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其诚的国际心理学思想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思想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4-09
荆其诚先生(1926-2008)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是20世纪80年代引领中国心理学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带头人。”(傅小兰，2006，前言)①。他的一生与心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心理学基础理论研究、认知研究(尤其是颜色知觉研究)、儿童发展心理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等方面均成就斐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本文无意涉及荆其诚在认知与发展方面所做的研究及得出的结论，而试图结合他的理论心理学思想及相关实践，追寻他对心理学研究所持的基本态度与价值追求，探讨他在认知与发展心理学之外对心理学所作的贡献。
事实上，早在1979年，荆其诚就作为新中国内地第一位赴美进行学术交流的心理学家在密歇根大学研究与访问一年。在临近离美时，他接受了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的访问。“我没有完成很多研究工作，不过你不得不牺牲某些东西。我认为我所安排的事情比仅只为我自己发表几篇文章要远为重要得多。”(Ching，1981，542)。在荆其诚看来，那些甚至比他从事研究工作还远为重要的“所安排的事情”，就是彰显心理学的国际维度，促进中外心理学的国际交流，以完成他关于国际心理学的理想与追求。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为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将国外心理学引入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1 向国际心理学界介绍中国心理学
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心理学开始完全倾向苏联心理学，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奉为圭臬，对西方心理学介绍得少、批判得多，与西方心理学渐行渐远。特别是1966-1976年间，中国心理学遭受巨大损失，万马齐喑，几乎与外界断绝了所有关联，停滞了整整十年。中国学者不知道国际心理学的最新进展，国际心理学界对中国心理学也知之甚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荆其诚利用他娴熟的英文运用能力及颇具影响的个人魅力，自1980年起，在《美国心理学家》、《国际心理学报》等国际期刊上发表了12篇介绍中国心理学的文章(含一篇日语文章《中国心理学的最新发展》，1989)，并先后三次为不同的英文版《心理学百科全书》撰写“中国心理学”词条(Jing，1984；Jing，1987；Jing，2001)，向国际心理学界详尽、客观、公正地介绍了中国心理学发展现状、概况、影响因素及面临的挑战。
1.1 介绍中国心理学的历史与现状，强调国际交流的重要性
1980年，荆其诚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理学》一文(Ching，1980，76—87)，分中国心理学的初期(1910-1948)、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心理学(1949-1957)、成长和发展期(1958-1965)、“四人帮”对心理学的破坏(1966-1975)以及1976年后心理学的复兴等五个阶段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心理学。在文章的末尾，他针对中国心理学曾经走过的弯路，特别提出了中国心理学向国外学习的重要性。“我们需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但我们向国外同行学习先进的经验也同样至关重要。”(Ching，1980，86)。“心理学是国际化的，……任何对我们有益和有用的都可以借鉴。盲目的排外只会给我们自己带来损失。”(Ching，1980，86)。1981年4月，荆其诚出席英国心理学年会，接着又应邀访问法国巴黎，在出访过程中，他发现国外同仁对中国心理学充满了好奇，经常向他提问：“你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历史上有优秀的哲学家，那么你们的心理学吸收了哪些中国古代的和近代的哲学思想，诸如孔夫子和毛泽东的思想？你们搞了30年心理学，你们的心理学有什么特点，与外国的心理学有什么不同。你们有没有象Piaget、Skinner那样能自成体系或学派的心理学家？”(荆其诚，1981)。面对这些问题，他当初并没有作出满意的回答，但深刻地体会到国外同仁希望了解中国心理学现状的心情，更加坚定了他向国外介绍中国心理学的决心。
