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绿色化”：阻力及一种可能的共生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阻力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政策已经再次成为工业化国家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分析其发生的原因以及“新产业政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不同于以往被诟病的倾向于降低结构变革速度的产业政策。
一、复兴与产业政策“绿色化”
1.重回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长期以来，产业政策一直为其天生失败者的形象所累。政府经常介入以维持旧有结构或国家利益。“旧”产业政策服务于降低结构变革、就业和技术进步(包括环保技术)的速度，同时还为生态学视角下的灾难性大型企业(从很多工业化国家的石油化工公司、20世纪的美国钢铁公司，到今天意大利南部的钢铁厂)提供庇护。因其目标与其他政策(竞争或就业政策)相矛盾，缺乏创新、教育或气候政策的支撑或未与其同步，所以产业政策是缺乏效率的。美国的结论是“没有最好的产业政策”，“只是水平产业政策”首先成为德国的咒语，随后逐步成为欧盟的咒语。今天，产业政策又重回欧洲和美国的议事日程。
2.产业政策凸显吸引力的原因。恢复对产业政策的兴趣首先从2000年之后开始，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更加激发了这种兴趣，此时拥有大型工业基地和外贸顺差的国家设法更快地弥补其产量损失。从美国到英国或法国，政治家和政策文件都在呼吁新产业政策出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力量的事实使得这个浪潮日益高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下降，这些国家金融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制造业的规模；与危机前相比，多数欧洲国家失业率上升、产出下降。政府预算被用于救助银行、为失业和养老金提供资金，而不是直接投资于就业和实体经济的增长。
3.“新产业政策”的要素。此次提出的产业政策与过去被认为利弊并存的产业政策有所不同(Aghion et al.，2011；Rodrik，2004；Aiginger，2012)。“新产业政策”被称为支持而非阻碍市场力量；促进竞争而非有利于个体大型企业；支持更广泛领域的技术进步，而非选择某一特定技术；支持政府有关清洁能源和卫生方面的长期目标(Aghion，2011)。新政策要以创新和教育为基础，并与竞争和区域政策一起构建一个“系统性的产业政策”(Aiginger，2012)。通过这种方法就避免了单一政策链与其他特定政策之间的冲突。产业政策应该是水平的，但要包括特定的产业要素(如欧盟矩阵法；Aiginger Sieber，2006)。该政策应该依靠区域化集群，紧跟强化专业优势(smart specialization)的趋势，并从企业和政府间的对话及合作中显露出来，而非由政府单独规划和设计。该政策应该与可持续性和气候目标紧密结合起来。①总的来说，“新产业政策”应该具有前瞻性，鼓励竞争并为长期社会需求提供支持，而不应是一个孤立的政策，不应与区域政策或能源政策冲突，它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或系统的政策。
4.气候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融合。产业政策与能源政策的衔接可以说明产业政策的系统性特征。以可持续性为中心说明了环境标准不再被看作竞争性制造业的障碍，而是驱动其发展的潜在动力。
斯特恩报告(Stern report，2006)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climate change，IPCC)文件预测，如果不大幅度快速缩减二氧化碳排放量，那么本世纪末温度将上升5℃，充分说明了气候变化的挑战程度。如果到2050年，我们能够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80％～95％，那么温度的上升可以被限制在2℃左右。为此，欧盟制定了到2020年的短期策略(所谓20/20/20目标)，②即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1990年的80％。而且，欧盟还开始探讨2050年要实现的长期减排策略(欧洲委员会，2011)。对能源系统模型PRIMES的仿真实验显示，这个宏伟的目标原则上是可行的，不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但需要彻底的技术创新(需要远远高于历史能源效率提升的趋势)和始于碳价格每吨250欧元(欧洲委员会，2011；Kupers，2012；Schleicher Kppl，2013)的去碳化。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将能源结构从以碳为主变为以“清洁”能源(太阳能、风能等)为主，已经成为欧盟和美国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且采取措施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如《京都议定书》、排放权交易制度、研究项目、企业和家庭津贴、能源税和碳含量税以及联合研究计划，如欧洲超低碳钢、③与“大城市问题”相抗衡以及中国200个城市的碳目标(金融时报，2013年4月15日)等。这些都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实施的不同措施。
