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元语言及其研究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现状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元语言”(metalanguage)这一概念来自现代逻辑学。由于逻辑学与语言学属于不同的学科，“语言学的元语言”研究与“逻辑学的元语言”研究在目的、方法、范围上都有不同(参见李葆嘉2002：140)。
1933年，波兰逻辑学家Tarski为了解决“说谎者悖论”问题而提出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在用语言讨论事物的过程中，事物是对象，语言是工具。而当讨论的对象是语言时，语言既是对象又是工具。“说谎者悖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在说谎”这句话具有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双重功能。对象语言是用来谈论外界对象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语言，它的词汇主要包括指称外界对象的名称以及指称外界对象性质和关系的谓词。元语言是用来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它的词汇包括指称对象语言的名称以及指称对象语言性质的谓词(“真”或“假”)。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Tarski试图给真理下一个内容上适当、形式上正确的定义(见涂纪亮2003：328)。
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的兴趣并不在于研究“说谎者悖论”，而是从更广的角度探索语言符号在不同层次上的意义，如“使用”与“提及”。根据Searle(1969：73-74)的解释，在Socrates was a philosopher与" Socrates" has eight letters这两个句子中，前者的Socrates是“使用”，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后者中的" Socrates" 只是“提及”和谈论，指这个词本身(因为它已经不是常规意义，所以用引号表示)。同样，Snow is white这一命题是“使用”(对象语言)，而它在Tarski的经典例子Snow is white is true if and Only if snow is white中(见Lyons 1981：171)，变成了“提及”(元语言)，在句法结构上降格，成为另一个命题的一部分，其意义指向语言符号本身。
语言学接受了逻辑学的对象语言—元语言之分。但语言学的元语言已不仅仅是逻辑学中界定的“工具语言”。首先，语言学家认为元语言具有独立性，是“谈论语言的一种语言”(Matthews 1997：223)和“描写自然语言的语言”(Bussmann 1996：303)。Malmkjaer(1991：xi)指出，“一个无法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语言，是没有元语言的”，“元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语言”。语言学的元语言，是语言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描写手段或语言学家的“行话”(Wales 1989：294)。虽然语言学的元语言涵盖的内容和范围相当广，但语言学家只注意形式化“元”语言的逻辑性，而忽视了自然语言作为元语言对语言本身的技术性描写功能。因此语言学家，尤其是“正统语言学家”对自己的描述工具和“行话”一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对元语言的特性、分级分类以及功能还没有全面清楚的认识和论述。现有的一些语言学专著(如 Matthews 1997；Malmkjaer 1991；Bussmann 1996；Wales 1989等)对元语言的定义和释例在概念上模糊不清，语言学的元语言研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元语言的符号学特征
元语言的“元”(meta-)是来自希腊语的一个词素，表示“在……之后”(如meta physics玄学，纯粹哲学)、“超越，处于更高发展状态的”(如 meta psychosis超精神)。在韦氏词典(Webster' 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里，meta linguistics的字面意思是“超语言学”，那么metalanguage就可以类推为“超语言”或“处于更高状态的语言”。
元语言的特征是其自称性(self-referentiality)和反身自称性(self-reflexivity)，即语言符号的意义和所指是语言符号本身。索绪尔(Saussure 1959：66-67)指出，语言符号(sign[signé])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心理学实体，把概念与音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所指”(signified[signifié])与“能指”(signifier[signifiant])的结合体，因此符号才自动产生意义，才能代表它在“任意性”关系上约定俗成所对应的具体物体和对象(referent)。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巧妙地利用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模式，大都把“词”当作“能指”，把词所代表的事物对象当作“所指”。尽管这并不是索绪尔关于signified概念的原意①，但他们为词、概念、实物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明晰的解说，即Ogden & Richards (1923：11)提出的那一典型的“语义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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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规语言使用的系统中，词(及句子)作为语言符号，总是代表着概念和语言系统以外的现实存在(包括实物以及抽象概念)。而在元语言使用的系统中，符号(词及句子)所指的概念并不是语言系统以外的实体对象。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意义指向了语言符号或语言系统自身，并不是典型的“语义三角”关系，如：
