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音乐研究的特征分析与反思（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特征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宋代音乐研究的反思
在这部分的叙述中，笔者将首先总结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其所呈现的特点，继而提出在宋代音乐研究中学术群体和研究基地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并列举它们的成果所体现的各自不同研究特色，最后指出研究中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并进行客观评述和反思。
1.研究成果所呈现的特点
通过以上的图示、统计和特征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代音乐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且成绩突出：
1)21世纪以来的近10年(与前60年比)呈现高速发展趋势
从我们统计的数据看，自第一篇宋代音乐研究的论文[8]发表至今，近70年来，宋代音乐研究在著作与文论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呈现出学术关注度的加强与快速发展的景象。以2000年为分界线，自1957年第一部宋代音乐研究的专著(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问世至1999年的43年间，共出版了宋代音乐研究及其相关论著共13部，而2000年至今的约十年时间内，产出了14部宋代音乐著作，其专题性、学术性所呈现的质量和深度是显而易见的。
特别是，根据本文统计的1942年第一篇论文至今共有文论388篇，其中2000年前的58年间共产出论文157篇，而2000年至今，共发表了231篇，即近10年期间产出的研究成果占总量的60％。因为本文的统计仅截止到2009年6月刊出的成果，加上尚未搜寻和统计到的，事实上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
2)学位论文数量与质量
从数量上看，这些学位论文分别占1942年以来总量的13％和2000年以来总数的22％。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不少研究类别中，学位论文所占比率之高是令人惊喜的，诸如“音乐思想与阐释”类中，学位论文3篇，占70年来总量13篇的23％；“音乐礼仪与世俗”类中，学位论文7篇，占总量31篇的23％；“音乐史料与考证”类中，学位论文6篇，占总量22篇的27％；“音乐机构与制度”类中，学位论文8篇，同样也占总量28篇的29％。如果以2000年以来的近十年数量来计算，学位论文在以上各类中所占比率将还要高得多。
从进一步的统计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更为令人瞩目的现象，其中博士和硕士论文之间的数量比为21∶28篇。不少研究类别中，博士论文的数量超过了硕士论文，诸如“音乐思想与阐释”类中，博硕论文的比率为2∶1；“琴学形式与内容”类中的比率为3∶1；“音乐机构与制度”类中，博士与硕士论文的比率为4∶4，虽然相互持平，但4篇博士论文在70年来24篇总量中所占17％的分量，可见其重要性。最为突出的是“音乐史料与考证”类中的博士与硕士论文比率为4∶2，博士论文占22篇总量的18％，为比率最高者。
一般而言，学位论文的质量具有相当的认可度，特别是博士论文，其资料掌握的完整性、理论思考的深度、研究方法的前沿性都是其他论文不能所及的，甚至为数不少的博士论文的学术质量超越专著。事实上，许多博士论文已经以专著的形式出版。诸如，目前21篇博士论中至少有4篇已经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即李方元、李幼平、王福利和康瑞军的博士论文，它们成为了宋代音乐研究中的重要著作。
3)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成果突出
