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利霞[1]2001年在《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分析》文中提出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它不可能使所有人在同样时间获得相同的收益。因此，改革必然会遇到阻力。行政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动力和阻力两种力量的对比和相互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行政改革的动力、阻力多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无可否认，这种研究有它特定的价值，但在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局限于这种方法有失全面。本文试图利用制度分析这个崭新的分析方法，重新考察我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和阻力，旨在通过这种带有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为我国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本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制度分析方法的一般介绍。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说的几个核心概念和理论；考察论证了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行政改革的适用性。 第二部分是对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具体分析。笔者采用制度分析中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地位、偏好显示和收益预期叁个角度对社会利益群体进行考察；本部分包含叁个层次，首先从社会利益结构，以社会各阶层成员为考察对象；其次从层级内结构，以行政机构为考察对象；第叁层总结行政改革的动力、阻力，并在分析个体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消减阻力、增强动力的思路和方法。 第叁部分是分析促成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安 排。本部分从集体理性的角度，分析促成中国行政改革动 力、阻力的制度因素。笔者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 度叁方面考察，认为当前我国行政体制（制度）变迁主要受到 四种约束，即：人性假设的约束、制度偏好的约束、制度知识 的约束、环境约束。 ‘第四部分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制度）变迁的制度创 新。笔者认为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一定矛盾，所以 要解决二者冲突必须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创新设计一套有效 的机制，从而在满足个体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当 前，中国行政体制咳度）的创新包括叁方面：正式约束的创 新；非正式约束的创新；实施机命的创新。
张新萍[2]2006年在《对2008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改革走向的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革，经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分化带来的困惑与阵痛，中国体育走过了二十多年坎坷曲折的改革与发展之路。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中国体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的体育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冲突愈发明显，各种矛盾一触即发，中国体育面临着严峻的改革形势!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无疑是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但举办奥运会对中国体育改革却兼具抑制与促进作用。从短期看，举办奥运会使体育改革趋于保守，减缓进程，但从长远看，北京奥运会将成为2008年后中国体育改革的重要契机，引发中国体育更深入、更彻底地改革。如何利用这一契机，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世纪的头二十年内突破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瓶颈，通过体制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育体制，实现中国体育改革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为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无疑是当前体育社会学领域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以体育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范式为理论基础，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方法论，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体育改革历程全面回顾，深刻分析体育发展中的核心问题，阐释北京奥运会与中国体育发展的关系，世界体育发展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体育改革的影响，并借鉴前奥运会举办国的经验，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影响分析。最后，将时间特征、事件影响和经济社会背景综合分析，推断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从观念到行为，从理论到实践，从体制到机制，从竞技体育到全民健身，从总体规模到各子系统间的深刻变化，对2008年后中国体育改革走向进行全面阐释，并依据公共选择理论提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改革推进策略，为新时期体育改革的深化提供理论参考。 本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广泛、密不可分的关系；政府对体育的定位决定着体育发展的重点和方向，社会发展促使人们体育观念、体育需求的变化是推动体育改革的间接动力。 2．中国体育改革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努
王永春[3]2004年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是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时代。这种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权力和影响力正日益流向那些超国家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中国加入WTO，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府自身。农业协议中的诸多条款无一不是针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政府来执行。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期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日益完善与发展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沿革，目前存在问题，发达国家经验，绩效评价，改革影响因素，加入WTO的挑战及政策选择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历经变迁，时至今日，形成了涉及农业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科技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多个部门在内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这种脱胎于旧的计划体制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在职能、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代表的美国在农业管理方面实行综合与高度市场化的管理，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代表的日本则不断根据国际形势调整国内的保护与支持政策，充分重视农协的中介作用。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实行依法行政、依法治农。另外发达国家高度发展的农业第叁部门在农业行政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政府与农民、政府与市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与中介，他们对内维护其成员利益，同时协助政府管理农业。 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总体上，我国农业行政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农业行政管理绩效低下的批评却屡见报端，这就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并借以提高绩效。对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进行绩效评价，应根据合理的评价标准，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另外，农民阶层由于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而成为改革的动力因素，但这种动力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而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自身虽然理论上应成为改革的动力，但现实中由于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因素。消解改革阻力的根本办法是消除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些管制特权。 再从加入WTO的现实情况来看，WTO的规则及农业相关协议给我国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提出了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化等一系列挑战，适应WTO要求，改革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 为促进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本文提出了在农业行政理念、农业行政制度和技术叁个方面进行创新的政策建议。其中理念创新是前提，制度创新是核心，技术创新是保证。只有叁方面都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农业行政管理绩效，不断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发展。
