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的耦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榜样论文,崇拜论文,偶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359(2006)05-0017-05
榜样的偶像化与偶像的榜样化问题，在理论界呈现出新的研究态势，其目的在于克服榜样教育的单一化与偶像崇拜的无序性。这一选题领域，不仅要解决榜样选择与认同的多元化，榜样类型之间的交叉渗透，增强偶像与榜样的真实性和亲和力，而且要深入评析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发展趋向，从而建立合理、有效的耦合机制。
一、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
随着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这一新型文化样态正在深刻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文化形态、文化观念，并通过创设新意义系统而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生观念和教育模式。
对于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及其影响，西方在20世纪中叶即开始关注和研究。主要研究视角有：(1)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文化工业”理论，主要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展开分析、批判；(2)媒介研究，由美国佩恩基金会资助、兴起于20-30年代的电影与青少年研究，到60、70年代以后，已经扩展为一种具有广泛视域的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研究，更加关注“影视暴力”、“图像文化”、“偶像剧”、“网络文化”等；(3)文艺学研究，如鲍德里亚的“幻像”、“技术复制”理论；(4)心理学研究，进入80-90年代以后，西方心理学界开始有人关注“celebrity(名人)”对人们心理和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如英国心理学家研究显示，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有不同程度的“偶像崇拜症候群”。研究共访问了700个18至60岁的人士，其中出现三种不同程度的症状。22％的个案属于一般患者，他们在谈论自己偶像的话题时会非常热情；12％的为中度患者，会认为自己与偶像之间有紧密的个人关系；2％的为严重患者，他们会出现妄想症状[1]。此外，还有人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予以研究。在我国(大陆)，“偶像文化”虽然早在“五四”以后随着西风东渐和国内电影业的诞生就已经出现，但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以及与这种新偶像崇拜息息相关的大众传媒尚不发达和普及，只能是处于萌芽阶段。后来，新中国的建立和随之而来的文化政治化，尚处于萌芽阶段的这种“偶像文化”也就中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长达30年之久的英雄文化和榜样文化。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和港台偶像文化的大量移入，“偶像崇拜”在我国迅速勃兴。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的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偶像文化”的时代。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都创下收视率的至高；除本土的之外，港台地区、日本、韩国及西方的偶像剧在祖国大陆掀起一阵阵“偶像”追风与崇拜热潮，如还珠格格、流星花园等。与此相对照的是，传统榜样教育黯然失色、无所适从。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内对偶像文化首先是批判、讽刺，然而偶像崇拜却日益兴盛。90年代末以来，学界对于现实存在的青少年亚文化——“偶像崇拜”现象，开始了理性分析和系统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研究、青年研究和思想政治研究的视域之中。
当前榜样命题的研究出现目标多元和交叉的趋向，不但为了突破榜样教育的困境，而且要正确面对青少年偶像崇拜这一现实，协调偶像崇拜与榜样教育之间的矛盾冲突，调动学生参与榜样学习的积极性，开拓榜样学习的新空间、新资源与新模式。
无法回避的现实是，随着政治话语与“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在社会舞台上的淡出，世俗化的社会生活激荡起青少年丰富多彩的情感选择。市场经济的生动实践催生了个人利益的普遍觉醒，祛魅化与平面化导致了凡俗事物获得了新的生命。青少年开始远离于伟大与崇高，偶像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生存之所。不久前，共青团广州市委等部门联合对居住在广州的12岁—25岁的青少年进行的一项“你心目中的偶像”调查中居于第一位的是企业家、总裁(占29.1%)；第二位，政界领导人(占23.2%)；第三位，明星(占13.8%)；第四位，科学家、作家等(占12.7%)；第五位，楷模人物(雷锋等)(占6.4%)；第六位，教师、工程师等(占3.6%)；第七位，父母、亲朋好友(占3.2%)；第八位，节目主持人、记者等(占1.6%)；第九位，自己(占0.3%)。据说，这项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雷锋在青年心目中的位置如何”。结果“雷锋在广州青年中的偶像位置偏低”——只居于第五位，专家分析说，“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雷锋精神已经过时，或者说新时期已没有学习雷锋的必要了”，“这是我们社会走向多元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因为“在消费时代，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渴望有物质以外的归属感和寄托”。[2]
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然而，多样化的选择使现代青年健康价值观的确立更为困难。根本的症结就是，偶像越来越变得无序化。统一化的榜样已让位于多元化的偶像，自以为是时尚风气的高标独举者，却往往在疏离社会、拒绝英雄的倾向中失去了内在的自我。现状与反差使得问题的严重具有双向性，也为榜样与偶像研究提出了现实课题。
