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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02)01—0076—07
《学衡》是现代思想史上一个旗帜鲜明的同人杂志，作者的学术旨趣有相对的一致性 。虽说其在办刊宗旨中明言“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可是作为一个同人杂志，不可能 做到“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也正是其作者群思想观点的相对一致性，才能以文化保 守主义的面目，因刊得名，以“学衡派”为名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留下浓重的一笔。
一、《学衡》作者群分析
《学衡》前后刊行79期，作者一百多人，现将除“文苑”、“杂缀”、“附录”三栏 外，曾在《学衡》刊载作品超过三篇者共23人，就其出生年代、籍贯、教育背景及作品 总数等项，列为一表，以见《学衡》主要作者之一斑。[1](P.78-80)
《学衡》主要作者出身背景及作品篇数表
注：以载刊文章篇数排序。
作者 出生年籍贯 教育背景
作品数 备注
吴宓
1894
陕西泾阳
留美
35(42)
注：括弧内数字为刊载的次数。
柳诒徵 1880
江苏镇江
旧式教育
33(55) 曾留日
景昌极 1903
江苏泰州
南京高师
22(23)曾入支那内学院
王国维 1877
浙江海宁
旧式教育 20
曾留日
缪凤林 1898
浙江富阳
旧式教育 20 曾入支那内学院
胡先骕1893
江西新建
留美
19(24)南社社友
张荫麟 1905
广东东莞
留美
17(18)
刘永济 1887
湖南新宁
清华学校
13(14)
久任武大中文系教授
林损
1890
浙江瑞安
旧式教育
10(12) 国学保存会会员
汤用彤 1893
湖北黄梅
留美7(8)
刘伯明 1887
南京
留美 7 东南大学副校长
孙德谦 1872
江苏
旧式教育 7
郭斌龢1897
江苏江阴
留美6(8)
徐震堮1901
浙江嘉善
南京高师 6 1950年任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梅光迪 1890
安徽宣城
留美 5南社社友
吴芳吉 1896
四川江津
清华学校 4
胡稷咸 ? 安徽芜湖
香港大学 4
王恩洋 ? 四川南充
北京大学 4
曾入支那内学院
李思纯 1893
四川成都
留法 3
陈柱?? ? 3
叶玉森 ?? ? 3
杨成能 ? 江苏人
? 3 曾任《东北文化月报》总编辑
刘朴? 湖南宁乡 ? 3
就上表的并不完全资料，略加分析，可了解《学衡》杂志作者群的大致轮廓。
在年龄结构上，《学衡》成员可分为四组：(1)1870年代出生组，2人。(2)1880年代出 生组，3人。(3)1890年代出生组，9人。(4)1900年代出生组，3人。显然可见“学衡派 ”以1890年出生组为主力军。这种年龄结构与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的年龄结构非常相似 (注：现将新文化运动主要人物出生年分组情况列举如下，以便比较：
(1)1870年代出生组：陈独秀(1879)、吴虞(1872)、朱希祖(1879)；
(2)1880年代出生组：鲁迅(1881)、周作人(1884)、沈严默(1882)、玄玄同(1887)、李 大钊(1888)、丁文江(1887)；
(3)1890年代出生组：刘复(1891)、胡适(1891)、傅斯年(1896)、罗家伦(1895)、沈雁 冰(1896)、郭沫若(1892)、郁达夫(1896)、黎锦熙(1890)、汪敬熙(1897)。)，然而双 方的思想取向却截然异趣。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民初知识分子结构的复杂性，同时也说 明“学衡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动机并不能以年龄差距来解释。
次就地域分布而言，《学衡》作者已知籍贯者21人，其中江苏、浙江共10人，江浙人 数最多。四川3人，湖南2人，安徽2人，余则分布在湖北、江西、陕西、广东等地。可 见《学衡》作者大致以东南地区之学者为中坚，一般亦多以南派目之。不过，新文化运 动的主要人物也大多出生于这些地区。(注：比如：陈独秀(安徽)、胡适(安徽)、李大 钊(河北)、钱玄同(浙江)、刘复(江苏)、鲁迅(浙江)、周作人(浙江)、吴虞(四川)。) 可见现代学术史上所谓南北二派的分野，主要是治学精神与方法的差异，而不是地域分 布的界限。
再从教育背景上看，《学衡》作者群中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的亦居少数，只有4人。在国 内受过高等教育的6人，在国外拿到硕士以上学位的有9人。也就是《学衡》作者中受过 新式高等教育的占绝对多数，他们对西方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类似的是新文化运动主 要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与其非常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早期领袖除胡适外，大 多为留学日本出身，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均是。新文化运动者心 目中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水火不容，而《学衡》诸人所鼓吹的西方文化却成了维 护传统文化的利器。