从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在其中尤为突出。所有26种专著中，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内容占10种之多，占39％。同时，该领域研究成果突出的特点在学位论文中也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共有6篇，占该领域研究总量22篇的27％。如博士论文：《〈宋史·乐志〉研究》(已出版)、《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已出版)、《〈乐府诗集〉成书研究》(喻意志2003)、《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曾美月2009)；硕士论文：《清代以前陈旸〈乐书〉版本调查与研究》(单蕾2007)、《辽代散乐研究》(祝波2007)。
4)宫廷音乐制度研究成果令人关注
2000年之前，关于宫廷音乐制度问题并没有多大的重视，论文仅有3篇。然而，近10年来该领域受到了学者高度关注、成绩斐然，有25项成果问世，占总量89％。特别是学位论文，2004年以来竟多达8篇，占总量29％，而且博士论文有4篇。如硕士论文：《宋代宫廷燕乐盏制研究》(韩启超)、《朝鲜半岛对中国雅乐的接受、传承与变衍》(迟凤芝)、《宋代宫廷音乐机构研究》(刘媛媛)、《唐宋宫廷宴乐表演体制比较研究》(寇文娟)；博士论文：《宋代教坊乐制研究》(张国强)、《宋代乐府制度研究》(卫亚浩)、《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康瑞军)、《朝鲜文庙雅乐的传承与变迁》(迟凤芝)。这些成果的研究内容涉及了与宫廷制度相关的乐府、教坊、燕乐盏制、和雇、中朝交流等，资料丰富，探讨详尽且深入。
5)俗乐研究的重视和加强
近十年来另一个新发展是对宋代俗乐研究的关注度大幅度提高，其内容包括民间市井艺术活动中的曲艺、戏曲、歌舞音乐的研究。从统计中看，2000年之前的50年共计文章仅有27项，而2000年以来约10年的成果多达64篇，其中学位论文11篇(硕8、博3)。这还不包括对文人词乐的研究成果。仅从数量上可了解到研究的视角已经开始较大程度地开始关注“俗文化”和“草根”阶层的音乐活动内容。以学位论文为例可见一斑，硕士论文：《〈西厢记诸宫调〉初探》(张国强)、《宋元戏曲的考古学观察》(方建军)、《两宋间歌舞初探》(王菲菲)、《宋杂剧“断送”与“把色”考辨》(余复生)、《从歌曲大曲到“杂剧大曲”——唐宋音乐文化转型中的案例分析》(付洁)、《宋代说唱艺术与社会》(唐国宏)、《宋代队舞研究》(袁媛)、《唐代宫廷音乐文化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影响》(梁灏)；博士论文：《诸宫调研究》(龙建国)、《论南宋音乐文化的世俗化特征及其历史定位》(王菲菲)、《宋代傀儡戏研究》(刘琳琳)。这些论文所研究的问题几乎包含了其他所有论文所涉及的内容。
6)姜白石歌曲和词乐研究成果丰盛
研究主题最为集中、研究传统最为悠久、研究成果数量最多，以及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最为多样的情形直接体现在“音乐符号与表述”一类中。首先，该领域的研究共有著作12种⑧，占著作总量的44.4％。同时，论文数量之多也是惊人的，即112篇，占所有宋代音乐研究总量的29％，几乎近三分之一。它们同样主题非常集中，所有成果都聚焦于三个主题，对姜白石歌曲的译谱、词乐的特点及性质，以及俗字谱与工尺谱的关系的研究。其中，有关姜白石歌曲研究的论文多达61篇，占该领域论文总量55％，比二分之一还要多，可见其主题集中程度。另一个对于词乐的探讨，数量也多达42篇(其中有6篇与姜白石词乐研究重叠)，占总量38％。而且有关词乐研究最早的成果可以追溯到1942年龙榆生的《创制新体乐歌之我见》[8]，⑨是本文搜索和统计最早的宋代音乐研究的成果，而且这些研究涉及了杨荫浏、夏承焘、钱仁康、龙榆生、阴法鲁、丘琼荪、洛地、陈应时等重要学者参与其中，可见该领域研究的地位和学术传统之悠久。
7)对于辽、金和西夏内容的关注度提高
由于这部分的绝大多数论述不直接涉及宋代音乐内容，而且其中不少主要是介绍性文章，所以并未全部列入正文的统计之中(除少量与宋代有关且学术性较强的文论外)。本文搜寻到这部分的最早论述是孙星群的《西夏音乐试探》(《音乐研究》1982/2)，自此以来的27年间，对于辽、金和西夏音乐内容的关注度有很大提高，研究数量也相当可观，共有55项，其中著作3部、博士论文1篇(与著作同)、硕士论文1篇，期刊文章50篇，2000年之前20篇，2000年以来的约10年有35篇。⑩辽金西夏中，以辽代研究的相关文论为最多，内容涉及辽代大乐、散乐、教坊、乐舞、乐器、宫调等方面，西夏次之。虽然相关的史料记载有限，但对于壁画、雕砖中音乐内容的考据和研究不少，诸如廖奔《宋辽金大曲图考》、邵国田《辽耶律羽之墓小帐壁画“伎乐图考”》、赵爱军《辽墓壁画中的乐舞图》、梅鹏云《独乐寺塔门雕砖乐考》、景李虎、王福才、延保全《金代乐舞杂剧石刻的新发现》等。
