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文学的实绩和发展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绩论文,动向论文,年代论文,西部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6X(2003)06-0005-03
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长期以来，西部文学是以诗歌为人瞩目的。古代流传的民族长篇史诗、民间歌谣自不待言。进入当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闻捷的《吐鲁番情歌》、甘肃李季的《玉门诗抄》和《杨高传》、云南公刘等整理润色的《阿诗玛》以及广西韦其麟的《百鸟衣》均闻名遐迩、传诵一时。80年代，新疆以杨牧、章德益、周涛为代表的新边塞诗、青海昌耀和西藏马丽华的高原诗歌同样以鲜明的风格广为人知，而四川甚至成为新生代实验诗歌活动最活跃的地区，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以及翟永明的女性诗歌充分显示了80年代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实验的实绩，云南的于坚也以其持续的探索精神和诗歌天赋占据了中国新时期诗坛的重要位置。相比之下，西部的小说可供圈点的成绩不多，当代文学前40年，西部文坛几乎只有陕西一省以小说闻名，柳青、王汶石、贾平凹、路遥以及宁夏的张贤亮、四川的周克芹、贵州的何士光以他们的小说创作构成了西部小说沙漠中不多见的几块绿洲。
这种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有力的改变。1993年，正是陕西小说家以5部长篇小说形成陕军东征的态势，使中国文坛持续数年的低迷状态一扫而空。这次陕军东征的意义非同凡响。首先，它重新唤起了文学在整个文化格局中应该拥有的创造激情，赢回了公众对于文学的注意力；其次，它打开了文学图书的市场空间，使作家获得了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可能，文学的生存体制一体化格局完全被打破，文学因此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9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文学的关注焦点一是北京的王朔，二是陕西小说家群。王朔主要是借助影视传媒的力量实现了文学的市场利益，陕西小说家则以文学本身创造了市场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西部小说家恢复了文学的尊严。
90年代中期以来，西部文学堪称全面繁荣。长期寂寞的广西文坛在边缘崛起，广西三剑客佳作频出，东西、鬼子分别以中篇《没有语言的生活》、《被雨淋湿的河》荣获鲁迅文学奖，李冯则因为张艺谋编剧《英雄》名噪一时。四川的阿来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荣获茅盾文学奖，甚至成为惟一入选“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中的当代经典。陕西的红柯以《西去的骑手》、新疆的董立勃以《白豆》给小说界带来了阅读的惊喜。宁夏金瓯等年轻小说家的中短篇小说，也正在引起文坛的关注。此外，重庆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莫怀戚的《经典关系》、张者的《桃李》等一批长篇小说也在公众范围或文学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文学既因为其文学实绩，也因为国家战略而日益成为一个成熟的概念。将西部文学近10年的实绩与前40年的状况相对比，我以为，西部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民族色彩的淡化。前40年，西部文坛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优秀小说家如内蒙古的玛拉沁夫、云南的李乔、广西的陆地，他们的小说创作都打下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如玛拉沁夫写的是蒙古族，陆地写的是壮族，李乔写的是彝族。小说均以浓郁的民族风情为人称道。这既是这些作品的特色，也是这些作品的局限。因为，说到底，这些作品是作为当时中国文学主流叙事的补充和衬托而立世的。如果取消它们的民族色彩，这些小说的价值也就面临崩溃。这些作品的素质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主流地位，只有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格局中才可能得到重视。然而，近十年的西部小说明显淡化了民族色彩。一方面表现在许多西部小说的作者是汉人，其西部小说写的也多是汉人的生活。这个事实当然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西部移民政策有关，大量汉人涌入西部，使西部的民族构成、文化构成多元化了。于是，西部文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作家，西部文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社会生活题材。