1984年，荆其诚发表了《中国心理学与四个现代化》(Jing，1984a)，详细介绍了中国心理学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劫难，认为中国心理学应该与四个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积极地走出国门。此时，他明确地意识到文化的适切性，主张对国外心理学进行批判地吸收。“在中国，仅有一部分的心理学(比如大部分‘硬的’心理学与心理生理学方法)能够适合我们的文化，而‘软的’心理学，也就是心理学的社会部分，在移植的过程中就有困难。对后者而言，我们必须创立一种符合我们国家条件的具体文化的心理学。”1984年后，他在国际期刊陆续发表了多篇介绍中国心理学的文章，在强调中国应向国外学习的同时，开始着手将中国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推介到国外。他利用中国心理学界关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告诉国外同仁，中国儒家与古希腊哲学、印度佛学一样，构成了心理学的古代根源(Jing，2000，167-171)。中国的心理学思想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古代哲人对于人性善恶的争论”(Jing & Fu，2001，145)。荆其诚还详细介绍了孔子的人性观、人格观及人格发展观，将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等名言原文介绍到国外。此外，他还参考相关的史学研究成果，指出中外心理学交流并非新近之物，而是自古有之。13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后来的艾儒略、毕方济等西方传教士就是“将西方经院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传送到中国的使者。”(Jing & Fu，2001，153)。而且，中国心理学也有许多的独特见解与闪光之处。他举例说，在1595年利玛窦提及脑与记忆的关系之前五年，中国的李时珍就已经在《本草纲目》中详细地阐述过相关原理(Jing & Fu，2001，150)。
1.2 介绍影响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因素
1994年，荆其诚与傅小兰合作研究了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中国，“心理学家主要集中在那些工农业总产值较高、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高及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市”(荆其诚，傅小兰，1994，99)；在世界范围内，“心理学家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较高生活水准的国家和地区，尽管这一概括可能存在一些例外”(荆其诚，傅小兰，1994，104)。经济对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很大，“当经济紧迫的压力与大量人口的压力结合在一起时，心理学就很可能被严重窒息”(荆其诚，傅小兰，1994，109)。1995年，他发表了《影响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因素》(Jing & Fu，1995，112)，向国外说明了影响中国心理学的几种因素：1)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2)经济发展因素；3)中国古代哲学等文化因素；4)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因素。他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对中国心理学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心理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未真正受到重视，因为“经济欠发达时期，为了提高基本生存条件，人们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发展工业、农业、贸易等更重要的问题上面。”(Jing & Fu，1995，115)。
1.3 介绍中国心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荆其诚从其一贯的国际视野出发，审视了中国心理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遭遇了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挑战，怎样处理好心理学的国际性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心理学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全球性文化，二者之间的冲突引出了大量的社会和心理问题，等待社会科学家去研究。”(Jing & Zhang，1998，142)。心理学应该正视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切实地将心理学服务于社会，向国外心理学学习，去研究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正在经历着快速社会变革的民族的心理学。他列举了多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如独生子女教育、老龄化、道德教育、教育心理研究、心理健康及犯罪行为等，指出这些问题都是当代中国心理学界所承担的重要任务。“中国心理学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心理学所面对的艰巨任务与他们所能得到的极少资源间存在的矛盾。”(傅小兰，2006，115)②。
2 向中国心理学界介绍国外心理学
2.1 介绍世界各国的心理学发展概况
