚与民众之间的低比例使国家在广阔的范围内有效地干预地方事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理论上官府已经促使了这种干预。实际上，官府官员对于干预管辖范围内的社区生活感受到没有信心。”[6]145费孝通用双轨制来描述传统政治结构的上下两层关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可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而由自治团体管理。”[7]342
可以说，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沉积而成了特有的自治组织、自我管理的方式、社区伦理与纽带以及集体行动的能力，这一系列内容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独立品格。在皇权国家的稳定时期，中央政府在完成税收任务后，无意改变乡村社会的这一秉性，与乡村社会一直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均衡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弹力与对话空间。“经年的实践，这两种秩序在各自的领域中形成了各自的权威中心，并学会了在礼节性交往之外，小心避免触及他人领地，这在两种秩序中间形成了安全的隔层。”[8]19
传统乡村自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士绅、地方长老、家族长为代表的地方权威充任国家与草根社会的缓冲。当国家向村庄的物质索取超过其容忍度与承受力时，他们则会代表村庄与官府发生对抗，维持草根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利。“绅士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9]48“绅士不仅将他们自己视作为当地百姓排难解纷的安定和促进者，并在与邻近区域发生冲突时作为本地区的代表。有时需要向上级官府指控地方官员横征暴敛，或有其他鱼肉乡里的行为，他们即充作地方的代言人。”[10]45“表面上，我们只看见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但是事实上，一到政令下达民间时，就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在民间操纵政治的绅士可以从一切社会关系——如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7]342传统的地方自治组织不仅充当皇权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缓冲器，使中央的政策变得温和，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央集权国家与草根社会间的矛盾过度激化，从而维护了社会整体相对稳定的格局。
清末民初，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全球性的话语体系，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民族的名义下扩展其国家功能，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入侵亦强烈冲击着传统中国人对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小范围共同体的认同。西方民族国家主义为中国提供了明确的参照系，以国家和民族为认同对象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此种民族主义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保卫(和划定)国家疆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中央集权国家。”[11]151于是，大力扩张国家职能，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攫取更多的资源服务于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建设，挽救民族危机，成为清末民国国家施政的主要方针。然而，欧洲的经验表明，国家政权建设不是一个国家自己单方面受益的权力竞争过程，“与此趋势同步的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公共领域的出现”[11]152。“国家权力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渐渐加强；同时，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在扩大。”[12]2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权建设，并非只涉及权力扩张，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国家政权扩展、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时确保了公民权的形成与发展，现代意义的民主自治亦在同步建构中。与欧洲的经验不同的是，中国模式的国家政权建设尽管以欧洲为参照系，却凸现了国家为了实现对地方社会的资源诉求而单方面的权力建置过程。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的表述和制度追求，不是代替官制或推行另外的治理原则(“地方自治”有名无实)，而是成为国家向民间政治延伸的渠道和中介。“政府的方针明确指出，‘自治’的主要职责是推进新式教育、公共卫生、公路建设、地方商业、福利计划和公共事务管理，以及为这些事宜筹措款项。……最后一款规定揭示了自治方案背后隐藏的与‘自治’毫无关系的真实意图。”[13]238费孝通总结道：“我们传统对于衙门的畏惧和厌恶不是旦夕之间可以改变的，何况我们这几十年来，衙门里总是伸手出来要，从来没有给过。这些经验使一切从官方发动的改革都成了十足的官样文章。”[7]351
地方政府官僚化的结果促使充任地方保护的士绅精英退位，土豪劣绅充斥基层政权。传统社会“自治”的古义不仅没有创造性转化为现代意义“地方自治”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反而日益丧失了中国传统“自治”的独特品格。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缓冲隔离带受到削弱，国家政权建构破坏了原有自治单位的完整性。“这场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控制权威的过程，不可避免与原有的地方秩序产生矛盾，它破坏了原本完整的社区单位，结果是中央的政令容易下达了，却堵住了自下而上的利益传递轨道，形成了基层‘单轨政治’的局面。”[7]342换言之，清末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权力单方面的扩展过程，不仅没有建立起现代意义的乡村自治制度，反而侵蚀了乡村社会原有的自主性。
