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是退却还是向社会主义前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经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1年春，苏俄历史进入了一个高潮与转折的时期：年轻的共和国政府实施列宁精心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国家经历了国内战争和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后，处于这样的复杂形势，新经济政策不仅有振作的作用，而且事实上，它还是关于经济战略（马克思思想史上的首创）的详尽的方案。这项经济战略包括苏维埃国家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时期。列宁的计划开风气之先，而且毫无顾忌：利用资本主义并对它进行限制，用最快的速度摆脱战后饥荒与贫困，竭尽全力发展整个国家的生产力，从而奠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危机
战后的最初几年对苏俄是最艰苦的年份了。就是在1920年的下半年，这个国家还要竭尽全力去对付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随即这个国家能够自由地呼吸了，也能悉心处理当务之急了。
那时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经济上重建这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的干涉及国内战争（1914—1920），使俄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四分之一的国家财富被毁，国民收入从原来的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一。许多人在战争中死掉，由于长期缺粮，大批城市人口流入农村。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从这个阶级中游离出去了。就是那些耗尽了精力好容易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无产者，也明显地有不满情绪，但他们仍然是苏维埃政权的中坚。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1918年下半年至1921年初），工人不仅因吃不饱，而且也因为劳动规定得太死，感到精神沮丧。
在农村，不满情绪日益加剧。农民对于在战争非常时期所施行的余粮收集制不满意，这种制度就意味着无偿地征收农民的多余粮食。农民用开垦小块土地或叛乱来对抗“战时共产主义”，而叛乱经常大多数是由富农挑起的。
寻找出路
“战时共产主义”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苏维埃国家的社会基础。多亏了人民的忠诚，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忠诚。在当时的情况下，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他们中的大多数自觉地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样，国家才能从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中走了过来。但是，这种政治热情还会再是唯一的建设社会的推动力吗？是不是还有可能用旧的“暴风雨般的高压”方法呢？从何处着手重建苏俄严重受损的大厦，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根据列宁的论述，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建立城乡之间、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正常的、互相可以接受的关系。这有助于把小生产者纳入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只要这项任务一完成，就可以解决另一项需要更多时间的任务——国家的工业化。
总地说来，这是一项建设新社会的明确的战略计划。
一种想法的具体化
1920年末，在列宁的讲话与著作中，关于过渡到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的想法已经越来越明确了。鉴于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面临的政治与军事任务远比经济问题重要，过了那时，列宁说过，斗争的焦点已转到经济政策上来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这就是任务的另一半，而且是困难与重要的那一部分。
1920年11月，列宁对莫斯科省的共产党员发表演讲，要求他们注意创造性地形成新的经济关系的任务。这就意味着放弃按共产主义路线进行生产与分配的客观上不成熟的过渡，而是促进经济收益的发展，鼓励生产者按劳动成果取得收益。随即，列宁承认在农村执行的余粮收集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证实了这是1921年春所出现的深刻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因为实行余粮收集制……一般农民对巩固和发展他们的生产、增加收入，失去了兴趣。所有这些使国家缺乏经济基础。
列宁多次接见农民代表，这是他修改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无数次的会见，使列宁深深地感到取消余粮收集制不能再拖延了，应该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农民总的情绪对采取这样的措施是有利的。这就意味着国家不再征收农民多余的粮食了，而只征收他们粮食中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就能将余下的那部分粮食在市场上出售了。形成这样的工农之间的关系，无疑能促进农业迅速地发展。换言之，这对实现首要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是起一定作用的。
列宁不仅关心农村，而且也关心激发农民转变的方法，如何使农民积极参加劳动。但在当时，这是一个关于整个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是包括工人在内的所有人的问题。列宁在读完一位工程师提出取消平均付酬，实行计件工资的信后，在这封信的信笺边的空白处写上了“这是正确的”的批语，而且还在以下的句子下面划了杠：人们不能若干年停留在欣喜若狂的热情上，只有通过经济上的需要才能使他们工作。
认为不能把任何事物都建立在热情的基础上，及关于经济鼓励的重要性的结论，是对以前所采取的措施的修正。这是列宁所承认的。1921年10月，列宁给“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下了以下的定义：它是在热情的高潮中诞生的，它首先激起了人们的政治热情，随后又激发了人们的军事热情，人们盼望过完成巨大的经济任务……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对这点并没有作过细致深入的考虑，人们盼望过，在这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根据无产阶级政权的旨意，按共产主义路线组织生产和进行产品分配。经验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以上就是关于这种想法如何在列宁的脑海形成和成熟的过程。这一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要想过渡到社会主义，就需要制定新的经济政策。
