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思论文,思想史论文,意义论文,郭店楚简论文,兼谈郭店楚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汉书·艺文志》说“《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隋书·经籍三》说“《子思子》七卷。鲁穆公师孔，伋撰”。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对《子思子》一书皆有著录。而自元以后不见著录。清儒洪颐煊辑《子思子》一卷，在《问经堂丛书》中。黄以周亦有辑本，台湾《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编印基金会印行。
《子思子》原书已佚，其篇章题目及其内容，我们今天知之不多。新近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密切关注。在郭店简正式出版之前，报端披露其中有《缁衣》、《五行》、《鲁穆公》篇章，李学勤先生据此提出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孔、伋一系的作品。（参见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载《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现郭店简已全部发表，有关早期儒家部分，根据竹简整理者的分篇有十四篇之多。除上述三篇外，其余儒学部分是否可能也是《子思子》内容呢？并且以什么作为标准和理由来判断其是否《子思子》呢？我们于下文对此作些分析和探讨。
（一）、以《荀子·非十二子》之语为参照，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1.荀子批评子思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儒家所许为“王”者，为王道之“王”，其当之者为尧、舜、禹、汤、文、武。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祖述者为“先王”，所宪章者为“后王”。荀子主张“法后王”，因而批评子思、孟子“言必称尧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所谓“不知其统”是不知尧、舜、禹之间的“继统”原则，即认为子思一派相信上古有“擅让”制度。《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一篇所讲的正是擅让之道：“唐虞之道，（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而《荀子》一书有针锋相对批评“擅让”说的文字：“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曰：‘死而擅之。’是又不然。……圣王已没，天下无圣，则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有圣而在后子者，则天下不离，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天下厌然与乡（向）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圣不在后子而在三公，则天下如归，犹复而振之矣，天下厌然与乡（向）无以异也；以尧继尧，夫又何变之有矣？”（《荀子·正论》）由此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一篇为子思所作，同时也可推断未能释读出的此篇第五字当为“擅”字之异构。
（案：古人立言在行世，无私人著作权之观念，孟子与万章之徒著书，并不联署万章之徒的名字。同理本文说“子思所作”云云，也不排斥有子思弟子参与的可能。下同。）
2.《荀子》批评子思托名孔子，造作语录：“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郑玄《三礼目录》说：“子思作《中庸》，以昭明圣祖之德。”《孔丛子·公仪篇》载鲁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这些资料都在说子思在其著作中记述了许多孔子的话，由于孔子这些话世无述闻，当时已有人怀疑是子思自己的话。
那么，哪些篇章属于这类著作呢？就我们所知，是《礼记》中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四篇。《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今考《缁衣》等四篇的特点是每篇全部或大部系引用孔子之语。可能正因为载有孔子的许多话，此四篇被收入《礼记》之中。
《郭店楚墓竹简》中有《缁衣》一篇，由上所论，可以认可《缁衣》一篇为子思所作。
3.《荀子》批评子思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五行》一篇。与此前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中《五行》篇之经部大体相同，文中的“五行”指仁、义、礼、智、圣。庞朴先生《马王堆帛书解决了思孟五行说古谜》（载《文物》1977年第10期）与帛书整理者皆已指出，此即《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子思、孟子的五行说。《郭店楚墓竹简》中《五行》篇出土，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五行》为子思所作。
这里尚须补充说明的是，荀子的批评是针对子思、孟子两人的，《唐虞之道》、《五行》等篇应不排除为孟子一系所作的可能性。但荀子对子思、孟子的批评还是有区分的，他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所谓“唱之”是首发其论，所谓“和之”是赞扬其说。而《唐虞之道》、《五行》等篇皆专论性文章，且风格平实审谛，与孟文雄辩犀利的文风大不相侔，故以归于子思名下为当。