姜国俊[4]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文中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着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叁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叁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叁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刘兴鹏[5]2014年在《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机制研究》文中指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是地方政府改革的核心,地方行政体制改革、行政管理方式创新等问题都应围绕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并为之服务。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研究中,学界研究的重点在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模式及其实现方式等问题,而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而这恰恰是当前地方政府改革亟待突破的问题。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本质是制度变迁。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中,有两种不同的变革方式：一种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另一种是地方政府自发进行的改革。两种不同的职能转变方式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实质上就是中央政府引入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实质上就是地方政府主动发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不同的职能转变方式之后暗含着两种不同的行为逻辑。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来看,地方政府离真正意义上的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还相去甚远,究其根源则在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不足,因为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动力(动机)是行为产生的直接因素,因此分析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动力机制是由“环境—环境对系统的作用机制—系统反应”叁个要素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其中,环境变化是起因,环境对系统的作用机制是关键,系统反应是结果。动力机制运行的过程首先是环境发生改变,然后通过环境对系统的作用机制将这种变化传递给系统,系统在认识到这种变化对自身利益可能造成的潜在影响后作出理性的选择,也即产生某一行为的动力。将动力机制的构成要素纳入到两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方式的分析中去,就构成了本文的主体框架。具体来说,在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中,外部环境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持续推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作用机制包括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考核制度、财税制度、监督制度和意识形态教育,而地方政府的反应则包括地方政府对职能转变措施本身的认知、对职能转变措施带来的利益调整的认知、对中央对地方作用机制的认知及其在认知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在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中,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外部环境对地方政府的制约机制则主要包括利益表达机制、民主制约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而地方政府的反应则包括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认知、对外部环境对地方政府作用机制的认知、对改革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的认知及其在认知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在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中,主要面临着叁个问题：一是中央政府的改革力度和改革与地方的匹配问题；二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各种作用机制尚不完善；叁是地方政府在认知方面的缺陷及其机会主义行为。在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中,也主要面临叁个问题：一是外部环境如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发育比较落后；二是外部环境对地方政府的作用链条尚未完全建立；叁是地方政府的认知缺陷和选择能力限制。在优化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的措施方面,实际上有两条不同的进路：一是优化地方政府的认知和利益结构；二是优化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外部环境及其对地方政府的作用机制。两种路径的着眼点不同,一着眼于内在改变,一着眼于外部控制,但殊途同归,都是优化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不可或缺的措施。在具体的对策措施方面,则是针对两种动力机制存在的实际问题分别对应予以提出。论文以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为分析对象,以行政生态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为理论基础,系统分析了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的构成要素及其在现实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措施。论文在逻辑上严格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模式。具体来说：第1章是导论。本章主要是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当前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的分析框架、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是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研究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职能、动力机制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对本文的理论基础——行政生态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阐释；再次对本文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进行了论述。通过核心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基本假设的阐释,奠定了后文分析的基本框架。第3章是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方式及其动力机制生成过程。本章首先区分了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两种不同方式——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自下而上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其次,将研究聚焦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上来,分别分析了两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的生成过程及其优缺点。第4章是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现状及其动力机制存在的问题。本章首先从社会认知的视角,通过实证调研的方式分析了地级市和县级市普通公众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状况的认知。其次,分别从“环境变化”、“环境对地方政府的作用机制”、“地方政府的认知与选择”叁个方面分析了两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第5章是优化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的建议。本章首先分析了优化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的基本思路,即将优化地方政府的认知和利益结构与优化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外部环境及其对地方政府的制约机制结合起来。