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核心理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在论及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团结亿万人民共同奋斗的正确道路。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仅要从基本国情出发坚定社会主义政治方向，而且要通过扎扎实实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还要通过加强政治文化建设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正因如此，十八大报告同时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②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当务之急。
一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迫切需要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核心理念。
政治文化是人们关于政治生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的总和，在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功能。政治文化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文化直接影响到人们政治行为的方式、政治活动的性质、政治过程的方向、政治结构的模式、政治社会的稳定、政治变革的进程、政治生活的优劣。可以说，没有一种进步的政治文化作为精神保证，真正的民主法治就很难发展起来。
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有其核心理念作为灵魂，核心理念决定着政治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确立，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30多年来，党和人民在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提上日程。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实践，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意识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在当代中国，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流和多数人的共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体系还不很健全，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没有完全廓清，这就使得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现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来，“西化”和“僵化”两种亚政治文化一直干扰着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当代中国的“西化”思潮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中华民族实现新的伟大振兴，一方面要从国情实际出发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要引进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合理理念。当然，对外开放并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的全部做法和模式，但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一股主张照抄照搬发达国家思想理念和制度模式的“全盘西化”思潮出现了。这股思潮的出现，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应该承认，由于“文革”及其之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也由于历史上长期的文化封闭造成中外文化的强烈反差而导致的某种心理失衡，难免使得西方文化的示范效应在一部分人中引起简单的仿效思维。加之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正值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舞台上大行其道，主宰西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方向的时期，新自由主义就成为“全盘西化”论者的不二法门。这种“全盘西化”的思潮不加分析地盲目崇拜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模式和文化理念，认为中国现存制度是现代化的障碍，以为尽快引入西方制度就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种思潮表现在政治文化上，就是崇拜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主张多党竞争、议会民主。毋庸讳言，这种思潮在我国一部分人当中确实有着一定市场，客观上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
无独有偶，与“西化派”相对立的是“僵化派”。尽管“僵化派”又分为“老左派”和“新左派”，两者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以及在思想方法上存在不同，但“僵化派”本质上一直陷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而不能自拔，理论上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从改革开放伊始直到今天，“僵化派”对改革开放始终抱有微词。他们要么认为改革开放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要么认为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不均、消极腐败等现象是改革本身导致的，由此对改革开放产生非议。尽管他们希望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尽可能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公平正义，但是，他们欣赏“文革”及其之前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生态，甚至主张用“文革”时期那种无政府主义“大民主”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矛盾和问题。显然，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思想倾向。由于当前改革处于“攻坚期”、“深水区”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有所不满，这种思潮也在一部分群众中占有市场。
上述两种思潮都是以将片面当成全面为其思想特征的，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应当通过讨论加以批评。问题在于，这些亚政治文化的存在和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核心理念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西化”和“僵化”两个思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此起彼伏、此消彼长，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建构不足、理论上缺乏逻辑力量和可信服程度有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只有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思想体系、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核心理念，我们才能真正排除来自“西化”和“僵化”的思想干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二
政治发展是不发达政治系统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按照某种政治价值共识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这种政治价值共识就是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在当代中国，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应该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客观需要的政治价值观念。
政治文化既是政治发展的精神动力和观念保障，同时又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具有民族特性的。“在一定的国家、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也就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政治文化有其一定样式、色彩、特点和内容。当代的观念越来越倾向于承认，每个政治共同体都有自己特定的物质和精神生态环境，那么也就必然会形成与之相符合、相平衡的政治文化。”③在人类世界走向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追求政治进步和发展民主法治是有着普遍意义的，这是人们对政治文明的共识。但是，不同国家由于受历史传统、经济制度、文化背景及其他社会条件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其政治发展方向和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政治文化也必然打上民族的烙印。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说明，不同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在追求人类政治文明共同成果的同时，由于本民族和国家的客观实际即国情所决定而形成自己的特有模式。西方社会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大多数建立的是代议制民主政体，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其代议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也不同。在英国就是君主立宪制，而在美国、法国、德国就是民主共和制。同样是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国家，美国实行的就是三权分立下的总统制，而法国则是总统内阁制。在法律制度上亦然，英美就是以判例法为指导的英美法系；而欧洲大陆则是以成文法为主导的大陆法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每个国家的政治历史传统包括政治文化和具体国情决定的。