（二）、以《中庸》为参照，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中庸》为子思的代表作，《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孔丛子》说子思作《中庸》四十九篇，皆以《中庸》为其代表作。
《中庸》一书反映了子思的成熟的思想，其起首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三语隐括了《郭店楚墓竹简》中《性自命出》的内容。
《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中庸》“天命之谓性”一句隐括之。
《性自命出》说：“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术为主。……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中庸》“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二语隐括之。
由上所论，可见《性自命出》与《中庸》思想脉络一致。而“天命之谓性”或“性自命出”这类思想言论并不见于其他先秦古籍。又因为《中庸》较《性自命出》更为凝炼而概括，所以《性自命出》应早于《中庸》。如果说《中庸》一书为子思所作，那我们可以据此推断《性自命出》亦为子思所作。
（三）、从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出发，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子思的学术主旨在重“修己”，民国年间罗【焌】所著《诸子学述》已先言之：
孔子有言：“古之学为己，今之学为人。”又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又言：“苟正其身矣，于正人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思进一步阐明孔子之义，其所著《中庸》言：“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又述孔子之言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而唐代马总《意林》引子思曰：“言而信，信在言前也；令而化，化在令外也。”同书又引子思曰：“国有道，以义率身；无道，以身率义。”徐于《中论·修本篇》引子思曰：“能胜其心，于胜人乎何有？不能胜其心，如胜人何？”上书《贵验篇》又引子思曰：“谁谓华岱之不高，江汉之不长与？君子修德，亦高而长之，将何患矣？故求己而不求诸人，非自强也，见其所存之富耳。”“事自名也，声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处也，人自官也，无非自己者。”等等。从传世文献上可证子思学术以“求己”为主旨。
根据此点，我们来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1.《郭店楚墓竹简》中《穷达以时》篇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又说：“初滔贿（韬晦），后名扬，非其德加。”“遇不遇，天也。动非为达也，故穷而不……为名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故君子【惇】于反己。”此处讲“天人之分”，所谓“天”即下文之“世”，意谓客观条件，所谓“人”，是指“己”，意谓主观条件。文章结语落在“反己”，即反求诸己。此篇以穷和达的不同境遇来说明恒常修德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子思的学术主旨。由此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穷达以时》一篇为子思所作。
2.《郭店楚墓竹简》中有《成之闻之》篇，篇题是整理者拟加的。按：此篇错简严重，很难复原。依笔者拙见，此篇实为两篇：前二十简为一篇，后二十简为一篇。前者可名为“求己”篇，后者可名为“天常”篇。在《求己》篇中第四、五、六简应置于第一简之前。
《求己》篇中说：“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含德者未之有也。”又说：“……是故君子之求诸己也深。不求诸其本而攻诸其末，弗得矣。是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未有可得也者。”又说：“是故欲人之爱己也，则必先爱人；欲人之敬己也，则必先敬人。”由此可见，此篇主旨为“求己”，而这也是子思思想的主旨。
由此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求己》篇（原题《成之闻之》篇之前半部）为子思所作。
（四）、透过子思的思想性格，审查《郭店楚墓竹简》内容：
子思所处的战国时代，道德大废，“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刘向：《战国策书录》）儒家讲仁爱忠信之道，这对当时各诸侯国统治者而言，可以说是格格不入，所以“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同上）当时以子思为代表的儒者为了维护道德理想和人格尊严，抗节守道，不降其志。《孔丛子·抗志篇》载：“曾申谓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曰：‘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而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在“道”与“势”的对峙上，子思表现出一位真儒“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风骨。下面我们透过两则谈子思交友的资料，来看子思的从道不从势的风骨。《孔丛子·公仪篇》载：“鲁人有公仪潜，砥节砺行，乐道好古，恬于荣利，不事诸侯。子思与之友。”而《孟子·万章下》记载鲁穆公访晤子思说：千乘之国的国君若同士人交友是怎样呢？子思很严肃地回答说：恐怕应该说国君以士人为师吧，怎么能说交友呢！子思性刚而傲，曾子曾对他说：“吾观子有傲世主之心，无乃不容乎？”（《孔丛子·居卫》）讲真理、说真话是要有勇气的。我们了解了子思的刚风傲骨，便知有些思想言论非他莫属。