“四旦”或“四宫”是有关辽史涉及宫调的集中论题，《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3)刊登了刘勇《〈辽史·乐志〉中的“四旦”是四宫吗？》一文后，此刊又发表了一系列商榷讨论文章，诸如孙新财《〈辽史·乐志〉中的“四旦”不是四宫吗？》(2002/1)、杨善武《〈辽史·乐志〉中的“四旦”不是四宫》(2002/4)，以及刘勇《〈辽史·乐志〉中的“四旦”真是四宫吗？》(2004/4)。
有关辽、西夏的宫廷雅乐和民间俗乐研究方面，孙星群的成果非常突出，除了他的专著《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之外，他还先后发表了相关内容的不少文章。
2.学术群体和研究基地的形成
宋代音乐研究中呈现出来了另一重要现象，即学术群体和研究基地的形成。在宋代音乐研究中，以下几个研究群体中一些有意识或另一些潜意识地正在不同地区、不同资源和不同特色和角度中有计划地和有规模地进行着学术团队性作业，例如：1)学术的基础工作——专注于史料整理与研究，2)家门口“田野”或者区域社会历史研究意识(汴京/开封)、(临安/上海近杭州)，3)国际化视野，以及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新史学”理论探索和尝试。
(1)其中具有较好传统，并且有意识、有计划地开展学术群体性研究的团队，首先应提及的是上海音乐学院团队，其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的深厚传统和在现代学术语境中的不断继承、发扬和壮大。据初步统计，自龙榆生于1942年发表的论文算起，至今已经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的成果积累了52种，其中直接有关的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9篇(6篇完成，3篇在研)，占宋代音乐研究文论总量约14％，可见其所占比率之分量。同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已经和将继续出版宋代音乐研究丛书。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令人瞩目的，这50余种研究成果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具有奠基作用和开拓性的意义，特别是目前的研究在内容选择和方法论探讨上都逐渐呈现出学科交叉的多元化、学术视野的国际性的特征。因此，在“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们充分肯定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宋代音乐研究学术群体的作用和价值，大家一致认为，其无疑已经成为宋代音乐研究的重镇。现将文论目录排列(11)如下：
期刊论文类(42篇)。龙榆生《创制新体乐歌之我见》(1942)；钱仁康《隔溪梅令(白石道人歌曲旁谱金译及考证》(1943)、《宫调辩歧(白石道人歌曲旁谱金译及考证》(1943)、《宫调辩歧续(白石道人歌曲旁谱金译及考证》(1943)、《〈燕双飞〉与〈西宫调〉》(与洛地合著，2002)、《〈燕双飞〉与〈西宫调〉补证》(2003)；沈知白《杂剧与南宋戏文》(1953)；龚一《姜白石〈古怨〉之剖析》(与许国华合著，1979)、《七弦琴曲〈潇湘水云〉及其作者郭楚望》(1981)；夏野《南宋作曲家姜夔及其作品》(1980)；梁燕麦《姜白石的自度曲》(1980)、《关于姜白石自度曲中“ㄣ”字的一点探讨》(1985)；陈应时《论姜白石词调歌曲谱的“ㄣ”号》(1982)、《论〈白石道人歌曲〉集曲谱中的“调”》(1982)、《唐宋燕乐角调考释》(1983)、《宋代俗字谱研究》(1983)、《琴曲〈侧商调·古怨〉谱考辨》(1986)、《〈也谈宋代文献中的“变”与“闰”〉读后》(2004)；刘明澜《论白石词调歌曲的拍眼》(1986)、《唐宋词乐演唱艺术初探》(1990)、《宋代词乐结构中的头与尾》(1991)、《论词调的变化》(1994)、《论宋词词韵与音乐之关系》(1994)、《宋代歌妓的演唱与词乐的发展》(1996)、《论姜白石歌曲的风格》(2005)；黄大同《蔡元定“变闰”新论》(1986)、《沈括应声与逸调声析释》(2005)；金建民《缠达体——一种源远流长的曲式》(1987)、《南宋音乐家姜白石的词曲》(1994)；戴微《浙派古琴的兴起、发展与嬗变》(2003)、《绍兴琴派的历史寻踪》(2004)；王菲菲《论南宋临安戏曲的世俗化发展与表现》(2007)、《大晟应钟》(2008)、《南宋临安音乐发展的世俗化特点》(2009)、《两宋时期辽、金、西夏的歌舞及其与汉族的交流》(2009)、《南宋临安音乐世俗化的文化特征》(与洛秦合著，2009)；康瑞军《和雇制度及其在宋代宫廷音乐中的作用》(2007)、《历代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研究现状述评》(2007)、《南宋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考述》(2008)、《唐宋之际的宫廷音乐机构考述》(与张炜合著，2009)、《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考述——以元丰改制到绍兴时期为例》(2009)；王安潮《唐大曲与汉魏大曲、宋大曲的比较研究》(2009)。