中国在走向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同样也要从国情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文化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实践结晶。它既遵循人类政治文明共同要求，不断追求主权在民和现代法治的理念；又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具有自己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正是这些内容和特点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核心理念的基础。在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廓清这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的核心理念，对于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应当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作为统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面临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一系列任务。实现这些任务，需要以政治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治作为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不能离开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内部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要求和政治诉求通过平等协商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达和集合的过程；而社会主义法治则是确认、规范、保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在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有效整合各种政治资源、协调各方政治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领导核心在中间起着领导和组织作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就不可能健康顺利地发展，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所以，坚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领导核心对中国社会生活包括对政治建设的领导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当然，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种种原因，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存在与民主法治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从而影响了民主法治的发展，所以，必须更加注重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以发展民主和加强法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是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适应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适应和融入民主法治建设之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只有人民群众切实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是靠制度来保障的，离开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空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实现主权在民原则的主要平台和根本途径，具有独到的政治优势。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坚持这个制度，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如果简单地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平行设置，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就会下降，人民权力高于一切的原则就会发生扭曲。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涵括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有能够实行协商的民主活动，既有国家政治生活层面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有社会生活层面的基层协商民主活动，应当在实践中进一步扩大和发展，而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多党竞争制度。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完全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的，有利于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发展。基层民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在政治实践中的崭新创造，为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制度保障。所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用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坚持社会主义主权在民、人民至上价值追求的体现。民主离开法治，就无法落实，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特别是法律化，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力保证。依法治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实现依法治国，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实现有机统一。依法治国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扬人民民主有机结合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形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是三个方面的简单组合，而是三个方面的有机融合。党的正确领导要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不断发展得到体现；民主和法治建设中要体现出党的正确领导。所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以这个原则统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的构建，在全体人民中形成共识，获得理解，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的主要特点，是区别于西方政治文化的关键所在。
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核心理念必须着眼于树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信心和政治理念，树立勇于在政治建设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政治意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途径是不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任务千头万绪，首先并且最根本的任务是通过改革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如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主权在民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具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具体运行机制、操作规范即政治体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使得这些制度的功能、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创造条件。其次，应当更加注重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必不可免地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我们党的现行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在革命战争中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孕育和形成的，它在一定时期有过合理性和适应性，但已不很适应新的历史要求。必须看到，党领导人民发扬民主不等于代替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客观要求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必须而且应当变革，从以往的“政策治国”逐步转变到依法执政上来。党实行依法执政，就要充分支持和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平台和政治权威作用，因此要处理好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处理好同政府的关系，处理好同司法机关的关系，并且将这些关系规范化，制定一整套权力配置科学合理，既能相互制约又能提高效率的制度和法律。