除去关于认知与发展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报告及综述，荆其诚用中文向国内学术界介绍国外心理学的文献与书籍共计21篇(含书籍3本)，其中有7篇直接介绍了日本、东南亚、美国、西德、澳大利亚、英、法等国的心理学发展概况，如《日本心理学研究的概况》(荆其诚，1961)、《东南亚几个国家的心理学概况》(荆其诚，汪兴安，1961)、《西德心理学概况》(荆其诚，陈仲庚，汪兴安，1962)等。这些文章大都是荆其诚在出访相关国家后，在自己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写作而成。比如，他与其他二人前往澳大利亚参加会议，归国后一起合作写成了《澳大利亚的心理学研究》(徐联仓，荆其诚，李心天，1979)；他在赴英、法两国访问后，写成了《英、法国心理学概况》(荆其诚，1981)。他满足了当时国内没有去过这些国家的同行的迫切愿望，概要地阐述了这些国家的心理学发展状况，开阔了大家的视野。比如，在这些国家中，有多少人从事心理学研究？有多少所大学有心理学系？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哪一些？他们主要从事的心理学研究领域有哪些？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只要看过他的相关文章，一般都会对这些问题有个大致的了解。
2.2 介绍国外心理学流派及其理论基础
荆其诚不仅是一个颇有造诣的实验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功底扎实的理论心理学家。他是国内介绍与评价冯特的先驱，对国际心理学的某些具体理论与学派了如指掌，对整个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也有着自己宏观的把握。
首先，荆其诚是中国评价冯特的先驱。1977年11月，停滞了多年的中国心理学会开始正常运作，迅速恢复了与国际心理学界的学术交流。1978年初，中国心理学会组成评论冯特的工作小组，为参加1980年第22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会议中有纪念冯特创建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00周年的活动)做准备，在中国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评冯”运动。然而，还在中国大规模“评冯”之前20年，荆其诚就已经出版了一本专著《冯德和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派的理论基础》③。在该著作中，他引用了冯特大量的德文原著，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论、意识元素的分析、心理过程、身心平行论五个方面对冯特与铁钦纳的心理学思想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与批判。他认为冯特“使心理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因而被公认为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但这不等于说实验心理学的建立完全出自冯德一个人的力量，也不等于说冯德是第一个人进行心理学实验的。”(荆其诚，1958，7)。“冯德学派的心理学是新旧的汇合，既有新的东西，也有旧的东西；既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构造派心理学是心理学发展的过渡时期的产物。”(荆其诚，1958，19)。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行为主义终结了其对主流心理学的统治，研究心理过程的认知心理学开始兴起，大批心理学家开始重新解读重视意识内容的冯特与铁钦纳。他们发现，有些事实与波林《实验心理学史》中所描述的情况并不一致。作为铁钦纳忠诚的学生，波林刻意将自己的老师描述为冯特的忠实追随者与正统继承者，反过来用铁钦纳的思想去规范冯特，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冯特，造成了后世心理学家对冯特的误解。叶浩生(1989)曾详细列出这些误解，如很多人认为冯特的理论是元素主义的、使用了过分强调内省的实验法、与铁钦纳是忠实的师徒关系等。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荆其诚在文中并没有对这些误解进行具体的澄清，但由于他参考的是原文原著，他本人并没有对这些问题存有相应的误解：1)他意识到冯特与铁钦纳的差别。他认为在实验内省方法上，“冯德向前迈了一大步，把某些生理学的方法用来研究心理现象。”(荆其诚，1958，22)。冯特更注重“实验”，而铁钦纳更注重“内省”。“真正的清教徒是铁钦纳。他强调纯粹主观的内省。”(荆其诚，1958，24)。在对待心理过程的看法方面，冯特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而“在铁钦纳那里，情形就更坏了”(荆其诚，1958，36)。2)他详细地介绍了冯特的“统觉”与“创造性综合”原则，以事实批驳了冯特是真正元素主义者的说法。“在统觉中，各种心理元素经过所谓‘创造性综合’被联结成为整体。其所以是‘创造性’的，是因为联合以后的心理经验是完全新的东西，迥然不同于原来的成分。”(荆其诚，1958，44)。
1962年，荆其诚在《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理论》一文中再次对冯特进行了全面的评价。他总结出冯特的三点贡献：对心理学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使心理学成为了具有完整体系的科学；将生理学方法应用于心理学研究；创立了实验心理学，规定了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指出了冯特的三点局限：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经验；将心理活动看成静止的；错误地认为实验法不能研究高级心理(荆其诚，1962b，13-15)。这些结论即使放到“评冯”运动之后发表，也不见得过时。