1.《郭店楚墓竹简》中有《鲁穆公问子思》一篇。文中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子思当着鲁穆公的面这样说，引起鲁穆公的不悦。后世儒生阿世取容，见到君王就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虽然子思时代知识分子地位较高，但说出“恒称君之恶者可谓忠臣”这样的话，在当时也是惊世骇俗的，以致成孙弋说：“非子思，吾恶闻之矣！”意思是：这样的话，只能出自子思之口。由此可见子思超凡脱俗的鲜明思想个性。
古人著述，常自称其名，或以某子自称，如孟子著书，自称孟子。故此篇之中虽然见子思之名，不碍其为子思自作。由此我们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鲁穆公问子思》篇为子思所作。
2.《郭店楚墓竹简》中有《六德》一篇，文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妇“六位”，而以圣、智、仁、义、忠、信“六德”配“六位”，因而认为“义”为君德，“忠”为臣德，“智”为夫德，“信”为妇德，“圣”为父德，“仁”为子德。又以父、子、夫为内，以君、臣、妇为外，从而提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意谓“降低一等”）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的主张。这种思想反映出早期儒家的思想特点：一、君权不是绝对的，父的观念高于君的观念。“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有不为君主攻伐政策作牺牲之意，因而法家韩非曾针锋相对批评说：“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二、“圣”不是绝对的，尚未超出其他德目之上，此在《五行》篇中也如此。三、血缘宗族观念较后世更为浓重。四、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极端性的特点，而较少后世儒家的那种折衷色彩。总之，《六德》篇是考察早期儒家的一篇奇文，尤其是“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的思想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由上所论，我们可以推定《郭店楚墓竹简》中《六德》篇也为子思所作。
结语：由上文所论，《郭店楚墓竹简》中《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求己》（原题《成之闻之》前半部）、《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为子思所作。
二
清初学者顾炎武曾指出，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凡一百三十三年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这个时代正是子思、孟子所处的时代。正因为“史文阙轶”，以致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等先秦思想史的具体情形，我们所知甚少。而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可以使我们对早期儒家增进若干认识。
一、依我的理解，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未必是指现代意义的学派，而是指孔子之后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八位儒者。其中有些儒者思想倾向比较接近，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一个学派。早期儒家似乎可以分为如下几派：（一）、子游、子思、孟子一系的“弘道派”。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说系子游所传，这一派重视君臣、君民关系，它秉承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君宜公举”，“民可废君”。在早期儒家之中，这一派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郭店楚简儒学部分多半是子思一系所作，其中《唐虞之道》一篇歌颂尧、舜“擅让”的盛德；而《性自命出》一文录有子游的一段遗文。荀子曾批评子思、孟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云云，并说：世儒无知，以为孔子、子游之道由子思、孟子之传而见重于后世。这从侧面说明子游、子思、孟子为一派。宋代朱熹等理学家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认为子思出于曾子一系。这已为章太炎先生所驳正。（二）、子夏一系的“传经派”，子游、子夏在孔门中以通晓文献典籍著称，但子游教育学生注重“上达”功夫，子夏教育学生注重“下学”功夫。子夏一派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元典的全面研习有很大贡献。后来的荀子除继承子弓一系外，也继承了子夏一系的学说，成为传经之儒。汉代经学的发展，主要是这一派的推动。这一派比较注意与统治者的合作，与子思、孟子一派的抗议精神和批判精神不同。（三）、曾子一系重孝道的“践履派”，主要人物有曾子（曾参）及其子曾申（在《礼记》中有时曾申亦被称为曾子）、其弟子乐正子春等。这一派重孝道的践履，其基点落在家庭父子关系上。这一派所讲的“孝道”是广义的，曾子认为，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甚至不以时伐山林、杀禽兽等，会给父母带来恶名，皆不可谓孝。这一派也讲天道阴阳问题，可能是儒家最早重视阴阳问题的学派。（四）、子张一系的“表现派”，子张即孔子弟子颛孙师，孔子曾多次批评他行为过分、偏激。他一方面敢做敢为，勇于担当，一方面派头很大，追求轰动效应，“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游、曾子称赞他的担当精神，但又认为很难与他“并为仁”。子张氏之儒在社会上一度有很大影响，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二、《荀子》曾将子思、孟子连称，学术界因此有“思孟学派”的说法。但有学者怀疑历史上有过“思孟学派”。郭店楚简的出土说明荀子之言是有根据的。子思是由孔子到孟子的中间环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已提出“性善”的观念；《唐虞之道》则盛称尧舜。孟子之学出于子思，当无可疑。