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相当一批少数民族小说家并不以民族题材作为其小说创作的重心，他们甚至有意淡化其少数民族身份，比如广西三剑客之一的仫佬族小说家鬼子，从事小说创作20年，几乎从不标明其民族身份。即使是记者或研究者问及其民族身份时，他也有意淡化。而从他的作品，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明显的仫佬族风俗风情的痕迹。同样，宁夏的满族小说家金瓯，我们也很难从其作品发现其满族文化特征。这固然是因为社会时代的发展融合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生活，少数民族的传统性正在为越来越鲜明的现代性所取代；同时也与这批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信有关，他们并不需要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作为他们在文坛安身立命的通行证，他们完全有信心与汉族作家在同一水平线上攀登文学的高峰。
第二个特点是文学地域性的强化。民族色彩的淡化并不等于西部文学没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只是其文化特征从民族文化向地域文化转型。民族文化往往具有文化构成上的纯粹性。地域文化则常常因为多民族的融合表现为文化构成上的丰富性。这就导致当下西部文学民族的烙印越来越模糊，但地域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种地域特征有时候表现为自然环境。比如，许多人都发现红柯的小说喜欢风景描写，不少人被红柯对千里大戈壁的描写、对公路两旁参天白杨的描写所感动，这些描写无疑显示了红柯小说鲜明的地域性。当然，有时候地域性可能会落实为人物性格。对此，《经典关系》的作者莫怀戚特别自觉，他努力表现人物性格中的重庆文化背景，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化推理才能。当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特殊的人结合在一起，必然彰显出特殊的地域文化。比如董立勃的《白豆》，当新疆荒漠下野地遇到了一群出生入死的军人，一种奇异的人文气息就诞生了，白豆、胡铁、杨来顺、马营长等人的故事才如此大开大阖又扑溯迷离。
第三个特点是文学的先锋性。前4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倾向于以题材取胜，在观念意识上基本是对主流文学的“随波逐流”。主流文学写农业合作化，少数民族文学跟着写农业合作化，主流文学写伤痕反思，少数民族文学跟着写伤痕反思。这种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跟风写作的局面进入90年代得以终结。近10年西部文学完全摆脱了对于东部文学亦步亦趋的追随局面，形成了自主发展的态势。当然，这得益于当年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观念启蒙。西部文学找到了其自由生长、自主成长的内在规律，呈现出文学先锋性的强化。这里所说的文学先锋性并不等同于先锋小说的先锋含义，而是指西部文学有了自身的文学观念意识，并且这种观念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坛也处于领先地位。有时候，先锋意识也可以表现为对时代生活的敏感。前者如东西小说所表现出的后现代生存状况和人性变异的思考，其抵达的哲学深度在当今文坛显然处于领先位置。阿来的《尘埃落定》所体现的精神深度和宽度以及叙述的成熟度在整个中国文坛鲜有人敌。后者如重庆的张者的《桃李》，这部小说在表现当下知识者的生存状态方面就体现了相当强的敏锐把握的能力。
第四个特点是文化构成的丰富性。这是西部文学一个很重要的资源。西部长期处于中国主流的边缘，从而保留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主流地区长期战乱、观念更换频繁，传统受损害的程度远比西部剧烈。事实上中国一贯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文化传统。说的是中心地区丢失的传统文化可以在边缘地区找到。然而，对于西部而言，它不仅拥有较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云南丽江竟然保留了中国的唐乐，而且还拥有其本土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此同时，它还拥有现代化程度很高的东部移民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国际文化。前者如20世纪持续不断的东部向西部的移民，如战争年代的自然移民，50年代的军队移民，60年代的知青移民，70年代的企业或研究机构移民，80年代的大学生移民。后者如四川的三星堆、甘肃的敦煌、云南的丽江在很大程度都与西方的“他者眼光”的发现有关，如今世界旅游界闻名遐迩的三个所谓地球村、洋人村、世外桃源，分别是桂林的阳朔西街、云南的大理和丽江，全都属于西部。西部因此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状况。多元文化相遇必然会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进而创生出新质的文化。这种新质的文化本身就是充满了现代性的。因为现代性恰恰是多元文化结合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发现，阅读前40年的西部文学，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读出其文化成分。因为前40年的西部文化呈现的是相对单纯的西部本土文化传统，当然，这种本土文化传统是主流文化观照的结果。而阅读新一代西部文学，或许很难对其进行传统的文化定位，比如称之为蒙古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因为西部文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异，它已经相当多元化、相当现代化了。只是它的多元化、它的现代化与东部的现代化不同。而这，恰恰是西部文学的特点、魅力之所在。