二、1949年后“全能主义”国家政权的形成与农业危机
1.1949年国家继续向乡村扩展与“全能主义”国家政权的形成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随着全国的统一与新的中央权威的形成，国家政权建设进程大大加速。从其实质来看，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的国家权力扩张具有一致性与连贯性，其主要目的都趋向于从乡村社会汲取大量的资源以支持国家的现代工业建设；不同之处在于，新型国家政权建设受到革命后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预设与发展观的深刻影响。主流意识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具有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道路违背社会正义与公平，广大农民理应放弃会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小农经济，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彻底告别，自觉走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新的中国革命领导人像斯大林一样，设想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会产生质变性的发展，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毛与马列一样，设想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分化。”[14]16国家的发展观则认为小规模生产经营是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15]120在此种理论预设与价值判断的背景下，新型国家在经济施政方针上采用计划经济模式成为必然。新政权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对整个乡村社会采取了彻底的经济改革手段，对乡村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控制。首先，国家通过土地改革，采取了阶级区分、无偿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等手段，将其意志铸入农民土地私有权内，政府否定地主、富农的土地私有意味着私人产权及土地与财富的增加不再受到国家的首肯，由此为国家控制农村经济埋下伏笔。之后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尤其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极大地促成了国家对乡村经济的控制与计划。“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我看，叫大公社。……大，好管，好纳入计划。”[16]742经济的计划必然要求行政权力的集中管理。“政府一旦担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个人和集团都要得到应有地位这一问题，事实上就一定不可避免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惟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17]90人民公社的最终形成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经济控制目的，客观上也造就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体系，由经济而政治，提供了国家控制乡村的合法基础，国家把农村的经济组织政治化，从而把广大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管理的框架之中。对于两千年来未有如此重大变化的农村来说，从小农的私有到人民公社的公有无疑是一场彻底的政治重建工程。公社削弱了家庭的生产功能，一种新型的超家族的权威开始形成，取代了传统的负责村公共事务的自发组织，并且能够更有效地动员村民的集体行动，安排农村的各种资源。“建立全国范围的集体农庄网可以使国家更好地控制农业生产和安排剩余资金、征收税粮，尽管对农民来说，这几乎不能看作一件幸事。”[18]178
新的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控制从横向乡村经济和纵向社会关系的控制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其管理领域几乎涉及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至此，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性几至完全丧失，蕴含公民自主权的现代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乏善可陈，“全能型”的国家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宰，国家与乡村社会逐渐演变为控制与被控制、挤压与被挤压的不对等关系。这种模式下，国家力量极强，抑制了地方社会的自主性和活力，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遭致剥离，现代意义的乡村自治建设陷于瘫痪，乡村社会失去了自主的空间，国家实现了汲取资源的目的，中央从地方抽走了比以前多得多的资源。薄一波回忆道：“各行各业以保钢为中心的‘小、土、群’，实际上是各行各业都打农民的主意，因为所谓‘全民办工业’，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办工业，大家挤农业。”[16]741毛泽东也反思道：“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挤了农业的人力、物力、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广，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16]895面对国家的非理性过度索取，由于失去了“缓冲地带”，乡村社会自我保护与免疫力孱弱，最终酿成了农业危机。