司马炎《六家要指》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后世学者以为至论。但司马谈的批评并不适用于子思、孟子一系的儒者。《隋书·经籍三》说：“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经。三千之徒，并受其义。至于战国，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师之，各有著述，发明其指。所谓‘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为之，不顾其本，苟欲哗众，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博而寡要’。”这里于先秦儒家中表出子思、孟子、荀子三人，指出三人“各有著述”，而又专表子思“《中庸》之教”，以为是“百王不易”之学，与“博而寡要”的俗儒之学不同。这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儒家都是“博而寡要”的，早期的儒家是深明儒学精义的。从郭店楚简中我们也可看到子思一系重视宏纲大旨的特点。
三、《郭店楚墓竹简》除上述早期儒家思想资料外，还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天一生水》一篇。荆州市博物馆所撰《荆州郭店一号楚墓》一文称：该墓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根据墓葬形制推测墓主身份属上士一级。墓中同时出土的一个漆耳杯的杯底有“东宫之【币】”的刻铭，李学勤先生释为“东宫之师”，并认为墓主是楚国太子的师傅。从时间推之，这位太子当是后来的楚顷襄王，他在公元前329年至前299年期间为楚国太子。而太子之师疑是陈良（说见附注三）。从郭店楚墓随葬竹简看，这一位楚国太子的师傅学兼儒、道，是最早的“儒、道互补论”者。就我们以前的了解，老子生于楚国，楚国受老子思想较大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但在这样一个较早年代的楚墓中，随葬有这样多的儒家文献，对我们来说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从郭店楚简《老子》来看，并无今本《老子》“绝仁弃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一类反儒言论。这说明在当时的学术界，虽有儒家、道家的学派之分，但并非壁垒分明，相互对立。
四、从郭店楚墓竹简儒、道两家思想资料看，我推想当时有一种儒道思想综合的世界观，它探讨了宇宙、社会、人生、意义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这批竹简基本不谈上帝鬼神问题，虽然它也谈“天”、“命”，但所谓“天”、“命”基本是自然、造化的意思。其中《语从一》说：“天生百物，人为贵。”《语丛三》说：“生为贵。”人、生命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人们应该“反求诸己”、“求之于己为恒”，就是说人类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社会混乱无序、诈伪盛行的时期，作为一个君子应该“抗志守道”，所谓“道”，即以仁爱、忠信为道。君子应该用自己的人格力量，以自己的道德风范去感化民众、感化邻国、感化天下。我认为这些思想对现代人类社会仍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总之，郭店楚简的出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估早期儒家，而前期儒学发展史必定要改写。
附注：
一、为了减少刻字的麻烦，本文凡所引用《郭店楚墓竹简》资料径直按竹简整理者的释读写出，不写原字。
二、凡本文所涉及竹简整理者未能释读出或与其释读不同的字，笔者在文中以（）标出。兹录出如次：
1、《唐虞之道》篇第一简：“唐虞之道，（擅）而不传。”
2、《穷达以时》篇第九简：“初滔贿（韬晦），后名扬。”
三、《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这样一位饱学之士大概最有资格做太子的老师。公元前322-320年期间，孟子在滕国曾与许行的学生陈相辩论。陈相本是陈良的学生，孟子批评陈相从师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大约陈良去世上限在公元前325年，下限在公元前320年。孟子还批评说：“今也南蛮【
】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从中可见陈良在当时楚国讲习儒学之难能可贵。综合郭店一号楚墓的随葬物品和考古发掘报告所估计的下葬年代看，墓主是陈良的可能性很大。郭店一号墓随葬品中有鸠仗，依古礼，年八十九十赐鸠杖，则墓主年龄当在八十以上，如墓主是陈良，应年长于孟子。梁启超认为陈良即韩非所说的仲良氏之儒，陈奇猷非之，有据。
标签：荀子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鲁穆公问子思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思想史论文; 礼记论文; 郭店楚墓竹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