言及此，静态分析榜样与偶像的内涵特征，有利于把握研究的基本脉络。一方面，榜样教育是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教育手段，它在德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榜样是主流文化树立的人生楷模，是在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方面有非凡品性的英雄人物。榜样教育的基础是模仿和社会学习。在榜样学习中，榜样应具有强烈而又深刻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榜样范例是德育信息的载体。在榜样影响下，人们自觉地产生“比、学、赶、帮、超”等行为。因此。榜样教育具有指导性、示范性和激励性等特点。
另一方面，偶像崇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现象，它作为一种亚文化圈层，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中，是青少年时期的过渡性需求。其核心问题是心理认同和情感依附。即个人在认知、情感和个性发展上欣赏、接受另一个人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及外表形象等。并加以崇拜和模仿。它具有自发性、情感性和认同性等特点。
在社会生活领域，尽管榜样依然还在主流文化圈被反复树立与强调，但他的荣耀却已难以与20年前的黄金时期相提并论。青少年从情感率真的角度更喜欢偶像，本能地拒绝了榜样。因为榜样给予他们的感觉始终还停留在不通人性的离地三千尺的状态上，没有亲切感是偶像先入为主的印象。深入分析现代青年的心灵状态。他们虽因职业关系生活于大规模组织中，但他们更关注与宏大的公共领域相对立的私人存在。这种私人存在是以独立、自保、自爱为情感基础的，因此它也很可能在自利的倾向下危险地沦为纵欲者狂欢的领域。他们很可能在一部分时间内放弃公民的政治角色，放弃现代人的一部分社会责任。
可以初步结论，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人发展封闭了青少年与火热的社会生活的联系，也只能成全其个人生活的私人化本性，无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他们只会在偶像热情与榜样淡漠的两极情绪之间摇摆，最终与娱乐工业所制造的偶像明星一起泡沫化与空心化，甚至悲哀地成为消费社会工业流水线上一个异化的半成品。
榜样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力量。江泽民同志指出：“体现在他们事迹中的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代表着我国新时期的精神风貌，应该在全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加以倡导，使之蔚然成风。”[3] 212因此，无论社会转型的变迁有多大，榜样教育依然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二、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
榜样与偶像研究过程中，人们总有一个善意的初衷和出发点，即正确面对榜样教育自主化的挑战，从青少年的角度看问题，不再把偶像崇拜的兴起看作是对榜样教育的挑战，而是看成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良机。笔者认为，正确认识两者的生成条件是推动研究深化的前提。回到问题的关节点，需要展开对榜样与偶像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成，生存土壤的牢固性如何，其在青少年教育影响的实效性与时效性如何，价值认同点有哪些等系列问题的追问。
榜样生成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榜样，特别要注意防止那种不顾事实，一味地渲染、夸大甚至拔高的做法。”[4] 171显然，文化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和道德水平的层次性，这一社会转型期的要求使得我们不可能用同一标准的道德水平来规范约束全社会所有公众的行为，因而榜样塑造也呈多元化、层次性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鲜有影响全体公众的榜样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肯定榜样塑造与学习对青少年成长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有了较为明晰的理论依据，形成了主导性两种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对适当的父母性人物的认同对于儿童的自我发展很重要，儿童不断地模仿并认同父母的态度和价值，会有助于其个性的发展，榜样可作为一个可靠的基础，推动青少年对自我的探索和认识。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模仿和榜样学习对帮助人们获得适当社会技巧的重要性。就青少年自我确认来讲，对一些著名人物的认同可促进年轻人的自我思考和立志。
偶像生成条件的社会心理基础更加牢固。从偶像产生的时间上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青少年认同和效仿的人物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模范人物而是经由现代传播工具精心包装和炒作的各类明星，出现了近乎狂热的“追星族”。这是偶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开端。社会心理学认为，偶像是个人对其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是青少年个性发展的标准方向。因为青少年增强的欲望行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也需指向偶像这类较远的人。偶像崇拜是一种对幻想中杰出人物的依恋，这种幻想常被过分的强化或理想化了。也可以理解为个体将儿童时期对父母的养育式依恋转移到青少年时期对异性的浪漫式依恋的一种表现。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变化而言，偶像崇拜可以是青少年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
所幸的是，近年来榜样与偶像关系的探讨已有了一定的理论铺垫。如岳晓东主张，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的协调统一，可使青少年的偶像行为在传统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5]。具体地说，偶像教育具有认知疏导和行为控制两大功能。其中认知疏导主要是关于偶像意识的认知性交流。它可以推动青少年学会正确的价值分析和价值思考的方法；行为控制主要是关于偶像崇拜的行为和情感自制。使学生学会“理智”的认知方式，把偶像崇拜行为维持在适度、合理、健康的水平上。宋兴春等认为，偶像崇拜多元化是时代的特点，其中第一榜样与偶像诞生于家庭成员中，其形成是自然情感的流露。而第二榜样与偶像是青少年自己选择的偶像，是满足其脱离父母依赖的需要。韩振华也提出，对偶像的理解要分析其崇拜的特质，克服媒体在宣传上的偏向。后两种观点都强调引导、矫正好青少年有的崇拜行为。