附图
图2中的“实体对象”之所以发生转移，是因为这个对象不是“实体”(或在某种意义上真正存在的实体)。Searle(1969：74-75)写道，我们需要有一个简便的手段来明确地指称并不总是存在的对象，但我们要谈的对象是话语本身时，这个简便的手段并没有具体所指，而语言能很容易地产生此种手段，所以并不需要“另外”一种语言学手段来指称它。
早在十三世纪，Petrus Hispanus在《逻辑概论》(Summulae Logicales)一书中就探讨了含义(significātiō)、推想(suppositiō)和名称(appellātiō)的关系。他指出，“含义”是符号或词同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是把语音强加给它要代表的东西之上的结果，而“推想”则是通过接受一个本已有代表意义的词汇得到的。这是两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语义特征。由于这一意义关系，某一特定符号可以充当某一特定物体、人、事件或其集合的替代物。对名词性词汇(substantival)而言，这就是“替代”关系。“人”字可以代表苏格拉底，也可以代表庄子；“新闻发言人”也就可以代表担当新闻发言人角色的任意一个人。
然而，“含义”总是优先于“推想”，并不表示同一个实体。当一个以上的词义在语言结构中出现时，其推想替代关系就会受到限制。例如，“人”是“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包括“男人、女人”，也包括“古今中外一切人”，但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所特指的：或代表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或任意一个人。“白人”只能理解为“白种人”，而不是“黑皮肤的人”或“白的非人”。“含义”是词汇的属性，而“推想”是包含了一个语音和特定的“含义”之词汇的属性。含义与推想的区分，实际上是后来出现的“意义”与“指称”、“内涵”与“外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基础(见Robins 1997：90-91)。
在区分了含义与推想后，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进一步区分了“形性”(formal)推想和“物性”(material)推想。在形性推想中，一个词(或符号)代表着一个东西或人；而在物性推想中，一个词(或符号)仅仅代表这个词本身，如：
Peter is the Pope.(彼得是教皇——形性推想)
Peter is a name.(彼得是个名字——物性推想)(见 Robins 1997：90-91)
前一句中的Peter特指教皇二十一世Petrus Hispanus其人，属于图1中的“实体对象”；而后一句中的Peter只表示Peter这个词，即图2中的“实体对象”(转回到语言符号本身)。形性推想和物性推想之区分，是现代语言学“对象语言中的命题”与“元语言表述”之分的基础，如Bussmann(1996：335)的例子：
London is situated on the Thames.(伦敦坐落在泰晤士河畔。)
London is a proper name of two syllables.(London是一个双音节的专有名称。)
3.元语言与语言学研究
使用语言来指称和描述语言，其历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古印度语言学家在研究梵文经典《吠陀经》过程中所做的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语言学描述，应该说是开创了元语言使用的先河。大约公元前五世纪出现的研究成果汇总——波你尼(Pānini)梵文语法《八章书》(Eight Books)，被认为是研究印欧语言最早的专著，也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古的一部完整的语法书。波你尼语法对梵文进行了详尽描述和系统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发现、归纳并整理的4000多条高度公式化的构词法规则，以及相关的技术性概念，都是使用元语言描述语言系统的最早典范。其语言的简洁性、穷尽性和系统性，极大影响了后来以及现代描写语言学的发展。Robins(1997：178)指出，波你尼的梵文语法是“语法学家的语法，而不是语言学习者或教师手册”，足见其技术性含量之高。
我们不知道波你尼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梵文语法使用的是技术性语言或元语言，但我们知道，古希腊学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比波你尼更明确地认识到元语言的重要性。虽然他们提出的希腊语语法框架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用希腊语的词汇资源创造出了一套“技术性的元语言”(Robins 1997：34)。西方语言学是以语言成分的范畴分析起步的。从柏拉图对希腊语句子结构(lógos)的二分法，到亚里斯多德的三分法(如名词成分ónoma、动词成分rhema、第三类句法成分syndesmoi)以及名词的“性”、“格”等概念的形成，对建立科学系统的希腊语语法体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靠这些“技术性的元语言”，古希腊语言学研究才形成了一套高度科学的完整体系并为后世奉为经典。古罗马语言学家大规模吸收古希腊语言学的逻辑系统和思想模式，用于拉丁语研究，这个过程被语言学史家称为“元语言学转移(metalinguistic transfer)”(Robins 1997：60)。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斯多噶学派再到迪奥尼修斯时期形成的完备的语法范畴体系，“是整个西方语言学理论大厦的基础”(褚孝泉2003：118)。