学位论文类(10篇)。陈应时导师：戴微《江浙琴派溯流探源》(博士)、黄大同《沈括〈梦溪笔谈〉律论之研究》(博士)、赵玉卿《宋代俗字谱研究》(在读博士生)；洛秦导师：王菲菲《论南宋音乐文化的世俗化特征及其历史定位》(博士)、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博士)、曾美月《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博士)、黄艺鸥《北宋音乐文化编年史》(在读博士生)、杨成秀《宋代理学音乐思想研究》(在读博士生)；赵维平导师：迟凤芝《朝鲜半岛对中国雅乐的接受、传承与变衍》(硕士)、《朝鲜文庙雅乐的传承与变迁》(博士)。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已经出版及继续中的宋代音乐研究著作：林萃青《宋代音乐研究文集》(出版中)、康瑞军《宋代音乐制度研究》(2009)、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2005)、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2004)、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2004)。
(2)其次，河南大学的团队秉承开封的北宋都城遗址的历史传统，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作出了令人可喜的成绩，自20世纪末以来，这个团队也已经逐渐呈现出学术群体性的态势，共计产出了成果30种，包括学位论文10种(硕士9+博士1/中国艺术研究院)，论文20种。诸如，赵为民先后发表了七篇有关宋代音乐研究的文章，修海林在宋代音乐和音乐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绩卓著。这支年轻的学术团队可从导师及其学生的硕士论文数量和内容可见一斑。赵为民导师：张国强《〈西厢记诸宫调〉初探》(2001)、韩启超《宋代宫廷燕乐盏制研究》(2004)、王秀萍《宋代乐器研究》(2004)、汪洋《宋代五礼仪式音乐研究》(2005)、刘莎莎《宋筝考述》(2005)、余复生《宋杂剧“断送”与“把色”考辨》(2006)；修海林导师：张丽《宋代乐队编制研究》(2001)；张国强导师：袁媛《宋代队舞研究》(2008)、寇文娟《唐宋宫廷宴乐表演体制比较研究》(2008)；以及张国强《宋代教坊乐制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4届博士论文，导师秦序、崔宪)。之外，修海林、赵为民还将以上部分成果主编出版了《宋元音乐文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3)再次，在对宋代音乐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是王小盾先生所带领的一个团队所做出的贡献，他们的成果至少有13项之多，具体列举如下：期刊论文类中，王小盾/刘玉珺《从〈高丽史·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2005)、《正史乐志律志研究的学术意义——〈两唐书乐志研究〉〈宋史乐志研究〉的方法与途径》(2005)；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提要)》(2002)、《〈宋史·乐志〉的修纂与版本》(2004)、《唐宋时期的正史乐志及其文本传统》(2004)；喻意志《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编纂》(2006)、《北宋时礼乐观影响下的乐书分类观念的改变》(2008)；王福利《从辽金元三史的编纂其乐志的史料来源》(2002)、《辽大乐及其相关问题》(2005)。学位论文中，王小盾导师：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2001博士)、王福利《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2001博士)、喻意志《〈乐府诗集〉成书研究》(2003博士)。
