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浮夸风论文,探析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经受了三年困难之苦。造成困难的总体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人祸而言，又有内部与外部之分。外部是苏联背信弃义，撕合同、撤专家，欲置我于困境。内部乃指“五风”之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之中以“共产风”和“浮夸风”所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探析“浮夸风”的成因、危害，从中吸取教训，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有裨益。
一
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方面开始的，而农业方面的大跃进渗入了严重地“浮夸风”。这“浮夸风”与其他四风交织在一起，尤其伴随而来的“共产风”，互相作用，使“浮夸风”愈演愈烈，成为“七分人祸”之中的首祸。
1956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有些人为了赶时髦，就把自己制造的假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以示自己是大跃进中的带头人。
他们是怎样“放卫星”的？湖北谷城，小麦亩产4350斤；河南商丘小麦亩产4412斤；河北安国，小麦亩产5103斤；河南西平小麦亩产7320斤；福建闽侯早稻亩产7250斤；湖北孝感，早稻亩产15000斤；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00斤；安徽舒城，水稻亩产11471斤，繁昌水稻亩产43075斤；四川郫县早稻亩产824525斤；广西环江早稻亩产130434斤。除小麦、水稻的高产卫星外，还有番薯、玉米、高粱、谷子、芝麻、蚕豆、山药、水果、蔬菜等高产卫星。为了“放卫星”，有的公社，土地深挖一丈二尺，下籽1000斤，用狗肉汤肥田，用电灯照光，用鼓风机吹风。
由农业方面的“放卫星”发展到各条战线上的“放卫星”。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于是，就掀起了各种各样的“大办”高潮，各种指标，层层加码，浮夸之风，愈加不可收拾。例如，农业发展纲要规定：“5—7年基本扫除文盲”。到了某些省就变成3—5年，到了某些县就变成2—3年，到了某些公社就变成几十天了。尽快扫除文盲，这是件大好事。可是在几十天内扫除文盲，实为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上海一位善观风向的人说，15年使全民都成为大学生。
浮夸风所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首先，根据浮夸风的数据编制的年度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都远远脱离实际，根本无法实现。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之后，才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第一次大折腾。
高指标、高估产必然带来高征购。有关部门估计，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超过8000亿斤。中央政治局留有余地，主张公平6000亿到7000亿斤，后来经过核查，实为4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加300亿斤，也是一个丰收年。但丰收的粮食，一部分未收上来，一部分被浪费掉了。依据虚假的数据，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定为8千亿斤到1万亿斤，后来又增加到1万5千亿斤，并力争达到2万亿斤。当时有人竟发出这样的妄说：“把地球上的人统统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经过核实，1959年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600亿斤，1960年的粮食产量为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
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经济生活是按照高估产的数据安排的。由于征了过头粮，造成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安徽、河南尤为严重。据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薄一波同志回顾说：“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愧对百姓，应该永远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783页）
二
浮夸风的根源，总的来说是“左”倾指导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这样的分析：“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具体而言，浮夸风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尊重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解放思想，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争取最大的成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离开现实的基础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不适当地步，勉强去做那些一时还做不到的事情，那是注定要碰壁的。一般说来，解放思想这一口号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与实事求是的原则相结合，甚至把实事求是当做迷信破除，那就只能把人们引入胡思乱想的歧途。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破除迷信这一口号。那时，他把主张农业合作化要稳步发展的正确方针当做迷信破除，大批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浮夸风初露苗头。
进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更是大讲破除迷信，要敢想、敢说、敢干，并从人、洋人、天体、细菌等方面讲了许多有关破除迷信的辩证法道理，这确实启发人们的思想。但是，毛泽东却把破除迷信推向极度，他甚至认为连当时流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样的口号也有两重性。为此，著名哲学家李达认为，在当时淡这个口号的两重性就是肯定这个口号，就是头脑发热，火上加油，使人民遭难。
其次，调查研究失真，舆论误导，也是形成浮夸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创造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要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路线；调查要深入实际，亲自动手，获得第一手材料，要“捣毁牛皮公司”，调查在先，结论在后；调查切忌走马观花、道听途说；调查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事物的本质，不要被表面现象和次要问题所迷惑。建国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复杂原因，毛泽东违背了他自己创造的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基本是听回报、看材料，外出巡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批人报喜不报忧，甚至为达到升迁的目的而制造假情况，专给领导者以好听的和好看的，而更多的人是人云亦云，不敢讲真话。这很容易使领导者上当受骗。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外出巡视也不可能了解到真实情况。1957年，毛泽东外出巡视后说：“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下卷372页）1958年，毛泽东在给安徽负责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沿途一望，生气蓬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册420页）“文革”伊始，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后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经受过三年困难之苦以后，毛泽东恢复了一些正确思想，1960年底他指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1961年3月，重新发表已失落30多年的《反对本本主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适合当时情况的比较正确的政策。可惜，不久又进入新一轮的折腾。
调查研究失真，而报纸、电台又以失真的情况向外报道。那些所谓“卫星”都登在中央和省级报纸上。而《人民日报》又经常发表《“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诸如此类的社论，舆论误导，使浮夸风愈演愈烈。