其次,针对两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动力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最后是结语,归纳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分析了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李潇[6]2010年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研究》文中提出行政改革是指在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政府有意识、有计划地调整和改变行政组织体制、结构、职能和行政人员的行为方式,以与行政环境保持平衡的活动。事物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动力,行政改革也遵循这一规律,必然是在强劲的动力推进展开、深化。行政改革的动力产生是由于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发展变化失衡,推动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保持平衡的力量。行政改革与行政改革动力的关系是：行政改革动力是行政改革研究的逻辑起点,又是行政改革开展推进的保障。关于行政改革,学界研究硕果颇丰,但主要内容大都放在了改革的形式、内容、方向上,而对其中推动行政改革的动力研究关注不够。行政改革动力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行政改革的方向、进度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行政系统适应发展变化的行政环境,对已形成的权力格局及利益的重新调整与组合的力量。行政改革必然受到多种力量的作用,既有推进的动力,也有拉扯的阻力,如何认识和利用改革的动力,消解和克服改革过程中的阻力,就成了推进行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因此,对行政改革的动力进行研究分析应是行政改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已历经叁十多年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且还在向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当代中国的改革战略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个部分,行政改革作为两个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不但担负着两个体制改革中间矛盾的缓解作用,而且还担负着桥梁衔接作用。在中国处于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时期,行政改革要起到这样重要的作用,必须对行政改革下一步如进行,怎么进行,进行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思考,而这一思考着力点就落在了行政改革动力上。对中国当代行政改革动力进行深入研究,明确是什么样的动力在推动着改革的前进,这样才能明确改革的方向；改革的动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何认识和利用才能使改革进一步深入进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正是研究行政改革动力的意义所在。本文基于如何增强中国行政改革动力的目的,通过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的方法,全面考察和梳理了我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因素,并结合国外行政改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进一步培育和壮大我国行政改革动力、减少行政改革阻力的途径与方法,旨在为我国行政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与推进,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本文共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与行政改革的动力概述。主要说明行政改革、行政改革动力的内涵,我国当代行政改革的历程及取得的成就,以及行政改革与行政改革动力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是对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分析。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因动力来源不同分为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外部动力主要有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国际环境、社会力量等；内部动力主要有行政系统自身的发展需要、行政人员自身素质发展的要求以及新技术在行政领域运用。本章对这些动力因素一一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动力存在的困境进行了论述。第叁部分是增强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动力的途径分析。指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大力培育社会力量、重新塑造社会主义行政文化、注重行政人员利益补偿、大力借鉴国外经验的等都是增强行政改革动力的途径。目前,我国行政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进行,但我国行政改革的动力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对行政改革的理论支持还不足,仍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对之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深入进行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启示。
姜国俊[7]2010年在《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文献梳理与领域拓展》文中提出改革动力学是当前学术界有关中国行政改革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行政改革动力学的已有研究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行政系统演化分析视角、改革战略总体分析视角、利益向度多元分析视角和全球改革比较分析视角四个主要的方面。从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政治权力主体的视角展开执政党主导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是今后拓展中国行政改革动力学研究新空间的一个重要方向。
方成云[8]2017年在《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基本动力和目标模式》文中指出当代中国行政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行政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与“中国特色”现代国家制度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近期目标则是建立责任政府以消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建立“中国模式”以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2008年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明了中国政府从2008年启动第六次行政改革至2020年的行政改革目标、内容和具体路径,是中国新世纪行政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当前在中国行政改革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力量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力”、“政策主导型”政治体制改革的拉力,以及“东西方发展模式之争的张力”;中国行政改革的阻碍性因素包括“新旧行政价值的冲突”、“既得利益集团对行政改革的阻碍”,以及“中国特色行政改革模式”理论构建及指导实践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国行政改革的推动力量和阻碍力量的互动或转化,将成为影响中国行政改革走向的重要因素。通过一系列重大的行政改革,中国已经确立了新的行政价值,并使之成为行政改革的重要基础:一是服务导向行政价值的确立,重点强调的是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引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二是绩效导向行政价值的确立,主要涉及机构改革中的绩效要求;叁是分权导向行政价值的确立,但分权与中央集权体制不能产生冲突,无论行政改革如何进行,中央权威必须得到保证;四是“中国特色”导向行政价值的确立,强调以良好的政策来获得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信任和广泛支持。当前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模式指向是“服务型政府”,其概念提出和具体实施受到西方“新公共服务”理论、“政府职能结构重心位移理论”等理论的直接影响,在实际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中国特色”性质。但社会形态与政府形态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决定“服务型政府”政府只能在后现代社会形态下构建。当前正处于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中国政府职能结构仍应以社会管理职能为中心,只能在理念创新和工具创新方面有所作为,而很难建立起系统的“服务型政府”形态。中韩在行政改革方面存在众多差异,其社会制度和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都完全不同,但在推进行政改革的若干具体措施方面存在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韩国对中国的借鉴主要体现在措施工具方面,中国对韩国的启示则主要体现在理念设置方面。