(4)最后要论述的是，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学系的林萃青教授在宋代音乐研究中的成果。与中国大陆的学者不同，林萃青教授多年在美国执教，其特点是从西方文化和国际学术大背景中来审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宋代音乐研究的青睐。他撰写了2001年新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中国音乐：历史与理论》和《琴与琴乐》条目，其中在《中国音乐》条目中有较大篇幅的“宋代音乐”内容。其专著《“美轮美奂”：南宋时期音乐与文化的跨文化史》已经于2005年秋完成初稿，计划修订后出版。目前洛秦教授的研究团队等正在翻译林萃青的诸多宋代音乐研究论文，它们将汇集于《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叙事》，内容包括《徽宗朝的大晟乐：一场皇权与官僚的音乐表演》、《宋徽宗的礼乐事迹及其符号作用》、《中国音乐学术的一面镜子》、《撰写古代东亚音乐家的传记——姜夔的个案》、《对古代音乐的跨文化解读：南宋宫廷祭祀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从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到儒家经典》、《音乐遗存与文化表征：南宋宫廷祭祀歌曲研究》、《来自南宋宫廷的一份祭祀音乐史料》等，《文集》将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3.研究现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如前所述，近20年来是宋代音乐研究迅速发展的时期，成果数量之多、范围涉及之广，以及研究者之年轻程度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状态。也由于此，不可避免地在研究中也出现和存在着不少突出的令人担忧的问题，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的低层次重复
有不少文章的内容和论述缺乏新意，甚至在较低层次上的重复叙述。例如比较突出的是5篇有关宋代拉弦乐器起源的论述，论述内容雷同、材料和论点都没有突破。即使在诸宫调研究上也出现类此情况，据统计，有关诸宫调的论文21篇，但真正高质量的却寥寥无几。再就是，在对于姜白石歌曲的论述中也出现难以令人满意的情景。前文充分肯定了姜白石歌曲研究的论文数量之多，高达58篇，体现了研究者的高涨热情，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低层次和低水平在其中的存在。如果认真阅读这些成果，可以注意到，2000年以来的这些论述中很少有，也可以说几乎没有突破杨荫浏、阴法鲁、夏野、陈应时在这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的文章是对这些专家成果的重复引用。甚至一些姜白石研究的专著中的论述也是重复引用这几位学者的成果而已。这种论述议题的重复、史料使用的重复、观点立论的重复不仅出现在年轻学人中，而且也发生在部分较为成熟的学者中，现象令人堪忧。
2)对宫廷雅乐和理学音乐思想的认识问题
在有关宋代宫廷音乐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些完成于近年的论文对于如何客观、如实和全面认识“雅乐”的价值和作用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一些观点依然停留在20世纪中期的“左”的意识形态下的观念，认为雅乐是封建糟粕，例如“《雅乐》中几乎都蕴含着极其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尤其以宋代的《雅乐》特别突出。”[9]一些论文在论述朱熹音乐思想中，也同样存在“左”的意识形态的印迹，例如，有学者指出朱熹的思想有“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一面。如朱子音乐思想理论浓厚的维护正统的倾向是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封建秩序的巩固的；朱子音乐思想推崇古代(尤其是上古)，而对当代(即宋代)音乐极少言及，厚古薄今的倾向是不利于音乐向前发展的，朱子以理作为乐之主宰、对物与乐的关系的认识有唯心主义倾向，是不尽合于客观实际的。”[10]虽然上述的例子并不是普遍现象，但是这类观点出现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论文中，应该是予以避免的。
