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宏观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领域论文,政治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取得的重要发展之一，它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以及经济增长理论共同构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四大重要发展，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学术领域之一。
一、什么是新政治宏观经济学
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阿尔特（Alt,James A.）、阿莱西纳（Alesina,A.）、德雷泽（Drazen,A.），瑞典经济学家佩尔森（Persson,T.）、意大利经济学家塔贝里尼（Tabellini,G.）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界定。
（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是在宏观经济理论①、公共选择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它使用一般均衡方法，将模型建立在明确的微观基础之上；借鉴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使用经济学概念和工具分析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强调了政治家与公众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运用社会选择理论，重视规范的政治分析，分析了集体决策的制度结构。总之，新政治宏观经济学采取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均衡方法，利用政治分析中的理性选择工具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经典问题。
其他经济学家尽管对这种界定的表述不同，但其内容实质是一样的。阿尔特与阿莱西纳（1996）认为，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一种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理论”。我国经济学家方福前教授（2001）也指出，“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政治学、宏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相交叉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德雷泽（2000）认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作为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基石，包括了决策机制本身，以及决策如何影响结果这一实证问题和如何评价这些影响的规范问题；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将政治学、公共选择和政治经济学联系在一起”。
（二）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政治学和经济学是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两大基石，从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角度界定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一个合理的出发点，主要从含义、核心假定、研究侧重点等多个方面进行阐述。
从含义上来说，新政治宏观经济学首先是从对实际政策与最优政策截然不同这一观察开始的。二者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的制定受到利益冲突、集体决策约束等政治约束的制约，因此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其中“决策的政治本质”指的是经济政策是通过平衡利益冲突、集体选择的决策过程而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界定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具有实证含义，即研究政治约束如何解释与最优政策不同的实际政策选择以及这一政策选择的经济结果。也有规范含义，是研究政治约束既定条件下，怎样引导社会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这不仅包括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克服”政治约束，而且包括设计新的政治制度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
在核心假定方面，最根本的假定就是政策制定者不再是仁慈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动机、偏好和约束。在这一根本假设之下，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最直接假设就是不一致性和利益冲突，“利益不一致性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②。关于这一点，阿莱西纳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产生误导并毫无用处；在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
关于研究的侧重点，新政治宏观经济学“集中于政治对经济结果的含义，而不在于政治学或公共选择本身”③。公共选择主要侧重于决策机制本身，探讨作出集体决策的不同方式以及如何在可选择的机制中进行选择的问题，它强调使用经济分析工具研究集体选择问题，这一点既不同于政治学，也不同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正如瑟耶（Stuart Sayer,2000）指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利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工具——理性人最大化、策略性的相互作用——来分析非市场的或者更宽泛的说是政治的决策制定，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和它“区别在于研究对象上的相对细微的差别，公共选择文献关注政策制定机制本身，而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政治机制对经济产出的结果”④。但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借用政治学和公共选择的理论来阐述政治对经济结果的影响这一问题。
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认识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很多经济学家采用的方法。佩尔森、塔贝里尼（2000）认为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政治学研究集体选择和政治制度，而经济学仅关心决策的结果，政策如何制定、政策冲突如何解决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的激励约束是什么都需要借助政治学来作出解释，而同时经济结果反过来也会影响个人的政策偏好，进而影响到政治家对政策的制定甚至操纵政策迎合选民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以看出，佩尔森、塔贝里尼不仅强调政治约束的经济结果，同时强调了经济结果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制定政策的影响。
尽管对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界定有不同的角度，但其含义的相同之处在于，与传统经济学不同，它重新复兴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在将政府行为内生化的假设下，以不一致性和利益冲突作为总原则，利用经济学的技术和分析工具（最为重要的是博弈论的运用），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相融合，这样就基本完成了对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界定。
二、方法论及其运用
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通过探讨宏观经济问题而发展的，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同样适合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新政治宏观经济学试图使用公共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打开政府这个“黑箱”，其方法论体现在三个方面：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假设以及作为交换过程的政治过程。
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组成整体的个人的偏好、动机和选择，认为必须理解个人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把集体行动看作是个体行为的汇总，只有这样才能使理论更为合理。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个人主义的思维方法使得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不再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的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而只是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等个体行为的反应。这从根本上推翻了传统经济学关于政府这一角色的定位，也使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范畴。