这项新的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是根本不相同的。这项新政策与十月革命后最初几月里施行的政策相比，它同样也有新的原则。什么是它的新的所在呢？这就是寻求发展生产的经济刺激，也就是找到刺激，促使劳动生产率高速度增长。
应适当指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这一想法，更进一步的精心制定，以及将它付诸实践等，对这些，以前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在苏维埃政权诞生的最初年月里，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出发，也曾提出过与之有关联的、不可分割的、历史的与思想——政治的纽带的问题。在巩固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及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领导中，也曾提到过这一点；在不断激发革命热情及搞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提到过这一点。列宁所坚持的不要只依靠革命热情，而是把伟大革命所激发出来的热情作为一种帮助的论断，正好证明了上述的观点。
一项政策的两个方面
认为新经济政策的计划是列宁突然的“一闪念”，突然地“改变场景”，这是没有道理的。正如列宁所强调的那样，寻求一项适合的计划已经好长时间了，但这计划未能一下子就成形，而是逐渐地明确和具体化的。
以“国内和平”的口号来代替“国内战争”的口号，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想法都与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预想有诸多联系。这一转变是果断的政治措施，但这样的考虑是明智的。的确，剥削者作为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已经被击败了。如果工人阶级已经建立了政权，并取得了土地，资源及大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什么不能采用剥削者中的组织者和专家的经验呢？为什么不能发挥小资产阶级的能力呢？
迈这样一步也潜伏着危险，因为党缺乏这方面可行的经验。一项精心制定的、慎重的政策能避免这样的危险。为了促进苏维埃的经济，列宁号召，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控制下，不仅要利用国内的资本家进行经营管理，而且也要利用外国的资本家进行经营管理。1920年11月，列宁提出把一部国家的自然资源租让给外国厂家，期限直到苏维埃国家能自己开采这些资源为止。
列宁考虑到国际形势已经变化了的重要事实，于是制定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计划。其观点是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但还不清楚和平究竟能延缓多长；另外，在一部分资本主义和殖民地的国家里，也预料到革命胜利的可能减少了，还预测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很快胜利。由于资产阶级更加老奸巨滑，国外革命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了。这样就更加使人相信苏俄将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
就在这个时期或下一个阶段，列宁的和平共处的战略最后确定下来了，并付诸了实际。
国家对内实施新经济政策，和平共处是外交政策，这成了苏俄建设社会主义总体计划的两个方面。但还需要制定出详尽的计划，还需要克服广泛散布在党内领导人中的根深蒂固的旧观点，然后才能把这一过渡时期的战略变为生活实际。列宁把他的余年完全献给这一事业了。
最初取得的成就
列宁是在1920年秋酝酿成熟新经济政策这一想法的。1921年2月， 他将这项政策的计划勾勒出雏形，并把它提交党中央政治局：①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②粮食税的数量要比余粮收集制收得要少，③随着土地耕作者的效率的提高，相反的超出部分的粮食税却要减少，④农民可以在地方市场上出售他们不用的余粮。
2月末， 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废除余粮收集制的决议草案。
3月份，中央委员会签署了这项草案，并作了修改。就在这月份，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项草案。这一适时的法令在1921年3 月23日颁布了。
这对农民的影响如何呢？和余粮收集制比较，粮食税的数量只是它的一半。与别的实物税收一样的粮食税是在1921年3月起施行的。 依照这条法令，农民只付出他们所产粮食的百分之十（随后，这样的税收还有更进一步的降低）。农民知道，从那时起，税务员将要光临，但只是一年一次，农民知道总的税额。于是他们就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处理余粮了。
此外，粮食税额的多寡视耕地数量而定：贫苦农民可以完全免税。同样，地方行政机构过多地干涉农民的劳务是要受到中央机构的弹劾的。
政府的列宁式的工作作风，即事先要估计，对生活与现实进行分析，不轻信仓促所作的决议，这些都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标志。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1922年2月至4月），列宁根据代表们对农业政策的反映，作出了以下结论；最迫切的事情是：在还未收集到有关地方的经济生活的足够材料之前，在尚未充分研究当时农民的实际状况与农民的要求之前，不要让任务规定、指示、条例束缚住手脚。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出现危险与有害的事情，不允许地方政权没经过实践就仓促地规定一些多余的生硬的法令。
新的经济管理的原则的施行，不是没有困难的。一方面，“战时共产主义”的气氛与情感仍十分强烈；另一方面，农民本身对这样的新措施尚不能立即予以信任。不管怎么样，党是坚决遵循已定航向前进的。甚至在1921年，当严重的旱灾与饥荒侵袭这个国家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也没有回头再搞“战时共产主义”。在没有受灾的地区，首次近乎完全征收到了粮食税（达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
首次的成功证明了所制定的方向是正确的。
实行粮食税大大地解除了农民的痛苦。社会主义的敌人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于是叛乱几乎立即就平息了。新经济政策有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在1922年至1925年之间粮食的产量从56,300,000吨， 增到74,500,000吨，甜菜的产量从1,900,000吨增至9,100,000 吨， 牲畜数从45,800,000头增至62,100,000头。
由此可以看出，小农（普通农民）如果在经济上得到鼓励，他们就能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全面的经济发展作出最好的贡献。革命的依靠——工人阶级与劳农之间的联盟得到了恢复。
（王桂贤摘译自〔苏〕《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82年12月，摘译者单位：牡丹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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