其次，荆其诚对苏俄与西方心理学的一些具体理论学派及代表人物进行了介绍。早在1954年，荆其诚发表了《巴甫洛夫的分析器学说》(荆其诚，1954)，对苏俄的巴甫洛夫理论进行了阐述。1965年，他关注华生的行为主义。1990年，他开始关注社会生物学。他对这些学派的历史根源、具体观点、发展逻辑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提出了中肯的评价。纵观这类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荆其诚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特别擅长在宏观层面把握心理学的历史逻辑及理论精髓。比如在介绍行为主义的历史背景时，他分析了其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阐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对它的影响，将达尔文进化论、摩尔根定律、动物心理学和心理学的客观方向等均纳入到历史背景中加以讨论，行为主义历史发展的形象与逻辑跃然纸上(荆其诚，1962a；荆其诚，1964)。他对社会生物学的介绍也走在国内同行的前面，熟练地介绍了大量的实例。明明反映的是国际前沿的学术问题，他却能深入浅出地进行介绍，读来却如同科普文章，将当代进化心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社会生物学——通俗而不失深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荆其诚，1990，81-128)。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逝世前不久，荆其诚还与傅小兰合作编著了《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荆其诚，傅小兰，2008)，该书介绍了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大家的生活经历、主要研究发现及学术理论观点，以严谨而不失趣味的方式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众多心理学大家的风范，并藉此反映心理学在各国的发展历程。
最后，荆其诚不仅对国际心理学流派非常熟悉他还将这些理论与学派联系起来，以心理学整体为研究对象，从自己的角度对心理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体现出他对心理学国际化的未来的把握。这一点在后文还会详细谈到，此处从略。
3 积极参与国际心理学组织与实践
3.1 推动中国心理学会加入国际心联，并长期担任国际心联领导职务
荆其诚不只撰文充当中外心理学交流与沟通的桥梁，还亲自参与国际心理学组织，积极投身到心理学的国际交流实践中。在荆其诚一生的心理学实践活动中，他具有许多个“第一”的身份。1978年，荆其诚与徐联仓等出席了澳大利亚心理学会第13届年会，这是中国“文革”后第一次出国参加心理学学术会议(荆其诚，2001c，52)。1979年9月，荆其诚代表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潘菽应邀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美国心理学会第78届心理学年会，这是中美相隔30年后，第一位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心理学家。1980年，以陈立为团长，荆其诚、徐联仓、刘范随团参加了国际心联在德国举行第22届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简称国际心联，IUPsyS)会议，并出席了纪念冯特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一百周年活动，这是“文革”后中国心理学家第一次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就在该次大会上，荆其诚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国际心联召开的代表大会，在会上讨论并一致通过接纳中国心理学会加入国际心联，成为第44个会员学会，标志着中国心理学从此开始走向世界。
1984年，荆其诚、张厚粲等在墨西哥参加了第23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及国际心联代表大会，荆其诚当选为国际心联执委会委员，这是中国心理学家第一次进入国际组织的领导机构。在连任二届国际心联的执委后，荆其诚于1992年在比利时举行的第25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心联副主席，“这是中国心理学家第一次当选为该组织的领导人”(荆其诚，2001b，187)。1995年，中国心理学会与华南师范大学在广州共同组织召开了国际心联亚太地区心理学大会，由荆其诚与国际心联主席鲍力担任大会的联合主席。此次会议上国际心联主席、副主席、执委全部到会，中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国心理学界主要领导人也全数到齐，是当时中国心理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心理学大会。也就在同年，荆其诚的成就得到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后更名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的肯定，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成为入选该院院士的第一位心理学家。
3.2 组织并主持召开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