5.操作方面的努力。欧洲委员会在两次沟通中，首先将“竞争和可持续性”置于新产业政策计划的中心(欧洲委员会，2010)，并将可持续产业政策明确地定义为以“向提高整个产业资源使用效率转型过程中的可持续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欧洲委员会，2010)为中心。欧盟委员会还明确了(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六项使能技术，并宣告了以互联网和新能源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欧盟2020年策略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创新在于它是一个宏伟的能源效率型欧洲(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策略(欧洲委员会，2011)。清洁技术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软产业政策”策略的重要因素，该组织曾对旧产业政策进行过强烈的批判。在美国，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已经被贴上了制造业“再造”或“第二个春天”的标签，如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宣布“外包是最为过时的模式”，而且称赞联想重新在北卡罗莱纳州重新开始生产计算机、通用电气在肯塔基州重新开始生产洗衣机。④
6.迄今为止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的进展。与所需技术转换和增长路径不一致的是迄今为止的进展是显著的。无法证明长期以来能源或资源增长与产出增长相脱节，也不能证明增长率与低失业率相匹配。相对成功的是现在的能源弹性系数不为1，说明投入的增长率低于产出的增长率，但还远不到0或变为负值。一些国家的能源投入中，清洁技术占有的份额达到了两位数(有些利用水资源的国家成绩更好，但由于日渐严峻的水资源短缺，此成绩不易扩大)。中国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并成为太阳能和光伏器件生产的领导者(但每年还需要大量以碳和核能为基础的新厂房)。
二、碳泄露争论与阻力
虽然欧洲委员会等制定的新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就业和出口开发潜在的“绿色”技术，但以可持续性为重点的产业政策引发了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反对。这种反对并非源于任何产业政策文件自身，其根源在于对欧盟能源策略和目标的担忧。首先是短期的20/20/20策略，其次是要考虑到将减排目标从20％提高到30％的可行性，最后是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80％到95％的宏伟计划。⑤所有情况都显示，后面的这个宏伟目标只有通过大幅提高碳价格(至每吨250欧元)才能实现，而目前排放权交易中的碳价格下降到了每吨不到5欧元。通过暂时减少排放许可(负加载)支持价格上升的倡议已经遭到欧洲议会的否决(大部分分歧在于要求更为严格还是更为温和的提议)。
1.碳泄露。理想的解决方法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各地区都实施战略性的气候政策。工业化国家应该走在前面，因为它们的排放量最大，而且拥有或至少能够开发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碳泄露论是对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欧洲)领头的宏伟计划最为强烈的也是最为普遍的反对论调。其观点主要是：如果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欧洲)制定了高标准或实施禁令、规定或对排放征税，那么排放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将向低资源使用率国家迁移，因此会增加整体排放量。此争论尤其被能源密集型行业用于反对欧洲的高能源价格或排放标准。此争论已经被政策制定者们所接受，允许排放密集型产业在2020年前免费获得排放许可权。
我们不能说该争论在短期内是错误的，也不能说其在长期内仍具有说服力。其对生产产生的实际改变和对排放的总体影响取决于策略、努力创新、溢出效应和政策措施。融入在欧盟2020策略中具有前瞻性的、系统的、综合的产业政策策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让我们从有关为什么长期看来碳泄露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以及如何使宏伟策略的短期副作用降至最低着手，开始我们的论证：