再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当集中精力解决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阻碍政治进步的突出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既艰巨又复杂，客观实际要求改革的领导者既要树立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政治勇气和改革信心，又要具有审时度势、把握全局、善于协调、真抓实干的政治艺术和组织本领，这些，无疑要有正确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理念作为思想引导。同时，民主法治的深入发展是以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为标志的，而公民政治参与需要良性的公民文化。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普遍树立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理性合法参与意识，是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保持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因此，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统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核心理念的构建，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
三
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不可能离开民族传统，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要善于正确对待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传统。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而绝不能割断历史”。④我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可考历史，政治文化积淀悠久深厚，其中有不少人类政治文明的精华。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维系自己内部政治生活和抵御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政治理念和行为规范，至今仍然在发挥积极影响。譬如，儒家倡导的“政者正也”的政治正义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群体主义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政治情怀；以及在这些政治理念影响下形成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博采众议的谏官制度、监督官吏的御史制度等等，都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产生过积极作用，甚至西方国家也曾经认真研究并且合理吸收过。对这些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优良传统，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而应在改造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在发掘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必须坚定不移地清理封建主义思想糟粕。我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两千多年来，与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相适应，形成了一整套封建主义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讲究宗法亲情和封建等级，推崇封建特权和君主至上，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缺乏自主性、独立性，民主法治观念很少，专制主义人治思想始终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悠久而又顽固的封建政治文化，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头脑，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发展，公民的自由观念、权利意识、参与精神、法治理念日益增强。但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残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却不能一下子摆脱几千年来封建传统和旧的习惯的影响。在我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始终困扰着我们，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前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特权意识、等级观念、潜规则、腐败现象；当前社会生活中盛行的“清官意识”、“关系学”、“厚黑学”，等等。其源盖出于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这说明，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仍然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重要任务。
正因如此，如何辩证地对待民族传统政治文化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而且应该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⑤对于传统政治文化必须而且应该进行认真而科学的梳理，真正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这个历史任务始终没有顺利完成，使得我们对传统政治文化遗产没有从总体上科学地对待和把握。要么将其完全视为封建主义的历史垃圾，要么将其封建主义的东西也视为文化瑰宝，使得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缺乏民族政治文化之根。这个艰巨任务，不能不提上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核心理念的工作日程。
四
既要善于合理吸收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又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全部西方政治文化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核心理念过程中应该把握好的问题。
必须看到，由于价值追求、历史传统、现实状况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对于西方政治文化和制度模式我们绝不能也无法照抄照搬，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那既不可能也行不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为社会公众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可能。尽管目前这些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使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对其加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势和效能最终会体现出来。如果我们接受“全盘西化”，将西方的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照抄照搬过来，这些政治制度就会发生根本变化，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就会遭到扭曲。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抵制政治文化建设上的“全盘西化”倾向，不等于简单地对待西方政治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西方政治文化除了口号式的抽象批判之外，缺乏应有的理性分析和系统研究，其结果造成要么顶礼膜拜，要么全盘拒绝，难以在理论上真正弄懂弄清西方政治文化的真实状况。所以，用辩证的方式廓清西方政治文化，在理论上说清楚、搞明白，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核心理念的基础工作之一。
西方政治文化主流是自由主义，其中既有很多是带有资产阶级特有属性的东西，也有一些是人类文明共同成果，而两者又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譬如，关于自由和平等关系的理念就需要深入研究。自由通常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摆脱控制和实现自主的发展程度；而平等则是人们在获得资源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实现相对均衡。在政治社会中，自由是专制的对立物，而平等则是特权的对立物。坚持自由和平等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者不仅追求自由而且更加追求平等，并且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看成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最终目标。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类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⑥的基础上，认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说过，平等是一个古老的观念，也是近代以来各种理论派别都在坚持的一个原则。平等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不仅对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起到了巨大的鼓动作用，而且也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的鼓动价值。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劳动人民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能。