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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0）02—0073—04
客家是中华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以操客家方言为其主要特征。从文献上正式出现“客家”名称的唐代以来，客家英才辈出，著名英杰如唐代郭子仪，宋代文天祥，明代爱国将领袁崇焕，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革命先进者孙中山等，都是客家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志士中，同样有众多客家人，朱德、邓小平、叶挺、叶剑英、宋庆龄、何香凝、康克清、张鼎丞、胡耀邦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在文化方面，如唐代诗人张九龄，宋代文豪欧阳修，理学家朱熹、杨时，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清末诗人黄遵宪、蜚声中外画坛的“扬州八怪”之一黄慎及民间画坛巨匠上官周、著名书法家伊秉绶，以及当代大文豪郭沫若，还有就是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等等，无不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灿烂光辉[1][2]。
在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中，客家人依然是时代的骄子，建树不凡，功勋卓著。如当代亚太地区出现的经济奇迹，客家人在其中的作用为世人首肯。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客家人对祖国对人类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不能低估的。历代客家英才辈出，与客家人非常重视教育直接相关，是重视教育的传统风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一、崇文尚武的风气
客家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荣，成为一种社会风气[3]。在家庭方面， 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支持孩子读书，尤其是男孩。在旧时，即使是贫困家庭，也是如此，常有卖田地供子女读书的事例。在家族方面，各宗族都很重视兴学育才，把办好本族子弟教育视为本族兴旺发达的大业。宗族的祠堂大都用来办学堂、学校。各宗族的“公田”收取的租金，很大一部分用于培育本族子弟，包括办学校，聘请教师，奖励学业优秀的子弟和资助家境清贫的子弟等。有的宗族在旧时的《族谱》上就明文规定了考取“秀才”“举人”、“状元”等之后的不同奖励金额。在乡村方面，旧时出了秀才、举人等和现代出了大学生，不管出在哪家，都视为全村、全乡的荣耀，并采取各种办法给予资助和奖励。客籍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热心资助祖国家乡教育事业是广为人知的。以广东梅州市为例，驰誉海内外的梅县东山中学，从1913 年创办到1949 年，华侨捐资兴建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艺馆等就有12座。近20年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捐资兴建的教学楼、图书馆、科学馆等校舍，其建筑规模和资金投入以及现代化程度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市上千所中、小学中，建筑和设备比较完善的学校，大多是海外同胞捐资兴建的。据统计，1988年一年，全市就获得海外同胞捐资1682万元，占当年全市教育投资的18.2%，其中建校的基金相当于上年政府教育基建投资的6.5倍[4]。 闽西、赣南的海外客家人同样热心家乡教育，如闽西华侨巨商胡文虎在30年代发达以后，一人就曾赞助、承办中小学1000多间（所）[ 5]。在舆论方面，同样对促进客家地区的教育事业影响很大，如“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耕田要养猪，养子爱读书”、“子弟不读书，好比没眼珠”、“不识字，一条猪”。重视教育的客家中心地区梅县被称为“人文秀区”。郭沫若亦以诗赞梅县文化的发达：“文物由来第一流”。
频繁迁徙，也锤炼了客家人那种冒险犯难、百折不挠、尚武自卫、重视谋略、勇敢机警的尚武精神[6]。客家人在中国历史上， 特别是在近现代史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为世人所钦敬。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主要将领和大部分太平军士兵都是客家人，被称为客家人的革命。刘永福的提师抗法，丘逢甲的抗日护台，孔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在这些客家人领导下进行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客家人的贡献也是众人皆知的，井岗山是客家地区，中央苏区赣南闽西是客家地区，中央红军战士大部分是客家人，朱德、叶剑英、叶挺等一批客家人为创建新中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令人瞩目的教育规模