再次，浮夸风是压出来的。把“四大”引入经济建设，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仍至军事化，不尊重科学，在生产中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宣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家最无学问”，教授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历来如此”。那些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人，那些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人，为右倾保守，甚至给戴上“退守派”、“稳妥派”，“怀疑派”、“观朝派”、“秋后算账派”等各种政治帽子，予以批判和伴之组织手段。那些说大话、说空话、甚至说假话的人，被视为热情高、干劲大，加以重用和提拔。后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了这方面的教训，他说：“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反映真情、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不应有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查、夸大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相反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刘少奇选集》下卷399页）
1957年反右派之后，毛泽东喜欢听并不真实的顺耳之言，而不喜欢听反映真情的逆耳之言。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批评共产党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本是耿耿诤言。但毛泽东却反驳说，持此种批评和支持此种批评的人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阶级分析的方法，分不清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册379页）
做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和领袖本应用高价去征询各种不同甚之相反，但有真知灼见的意见，这对国家和党的建设，有百益而无一害。毛泽东也号召人们发表不同意见，但不是用表彰和奖励的办法，而是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的精神，要人们向历史上先遭厄运而后取得成就的历史人物学习。这是不合时宜的。也是难以做到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时代，那些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不仅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而且应当受到保护和重用。“五不怕”在客观上不准人讲真话。象彭德怀那样，敢冒“五不怕”的风险，实在是个别人。薄一波同志说出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心情，他说，“说句心里话”，在他（彭德怀）受到严厉批评后，我已‘全然’没有这个胆量去如实发表自己的意见。事实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一道参加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869页）客观环境使得有不同意见的人噤若寒蝉，哪里还敢发表不同意见？浮夸风是压出来的。
又次，统计工作无法可依。没有统计法，即使有法也不可能依法办事。基本的做法是“上面要，下面报，准不准，天知道。”统计人员和统计机构所统计的各种数据并无多大实际依据和实际作用。各级领导强调的是统计工作要为政治服务，要跟上大跃进的形势。”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矣。”上面说大话，下面必须吹，反正不犯法。某些领导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统计人员和统计机构据实所报的数据加以扣压、修改和拔高。不少数据是领导者拍脑袋拍出来的。1963年，国务院发布《统计工作试行条例》，情况有所好转。
三
30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放“卫星”式的浮夸已不多见，但并未绝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浮夸风又以一种新的驱动力和新的形式回潮。据报载，1995年春，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查出违法统计7万多件，虚报2万多件（1995.03.02北京电）。
如果当年浮夸风的成因是“左”倾指导思想、头脑发热、好大喜功；那末，今天的浮夸风主要是为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所驱动。其表现形式也有不同，如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花架子、夸大成绩，有偿新闻、有偿评奖、虚假广告等等。正如群众所嘲讽的那样：“有钱鬼使人推磨。”如若胜利地实现“九五”计划和达到小康的目标，就必须坚决克服浮夸风，把各项计划建立在与国力相适应的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和当今的浮夸风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和启示呢？
首先，要正确理解解放思想这一口号。邓小平同志总是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在一起，这与大跃进时期的那种无边无际的解放思想有原则的区别。邓小平同志说，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三个一点都没有离开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离开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去谈解放思想，势必陷入空想，甚至是胡思乱想，给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执行新的发展计划，决不能搞五八年式的大干快上。朱镕基副总理曾经指出，“九五”是个喘息的机会，决不能大干快上。8—9%的速度与投资没有必然联系，不是增加投资总量而是调整结构和提高运营质量。否则建设摊子一捕开，10年都翻不了身。（参阅《海南特区报》1995.11.18）
其次，要从舆论上抵制和批评浮夸风，而不是宣扬和助长浮夸风。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之所以大泛滥，如上所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宣扬。
中国人民一向崇尚高尚人格，而诚，信是高尚人格所必备的品德，吹牛者、撒谎者，一向为中国人民所不齿。浮夸是一种腐败现象，是人格低下的表现。浮夸风不仅是经济决策的大敌，而且与中国的传统美德格格不入，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格格不入，与党的优良传统和党员条件格格不入。反对浮夸风就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舆论、高尚的精神去武装人、教育人，就必须把反浮夸风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再次，改革干部的选拔制度，谨防以虚假的政绩来选拔干部。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要确定和坚持一条原则，就是：凡搞虚假政绩的干部，不仅不予提拔重用，还要严厉批评，后果严重的还要处分，因此而提拔进领导班子的，要坚决调整下来。”（《求是》1996年5期45页）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即“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时至今日，这种怪现象还在害国害民。有那么少数人不顾党纪国法，以虚假的政绩骗取领导的信任，达到升迁的目的。社会在进步，人们的觉悟在提高，骗官者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必须坚决铲除，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原则，对“风、牛、马”一类的干部，绝对不予提拔和重用。
作为一个高一层的领导者，也应该具备防骗和戒骗的品值和方法。一般说来，行骗者的手段并不高明，无非是谎言加糖弹。只要领导者不轻信回报、不吃请，不接受贿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善纳各种意见，善于思考和发现问题，就能做到防骗、戒骗，行骗者就无法使其技。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领导者，不是装糊涂，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不称职的领导者。
最后，反对浮夸最重要的是坚决贯彻执行统计法。统计法规定，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依法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不得伪造、篡改”。单位领导人无权修改、扣压统计人员提供的统计资料，“如果发现数据计算或者来源有错误，应责成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核实订正。”统计人员有权“揭发和析举统计工作中的违犯国家法律和破坏国家统计的行为。”对于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和侵犯统计机构，统计人员行使职权的违法行为，要给予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