事实上，当下的研究更应该客观地看待宫廷雅乐的作用和价值，将其安置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其中特别是对于宫廷雅乐“仪式与象征”研究中的国家意识的重新认识，正视音乐在加强国家权威和秩序中的作用，客观看待音乐的“正统性”在维系民众对国家认同感中的积极性，以及重建社会规范、端正伦理的有效性。因为国家统一、秩序合法、伦理重塑、民心凝聚仅仅靠权力是不够的，音乐作为教育的手段之一，其作用和影响需要认真合理认识。儒学的“音乐思想”在此期间尤为显现其文化和传统力量。
3)对笔记音乐史料的价值重视尚不够
笔记属于文学体裁，一般而论，与正史材料相比，其可信度较弱，也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笔记中的音乐记载不予以重视。然而，事实上宋代笔记中的音乐内容已经成为宋代音乐研究，特别是民间俗乐和南宋临安市井音乐生活论述的最重要的史料来源，绝大多数论及宋代音乐世俗化现象的成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宋代几部重要的笔记音乐资料。只是比较遗憾的是，对笔记音乐史料的价值的整理和校刊的重视很不够。目前除了岳珍的《〈碧鸡漫志〉校正》(巴蜀书社2000年)，也只出版过《〈梦溪笔谈〉音乐部分注释》。期刊文章中也仅有5篇涉及沈括《梦溪笔谈》和王灼《碧鸡漫志》的内容。
近年来在这个领域比较有价值的成果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两篇博士论文，即黄大同《沈括〈梦溪笔谈〉律论之研究》和曾美月《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前者是以《梦溪笔谈》中的乐律内容作为个案的详尽深入研究，后者则以整个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史料价值进行了研究，应该说，这是近年来在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研究中的最重要的进展。
但是，对于笔记音乐史料价值的重视程度还有待于提高，特别是对于最常见的具有丰富音乐资料的笔记诸如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多种笔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王灼的《碧鸡漫志》、吴自牧的《梦粱录》、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盛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等的校刊和研究工作有的基本尚未开展，或有些开展得很不够。笔记音乐记载中的更多信息和内容尚需要挖掘，以补充正史资料，特别是对南宋世俗音乐生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4)研究词乐的状况“界内后继无人”及“界内界外”“隔行如隔山”
在宋代音乐研究中，如上所述，“音乐符号与表述”类成绩斐然。同时，存在的问题也非常突出。这类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也与其他类别的有很大不同。总体上，除了第九类“音乐叙事与演绎”中有一些音乐界以外的学者参与，其他类别几乎很少不是音乐“出身”的研究者。然而，“音乐符号与表述”一类中，有相当数量的成果并非出自音乐背景的学者。例如本类研究共有112篇文论之多，是所有研究类中数量之最。但是，其中仅有3篇学位论文，是整个宋代音乐研究中学位论文所占比例最少的。这3篇论文中的2篇(硕/博各一)出自河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作品，而不是音乐学界的成果。只有另一篇硕士论文是出自音乐学界，即李红青的《论宋代女性乐人与词乐繁荣之关系》。笔者对这类研究的109篇期刊论文做了梳理，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音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55篇，在非音乐期刊上刊出的有54篇，如果加上3篇学位论文(2篇出自非音乐，1篇为音乐)，那就是50％对50％。当然，音乐期刊中发表的这类文章并非完全是音乐学界的作者，而在非音乐期刊上发表文章也并非一定不是音乐学术背景的作者。但是，总体情况所呈现的大约各占一半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这各占一半的情况又有什么问题呢？先请看图表如下：