2.乡村社会自治力的弱化与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发生
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进程中，国家政权在草根社会不断强化。1959—1961年农业危机时期，国家政权对草根社会的控制达到空前高度，乡村社会自主性丧失，缓冲地带消融，自身免疫力不断下降，此现象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全能型”国家控制模式中，传统乡村具有保护作用的“缓冲地带”大为削弱，导致国家非理性的政策畅行无阻，最终酿成危机。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乡村治理结构的独特品格在于，士绅、地方长老、家族长为代表的地方权威在社区受到皇权国家的过度侵蚀与威胁时，往往充当地方的保护者与官府发生对抗，使乡村利益免受更大的损失，进而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的缓冲。费孝通认为这一缓冲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协调的关键[7]340。传统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在国家力量势强而草根社会势弱的情形下，这一缓冲隔离带使得国家到达底层社会的政策变得温和与可操作。虽然此种治理结构存在国家不作为的消极意义，但却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抵制传统国家的过度侵犯，不至于使其索取击穿农民的生存底限，同时，对整个皇权社会统治秩序的稳定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中，随着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拓展，传统“缓冲隔离带”功能不断弱化。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传统社区精英作为封建势力、剥削阶级在乡村的代表而受到重创，从乡村的权力架构上彻底消弭，乡村社会原有的保护层完全丧失。新的地方权威——基层干部，由于其授权源于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其服务方向主要面对上级行政组织，相较传统社区领袖，新权威大大疏离了乡村社会，其保护功能大为弱化，而主要成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当国家的决策脱离乡村社会的实践层面、有损于地方利益时，基层权威实际上比普通农户更为洞悉，但结果恰恰是，正是部分基层干部，不折不扣地秉承上级的意志，甚至为了取悦上级，制造了许多繁荣的假象，而此类现象，也是决策层最不愿意见到的。如下口述调查所述：
“问：为什么要多报？答：干部们为了露脸，那时候乡干部要下面虚报，认为乡干部工作有成绩，好提拔到县里当领导干部。如乡干部某某，就是靠浮夸虚报当上了副县长。问：年年搞浮夸吗？答：那几年(整个人民公社时期)，年年搞浮夸，虚报产量，结果村内每年都要多上缴粮食30万斤，我不同意，乡干部批评我，“你当干部为谁干？”每年粮食打下来都交了征购粮，库里空了。”[19]
“问：什么时候生活最困难？答：60年苏联催着我国还债，那时生活最困难。开始喝玉米粥，吃野菜，后来榆树叶也吃光了，就吃槐树叶。问：困难的原因是什么？答：苏联催着还债。另外大队粮食都上交了，户内没有粮食，所以生活困难。问：有其它原因吗？答：干部虚报产量，结果粮食都上交了，各村都是这样。问：怎么虚报的？答：上面要求一亩达到多少产量，干部就虚报多少，根据虚报数，向村内征购粮食。”[19]
田家英调查的五星生产队，由于“缓冲地带”没有完全消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而使得危机免于发生：“为什么这个生产队(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的粮食生产没有下降，人民生活情况还比较好，主要原因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采取了应付官僚主义的对策，有组织地抵制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对粮食产量，采取两本帐的办法；对密植，采取路边密点、里面常规的办法。”[20]173遗憾的是，革命后国家在向乡村极力提升其控制力时，并未从制度层面系统地展开富涵现代意义的乡村自治建设，因而资料所述及的“防风带”只是零星的现象，并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但从中我们却可看到，“缓冲防风带”对于乡村社会作为自主运行的系统良性运作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次，国家控制力量极强，乡村自主性极弱。部分基层权威，虽然仍具有社区保护意识，但是他们无力抗拒国家任何行政命令，当国家的政策过度偏离乡村社会的自我运行轨道时，其保护功能无法正常行使。
如前所述，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进程亦是国家不断对基层社会控制强化的过程，革命后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进一步得到空前强化。国家不仅利用党组织与正式行政组织网达到其渗透的目的，而且采用了“整风”“政治运动”等一系列非正式的手段强化其意志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挤压了乡村社会的自主空间，使其由自主而有生命的实体逐渐沦为国家意志的附庸。事实上，农民自我的生存空间决定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生存习性，他们在与自然界长期接触的生存环境中所累积的丰富知识经验远非现代科学所能完全替代。正如孟德拉斯得出的结论：经济理性不能像它适用于工业那样适用于农业[21]80。毛泽东在总结灾荒的原因时也指出：“这几年我们有缺点，这缺点是因干部的错误观点而来，就在于我们有些干部因城市观点看农村，因领导工业来领导农业。”[20]112三年灾荒时期，国家将所谓的“科学技术”、“现代工业的管理模式”、“现代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形式”等一系列所谓“经济理性”政策硬性下达至草根社会，试图取代“传统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此一系列违背农民生存习惯与自然节律、脱离乡村实际的政策，乡村社会成员并非没有自身的认知与体会，具有保护意识的部分村庄权威仍试图行使其功能，但是在国家极强的压力下，几乎无力抵抗任何政令。如田家英在嘉善调查中发现：“‘五风’都是上面领导机关刮下来的，基层干部，群众顶不住，不执行就‘整风’、‘反右倾’、‘拔白旗’。原来的生产队支部书记张海生，对上面不顾实际可能的扩大连作稻面积思想不通，扣下了上面发下来的部分稻谷给社员当口粮，被说成对抗，批为‘右倾’，拔了‘白旗’，关到蔬菜队监督劳动。”[20]14又如，“浮夸风”也是部分基层干部无力抵抗上级政府的压力而产生的被迫行为。“上面还是要求那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生产队明知道达不到，只好做假报告，否则指标报低了，就要‘整风’，当‘对立面’，实在吃不消。”[20]45