明清以来，按闽、粤、赣边区客家地区的经济状况和人口状况来看，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在全国也是令人瞩目的。梅州市的情况尤为突出，据《嘉应州志》载（嘉应州即今梅州）：清乾嘉年间，全州5 县参加秀才考试的，多时曾达1万多人，可见当时读书人占人口比例之高。 清朝末年，全市7县有书院24所、学宫4所、义学14所、社学20所。废科举、兴新学以后，这些书院、社学等，相继改办为中、小学堂，至清宣统三年（1911），全市有小学堂803所，中学堂9所，女子学堂2所。 据1949年全市各县资料统计，全市有小学2464所，在校学生18.8849 万人；中学75所，在校学生2.1126万人。至1965年，全市有小学3464所（另有1625个教学点），学生50.2743万人，比1949年增长1.6倍； 中学102所，学生4.8173万人，比1949年增长了1.3倍。进入80年代以后， 教育事业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据1987年统计，全市有大专院校3所， 在校学生2861人；中学师范和进修学校10所，学生2710人；各种中等专业学校10所，学生1880人；职业中学和农业技术学校71所，学生1.4256万人；普通中学242所，学生18.5540万人；小学2318所，学生53.3771万人[4]。
在梅州市7县中，文风之盛以梅县为最， 素有“文化之乡”的美誉。清光绪十六年（1890），梅县办有书院9所、社学10所、义学6所。民国以后，教育又有很大发展。1946年，广东省教育厅考查全省国民教育成绩，梅县名列第一[4]。1921年，梅有中学4所和男女师范各1所， 中学生逾300人，当时全国各县，一县学生达3000人的，仅梅县而已； 40 年代， 梅县平均每5人左右便有1人是进学（大、中、小）学生，这在当时全国各县中，是首屈一指的[7]。 据《梅县教育志》记载：1949年，全县人口42万，有小学618间（所），学生51752人。至1985年，全县人口75万，有小学467间（所）（原规模小的合并），学生81394人。在中学教育方面，1949年有中学21间（所），学生8345人；1985年发展到49间（所），学生40212人[8][9]。
梅州的其余各县，文风也盛。如大埔县，早在明嘉靖年间已有书院4所，社学8所。至清朝设立官学4所、义学3所。1946年大埔县有普通中学10所师范和职中各1所，小学511所，学生达3.02万人[10]。
闽西的教育也比较发达。明、清期间， 龙岩地区先后办有书院239所。1948年，闽西有中等师范、职业学校、中学、小学共982所。 至1987年，全区各类学校5760所，在校学生59.4万人。幼儿园在园数万人，居全省第一。小学在校生也曾居全省榜首。全区按人口平均，高考上线率居全省前列[11]。
三、辉煌的教育成果
在客家地区，由于教育的普及，教育的成果也是辉煌的。在科举时代，成果主要体现在各种考试登科第的情况，历代登科人数以梅州为例，秀才16479人（其中廪贡5241人），举人1645人（其中文举1490人、 武举155人），进士234人（其中文进士221人、武进士13人、翰33 人）。据《登科录》，清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广东全省考上进士者11人，梅县一县就占了5名[12]。福建龙岩地区的登科人数也是众多的， 举人有1106人（其中文举730人，武举376人），进士174 人（其中文进士145人、武进士29人）[3]。
废科举、兴学校以后，客家地区的教育依然处在先进行列。梅州市的高考分数及录取率，一直处于全省前列，仅1977—1988年，全市考入大中专院校者达2.7万多人。从清末至1986年的90年间， 据不完全统计，梅州市籍正教授级高级知识分子约500人[4]。龙岩地区历届升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达2.93万人， 龙岩地区籍正教授级高级知识分子达104人[11]。
在现代史上，江西兴国这个客家县出了30多名将军如萧华上将等，被称为“将军县”。广东梅县既是“文化之乡”，又是“将军之乡”[6]。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和新中国成立以后， 梅县不但培育了大批军事人才，而且涌现出无数出色军事将领，叶剑英元帅即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中还有：黄镇球一级上将、邓仲元上将、张达民上将、黄伯韬上将、刘志陆上将、黄琪翔上将、黄慕松上将；萧向荣中将、中植南中将、李维源中将、陈见田中将、黄占春中将、黄占春中将、黄国俊中将、温靖中将、李铁军中将、张炎元中将；李扩少将、杨幼敏少将、叶松盛少将等等[6]。除梅县和兴国外， 其他地方同样出了不少客家名将，如朱德元帅（四川客家人，祖籍广东曲江县）、杨成武上将（福建长汀县客家人）、廖鸣欧中将（广东兴宁客家人）、罗卓英上将（广东大埔县客家人）、陈济棠上将（广西防城客家人），等等[1][3]。
据丘立才（1996），培育客家名将的学校有：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建的广东水陆师学堂、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华北军政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国外的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德国、苏联、美国西点军官学校等[6]。
四、重视教育的因由
在客家社会里形成的崇文尚武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一定有其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并引起客家历史文化研究者和教育家的极大兴趣。