这种差异非常值得重视，它一方面显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方 文化不同的吸收方式，可以影响到他们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反映西方文 化并非一个同质而统一的整体。正如史华慈(B.I.Schwartz)所言：“西方文化也和中国 传统一样，充满着各种对立、冲突、矛盾的观念和价值体系。”[2](P.84)也正如罗志 田所言：“五四以后思想界的争论各方的主要思想武器均是西来的。对中国人士来说， 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是‘中国’的，但那时提出的解决方案，即参与竞争的各种观念主张 之中，纯粹‘中国’者已不复存在。”[3](P.30)最后从师友、师承关系上讲，《学衡 》作者群的组成，主要有三部分人：一是东南大学(即南高师)的师生；二是清华大学及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三是其他与该刊思想观点、半数以上是清华学校出身留学美国 的归来者。每一部分又呈现不同的层次，东南大学(南高师)的师生有三个不同的层面。 老师辈的如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吴宓、马宗霍、汤用彤、燕华、李思纯、 萧纯锦、柳诒徵、徐则陵都是留学归来，学有所成的学人。学生辈分为两类：一类是东 南大学英语系——西洋文学系的毕业生赵思伯、赵万里、浦江清、孙雨延、陆淮钊；因 吴宓的关系，英国人沃姆介绍的香港大学生：郭斌靺、胡稷咸、朱光潜。[4](P.2 49)另一类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改制过程中毕业的文史部——历史系柳诒徵教授(注 ：吴宓在《吴宓自编年谱》中写道：“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先生一 人多年培植之功，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为第一人。”(《年 谱》第228页))培养的学生：缪凤林、景昌极、张其昀、王焕镳、徐震堮、束世徵、向 达。这些学生，在《学衡》后期，大多晋升为教授，成为各自学科的知名学者。属于清 华学校，清华大学及国学研究院的同学、同事、学生有：刘永济、刘朴、吴芳吉、王国 维、陈寅恪、梁启超、张荫麟、刘盼遂。
第三部分的著名学人有：林损、黄节、叶玉森、郑鹤声、瞿方梅、陆懋德、钱稻孙、 汪辟疆、孙德谦、杨成能等。
这里需要指出几位著名学者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系。柳诒徵为光绪秀才，曾师从缪荃 孙(字筱珊，号艺风老人)，后又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师 、东南大学。他曾一度被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聘请为陈家的塾师。柳诒徵与章太炎的关 系也相当密切，1922年6月章太炎致书柳诒徵说自己订孔、反孔“妄疑圣哲”，“乃十 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这在《章氏丛书》中业已刊落，“不意浅者犹陈其刍狗”，“ 足下痛与箴砭，是吾心也，感谢感谢。”[5](P.321)马宗霍是章太炎的学生，吴宓也曾 拜黄节为师。王国维原是《国粹学报》的作者，其《人间词话》最初便是刊于此学报。 同时王国维与张尔田(注：张尔田(1874—1945)，原名采田，字孟劬，号遁堪，浙江杭 州人。清举人，曾任刑部主事，知县。辛亥革命后闲居。1914年清史馆成立，任纂修。 1915年，应沈曾植邀请，参加编修《浙江通志》。1921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燕京大学、任中国史及文学教授。后在燕京大学哈佛学 社研究部任职。1945年2月15日晨北平病逝。)、孙德谦(注：陈德谦(1873—1935)，字 受之，又字益庵，江苏元和(今属吴县)人。少习声韵，训诂，尤推尊徐锴《说文系传》 。进而赞扬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之学。后又改事会稽章学诚，习《文史通义》。 历任江苏通志局纂修。江苏存古堂教员、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大夏大学、交通文学、政 治大学教授。)还有一种特殊的学术关系。张尔田是《清史稿》主要作者之一，并著有 《史微》、《玉溪生诗年谱笺》等书。其弟张万田(东荪)为著名哲学家。孙德谦著有《 诸子通考》《汉书艺文志举例》、《太史公书义法》等。王国维一生的学业受罗振玉、 沈曾植(号乙庵、治蒙元史及西北地理，被清朝遗老推崇为光、宣间的“硕学通儒”、 “同光体之魁杰”)的影响和帮助较大。1915年沈曾植主持编纂《浙江通志》，王国维 、张尔田、孙德谦结为好友，“时人目为海上三子”。[9](P.193)《学衡》创刊后，吴 宓1923年9月3日亲自到上海拜访孙德谦、张尔田。据《吴宓日记》记载：“二先生各赠 予及同社诸君书数种。二先生皆允竭力助《学衡》以国学稿件。孙先生并已作成二三页 之文，定以后按月寄交。详细办法不具录。予不禁为《学衡》前途庆，而益增其奋励图 谋之志。且二先生确系学术湛深，议论通达，品志高卓、气味醇雅。其讲学大旨，在不 事考据、不问今古文及汉宋门户之争，而注重义理。欲源本经史，合览古今，而求某一 贯之精神哲理，以得吾中国之真际。其所言类皆条理分明，沽解精当、发人深省。不能 一一记。予窃自念，昔恨不早十年遇白壁德师，则不至摸索彷徨，而西学早入正轨。今 又恨不早二十年遇孙张二先生，则不至游戏无事，虚度光阴，而国学早已小有成就。及 今始知之而悔之痛之，亦命也夫!”[7](P.250)经过吴宓这番努力，孙、张二人加入《 学衡》作者队伍，大助其声势。