对农民的实地调查更为详实的印证了基层干部在上级压力下产生的“虚报”现象：
“问：57、58年收成怎样？为什么？答：一年比一年收成好。因为生产管理细致。问：59年产量怎么样：答：59年人民公社后粮打得不少，都糟踏掉了，收不回来。60年因为虚报粮多，上边增购粮多，吃不饱干劲小，社员们不愿干活。问：人民公社时交粮比以前多一倍吗：答：57年交粮不多，58年以后交粮一倍还多。问：你那时当大队长，上交多，你同意吗？答：不同意不行。问：你多报吗：答：不多报就挨批：为什么人家亩产700斤，你为什么打500斤？抓典型批，批了以后别的队粮食就上去了，都多报，我们也得多报。”[19]
“问：58年大跃进丰收了，怎么吃不饱？答：粮食保管不好，都坏了，丢了，所以粮食少了，大家吃不饱。那时粮食所谓多了，有些是虚报的，如果不虚报，公社就开现场会，批判思想保守。问：村内是怎么浮夸呢？答：提出口号叫做‘千斤粮，万斤薯，百斤皮棉’。实际上那时小麦亩产不过500斤，山药亩产也只有3000—4000斤，皮棉只有五六十斤。你要当先进，就要说瞎话。有些干部就说：‘不骑马，不骑牛，骑了毛驴赶中游’。也就是，不争上游，不做落后，中游最保险，不挨批。问：村内有反对虚报的吗？答：都反对，干部也反对，但都不敢公开反对，反对就要挨批斗，开会时叫你‘站起来！’所以大家都不说。因为57年反右斗争刚过去不久，大家有些害怕，怕挨整，所以社员没有干劲了。”[19]
可见，正是由于国家对乡村社会极强的控制力，挤压了乡村自主的空间，使得乡村自有的保护功能无法正常运作，农民被迫贯彻国家的意志，对于国家的过度索取无力抵抗，任由其生活陷入极端困境，进而酿成农业灾荒。
理论上，国家是一个有着自我意志的独立的运行实体，事实上，她无法确保其决策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科学性、正确性。诚如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是崭新的事业，谁都没有经历过，谁也不可能预先准备好一套经验。因而，只能一边试验，一边前进，在这样的过程中犯错误的可能性很大。”[16]1032如何确保决策不脱离实际运行的轨道，则需要及时倾听民众的呼声，需要社会有适度的自主表达空间，需要国家与乡村社会形成对话模式，二者在互动中促使政令的推行。这样，即使国家政策出现失误，农民也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展开自我防护，从而确保其生存底线。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消散瓦解，国家控制力极强，乡村社会自我的肌体免疫力极度孱弱，自我保护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则极易导致国家的信息反馈体系失灵，无法及时矫正其过度的偏差，进而酿成危机。其结果，不仅乡村社会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失，国家的权威也会一落千丈，甚至威胁到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共产风’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严重增加了群众对共产主义的误解，毁了一批干部和基层组织。一些坏分子混水摸鱼，胡作非为，欺压群众，败坏党的声誉。因此，‘共产风’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16]765
三、结论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可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而由自治团体管理。地方社会有其独立的自治品格，可以有效抵抗皇权国家的过分倾轧与掠夺。近代以来，在挽救民族危机与现代化背景下启动的国家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单方面下沉、向地方社会扩展的过程。地方社会的传统自治体受到极大冲击，而富涵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建设实际上成为官制的补充与国家权力向下延伸的路径。因此，清末民国年间的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强的同时，乡村社会的自治性却不断削弱，“官制”与“自治”并非同步发展，而始终处于对立、此消彼长的状态。
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国家采用了一系列更为激烈而彻底的手段，使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入和控制从横向和纵向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其管理领域几乎涉及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至此，地方社会原有的自主性几乎完全丧失，蕴含公民自主权的现代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乏善可陈，“全能”型的国家政权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宰，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演变对控制与被控制、挤压与被挤压的极端不对等关系。在国家力量极强、乡村社会自主性极弱的模式下，乡村社会免疫力下降，抵抗性极差，国家则失去了检验其政策是否科学的灵敏度极高的“检示器”。由于“缓冲地带”的消失，当国家的行为出现偏差，底层民众虽有深刻感悟与体察，却无法有效抵制，最终引发了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而农业危机的发生，则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在基层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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