如果一个企业迫于排放价格或法律制约而降低排放量，它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引入低排放量的新技术。可以假设这个新技术也会带来成本的降低和其他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高劳动生产率等)，这样就为额外的成本提供了部分补偿。⑥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推进快速创新可能补偿政策措施所导致的改变投入组合的静态短期损失。一个专门在保证(甚至是短期)成本下降同时(通过创新)促进排放下降的激励计划是对清洁技术的奖励体系。对排放征税(生产者被迫购买排放权)，但是3个～5个最优秀的企业可以获得额外的税收减免(如排放价格减半)，它们就可以从创新中得到双重红利：从先进技术中得到的低成本以及剩余较少排放量的低价格。欧盟现行科研框架计划中的更多研究基金将更加关注对技术的投入，尤其是那些能够降低能源密集型产业排放量的技术(如开发钢铁生产中超低碳排放技术计划；一个联合体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只是还未决定试验的地点，因此该试验可能要比预计拖延更长时间)。
如果鼓励工业化国家的企业在其位于低标准国家的工厂中应用最优技术就能进一步防止碳泄露，激励将涵盖从道德劝说、利益相关者能动性到国际贸易规则或投资协议的所有领域。最低要求是投资许可的国外申请者必须报告其所属工厂的排放情况。
理论上讲，可以根据使用最优技术的排放量以及实际投资征收进口税和其他税收(需要国际支持)。相关提议包括根据排放量(出入境关税调整计划)对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征税(进口税和反倾销规程)，但由于所有关税都会抑制贸易并引发对抗性关税，所以必须小心行事。
向采用“非环保技术”进行生产的国家征税(出入境关税调整)，最多可以算是一个辅助策略。这一策略难以执行，而且受到滥用保护主义的质疑。此策略还会受到生产者国家(南部)的强烈反对，它们会认为工业化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从类似的技术中获得了利益。最好的选择是监督或要求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国家(北部)企业使用最优技术。新工业化国家的技术转移和发展可以获得“气候基金”的补贴，该基金的资金是通过排放权交易和财务交易税筹集的，其目的是为了加速最优技术在全球的传播。
企业在特定时点决定工厂选址时碳泄露论是有道理的，但是其长期作用值得质疑。排放的长期动态性不仅取决于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而且取决于清洁技术在全球的传播速度。先进国家的高价格和高标准决定了技术路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及政治、法律和道德压力)也将决定最优技术在“气候基金”鼓励下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的速度。值得注意的是，对化石能源的总补贴估计为4000亿欧元，⑦这些补贴中至少有一部分被用于促进技术转让。通过拥有先进技术国家的低能源价格和低排放权价格降低技术进步速度，很可能会增加全世界的长期排放量。⑧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产业政策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发展中国家的“新产业政策”和工业化国家系统的、综合的产业政策都会不断推动所有国家在环境质量方面更上一层楼。
2.五个制约能源政策目标的因素。除了碳泄露是工业化国家反对宏伟生态政策的主要论据外，还有一些其他层面的反对论。
其一，认为绝对脱钩没有必要。除了科学家们在学术上逐渐达成一致，认为气温上升是非人为的，但也没有像所预测的那么高，更不像断言中所说的那么危险，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些应对策略。因此降低努力程度、降低政策改变的争论开始出现。这些信息经常伴随着宣布欧盟2050可持续性策略是没有必要的和乌托邦的。有人主张高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来源已被耗尽，而且技术已经限制了减排(如钢铁生产中的二氧化碳)目标的实现。
其二，技术的不确定性。这一争论是建立在有关未来技术知识不足的基础上的。其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些有关生物能源的实验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尤其是如果与食品生产竞争资源会导致食品价格的上升和世界范围的贫穷。
另外一些争论的重点在于，一旦得到更容易获得的低价“成果”，那么清洁电力能源的使用将受到限制，而且价格会越来越高。一般来讲，清洁能源生产是分散的，需要较高的净容量(网络)，且供应不稳定。将这些能源从北部运输到南部、从沿海运输到内陆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电力汽车的成本极高，我们不知道与混合动力技术或氢技术作为替代品相比它是不是最好的，但可以断定，最终对电动汽车的偏爱将不再是时尚。政府不应该对特定技术进行补贴，因为这可能会导致“锁定”错误技术的地位。
其三，能源供给(平价供给)的可靠性与可持续性同样重要。能源政策有多重目标，即能源使用高效率、供给可靠性、高效生产以及从使用化石能源到清洁能源的转换。总的来说，可再生能源是否会降低能源的安全性受到质疑(分散生产需要更强大的网络和更长的运输路线)；大多数可替代能源资源在现行市场价格方面不具有竞争力，而且需要补贴；这些都由一般纳税人或上涨的消费价格来支付。可再生能源的高比重，或对网络投资(以保持供应可靠性)的必要性所带来的电力高价格也是限制或降低宏伟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执行速度的争论。雄心勃勃地实施优先考虑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绿色目标)的能源计划后，能源政策将再次强调其灰色目标(廉价能源和可靠供给)。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手段和政策，路径依赖和竞争压力迟早会使灰色目标居于统治地位。
