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三线建设若干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若干问题论文,年三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线建设是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在中国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一场规模宏大的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为主体的经济建设运动。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贯彻实施，关于三线建设的研究逐渐增多。本文仅将研究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作一综述，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三线建设的原因
三线建设的起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三线建设的发起有备战原因也有改变经济布局的原因。马英民认为，三线建设首先是为了战备，即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是三线建设同时也是为了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注：马英民：《当代中国建设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持此观点的还有孙东升、董辅礽等。孙东升认为，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是针对战争的危险而作出大打规模战争展开的，除了备战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把三线建设当作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整个战略布局考虑的（注：《6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陈东林认为，除了备战和改变中国工业布局这两个原因以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即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从理论上讲，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除了经济出现危机或混乱时期，整个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总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优先发展重工业也可以是工业基础薄弱的中国为实现工业化目标在一定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种表述。从实践来讲，世界各国如战后日本经济起飞，也大多要经过一个高积累的初期阶段。“三五”时期继续用提高积累解决工业化问题也是必然的（注：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有的研究者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三线建设的原由。第一，适应战略转变的需要，确保备战任务的落实。第二，三线建设的决策，借鉴了中外现代史上反侵略反压迫战争的经验教训，是中共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第三，就是要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大力发展西部内地的经济建设，创建新的现代化工业基地。第四，毛泽东出于在国内反修防修的考虑，把三线建设也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注：王培：《60年代中期中共转变经济建设方针的原由》，《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有五个因素影响着三线建设决策。第一，进入6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恶化，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加大。第二，调整工业布局的需要。第三，反修防修的考虑。第四，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的影响。第五，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以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工业化国家的规律。现代化研究学者根据不同国家现代化启动的时间和方式不同，将其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前者的动因来自本国内部，是本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结果；后者最初的诱发与刺激因素来源于外部世界对其生存的严峻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由于外部世界对其生存的严峻挑战，所以“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几乎总是把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三线建设以发展国防工业为中心既有现实的考虑，也有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给予的深刻启示（注：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二、关于三线建设的评价
三线建设持续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耗资2050亿元，对于三线建设的评价，学术界褒贬不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研究者对三线建设持完全肯定态度。马英民指出，三线建设从总体上看不仅没有错，而且是我国国防和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持此观点的还有孟仁忠。他认为三线建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它不光是增强了年轻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注：孟仁忠：《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西部开发思想比较研究——兼谈新时期军事经济建设》，《军事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宋宜昌从赶超战略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角度对三线建设作出分析。他认为，三线建设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以比较高的代价，在与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抗争中，直接或非直接地打赢了两场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大战事（包括抗美援朝），并迫使他们付出了几十倍的高昂代价。从这点出发，我们应该对三线建设和兵工事业的策划者、实施者和建设者表示应有的理解、尊重和感激之情（注：《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有的研究者以辩证的眼光对三线建设进行了分析。邬翊光认为三线建设在战略决策上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在战术上，即具体地区布局和厂址选择上存在着严重失误。三线建设的主要失误是战术性的，即违背了生产力布局和工业建设的科学规律（注：《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7月版。）。赵士刚从经济和备战角度分析了三线建设的成败。他认为从经济建设角度看，三线建设得不偿失。但是，对于三线建设这么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不能单纯从经济观点看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并不是凭空臆造的。搞三线建设为的是有备无患（注：《共和国经济风云》（下），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170页。）。
有的研究者基本肯定三线建设。认为尽管三线建设存在着偏差、问题，但三线建设仍然是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空前壮举。三线建设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教训，但三线建设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其效益不能也不应当用发展东部的标准来衡量，更何况，任何一个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都必须付出代价（注：杨火林、杨英健：《简析新中国西部发展战略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周民良则认为，尽管有人说，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批重大项目，对于改变当地经济面貌有一定作用，但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三线地区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注：《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思考》，《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年第19期。）。
三、关于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关系的研究
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三线建设，把三线建设作为建国以后的一次西部开发，并将它与如今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加以比较研究，以资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借鉴。