到了中世纪第二个阶段，元语言成为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更为重要的技术性手段。正因如此，Petrus Hispanus才有可能用三个不同的新概念(signification,supposition,appellation)取代逻辑学中原有的signification，才能根据词根表现的意义和可以加在词根上的派生词缀的意义有所不同而把自己的“含义”概念分为主含义 (principal signification)和相关含义(consignification)，才能区分名词性的词(substantival)和形容词性的词(adjectival)，以及形性推想和物性推想等。
现代语言学获得了很大发展，但如果没有索绪尔等人创建并使用技术性的元语言作为描写语言和语言系统的手段，现代语言学也许不能真正成为科学。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Firth(1957：169)曾说，“每个科学领域都应该开发出适用于其性质的一套特殊语言，这个过程代表着科学工作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哥本哈根学派Hjelmslev认为，元语言才是语言学的真谛。他写道，“尤其令人惊愕的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其表达层面是符号的一种符号(a semiotic whose expression plane is a semiotic)……这就是所谓的元语言(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元符号(metasemiotic))，意思是把符号当作对象的一种符号……语言学本身就必须是这种元符号”(Hjelmslev 1961：119-120)。Malmkjaer(1991：xi)写道，“……如果有一个东西能把语言学与其它学科相区别，那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主体物质必须能被用来进行描述。”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元语言，就没有逻辑学，也就没有符号学和语言学。
4.语言学的元语言研究现状
元语言一直是语言学的重要描述和研究手段，但是在现代语言学中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二十世纪早期经典性的现代语言学专著(如Sapir 1921；Jespersen1922；Bloomfield 1933等)无一注意到元语言现象。虽然Hjelmslev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强调了“元符号”或“元语言”在语言学中的重要地位，但是现代语言学家似乎并不十分关注元语言问题。除了屈指可数的语言学工具书(如Matthews 1997； Malmkjaer 1991；Bussmann 1996；Crystal 1997；Wales 1989等)、少数导论性著作(如 Lyons 1981，1995；Leech 1974；Dinneen 1967； Palmer 1981；Saeed 1997等)简要介绍过元语言概念外，一些较大部头的语言学论著对元语言事实和现象却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Aronoff & Rees-Miller编辑的The Handbook of Lin guistics(2001)和Newmeyer主编的Linguis tics:The Cambridge Survey(1988)分别覆盖了语言学领域的方方面面，竟没有一篇提到元语言或元语言现象。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Taylor(1997；2003)从“语言建构语言”以及“语言的自称性”角度对语言的性质提出了新的思考。例如，他列举了一些常见词汇mean,talk,speak,understand,tell,nonsense,word,promise,agree等，让读者想象，如果语言中没有这些词汇，(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他写道，语言不可能没有“所说”、“所指”、“所言”以及“说”、“讲”这些涉及语言自身的概念，而且这些词汇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语言没有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Sorry,could you say that again?等“元话语”(meta-discursive)表达形式，人就无法确认信息和概念是否得到准确表达和传递，也就不能保证语言交流正常进行(Taylor 2003：96)。
除Taylor外，其余有关语言的反身指称现象和元语言意识的零星研究和讨论都不是语言学家所为，而散见于教育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叙事学、文学理论等学科领域。例如Gleason(1993：16-17)发现，元语言是一种知识和语言意识。具有元语言知识和意识的孩子能够“把语言的本质当作一个物体或对象”。有了这种知识和能力，他们能知道词是抽象的，所以能够“明确地比较和对比(词的属性特征)”。Snow(1990)也发现，对使用双语的孩子来说，具有较强的“元语言意识”已经成为他们的独特优势。他们能够分析语言形式及其内容，知道如何谈论语言，也知道如何利用语言资源，恰当地使用双关语、反语以及其他修辞手法熟练地驾驭语言。而这些能力在双语教学环境中比在单一语言教学中的孩子身上早出现好几年。她指出，元语言意识不但能使人分析语言形式及其内容，并把自己的语言当作一个对象来谈论，而且能够使人对非字面语言使用(如双关语、反语以及修辞手段)具有熟练的驾驭能力。掌握了元语言能力和技能的人，能够迅速意识到一个词与它所指的对象没有内在关系时的特别意义，从而更有效地领悟语言，并有效地发挥语言丰富的表达功能，达到预期效果。