当然，由于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里建成的，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社会主义自由和平等在发展进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有待于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扩大社会主义法治逐渐解决。但是，社会主义应当高扬起自由与平等的思想旗帜，而且要比资本主义做得更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我们确实应当不断扩大公民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但是，社会主义自由强调的是个性自由与公共自由(即公共利益)的统一而不是分离，这是社会主义自由与资本主义自由的根本区别。同时，社会主义自由与社会主义平等紧密相连。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平等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只有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平等。没有共同富裕，就谈不上真正的社会平等。坚持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就必须坚持整个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原则。当然，平等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同步富裕，需要通过不断提高效率来为实现平等创造物质基础，但是效率提高以后却绝不能忽略平等问题。
毋庸讳言，对自由和平等给以充分和系统的论述是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斗争时期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原则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毕竟体现了革命精神，成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强大思想武器。然而，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在对这些理念的诠释和理解中不断加入自己的阶级属性，自由主义开始蜕变。尽管如此，在西方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也一直存在着主张“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观点的分歧和对立。主张“消极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推崇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完全听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宰经济活动，反对政府的必要调控和对公平的维护；在政治学说方面推崇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过分强调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否定平等的合理性，贬低公众的民主能力。这些，与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理念存在重大差别，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原因也在这里。但是，主张“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有识之士与“消极自由”论者截然不同。西方主张“积极自由”的学者托马斯·希尔·格林指出，积极的自由就是人们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性去主动克服客观外界对主体发展的障碍去扩大自由；而消极自由则是被动适应客观外界以期对主体障碍的相对减少。主张“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者批评传统自由主义鼓吹“绝对个人主义”、“个人至上”的“消极自由”倾向。他们认为，个人的自由只有在对社会福利有用，符合于己于他都有益的道德准则下才是一种权利。同时，自由应当为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自由既包括经济自由，又包括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必须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主张“积极自由”的思想代表约翰·罗尔斯在他的代表作《正义论》中，尤其强调平等的自由。他强调的平等的自由，实际上不仅指法律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而且指的是事实上的平等、结果的平等，为此就需要对最少受惠者(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补偿，以减少社会的不平等。在主张“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作为公共利益协调者和法律制定者的国家，必须也能够为所有社会成员自由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各方面外部条件。他们认为，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奉行放任主义，即国家对待经济和社会生活持完全不干涉态度，是20世纪的“过时”理论，它无视社会中不平等的发展，导致自由的逐渐毁灭，其结果只能使国家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和民主政治的破产。克服这一状况的最佳途径就是适当扩大国家干预经济和加强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建设“积极的”福利国家。与此同时，他们重视公民的民主权利，主张为了保证自由和民主的实现，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给公民更多行使政治权利的机会。显然，在自由主义内部主张“积极自由”的理论对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自由和平等是有一些理论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
又譬如民主问题也需要深入研究。民主问题的确是当今世界被人们搞得最为混乱的问题。在西方的主流话语体系看来，民主就是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民主”这个词汇在古希腊是与“城邦”和“公民”联系在一起的，后来转义为“人民的权力”和“多数人的统治”。突出的是主权在民的理念，这是关于民主内涵的正确理解。然而，现代西方民主理论流派普遍关注的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因此出现了林林总总“带修饰词的民主”，⑩这种所谓“带修饰词的民主”其实就是民主的外延。当代西方主流政治话语的通病是将民主的外延混淆于民主的内涵，企图将西方的“消极自由”民主理念和制度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的核心理念是人民主权原则和按照多数人意志进行决定，而选举、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协商、代议制、权力制约等，只是民主的外延，即具体实现形式。民主的内涵与外延当然有联系，共性(内涵)总是通过个性(外延)来体现的；但民主的外延绝不等于民主的内涵，民主的外延总是同一国的国情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任何一国的民主在坚持民主这一人类共同价值的同时，只能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发展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绝不照抄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是正当的、合理的。以自由主义民主为例。自由主义民主强调自由并不错，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但是，自由和民主并不是同一个范畴，两者不能混同；民主就包涵着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定之后事实上少数人的某些自由必须向多数人作出让渡，如果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并且上升为制度和法律之后，少数人只强调个人自由，甚至在行动中反对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的决定，民主就不可能实现了。孟德斯鸠就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11)。自由主义民主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更不适合注重集体主义的中国国情。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主张“积极自由”的多元民主理论主张扩大民主主体，社群民主理论主张公民积极参与和强调集体的重要性，协商民主理论主张通过协商扩大和实现民主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都有其一定合理内核，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此外，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法治理念、权力制约理念等等都是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体现，对此，我们切不可盲目排斥，全盘否定。认真地批判吸收这些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注释：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8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1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第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44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⑩参见王绍光：《祛魅与超越》，第98页，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1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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