1996年，第26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加拿大举行，荆其诚在会上作了《中国的改革和心理学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专题报告，张侃代表中国心理学会在代表大会上做了申办2004年第28届心理学大会的报告。由于荆其诚等长期担任国际心联领导职务，加上1995年国际心联亚太地区心理学大会的成功举办，在张厚粲、徐联仓、张侃等中国心理学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击败其他两个申办国，成功取得2004年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主办权。国际心理学大会的影响力相当大，可以说是心理学界的奥运会，但它自1889年首次召开以来100多年，始终没有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过，这还是大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
2000年，中国心理学会在北京召开常务理事会，决定荆其诚担任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由他亲自负责特邀演讲人的联络和活动安排。据会后大会秘书处报告(张侃，韩布新，2004)，该次大会第一次邀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出席并发表演讲，其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多达6500人)、规模及组织的大会报告和特邀报告的数量均为历届之最。连2008年承办国(德国)的大会主席会后也由衷地发出赞叹，认为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是历史上办得最好的，他们将很难超越。会上，因荆其诚对国际心理学学术交流工作的突出贡献，他被国际心联聘为终身执委。在闭幕式上，他为大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也广获认可，获得了国际心联颁发的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特别贡献奖。
3.3编辑与出版相关著作
1986年，荆其诚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心联执委会上提出，希望能出版一本中文的《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以反映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向，使心理学概念的理解更加准确，让心理学名词术语趋向标准化，乃至将中文、日文名词术语在可能的情况下一致起来(荆其诚，1991，4)。这一提议得到国际心联的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1987年，荆其诚在国内成立了11人的编委会，并在国际上组织了8人的顾问委员会，负责提供资料，核查译名。经过多年的努力，《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于1991年出版，共包括2800条目，约100万字，均配有英文和日文译名，供亚太地区的汉语读者使用，为心理学术语的标准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荆其诚还具体参与了国际心联出版的《国际心理科学——进展、问题与展望》(Rosenzweig，1992，后由焦书兰、陈永明等人将此书译成中文)以及《国际心理学手册》(Pawlik & Rosenzweig，2000，后由张厚粲等人将此书译成中文)二书的编辑工作，并撰写了其中的两章。2006年，他又在2004年国际心联大会论文的基础上，主编了二卷本《世界心理科学进展》(Jing，2006)，向国际心理学同仁介绍了当代心理科学的最新动态与进展。
总之，从荆其诚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个人参与国际心理学活动的成长经历，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心理学在国际舞台上的成长过程。在中国心理学的国际交流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像他一样，其个人命运与国家心理学的兴衰如此切近。完全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后，荆其诚就是中国心理学界在国际上的形象代言人，他广交国际朋友，架设了中外心理学界交流的桥梁，他的一言一行，都对中国心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中国心理学走出国门，获得国际心理学界的肯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4 心理学的未来：一种国际的心理学
荆其诚如此热衷于心理学的国际交流，除了与他独特的个人成长经历相关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对心理学研究所持的基本态度与价值追求。他在宏观上把握心理学的历史与现状后，坚信心理学的未来是国际化的，意识与行为研究最终将会交汇、聚合。心理学将超越具体的学派、国别、文化与历史，成为一种真正普遍的国际心理学。为了达成这一学术理想，荆其诚亲力亲为，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对这一信仰的追求。
4.1 心理学的现状：两种阵营的心理学
1981年，荆其诚就谈到：“我有两方面的兴趣：一个是知觉，……第二个兴趣是心理学体系，或心理学派，历史上心理学是如何发展的，心理学理论的当今的趋势是什么。”(Ching， 1981，540)。荆其诚很早就开始关心一些具体的心理学理论问题，但当时并未有意识地把各种学派或理论的发展线索串联起来。直到1962年，他发表《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理论》一文，将自然科学所经历的三次革命(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进化论)与心理学的发展一一对应起来，梳理了自然科学影响下的心理学发展逻辑，才开始自觉地将心理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与研究。