第五个特点是与前面四个特点相联系的，西部文学还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西部文学已经从单纯的视觉奇观发展为更丰富的人性体验。简单地说，当50年前闻捷走进新疆，徐怀中、公刘、白桦走进云南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与东部不一样的西部世界，他们得到的是单纯的视觉冲击，他们的成功在于用东部的主流思维去观察西部，他们作品的成功之处也主要是一种视觉奇观，如《五朵金花》的大理、《阿诗玛》的石林、《刘三姐》的桂林山水。即使是西部本土作家在表现西部生活的时候，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决定了当时的西部本土作家主要是以一种迎合主流思维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然而，当今天西部作家面对西部时，他所面对的西部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构成的西部，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存在，他的身上复合了多元文化的因素，他所持有的心态也不再是迎合、跟风、亦步亦趋的心态。这就使西部文学从视觉奇观开始了表现心理奇观、开掘人性深度、体验文化冲突的思维转换。像鬼子的小说《被雨淋湿的河》、《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空的麦田》所组成的“瓦城三部曲”就在表现心理奇观和开掘人性深度方面有很好的表现。广西沈东子的《美国》、《郎》、《结巴英语》等系列小说就相当细腻地表现了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人的心灵体验，表现了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处境。
第六个特点是作为西部文学背景的西部文化也不再是乡村文化、历史文化的代名词，在当下的西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独特的都市文化正在西部创生或成熟。西安、重庆、成都、昆明的都市品格、品质、品味、品貌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比如，贾平凹的《废都》就试图表现作者对西安古都的心灵把握，莫怀戚则希望以《经典关系》来传达他对当代重庆人的理解。毕竟，21世纪已经是都市时代，西部文学不可能回避时代进程。西部文学不可能永远凭借传统民俗风情或自然风光作为吸引读者眼球的质素，它要想真正进入读者的心灵，自然也必须与时俱进，表现西部一个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级大都市甚至国际性大都市。并且，这些大都市不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大都市的翻版，它们将带着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多元文化构成和鲜活的时代文化气息进入作家的笔下，进入读者的心灵。
比较西部文学前40年与近10年的差异，目的是为了呈现今天西部文化、西部文学的现实，使我们摆脱凝固的思想观念和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以全新的眼光打量全新的时代，以全新的观念意识阐释全新的西部，进而寻找西部文化与西部文学的新的生长点。同时，我们还应该建立跳出文学看文学，跳出文化看文化的观念意识，建构一种以文学作为核心向多媒体辐射的文化战略、文化产业意识。众所周知，西部文学特别具有转化为他种艺术形式或传播形式并形成文化资本的潜能。过去的《刘三姐》、《阿诗玛》、《五朵金花》都是从文学转化为电影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今天西部文化市场最重要的文化品牌。同样，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奠基作《一个和八个》、《黄土地》也属于西部题材。张艺谋的《英雄》表现了从西北荒漠到四川原始森林再到桂林山水的自然风光，在很大程度上是西部风光的一个全方位展现。的确，西部文学不仅具有视觉奇观而且具有猎奇体验，既是感官的盛宴也是心灵的陶冶。它可以成为文学精品，更可能成为文化品牌并辐射成经济品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对西部文学发展动向有前瞻性的把握，并将其纳入整个西部文化战略的思考范畴。
收稿日期：2003-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