其四，充足的化石能源。油、气峰值理论被认为已到末期。罗马俱乐部19世纪宣称的原材料短缺是极度夸张的，所有油、气峰值论的预期从那以后被不断改变，现在又因页岩油和页岩气的萃取而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今天看来，由于美国能源进口的下降、北极的储备量和新技术(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出现，油、气以及煤价在未来几十年下降已非不可能。
其五，失败的排放权定价。反对宏伟生态政策的一个有力争论是，排放权交易(经济学家提出的令人偏爱的计划)并未发挥作用。排放权交易被限制在某些国家和地区。⑨在一些交易取得成功后，排放权价格(如二氧化碳证书)过低，以至于无法引发大家对清洁生产的兴趣。中东欧工业生产的崩溃以及最近爆发的金融危机都证明了该计划的破坏性。但是，实施失败的原因应归咎于排放权交易的终止，而非该概念的主旨。低价格和目前的过度供给是大量授权(政策捕捉)和工业生产降速的结果。大多数能源使用者获得了2020年以前的免费证书。⑩其他行业比预想的更喜欢低成本，因为每吨的价格比预想的低，而且还出现了超额供给许可证。因此，没有什么令欧洲制造业为能源效率和改变能源结构进行投资的激励。
3.评价碳泄露。总的来说，我们一般认为碳泄露是经济全球化中某地区的宏伟减排计划与其他地区计划不匹配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包括交易和投资协议、宏伟的技术改进方案、对减排效果最好者进行激励、加快新技术传播等政策弱化该问题的影响。绿色产业政策更可以为实际就业以及可出口且同时能够对社会目标作出贡献的新技术出口提供支撑。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那么产业政策“绿色化”将变得非常困难：低估了气候变化的威胁性(可能是“没那么快”或“适应”)；效率目标和改变能源结构可以被同样重要的供应安全性和竞争必需的廉价能源目标所“中和”；认为化石能源(尤其是燃气资源)远未达到峰值；可替代技术是不确定的，某几种可替代技术是可行的(每种技术都具有一定的锁定效果)。
如果能源政策的目标是相互矛盾的，而且缺乏对能源政策和产业政策衔接的明确定义，那么“新产业政策”与以往的产业政策就没有什么差别：对市场的干预，有些政策取决于游说者和国家利益所带来的压力，如经常从关注“绿色目标”转而关注“灰色目标”，从而导致高成本和低回报。
经验证明，能源密集型行业同时也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且难以快速重新选址的事实使碳泄露受到了限制。至于仅占价值链总值很少份额的新投资会重新选址，而且在早期低附加值阶段工厂位置取决于矿石的可获得性而非排放成本。大宗交易能源商品只占不到1％的总成本。
三、反击的结果：选择廉价能源，挽救欧洲竞争力
目前，排放许可是非常廉价的，能源价格也正在下降。导致前者的原因是欧洲排放权交易的瓦解，导致后者的原因是美国发现了新的燃气资源(页岩气)以及新开采技术(通过液压破碎法和水平钻探技术进行萃取)的出现。美国燃气价格已经下降到了峰值价格的1/3。能源价格下降的趋势蔓延到了欧洲，其结果也导致了煤价的下降，美国已经开始向欧洲出口煤炭。
政策结论如预期的一样，欧洲已经在追随美国的低能源价格策略。欧洲可以通过从追求“提高效率”和“改变投入品结构”目标，向实施增加能源供给和尽量降低其价格的策略转移而实现这一目标。细心的观察者可能已经发现，政策文件和政府声明的重点已经日渐从追求“绿色”目标(如提高效率降低碳类资源使用等)向追求“灰色目标”转移。游说者集团正在利用每一个新闻事件、产业对话或行业会议重新设置相关探讨内容。
仅在两年前，由于发生意外的次数和程度问题(深海地平线)，能源专家就是否应该停止深海采油进行了探讨；由于液压破碎法的危险性，专家们还就是否应该禁止页岩气的开采进行了探讨。今天，美国通过修建跨国管道向南部和沿海地区送气；经过重建，很多原用于进口的设施被用于作出口枢纽。
对面临新低成本国家竞争的行业来讲，工业化国家的廉价能源暂时减缓了它们所面临的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廉价能源会产生很多副作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创新会受到抑制，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将会被证明是缺乏效益的。在可再生资源的大量开采成为可能之前，作为“过渡性”能源的燃气受到欢迎。如果其能够替代煤炭(其对气候的影响是煤炭的一半)，那么就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化石能源会导致全球变暖。如果降低了向可替代能源的转换或分散当前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那么廉价能源将对气候产生长期负面影响。欧洲在清洁技术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能源使用效率很高，而且在技术导向性行业实现了贸易顺差。欧洲委员会的新产业政策策略是建立在这些优势之上的。