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或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穿梭，可以使学习者对语言系统的形式获得更深刻的认识(Snow 1990：65)。索绪尔理论的核心是，语言符号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声音或图形的物质，而在于它会产生意义。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指出，语言作为交流的媒介，其不足之处是“不完美”，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一个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是否用同样的词汇表达同样的思想。因此Taylor(1997：140)指出，应该区别自发性(voluntariness)与任意性(arbitrariness)这两个概念。自发性指一个词在某个时候代表某个概念，总是根据说话人的意志发生的一个自由行为。即使在日常生活最普遍最简单的交际行为中，人们若不使用涉及语言自身的概念，没有对词汇所代表的意义进行核对的元语言手段，就无法确认信息和概念的准确传递，也就不能保证顺利交流。
尽管如此，许多语言学家和应用语言学家似乎不愿或无暇顾及元语言的研究。Davis(2003：3)的评述，也许揭示了最主要的原因：“正统语言学家”对第一级语言与第二级语言这两种语言建构的区别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才使语言学无法有效地理解交流的本质。他们往往把语言当作自立的(autonomous)第一级对象，认为语言早于人对语言的使用而存在，与使用语言的人对语言的信念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语言科学家们”(linguistic scientists)只研究语言事实的客观存在。正统语言学家为了把语言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把第一级语言能力与第二级语言能力相割裂，并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系统，以解释语言如何被用来交流。而事实上，他们在这种理想化的层面上并没有发现任何解释力。
哲学家Charles Morris早就区分了语言的两种“意义”，即What does X mean? 与What do you mean by X? 。前者是有关语言符号(规约性基础上)任意性的问题，后者是有关交流过程中语言符号自发性的问题。前者是语义学关心的问题，而后者是语用学关心的问题(见Leech 1983：6)。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与元语言有关。因此，整个语言学界应该关心元语言所涉及的语言意义问题。
5.存在的问题
5.1 元语言的符号系统性质
Malmkjaer(1991：xi)指出，元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语言”。Wales(1989：249)认为，元语言是用来谈论“另一种语言”的一个“符号系统(sign-system)”。她指出，语言学家设计出元语言或“行话”(用语言中现有的材料创造新词或把普通词的意义加以扩展)来进行语言学描述，与数学家和科学家创造出特殊的符号系统来更为便捷地谈论他们的概念，是同样的道理。Matthews(1997：223)写道，元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其典型特征是“人工构建的系统”，20世纪50年代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所采用的形式化元语言(如：S→NP+VP)是其典型代表。
可以看出，三位学者的一致之处是，把元语言当作独立于常规语言的另一种语言和系统。同时他们也都承认，普通语言当作元语言的使用，也属于元语言，而且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以Jakobson的论述作为证据。问题是：尽管科学家和逻辑学家使用的形式化元语言对语言的描述或表达(如" X=Y" if & iff X=Y)，属于超自然语言的具有明显符号系统特性的语言，但是语言学家(其中很多人同时还是哲学家、数学家等)所使用的“行话”本身就有两个并行的符号系统：一方面与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专业语言相同，与自然语言并行；另一方面与普通人使用的语言相同，或者说就是普通语言。语言学家的形式化语言与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专业语言，同属于“超语言”层次上的“另外”一个符号系统。同时，语言学家可以用普通语言词汇“建构”元语言术语(如phone[音素]；phoneme[音位]；lexeme[词素]；seme[义素]等)，但他们不能仅仅依靠“建构”的术语作为描述语言的手段，如This word consists of two syllables这句话并不完全是语言学术语。而普通人也需要用语言描述语言现象，如" Better" can be a verb as well as an adjective。由此可见，语言学家的“行话”有时候与普通人使用的语言没有明显的本质区别。那么，“技术性”和“人工性”作为界定元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标准，本身是否需要界定？
5.2 元语言的类别和等级描述
深入系统认识元语言的类别，也许是我们认识元语言符号系统性质的关键。表面上看，第一类是Matthews所界定的那种典型的、具有技术性和人工性的逻辑化形式语言对语言的描述或表达，多见于Chomsky、Montague等人的语言学专著；第二类是几乎所有语言学类词典都承认的，普通意义上的语言作为元语言使用，如语法书、语言学教科书、词典(包括单语、双语、多语词典)的“正文”；第三类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用以检查、核对和解释语言的“普通语言”。但问题恰恰不是这么简单。