对于“学衡派”与国粹派之间的师承关系，郑师渠认为：“这一方面表现为前者与后 者有直接的师友之谊：学衡派多为东南大学教授，骕、梅光迪更早在1915年即有 诗作在《南社集》发表，二人后且列籍‘南社’会员。而原《国粹学报》主笔及‘南社 ’的主要发起人陈去病，也正‘主教东南大学’。特别是吴宓，还在《国粹学报》时代 即崇拜黄节的诗，后更成其入室弟子，故《学衡》刊黄节诗最多。另一方面，则表现为 学衡派毫不隐晦自己承国粹派的余绪，而以新一代的国粹派自居。《学衡》杂志标明自 己的宗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高举的同样是保存国粹的旗帜。吴宓说，‘为保 国保种之计’，尤须保存国粹，‘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 西两大文化的奇功，或可企致。‘学衡’派倡言国粹，一头连着白壁德，另一头连着黄 节、陈去病，本身就极具象征性，说明国粹派的文化思想与现代保守主义是怎样的一脉 相通。”[8](P.332)
综上所述，可知《学衡》杂志作者虽以留学欧美的新知识分子为中坚，却还网罗了许 多旧式学者，与五四前后的国粹派、南社等保守势力又有密切的关连，学衡派实为一个 相当复杂的文化团体。
二、《学衡》主要作者的学术成就及其个体命运
《学衡》创刊之后，声势颇盛，同时又与《史地学报》、《湘君季刊》、《文哲学报 》、《亚洲学术杂志》、《国学丛刊》和《华国月刊》等刊物遥相呼应，共以“昌明国 粹、融化新知”为号召，聚成一股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小势力。但这种盛势并未维持多 久，实际繁荣期也就是开头的东南大学三年期间。这与主要作者的个体命运及其作者群 的聚散有相当大的关系。
刘伯明治西洋哲学，著有《西洋古代中世纪哲学史大纲》、《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 等。刘伯明作为东南大学的实际主持人，对大学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据其学生张 其昀回忆说：“当临殁时，他问师母：‘你是那一系的学生?’他真是为母校而牺牲的 ，我们很纪念他。”[9](P.4)
刘伯明主张学校要有一种“朴茂”的校风，不要有铜臭、不可有官气。关于德育，刘 伯明非常强调精神修养的重要性，其言曰：“吾国古来学风最重节操，大师宿儒，其立 身行己靡不措意于斯。所谓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最能形容其精神。”[9](P.5)同时他亦注重科学训练对学生求真精神培养的巨大作用，经常强调：“吾人生于科学 昌明之世，苟冀为学者，必于科学有适当之训练而后可。所谓科学之精神，其首要者， 曰惟其是求。惟其如此，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盖所谓自由之心，实古今新理发现 必要之条件也。”
东南大学之所以在成立两三年之内就得社会的高度评价，如著名史学家梁敬镦(和钧) 曾谓：“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教育专修科，农商专业修科，皆极整齐。尤以所聘教 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北大以文史哲称著，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 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9](P.91)这是与刘伯明世界性的办学理念分不开的。他能兼 容并包，支持、帮助创办《学衡》，在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如《学者之精神》(1期 )、《再论学者之精神》(2期)、《杜威论中国思想》(10期)、《评梁漱溟著<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3期)、《论学风》(16期)等。
刘伯明著文、讲演、持论比较稳健、公正，既有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过激言论的批评 ，同时对文化保守主义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反对新文化运动也有尖锐的批评。
在《共和国民之精神》一文中，他认为：“盖共和国精神非他，即自动的对于政治及 社会生活负责任之谓也。数年以来，国人怵于外患之频仍，及内政之日趋腐败，一方激 于世界之民治新潮，精神为之舒展，自古相传之习惯，缘之根本动摇。所谓五四运动， 即其爆发之表现。自是以还，新潮漫溢，解放自由之声，日益喧聒。此项运动，无论其 缺点如何，其在历史上必为可纪念之事，则可断言。盖积习过深之古国，必经激烈之振 荡，而后始能焕然一新，此为必经之阶段，而不可超越者也。在昔法德两国，亦经同类 之变动。今日吾国之新文化者，即法之百科全书派也，今之浪漫思潮，即德之理想主义 运动也。其要求自由，而致意于文化之普及，藉促国民之自觉，而推翻压迫国民之制度 ，则三者之所共同。惟今日之世界民治潮流较为发达，其影响之及于我国者，亦较深且 巨，斯则同中之不同也。”[10]