四、其他策略：降低创新和技术成本
具有全球竞争力是欧洲的重要目标。在金融行业崛起又沉没，以及过度重视作为创造就业主要来源的服务业之后，重新重视制造业是有道理的。欧洲的总体状况比美国要好：欧元区、欧盟15国以及欧盟25国经常账户均未发生赤字，与GDP总量相比，制造业规模较大；其在世界出口中所占份额较大，在世界市场地位方面的下降幅度不大。但是，对未来新挑战的预测也同样重要。
面对美国的低能源成本，欧洲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增加对创新和教育的投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在超低碳技术方面创新。欧洲委员会启动了钢铁超低碳技术等研究项目，该研究项目极具前景，但合作伙伴们在实验工厂方面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总的来说，欧洲在研发支出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而且也没有达到研发投资占GDP3％的里斯本目标；欧洲在大学效率方面也很失败。只要缩小这个差距，就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单位劳动成本。任何能源价格的成本差距都能从降低技术劳动力成本或创新中获得补偿。
长期以来，工业化国家只能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竞争力，且竞争优势来源于创新；专业化则来源于娴熟技术密集型产品。对工业化政策的期待将会提升欧洲的竞争优势并抵挡短期能源价格下降的诱惑。(价格)竞争力的基本条件是总成本等于总生产率。(11)这意味着，如果欧洲的一些成本构成较高(比美国高)，那么就需要寻找其他更为廉价的成本构成。
如果欧洲能源价格较高，那么降低欧洲技术劳动力(良好教育、良好再培训以及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成本或促进创新(更好的大学、更快的技术转让、通过税收减免对外部成本进行补偿)就是可行的。廉价意味着相对于产出的成本节约，可以通过更低的成本或是更青睐于创新或教育体系更高的生产率而实现。
对美国竞争者的低能源成本最直接的反应是降低自己的能源成本。高层的反应是提高能源生产率(如果该策略最终导致了回报率下降的话)以及降低技术劳动力成本并提高创新体系的生产率。
选择作出哪种反应与低能源价格相匹配或(从投入和生产率方面)促进技术和创新发展，对经济体经济结构和进行交易的商品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必须彻底思考清楚。更为廉价的成本结构会得到更为集中地利用。如果能源是某地区低价格的要素，那么生产就应该是能源密集型的；如果技术是可获得的(从贸易的角度讲“很丰富”)，那么生产就应该是技术密集型的。
五、产业政策和气候政策的协同效应
培养创新的绿色产业政策将通过降低大多数行业的成本和减少能源投入提高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力，而这也正是工业化国家的专长，而且还可带来市场份额的大幅度提高。
在能源密集型产业里，新技术对降低排放量的影响应该受到特别的鼓励。如果不是因为激励措施，而是因为高价格而实施技术进步，那么高能源价格或高排放价格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冲抵。今天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如能源密集型行业得到了2020年前的免费温室许可，有些情况下可以不受如德国等对清洁能源交叉补贴导致的能源价格上升的影响。超低排放技术的研究应该像欧洲研究计划那样得到补贴。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协议中，最优技术的传播应该受到鼓励。
对化石能源的补贴目前已经达到了4000亿欧元，我们应该对此类补贴尤其是与煤炭相关的补贴进行削减。这将再次降低那些将工厂从实施宏伟气候计划国家向实施宽松环保政策国家转移所带来的短期效果。
由于液压破碎法和水平钻探技术而带来的廉价燃气可被用于尽可能多地替代煤炭，燃气是宏伟的气候政策策略所寻找的“过渡性能源”。很多研究都显示，在替代性能源技术能够占据能源消费的最大份额之前，我们都需要过渡性技术。如果能源使用效率方面的创新以及总体教育和创新效率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低，那么欧洲能源价格将会更高。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以及最优技术的快速传播)是排放动态效果的真正决定因素。
对工业化国家制造业整体来讲，创新和人力资本决定了其竞争力和发展速度。低能源价格的结果是除全球变暖外，还引发了能源密集型生产技术以及能源密集型产业的高占比。同时，日益增加的创新和人力资本引发了技能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欧洲落后于美国，也还没有达到自己制定的研发投入目标和大学教育投资目标。努力降低这些赤字的长期重要性要大于短期内的低能源价格。多数交易商品的能源成本比创新支出和培训成本低。改进绿色技术尤其能够在创新和气候政策间产生协同效应。碳泄露不能成为反对将可持续性置于产业政策中心地位的借口，但可被用于倡导减排技术和加速新绿色技术的全球传播。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长期以来，高收入国家只在技能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竞争力。短期内，它们受益于低能源价格，但是未来优先权的变化会分散这些好处并导致所谓的“荷兰病”；(12)依靠不可能长期廉价的廉价要素的经济体降低了结构调整速度，其发展速度最终也会下降。