武志红[9]2009年在《中国公务员制度再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务员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年轻且孕育着强大发展需求的中国公务员制度朝着何方发展,不仅会为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人力资源管理等学科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和现实素材,更会对中国政治体制、行政体制乃至政治制度等影响国家和社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性因素产生实质意义的作用。因此探讨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公务员法》颁布之后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的空间、方向、路径以及具体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制度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各种规则和约束。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等)、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公务员制度的研究,不能仅仅着眼于正式制度,也有必要将非正式制度纳入研究的视野。讨论制度的效率可以从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制度安排的效率取决于制度的普适性、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程度以及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结构的效率首先取决于构成这一结构的各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其次还受到制度配置状况的影响。制度结合的状态有制度耦合、制度冲突、制度真空叁种情形。以上述理论为依据,本论文在回顾中国公务员制度变迁轨迹并总结其实施成就和特色的基础上,对现行公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公务员制度再发展属于制度变迁的范畴。制度变迁是一种制度(起点模式)向另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标模式)不断演进的过程。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种种技术的、社会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的诱因在于行为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即获取一种在已有的制度结构安排中可以观察到,但只有通过制度再安排或制度创新才可以得到的好处。为获取潜在利润而采取行动的制度变迁能否发生,依赖于行为主体对这一行动的成本收益之比的判断,只有行为主体认为当通过制度变迁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最终实现。制度变迁行为主体的特征、既定利益约束、路径依赖等都会显着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模式、路径和策略。本论文将上述制度变迁理论工具运用于公务员制度再发展研究。公务员制度再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元函数求解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在成本与收益的考量中,在各种约束性条件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基础上,追求预期潜在利润实现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约束性条件包括公务员制度再发展所处的环境、公务员制度再发展的动力和阻力、当今国外公务员制度发展趋势、公共部门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等等。其中环境因素中既有来自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新兴理论的影响,也有来自技术变革、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劳动力结构状况等时代特征因素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组织结构变化、行为方式转变、行政文化更新等公共部门改革诸因素的影响。在动力和阻力的研究中,本论文以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为分析框架,将公务员制度再发展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传统体制与官僚制和后官僚制的冲突、相关制度的完善性等等问题纳入动力与阻力的分析之中。结合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论文还阐述和分析了公务员制度再发展供给主体的特征、供给的原则、可供选择的制度集合以及制度供给的空间。供需分析框架中成本收益比是动力与阻力制约机制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制度变迁主体在各种约束性条件下所作出的目标选择。它是中国公务员制度再发展的直接环境、背景和前提。在这一目标的引导和制约下,现行公务员制度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组织文化环境等方面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借助于诺思制度变迁模型以及制度变迁理论关于不同制度变迁方式及其组合模式的理论分析,结合对已知约束性条件的综合考虑,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再发展宜选择渐进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辅以激进式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的路径。同时需要考虑制度变迁的边界、成本收益的制约、路径选择中关系的处理等问题。还要防止路径偏离以及过度的路径依赖现象。各单项制度完善的行动也需以此为前提和基础展开。在权衡各项制度的重要性、基础性、受关注程度以及采取行动的适宜性等因素的基础上,本论文对公务员分类制度、素质模型以及绩效管理的下一步行动方案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秦浩[10]2011年在《中国行政审批模式变革研究》文中认为行政审批模式是行政审批的属性特征、系统结构和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概括而抽象出来的标准样式。行政审批模式建构在行政审批的事实基础之上,是通过对行政审批的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价值判断与逻辑归纳得出的结果。行政审批模式具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但从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变的是变化,永恒的是发展,行政审批模式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在次序变革的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变化性与适应性。就中国行政审批模式变革而言,主要是在学习借鉴国外“一站式”服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行政服务中心为依托载体和创新平台进行的。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自发性和学习性特性使得行政审批模式变革既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又呈现出明显的递进性特征。然而,行政审批模式变革和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实际上都是在缺乏整体制度设计和理论论证下进行的实践活动,客观上没有一套普适的“经典模式”以供遵循。虽然这为各级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改革探索提供了足够的创新空间,但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原则规范也使改革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因此,考虑到行政体制改革的系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对已有改革成果和经验进行梳理总结,对未来发展愿景进行合理勾画并配以制度设计,以推动行政审批模式更趋完善。为此,本文试图以行政服务中心为蓝本,以行政审批模式变革为主线,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行政审批模式由分散审批到相对集中审批再到集中审批直至网上行政审批的变革“路线图”,系统阐释了模式变革过程中的动力、路径和策略等相关问题。
参考文献：
[1]. 中国行政改革动力、阻力的制度分析[D]. 牛利霞. 郑州大学. 2001
[2]. 对2008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改革走向的研究[D]. 张新萍. 华南师范大学. 2006
[3]. 世贸组织框架下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研究[D]. 王永春.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4
[4]. 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D]. 姜国俊. 复旦大学. 2009
[5]. 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动力机制研究[D]. 刘兴鹏. 武汉大学. 2014
[6].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研究[D]. 李潇. 山西大学. 2010
[7]. 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文献梳理与领域拓展[J]. 姜国俊.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
[8].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基本动力和目标模式[D]. 方成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9]. 中国公务员制度再发展研究[D]. 武志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10]. 中国行政审批模式变革研究[D]. 秦浩. 吉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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