刘伯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然后进一步提出：“自由必与 负责任合”[11]的共和精神。他认为“真正之自由与负责，审而观之，实同物而异名。 惟负责而后有真正之自由，亦惟自由而后可为真正之负责，今用两名，特从通常之释诂 耳。”[12]不难看出，刘伯明对“自由”的理解是存在误区的。假如我们把中国现代自 由主义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输入自由主义理念的严复阶段，第二阶段为张 扬自由主义努力不懈的胡适阶段，第三阶段为直接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言说对接的殷海 光阶段，那么，严复单单基于英格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言述还保有理论的基本 可靠性，而胡适以易卜生主义解说自由主义的谬解已经较深了，所以他只能说出些“个 性自由”，“好人政府”一类的话来。[11](P.283)刘伯明对自由的见解与胡适类似， 把自由等同于个性解放，等同于个人权利。但是，刘伯明能把自由列为共和精神的内涵 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理论贡献。
当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刘伯明没有象其他文化保 守主义者那样一味赞扬此书，而是以科学的态度严肃认真指出因梁漱溟不懂西方中世纪 文化，以偏概全而滋生出的误解。正是这种一方面积极扶植具有独特文化品格的《学衡 》，同时又清醒于文化时势的襟怀，使之能团结一批长于中西之学的学人，聚首南京。
可惜的是刘伯明1923年11月24日因患脑膜炎遽逝，年仅38岁。次日开追悼会吴宓作了 很长挽联，其上联曰：“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后定方法。不违吾素，允称端人。几载 绾学校中枢，苦矣当遗大投艰之任。开诚心，布公道，纳忠谏，务远图。处内外怨毒谤 毁所集聚，致抱郁沉沉入骨之疾。世路之崎岖，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无憾，君 获安乐，搔首叹天道茫茫。痛当前，只留得老母孤孀对泣。”其下联是：“合学问与事 功，有理想并期实行。强为所难，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东林复社之规。 辟瞽说，放淫辞，正民彝，固邦本。撷中西礼教学术之菁华，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 业初发轫，遽尔撒手独归。虽云后死者皆有责，我愧疏庸，忍泪对钟山兀兀。问今后， 更何人高标硕望领袖群贤。”[4](P.254)
1923年11月25日夜，东南大学口字房失火，全部焚毁，吴宓说：“偕凌其垲君走观。 大光熊熊中憬然悲叹，若有鬼妖来云此盛筵之已终者。”[4](P.254)随着刘伯民的去世 ，东南大学《学衡》作者群也很快解体，《学衡》的盛期也就结束了。
梅光迪是《学衡》杂志的另一位核心人物。郭斌闿认为梅氏：“博窥群籍，于中 西文化均能洞见阃奥，详悉其源流正变异同修短，治学喜纵大体，为哲学式之参悟，及 艺术式之欣赏，如英国之约翰生，美国之爱默生，皆平生所祈向者。”[12](P.147)梅 光迪继承了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一生留下的文字很少，侯健言“论著作则薄薄一本文 录，连日记带家书和提案不足七十七页，此外还附了三篇英文的，以及未收入而在《留 美学生月报》上找得到的两篇半，也只得十万上下。”[13](P.259)其著作“报纸性远 大于学术性。最简单的证据，是他的文章，没有一篇是加过脚注的。此外，往往发表了 意见，却缺乏发挥与支持，使人无法了解他的结论，是怎样下得来的。”[13](P.260)
可以说，梅光迪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远大于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他对传统的认识 ，半自因袭，半自白壁德，也许未必深入，但他的特殊条件，却使当时的人不能漠视他 的见解。我们要了解梅光迪对儒家思想的特殊认识，首先是必须了解儒家思想的特殊语 境。
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了问题，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一开始大家都想从自 身的传统中找到答案，最典型的是倭仁(注：关于倭仁的保守思想分析，请参考李细珠 的博士论文“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1版。)，希望“以不变应万变”，显然昏庸老朽，不切实际。后出的张南皮的“体 用之说”，在让步中已显现了无可奈何的意味。到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 伪经考》，名义上是为儒学寻找新的见解，实际是“思想史的大飓风，是怀疑论的飓风 ”，[14](P.40)已经开始挖孔庙的墙角了。民国初建，袁世凯恢复祭孔，要在宪法里规 定儒教为立国大本，加上辫子军的入京，的确使儒家抬不起头来。《新青年》的出现， 也正是时势造英雄，所向披靡了。梅光迪此时挺身维护儒家思想，未开始就知道其失败 的命运，与倭仁相比，平添一种“悲凉”的意味。与黄侃、刘师培、林纾等“国故派” 人物来说，梅光迪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有了希腊哲学、人文主义的背景，放言立论更注重 儒家思想的“世界性”一面。