技能密集型产业和高研发投入产业要比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快，而且前面那些产业会长期为工业化国家在创造就业方面作出最大贡献。
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应被置于优先位置，但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上，这一目标并不能通过高收入国家的低能源成本来实现。高收入国家只在技能和创新方面具有竞争力。相对于欧洲，美国的能源价格一直都比较低，未来几年这个差距可能还会扩大。只有通过缩小研发差距和总体大学教育水平差距、通过实施促进生态(和社会)创新的技术策略，而非降低能源价格来弥补这一差距。由于燃气是化石能源的替代能源规模化生产前的“过渡性”技术，增加其供给将受到欢迎。燃气对气候的影响比煤炭低。但是由于缺乏对清洁技术投资的鼓励，短期内廉价燃气资源不会很丰富，而且现在对化石能源的补贴也会在最短时间内被削减。
六、结语
新产业政策应该支持长期社会发展目标，应该鼓励政策间的协同而非矛盾，应该防止能源政策从追求绿色目标(可再生能源和能源使用效率)退回到追求灰色目标(廉价和供应可靠性)。产业政策应该通过培育新清洁能源技术、超低碳技术和高能源使用效率提升竞争优势。新产业政策必须是综合的(如共同解决问题)。如果一方面，产业政策呼吁创新和技能，而另一方面能源政策又呼吁廉价和可靠的能源，那么简而言之，政策链之间就没有任何交叉点，我们看到的就只是旧有模式的产业政策。一个系统的产业政策，只有促进政策间的协同，才能提高每个政策链的效率，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总之，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上提高欧洲发展速度是有道理的，而且欧洲也会努力在可持续性方面成为技术领袖。美国通过“制造业再造”结束其经常账户赤字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资源富足型国家来讲，将工业复兴建立在低能源成本基础之上还是很有问题的。对于资源稀缺的欧洲来讲，这样做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如果产业政策和气候政策的目标不同，那么哪个政策都无法实现其目标，而且我们又将回到旧政策的起点，孤立的产业政策会降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速度。
注释：
①除了新产业政策的这些积极特征以外，还包括法国和美国等地的反全球化接触(再加上伪装的保护主义和排华风潮)。欧洲委员会首先在“交流”中制定这个新产业政策，呼吁一个“以可持续性为中心的综合的产业政策”，以及将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6％提高到20％为目标的“强大的欧洲工业”。
②可再生能源占最终总能源消耗的20％；排放量比1990年下降20％；与政策改变前(“一切正常”情景下)相比能源效率提高20％。最后一个目标与前两个目标的等级不同。
③已经证明这些联合研究项目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合作者们就后续的实验计划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欧洲排放权交易瓦解后这也不足为奇。
④注意，这个普遍的例子与能源价格无关，而与美国有资质的劳动力和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有关。
⑤详见《资源效率型欧洲计划》。
⑥高效的能源利用或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资源目标驱使的创新，将会带来总要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还能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率)。多数情况下，低成本的新“酿造”机器或工厂会补偿或超额补偿改变能源在其他生产要素中所占比重最优点所带来的成本上升。
⑦是对可再生能源资源补贴的6倍，且大部分补贴都投给了发展中国家。
⑧碳泄露要素被限制在几个行业内，只有4个行业的能源成本超过总成本的10％，大多数行业的能源成本只占总成本的1％到2％(Aiginger，2013)。
⑨该交易体系涉及欧盟和挪威，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约为全球总量的50％。
⑩到2013年，电力生产者必须要为排放许可支付费用。
(11)在后期讨论“GDP之外”的目标中，成本应该等于生产率。此处没有考虑外部或社会成本。新观点中有关竞争力这个术语的评价见http：//www.foreurope.eu/。
(12)荷兰病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最初原材料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但最终随着工资的上涨而劳动力技能又没有得到足够提升时，原先的优势则成为祸根。虽然工业化国家的大部分产出都并非来源于能源密集型行业，但是还有必要就此现象提出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