1982年，他发表了《心理学发展的道路》(荆其诚，1982)，在分析了心理学的历史逻辑与发展线索后，结合当时国内外心理学界关于科学与人文两种心理学取向的思想，首次总结出他对现代心理学发展概况的界定，介绍了他的两个心理学阵营的思想。他认为，从整体来看，“现代心理学可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机械主义阵营，人被看成是被动的机体；另一个是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阵营。”(荆其诚，1982，90)。所谓的“机械主义阵营”并无褒贬之意，它以研究心理的生理机能为主要研究对象，沿袭行为主义的路线，以动物实验为探讨人的心理活动的途径，以实验方法作为普遍接受的方法，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联想主义哲学。另一阵营是“人本心理学集团”，包括社会、临床、咨询等心理学家，他们的工作都联系到人的社会性，用调查、观察以及实验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这一批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松散集团。“我们很难说两大阵营谁是主流，谁是支流。二者并存，又相互补充。今天，一个心理学家往往要以双重面貌出现，既是机械主义者，又是人本主义者。这是对现代心理学情况最简单的概括。”(荆其诚，1982，91)。
2000年，他在英文出版的《国际心理学》一章中，他再次提到，“现代心理学可以分成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把人看成一个有一定机能的有机体，另一个阵营把人看成一个主动的社会的人。”(Jing，2000，190)。这两个阵营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彼此互相补充的。如果把居于第一个阵营的心理学分离出去而宣告独立，那么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部分心理学正在成为一门规范科学。但是，心理学也应该关注文化因素，人文心理学家也是必须的，他们更多地为社会实际需要服务，与第一个阵营的心理学家是互补的关系。2002年，荆其诚在接受阿迪拉访问时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我认为两个领域有特别的重要性。其一是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领域；……另一个领域是社会临床心理学，这包括对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解释，规律(预测)，如果存在障碍还包括治疗。”(阿迪拉，2008，35)。
荆其诚所介绍的两个心理学阵营的思想，敏锐地把握到了当时心理学界关于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思想意蕴，集中体现了他对整个国际心理学现状的基本概括与界定，也预见了20世纪末期关于心理学中两种文化的激烈争论。但他并未将两个阵营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大家庭的两个成员。两者各司其职，各行其是，相辅相成，是心理学两个互补的部分。
4.2 心理学的发展趋势：走向国际化的心理学
1982年，荆其诚总结出两个阵营心理学的思想，但他对心理学的发展趋势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他只是根据库恩的范式论，认识到心理学还处在“前科学时期”，成为一门“规范科学”的困难与挑战还很大。“从冯特开始，心理学走完了第一个百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中心理生物阵营初步达到了统一。而心理学‘下册’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至少还需要一百年才能实现观点的统一。”(荆其诚，1982，94)。
1990年，他出版了《现代心理学发展趋势》一书，“试图对某些变化进行一定的概括，找出变化的前因后果，并尝试把有关领域的主要内容连贯起来。”(荆其诚，1990，前言)。他在该书第一章中首次明确地列出了一个专题——“心理学的前途”(荆其诚，1990，26—34)，认为心理学的未来势必是一种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心理学将是对人类最大的科学挑战。“这一战役把过去许多没有联系的科学汇聚到一起，其中有脑科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习性学、遗传学、神经生理学、社会生物学和哲学。”(荆其诚，1990，34)。此时的荆其诚正式开始直面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与未来，但还不能对心理学的未来图景进行具体的勾勒。