研究表明，偶像在青少年自我发展中只是个过渡性现象，颇具戏剧性和幻想性的效果；而榜样则更具实用性、现实性和替代性功能。偶像生成具有三种趋向，一是理想化，即对依恋对象的特质加以强化，偶像及其特质是通过想象，经过心理的抽象性思维而变得完美无瑕的；二是浪漫化，此趋向与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条件密切相关，更多的是对偶像产生浪漫的幻想和依恋，并藉此梦幻自己的爱情生活；三是绝对化，这是长期追逐和迷恋偶像的结果，也是偶像进入并形成生活追求的心理积淀。与此相对应，榜样生成也具有三种趋向，一是现实化，即对榜样的特质做现实性评估，它会使青少年积极认同那些可具模仿价值的人物。进而使其榜样认同深具世俗人格属性；二是矫正性，它会使青少年不盲目认同、模仿那些与个人能力和志愿不相吻合的榜样特质，进而使其榜样认同深具针对性；三是相对化，榜样的优缺点和特长受到所处生活领域和时代的限制，在青少年学习的过程中，其体认并不会只受宣传教育模式的影响，而应立足于生活实际来理解和认同。
三、合理建构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的耦合机制
理想榜样与偶像的确立是以现实生活的发展趋势为基础的，理想榜样与偶像的实现又是以现实人格的逐步展开为标志的，寻求榜样与偶像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转换，是榜样与偶像耦合的最终目的。
第一，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榜样与偶像的转化需要坚实的理性和充沛的情感。理性思维是在人的感知基础上产生的，它能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当然，如果将理性思维绝对化、独立化，忽视情绪、情感在榜样与偶像演进中的作用，那么人的本质就成了超感性的抽象的东西，人的个性、具体性、自主性就会遭到扼杀。情感是人们通过态度体验来反映客观事物与需要之间的关系的，它具有波动性，既能够对人的思维活动产生积极的增进作用，也会给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带来消极影响。人作为情感的存在物，总会对美好的事物产生兴趣，形成情感趋向，进而引发思维的探索及行动的追求，成为思维的动机和激发力量。不过这种由情感的作用引起的思维选择，也容易造成思维的片面性、跳跃性，甚至会阻碍正确的思维目标的实现。因此，现代榜样与偶像的塑造，一方面需要运用理性思维帮助人们增强主体意识，明确目标导向，优化组合知识、能力、气质、性格、意志、情感、道德等榜样与偶像要素；另一方面还要发挥情感体验对理性思维的激活作用，使思维活动的节奏加快，在充满激情的状态下形成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提高榜样与偶像要素的协调、创新水平。“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局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6] 344榜样与偶像的塑造总是处于理性与情感的矛盾统一体中，波动的情感只有在理性力量的调控下，才能产生健康的张力，减弱消极的影响，促成理性健全而又情感丰富的现代榜样与偶像的形成。无疑，理性与情感的互补、交融，是榜样与偶像塑造的重要支点。
第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价值目标是人对自我价值及其实现途径、方式的基本认定。确立和选择正确的价值目标，是榜样与偶像塑造的必要前提条件。丰富多彩的现代社会生活，为人们展示出多种价值参照系统，使人置身于多维度的价值坐标之中，它在榜样与偶像系统中居核心地位。当一个人的价值目标涵盖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体的发展需要以及现实操作的可能性时，就会对榜样与偶像要素的合理调整产生强大的激励作用，同时，又必将通过榜样与偶像的交互作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价值目标的指向，使榜样与偶像重塑纳入社会生活的文明发展这一终极关怀目标之中。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榜样与偶像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社会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前提保障，人只能在社会中完成自我实现。因此，现代榜样与偶像塑造，一方面要确立主体性，即以自由和解放为代名词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更要关注主体性缺失问题，即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使榜样与偶像的塑造融入更多的社会使命因素。
第三，融合传统文明和时代精神。社会的发展进步，总是在传统势力与时代要求的撞击、渗透、抉择中进行的，榜样与偶像的塑造常伴随着新旧异质文化的冲突、制约，因此，榜样与偶像塑造要以榜样与偶像批判为前提，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扬弃，破除传统势力给榜样与偶像带来的消极影响，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将勤劳、善良、协作、宽容、顽强等优良传统汇入创新时代的文明活动中，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自主、开放、创新、竞争、进取等榜样与偶像要求融为一体，在传统精华与时代精神的交互作用下，铸就有成长需要、能适应社会变革、勇于创造现代文明的新型榜样与偶像。从中国的本土文化看，是以政治伦理为核心内容，崇尚群体和谐、道德示范、理想追求，具有诞生榜样的深厚的社会基础。而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孕育了偶像的自主性、开创性和竞争性，重视在挑战中充分发挥个体的能动作用。在现代化的开放式进程中，各区域性文化在交流汇合中产生异质冲突，必然也会导致不同区域的榜样与偶像结构发生异质碰撞，最终以优势互补、有机融合来实现榜样与偶像系统的重构。
以上分析了榜样与偶像的生成条件，并从宏观上阐述了两者耦合的合理机制。如何针对当今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普遍性及传统榜样教育的某些局限性，提出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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