有的研究者认为，西部大开发和三线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三线建设以战略国防方针为指导思想，西部大开发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市场规律，谋求经济、文化、环境的综合发展。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对西部开发投入了巨大财力、物力，结果收效不大；如今的西部开发中央政府需要做的，已经不是单纯地投钱，而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竞争环境、法制环境（注：宋镜：《西部开发三部曲》，《中国财经报》2000年4月26日。）。
有的研究者从四个方面对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进行了比较。首先在开发目标和内容上，三线建设是为了国防需要而调整生产力布局，重点是发展军工和重工，以建立国家的战略后方基地。而今的西部大开发是为了调整区域发展政策，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东西部经济联动的发展格局，以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开发的内容则是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等。其次，在开发的体制上，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导行为，由国家集中动员全国力量来完成开发任务。而今天的西部开发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主导行为。第三，在开发的导向上，三线建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以资源为导向，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也需要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资源，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着眼于市场而不是资源。第四，在开发的布局上，三线建设遵循“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多数企业建在山区，远离中心城市，并按照分散的原则进行布置，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必须依托中心城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注：王庭科：《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第一，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目的与意义不同。三线建设一开始带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色彩，是当时特有的国内外形势的产物，由于强烈的政治目的，经济效益、经济核算被让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而这次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带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主要着眼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国际意义。第二，开发面临的环境和机制不同。三线建设时，我国基本上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因而只能采取行政命令式的计划经济手段，甚至是半军事化的方式，把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企业，镶嵌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框架中，并辅之以企业办社会，带有相当程度的保密性。这次西部大开发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和我国即将加入WTO的现实，因此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以经济利益驱动各种资源配置，实行市场式开发。第三，投资主体不同。三线建设以国家作为唯一的投资主体，而这次西部大开发强调开发主体的多元化。既要发挥政府干预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又要致力于改国家单一投资为社会多元投资，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和民间的积极性。第四，开发思路不同，三线建设主要是立足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实施以资源开发为导向的战略，而这次西部大开发从一开始就确定由资源依赖型转向市场导向型。第五，开发重点不同。三线建设开发的重点是依靠国家大规模投入，在贫瘠的自然经济背景下，嵌入一个现代工业基地，这一次西部开发，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科技教育、产业结构调整等为重点的几项工作，特别是把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科技教育并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注：孟仁忠：《党的三代领导核心西部开发思想比较研究——兼谈新时期军事经济建设》，《军事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四、关于发挥三线企业作用的研究
关于如何更好地发挥三线企业的作用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1983年作出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使之发挥重大作用的战略决策以后。这一个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注重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三线企业的作用，
向嘉贵认为大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应包括企业布局调整，即对厂址存在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的、没有发展前途的企业采取关停并转迁的办法；产品方向调整，主要是调整国防科技工业的军品生产、科研结构，逐步建设成为军民结合型的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以适应国家的需要；企业结构调整（注：《开发研究》1987年第1期、第2期。）。
顾金池在《谈发挥三线建设的作用》中指出，发挥三线建设的作用除了调整改造以外，还要靠政策，比如投入政策、促进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的政策、调动人才积极性的政策（注：《开发研究》1987年第1期、第2期。）。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要发挥三线企业的作用要实行对外开放；改革军工体制，搞活军工企业；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注：顾宗枨、陈永忠：《关于发挥三线企业作用的几个问题》，《开发研究》1987年第1期。）。
第二个阶段是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以后，这一阶段的研究更多地注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如何发挥三线企业的作用。
有的研究者认为我国西部地区在三线建设时期发展了相当一批出于国防考虑的重化工业和军工企业，西部大开发应该利用原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在个别地区，个别行业集中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使其成为带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龙头”。西部地区也可以通过建设自己的“硅谷”来提升自身的产业层次和素质（注：孙晓峰、高奎明：《浅析美国西部开发对我国的启示》，《重庆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有的研究者认为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三线企业的作用。比如，三线企业装备优良，人才知识密集，管理水平较高，要与当前的高科技结合，重新焕发生机；西部大开发可以利用三线企业在开发民用的高、精、尖等新产品时在周围形成的一批相关的辅助产业，来促进地方的就业、税收、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政策，帮助三线企业解决困难，在生产、生活、科研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三线企业更快地发展（注：丁任重：《西部经济的潜在优势与开发思路》，《福建论坛》2001年第1期。）。
有的研究者在分析了西部三线企业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策略。其特点主要有：三线的尖端军事工业和科研机构多与国民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联系还不密切；有些企业属于国家级装备的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但这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处于闲置和落后状态；西部有强大的电子工业的研究和开发力量，还有强大的军用民用飞机的研究、设计、开发和制造能力；多数军工企业没有走上军转民的轨道，以民养军的政策抑制了民品的发展；三线企业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和民品开发，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西部大开发，必须从国家全局出发，在对西部现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高新技术的渗透，做好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注：吴卫卫、谢健儿、元真：《西部开发中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东方经济》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