10年后，他在《国际心理学》中继续进行了这一工作。该文一开篇就直接提出：“心理学在许多方面都是国际性的，包括它的历史、在许多国家中的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以及对未来的期望。”(Jing，2000，166)。21世纪伊始，全球化进程更加深入，地球正在变成一个统一体。思想的传播也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科学无国界”逐渐成为现实。心理学的发展也受到重大影响，强调各地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本土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开始兴起，对主流心理学发起了挑战。心理学不仅面临学科的分散化，还面临地理的和文化方面的分散化。荆其诚也认为“真正的科学心理学必须考虑到世界各地的研究”，但他紧接着就开始进行反问：“但是问题是，不同文化集体间的行为差异能大到必须建立一个完全新的心理科学的地步吗？”(Jing，2000，191)。在他看来，不同国家(包括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学不断发展，将更多研究成果加入到心理学的大家庭中，跨文化的研究最终将与主流心理学联合，二者将共同提出更强有力的普遍适用的理论。他多次引用塞格尔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跨文化心理学的消灭之时即其成功之日。当心理学的全部领域成为真正国际化和文化兼容时，换言之，当它成为真正的人类行为的科学时，跨文化心理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成为多余的了。”(Segall et a1.，1998)。
至此，荆其诚正式完成了他关于心理学未来的判断——心理学的未来必将是一种国际的心理学，即“在可见到的将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交往的增多，将会看到行为和意识研究的更多的交汇，国际心理学也会有较少的差异而有更多的共同性。”(Jing，2000，188)。此后，荆其诚多次重申这一理念。2002年，他在展望心理学的未来时说：“然而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信息的迅速交换，在行为和意识的研究上将会有更多的聚合。我们将看到更多的共性而不是差异，尽管仍有差异，真正意义的普遍的国际心理学将会到来。”(阿迪拉，2008，36)。2005年，他发表了《时代精神与当代心理学》(荆其诚，张航，2005)，该文完整、集中地表达了荆其诚关于心理学发展逻辑及未来走向的看法，体现出他的宏大视野与宽广胸怀。“心理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共性是主要的，另一些研究领域文化特性是主要的，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研究的选题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会有所差异，然而其发展方向是趋向减少差异而有更多的共性。”(荆其诚，张航，2005，226)。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丰富的学科，研究者更倾向于采用多样化的观点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固守在一种理论或体系。“心理学中的学派之争不那么激烈了，更倾向于取长补短，互相尊重，那种唯我独尊，别人全错的大批判已经不多见了。”(荆其诚，张航，2005，226)。
总之，荆其诚是一位视野开阔的心理学家，他的一生足迹踏及全球数十个国家，广交国际友人，没有门户之见。在他看来，心理学的文化特性是存在的，但心理学更多是国际性的。实验的、理论的、应用的心理学都是必须的，都是心理学大家庭的成员。心理学与其它学科之间、心理学内部的各个成员之间、各个国家的心理学之间，都应该积极地开展交流，交流对各方均有益。心理学的未来是一种国际的心理学，这是荆其诚的心理学理想，是荆其诚一生努力的方向，也是他一生从事心理学研究与实践的最佳注脚。他的努力与成就使他获得了国际国内多种荣誉与奖项，同时也得到了学术同行的尊重与肯定。他不愧为“促进中国心理学改革开放、促使心理学进出国门的重要开拓者”(傅小兰，2006，6)。奥克森伯格称许他为中美心理学交流所做的努力，认为他是“一位特别有远见的人”(Ching，1981，545)。阿迪拉将他与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47位心理学家并列，认为他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心理学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之一”(阿迪拉，2008，34)。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赞誉他为“中国的学术交流大使，对中国和世界心理学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所发表的论著”(荆其诚先生生平，2008)。
注释：
①本文所列参考文献均为原始文献。为方便读者查阅，凡本文所引用荆其诚先生的期刊论文(书籍除外)，只要在《荆其诚心理学文选》(傅小兰编，2006)中进行了收录，我们均在相应引文后的括号内加注了该引文在文选中的具体页码(注意：不是该论文发表所在期刊的页码)。而且，凡荆其诚在外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其引文作者均标注为“Jing，Q.C.”或“Ching，C.C.”(由于前后期对中文姓名的翻译不一，此两名字都是指荆其诚先生)，凡荆其诚在中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引文作者均标注为“荆其诚”。
②荆其诚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心理科学》(荆其诚，杨玉芳，1998)更为鲜明地进行了说明，认为中国心理学主要面临着五个研究领域的挑战：人类的认知活动、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人的发展与教育、人与机器和社会的关系、心理健康等。
③当时，荆其诚还将Wundt，W.M.翻译为“冯德”，亦即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冯特”，我们在引文中使用了他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