1.世家论。客家地区长期文风兴盛，不少著述都强调客家先民原是中原“衣冠世家”、“书香门第”，是中原仕宦望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儒家思想，世代相承。这种论点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好些方面站不住脚。（1）不可否认，家风对子弟的影响确实存在， 但“诗礼传家”能做到世代相传的恐怕没有几家，这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2 ）更主要的是客家地区的文化远比客家祖居地中原地区的文化发达得多。就客家文化重文教这一点而言，显然是中原文化所不及的[13]。（3）文化教育发展的水平在时间上各地不同， 其鼎盛时期最早是赣南，以后是闽西（汀州）， 最迟是粤东（梅州）。 赣南在宋朝共中进士293人，远远超过闽西（168人）、粤东（10人）两地的总和，而宋代以后却一蹶不振。至于程乡（梅州），清朝历时几乎与明朝历时一样久，登科的举人（621人和60人）、进士（89人和6人）数额竟相差10倍，成绩拔尖的解元（15人和1人）和翰林（18人和1人）相差更大[3]。 所以，有人认为世家论有血统论之嫌。
2.环境使然论。客家地区主要是山区，客家人聚居地山多田少，水冷土瘦，生活困苦。所以很多有关客家研究的论著都提到读书出仕这一条出路。走“学而优则仕”这一条路，论社会地位，论经济实惠，论生活安定，都是其他谋生之路无与伦比的。而且，“学而优”者还不只是仅有仕途，还可从政、从军、从工、从文等等。旧时是如此，现今也是如此，据有关报导，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的17年间，仅梅县一县就有10余万人以参军、参干、上大学、上中专等理由离开家乡，扩散到全国。这些都是在梅县完成基础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据估计，在云南各地各界的客家人及其子女约有一万余人，其中八成以上来自梅州市属7区县[14]。客家人对云南边疆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云南也为祖国培育出一批客家名将，如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的朱德元帅和叶剑英元帅等[13]。近些年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情况也在支持这一论点：现今就业门路多了，赚钱的机会多了，童工现象出现了，学生流失率增加了，学校的学习风气也不如以前浓了。梅州市近几年非正常辍学的中、小学生，每年均在1万人以上[15]。 但也有好些方面无法用这一论点作解释。（1）客家地区发展教育情况在时间上各地不一， 且存在高峰时期，如赣南地区的高峰时期在宋代，而梅州地区的教育发达时期在清代和当代；（2）存在地区差异，如同是广东，同是客家地区， 教育发展情况仍存在很大差异，粤北客家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远不如粤东客家地区；（3 ）并不是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来说越艰难的地区人们就越重视教育，如云南、贵州的贫困山区，常与文化教育事业不发达联系在一起。又如粤西广府语系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比粤东客家语系地区好，其教育发展水平远不如粤东。
3.政绩论。客家地区学风的兴起，与当时府、州、县的一些官员重视教育不无关系。旧时，在任官员不一定都是贪官污吏，有些很重视自己的政绩，抱着“兴学德政垂后世”的观点努力发展生产和教育事业，使当地人民能安居乐业。在一些旧志书中，还记载着不少地方官员兴学育才，甚至捐自己的薪俸修学校，置学田，资助生活困难的生员等等的具体事例[16]。客家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已经说明：哪个地方领导者重视教育，哪个地方的教育就上去了；什么时候领导都不重视教育，什么时候教育就滑坡了[3]。
4.政策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生产和发展教育事业，教育事业已从旧时的个人和社会行为为主转为政府行为为主，使得全国的国民教育有了飞跃的发展，客家地区的教育同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仅梅州市中、小学生人数就从1949 年的20 万人发展到1965年的55万人和1987年的74万人[4]。 在提出“科教兴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今天，客家地区仍保持着文教事业较先进的地位。这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于教育直接相关。
综上所述，历代客家英才辈出，与客家人非常重视教育直接相关。在明代和清代，客家地区已形成了相当的教育规模，在现代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与传统的社会学风有关，也与“诗礼传家”的家庭学风有关。与生活环境困苦，以读书作为谋生之路有关，也与当时府、州、县的一些官员重视教育，持“兴学德政垂后世”的观点有关。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事业已由个人和社会行为为主转变为政府行为为主，使客家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并仍保持全国较先进的地位。可以说，客家社会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风气和所形成的教育规模，是上述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而形成的，而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