在第二类元语言使用中，语法书、语言学教科书、词典等都分不同的技术等级，初学者语法→高级学者语法→“语法学家的语法”；初学者词典→高级学者词典→语言学专业词典→词典学词典(如Hartmann & James 1998)等的元语言也是有等级差别的。这说明，从普通语言作为元语言使用，到更高层次的元语言，显然存在着一个等级层次的连续体。但是很少有语言学家谈及这个问题。Bussmann(1996)虽然提到了元语言的等级差别，但他的例子(London is a proper noun with two syllables)只说明了句子(clause)层面上表示“提及”的一个组成部分 (London)是元语言使用，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整个句子在信息(message)层面上“描述”语言的这一命题也是元语言。如在London is a proper noun with two syllables和Snow is white is true if and only if snow is white中，斜体字表示“提及”的元语言功能相同；但这两个命题在信息层面上则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语言学命题，后者是逻辑学命题；前者属于“技术性”语言学语言，后者属于“普通”逻辑学语言。
普通人可以从来不用S→NP+VP或" X =Y" if & iff X=Y这样的形式化元语言，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要用A sentence is made up of a noun phrase and a verb phrase和Snow is white is true because snow is white这样的“第二级”语言。但Bussmann正好回避了这个问题。虽然他还提到互为描写关系的“两种”语言是“对象语言—元语言”关系(如用德语写成的英语语法)，但他并不愿意谈及同一语言中互为描写关系的“关系”(如：用英语写成的英语语法或用德语写成的德语语法)。Bussmann对互为描写和解释关系的“两种”语言关系的肯定，实际上肯定了外语教学中母语作为工具语言的积极作用。但他回避了同一自然语言中互为描写关系的问题，使元语言的性质再次若隐若现。那么，同一自然语言中用来描写的工具语言，属于文体学家关心的功能性“变体”呢，还是语言学家不可回避的“元语言”？
从普通语言的元语言使用→技术性元语言→元语言的元语言(metalanguage for metalanguage)甚至更高等级的元语言，显然构成了一个等级层次的连续体。在理论上，工具性、概括性和解释性层层递增的“元““元“元”””语言是存在的。那么在语言学研究实践上，元语言这个金字塔到底有多高？
5.3 元语言的属性与功能
人类能够用语言描述和谈论语言，这个现象属于语言的设计特征还是属于语言的功能？语言为人类所独有，是因为它有多种独特的属性。普遍认为，语言的设计特征或属性包括“任意性”、“音义双重性”、“创造/生成性”、“移位性”等。那么，“元语言性”(metalinguality,metalinguisticality)属于什么？
McDough(2000：203)指出，应该正确区分两种不同的“元语言学”。第一种是“把语言作为对象语言的概念”(language-as-object conception)，第二种是“把语言作为第二级反映/思考”(as second-order reflection of language)的手段。本文认为，有必要研究元语言的本体性特征与其功能性特征之间的关系。语言学词典大都以元语言的本体性特征为出发点界定元语言，强调其有别于自然语言的“人工性”和不同于普通语言的“技术性”，但在举例时几乎都要提到Jakobson(1960)指出的发挥“元语言功能”的“普通”语言。众所周知，建立在Karl Bühler理论之上的传统语言学模式区分了三种功能：情感功能、意动功能和指称功能。现代诗学理论的奠基人Jakobson(1960：356)提出，从这个三分法模式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出别的语言功能，即诗学功能、寒暄交际功能和“元语言”功能。其实，在Jakobson提出的语言功能模式中，“元语言功能”主要是指常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对等“解释”(glossing)功能(如 What do you mean by He flunked in math? )，并不是Leech(1974：352)指出的谈论和描写语言时的“元语言学功能”(metalinguistic functions)。元语言是常规语言层次之上的一种符号，因此，“元语言学功能”的涵盖面要大于Jakobson当初论及的“元语言功能”。因此，应该研究“元语言功能”与“元语言学功能”之间的微妙关系。广义的元语言，既是“解释”或“核对”语码的工具，也是语言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描述工具。与之有关的意识，即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也是人的语言意识和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除了能用语言描述和解释语言，还能把语言作为谈论和思考的对象，从而把用语言表达的命题转换成分析和批判的对象。对这一普遍语言现象的深入系统研究，从理论上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人类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的特性，以及语言科学所关心的一系列应用性问题。
附注：
①Saussure(1959：66)说：“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形。音形不是纯物理性的东西，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记，是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印象。”他所说的“所指”(signified[signifié])不是直接被指称的事物，而是指词或符号与事物“之间”的抽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