经济人假设的提出是与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相适应的，进行经济活动时斤斤计较的经济人，同样不会在公共职位上追求自身利益以外的东西。当我们把经济人假设应用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来分析政治因素时，可以看到在政治活动中，选民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政治家讨好选民以获得连任，官僚追求权利和通过公共政策产生租金（经常表现为预算最大化），政治家和各级官僚之间构成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还受到游说集团的影响，游说集团通过院外活动影响投票方式、立法和监管、管理预算、规则和司法决定，进行各种寻租活动。
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一个假定是将经济学中的交换概念应用于政治场合，将政治过程视为交换过程，在这样的假定下，政治领域的侧重点成为了团体之间以及组成这些团体的个人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这一假设在新政治宏观经济学中体现为经济政策是自利主体之间讨价还价、妥协和调整的过程，这样，公共政策就不再是以公共利益为重，而成为使政治市场出清而达到均衡的变量。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就在于此，打开政府这个“黑箱”，使经济学中对政府的描述更符合现实，并能从实证的角度研究政府的行为以及演变。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及主题
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几乎涉及宏观经济学各个方面，尽管最近的研究取得了大大小小的成就，但还是被批评为过于宽泛，试图包罗万象，分析经济现象缺乏洞察力。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确定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及研究主题就非常有必要。
研究主题的确立应着眼于如何解释并降低实际经济政策与最优政策之间的偏离，而这是通过分析政策制定者面对的激励约束来实现的。因此，整个研究的基础就在于理解各种形式的激励约束的本质及其规范含义。政策制定者面对的约束的实证含义就是对相关的约束进行识别，规范含义是怎样通过制度改革以减少这些约束产生的福利损失。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策制定者面对的激励约束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时间不一致性约束。当政策随时间被相机抉择地采用，而政府又缺乏非扭曲的政策工具时，就会产生时间不一致性约束。这一约束既发生于货币政策制定中，也发生在财政政策中。时间不一致性会导致社会最优政策产生次优结果，同时，政府被迫对私人预期作出反应，导致均衡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和财产税过高。可以从制度上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可以委托一个独立的政策制定者，例如独立的中央银行；同时也可以限制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中央银行不是松散的追求社会福利，而是应该以具体的变量为目标，例如通货膨胀，货币供给或者汇率；也可以通过签订最优中央银行合同的方法来消除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约束。当政治家看重当政，而投票人尽管是理性的但信息不完全时，这种激励约束就会使用。对这一约束，政治经济模型预测在总需求政策上存在选举周期：执政政府有机会在选举前刺激经济，使信息不完全的投票人认为他们很有执政能力，这样就增强了再次当选的可能性。这样做常会导致通货膨胀上的选举周期和选举时产出的易变性。规范含义往往强调怎样实现政策的可信性：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目标或通货膨胀目标可以降低在货币政策上选举周期的范围，更深层次的改革还包括将选举时间模型内生化，强调应该有权利选择选举时间。
（三）政党的意识形态约束。如果上任的不同政党追求不同的党派纲领，并且选举的结果不确定，那么政治极化和政治不稳定就会导致政党的意识形态约束，使总需求、产出或公共支出产生选举周期。该周期发生在选举后而不是选举前，它反应了获胜政府影响经济产出的愿望。在动态情景下，这种激励约束会产生“策略性的短视”，现任政府意识到他会被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偏好的政策制定者取代，从而有积累公共债务或者推迟投资的动机，以影响他的竞争对手的未来行为。政党的意识形态也意味着现任政府会策略性地操纵状态变量以影响投票人。对未来竞争者和投票人的策略性操纵越强，政治体制就越不稳定和极化。从规范的角度讲，货币政策中的委托代理和目标制可以减低政治不稳定和政治极化。更一般的是，制度上的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以及协调政治冲突和政策极端主义的制度也可以减低约束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分力的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约束。通常情况下，政策决策的权力分散于几个政府部门中，而不是由单一的政策制定者决定，这就产生了另一种激励约束——分力的政府，包括联合政府在公共事业或地方政府上的软预算约束、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或社会上的组织集团拥有的否决权、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等。分力的政府这一约束仅产生在财政政策中。在静态的情景下，它的中心含义是过度支出，每一个政策制定者都把公共支出的收益完全内在化，成本只有一小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公共水池”（common pool）问题。在动态情景下，出现了短视行为：每一个政策制定者不仅过度支出，而且会尽早支出。因此，分力政府模型也预测了债务积累和减少投资，分散的否决权在不可持续的财政状态下推迟了稳定性。
对分力政府这一约束，最为直接的制度设计就是将权力集中到一个决策者手中（首相、总统或财政部长等）。另一种办法是实行两阶段预算，首先决定总量项目，例如总支出或总借入，然后决定这些支持怎样分配。这种预算解决办法需要在分配扭曲和总量扭曲之间有所权衡。分配扭曲是由于集中的决策权而导致的不平衡支出，总量扭曲是由于不正确的集中而导致的过度支出。在更深的政治层面上，由分力政府引致的激励约束和由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引致的激励约束之间存在权衡关系。
（五）再分配约束。当存在收入异质性时，税收政策是在分配压力下产生的，这就产生了再分配约束。其实证含义是政府规模是由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决定的，这里包含了不平等和经济业绩之间的关系。但是，再分配约束也是影响支出结构或税收构成的重要力量。再分配的公共金融政策因为受到不同投票人的支持而变得不相同。例如，公共债务和社会证券（social security）在各代人之间以同样的方式再分配，但在政治均衡中，公共债务和社会证券会产生不同的分配结果，因为它们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以不同方式分配的。在地缘再分配（geographic redistribution）中也存在类似的不同结果。
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利益冲突，通过分析上述激励约束的实证含义和规范含义产生研究框架和主题，是一个合理的逻辑。研究主题主要有政治因素对经济波动、通货膨胀与失业、增长、公债、再分配等的影响研究。例如，时间不一致性约束是分析通货膨胀偏差、资本税等的核心基础，政党的机会主义动机和意识形态动机是产生政治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再分配上存在的利益冲突会影响到公债政策，而经济增长受到上述各个约束的影响。实际上，很多经济学家也基本确立了与之相同的研究主题，例如瑟耶（Stuart Sayer,2000）认为，在大多数经济活动中，尤其在与政策问题相关的活动中，很多文献都关注了政治经济学纬度，具体的研究主题包括选举和政治周期、再分配、政治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经济改革和转型、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许多由传统的公共财政所讨论的公共物品供给、外部性和规制等。
总之，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西方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等考虑进来，使用政治经济模型来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这种分析思路对解决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这里讲的宏观经济理论指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而不是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从实质内容来讲，新政治宏观经济学是由20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革命发展而来的，Stuart Sayer（2000）也指出，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相同的方法论。
②③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杜两省、史永东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④从该论文的研究内容来看，此处的“新政治经济学”即为新政治宏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