梅光迪在《学衡》上先后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第1期)、《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 法》(第2期)、《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第4期)、《现今西洋人文主义》(第8期) 、《安诺德之文化论》(第14期)等。
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梅光迪认为“若政治法制，则源于其历史民性，隐藏奥秘 ，非深入者不能窥其究竟。而又以东西历史民性之异，适于彼者，未必适于此，而仅恃 模拟而已。至于教育、哲理、文学、美术，则源于其历史民性者尤深且远。窥之益难， 采之宜益慎。故国人言政法制，垂二十年，而政治法制之不良自若。其言教育、哲理、 文学、美术，号为新文化运动者，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为有识者所论病 。惟其难也，故仅易开方便之门，作伪之途，而使浮薄妄庸者，得以附会诡随，窥时俯 仰，遂其功利名誉之野心。”[15]梅光迪看到了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历史性，是其深刻 处，但却以这种历史性、民族性反对“政治法制”的变改却是其顽固昏朽之处。中国的 政治保守主义者总是以“国情”特殊论为借口，反对政治革新。朱学勤说：“从政治遗 民到文化遗民，再从文化遗民至政治新民，多半在遗民的第一代后半期发生，至迟也难 拖过第二代。一跃而为文化清流，这是螺旋左半圈；二跃而为政治犬儒，这是螺旋的右 半圈；如此超越再超越，画完一个圈，也就落到地面实现了从文化到政治的软着陆，完 成一代士人对新王朝的强权认同。”[16](P.6)梅光迪后来当了七年的国民参议员，从 文化清流变成了政治犬儒。但是，“不以言举人，亦不以人废言”，梅光迪自有其思想 史上的价值。
骕(1894—1968)作为学衡派的核心人物，具有独特的意义。骕，字步曾， 号忏庵，江西省新建县人。1909年9月自南昌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1912年秋江西教育 司考选赴美留学生，正取骕等五名，并于1913年2月赴美，入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 院习植物学。1914年与同学好友胡适、任叔永、赵元任、杨杏佛、周仁、秉志等共同发 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于次年创办《科学》杂志。
1916年11月，骕获植物学硕士学位后回国，被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19 18年7月被聘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教授。1923年出任东南大学生物学系 主任。同年秋，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博士学位，1925年获博士学位 回国，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组建静生所，与好友秉志等创立生 物调查所，并成立中国植物学会。骕自然科学上的成就不是本文所能评价的，但 骕作为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的地位是人所共认的。1940年10月， 骕出任国立中正大学校长，1944年6月辞职，后专事学术研究。1949年后，出任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骕在人文学科、旧体词创作、教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老一代学者 中文理兼通的学贯中西的典型人物。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在1949年后早就远离政治，成就 卓著的植物学家，政治并不放过他。1955年，李森科在苏联已遭到批评，而在中国仍然 对之视若神明。骕在这一年出版的《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因对李森科“创 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该书被全部销毁。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纪 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骕受到了政治批叛。[17](P.38)“文革”中备受 折磨，1968年7月16日于悲愤中去世。
收稿日期：200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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