从以上图示清楚可见，音乐期刊类在2000年前的成果较多，之后只有13篇，占其总量不到1/4；而非音乐期刊类在2000年之后的发表的论文却大篇幅增加，占其总量的3/4，非常壮观。现象是：音乐学者关心和探究词乐者急剧下降，而非音乐学术背景者研究和关注词乐者急剧上升。孰好孰坏？勿用评论，但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是令人担忧的：
其一，以往音乐界研究姜白石和词乐的学者如今大多为年事已高的老专家，这2000年以来的13篇论文中，有6篇的作者也都属于专家类，而年轻学者涉足该领域者甚少，后继乏人；
其二，诚言，音乐界中谙熟词调格律者也不在多数，这大多数此类文章皆集中于对姜白石歌曲的符号翻译工作上，音乐技术层面的研究比较深入，而宋代词乐的本质探究甚少。以至于，一些文章所涉及的词乐特性问题探讨仅仅是介绍词的格律常识而已；
其三，由于音乐研究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学问，对于没有受过专门音乐训练和学习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要真正地掌握和深入理解音乐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及其规律是非常不容易的。然而，宋词与音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加之，宋人留于今人的蛛丝马迹让我们在明确无误的解读词与乐的性质与规律时困难重重。于是，为数不少的热衷词乐研究者凭着最简单的音乐常识(甚至连常识都欠缺)和太多的文学性描写来研究词乐。结果即如上所述，数量壮观，而质量甚微。例如，有文章标题为《从〈扬州慢〉看姜夔词的音乐性》，论述中分析《扬州慢》歌词的音乐性体现为“字声律、轻重律、长短律、反复律、对比律、协韵律”六个方面。再如，名为《词乐关系新论》的文章认为，词乐“是一种声乐艺术，其词体由音乐所规范”……可以总结为“一、曲子词依乐曲之拍为句；二、词体之长短依曲之篇幅而定；三、因表达情感的需要而出现“同调异体”；四、词情应合曲情；五、依曲填词应符合声乐规律。”更有大部头的论文《词曲宫调乐理探微》中大胆地想当然：“外来苏祗婆所带来所谓的音乐理论为契机，新的理论概念不仅震撼当时的中国音乐，也为隋唐时代的中国人带来了音乐理念上的革命，这种革命不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而是观念上的借鉴，故此而促进了中国文学与音乐近千年的乐调理论发展与衍变，由其产生的中国自己的十二律吕、旋相为宫、八十四调等学术，为中国著名的清雅燕三大艺术体系营造了文学、音乐升华的环境，也造成了诸多理论上的混乱。”……因此文章将“利用现代音乐理论通过具体辨析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所暗含的九个音所分别构成三种音阶之间微妙的变化，以证实宋以来理论上的错误及实际音乐中上存有徵调式的断言。……通过初步对新的曲体结构、新的文学分支不断产生的推测，理论上的宫调虽然名存实亡，而实际音乐与文学在新的艺术样式中，得到了脱胎换骨的进化。”
我们不从是非或价值的角度来评判，但以上引文的表述和研究方式，以音乐学的眼光看来，至少是“隔行如隔山”，这样的状况十分令人担忧。
最后，也顺便提及，笔者在对宋代音乐研究的统计中再度注意到了学位论文“一稿多篇”的现象，这似乎成为了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一种默认的行为，即学位论文的各章节拆散分别刊登于各类期刊之中。在此，笔者无意对这种情形进行是非评论，因为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学术的一种策略，另一方面也许是现实的需要。只是这使得我们的统计中不免增加了不少“水分”。
四、展望：加强基础建设和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需要展望，就是因为前景可观。在“宋代音乐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不仅积极肯定了本文的统计分析和反思，而且通过这些梳理和批评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宋代音乐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基础的断代研究领域，会议凝聚了同仁们对于宋代音乐研究的极大的积极性，也都期待通过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进而促进中国音乐史学的建设与发展。为此，笔者在报告中对宋代音乐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一些设想如下：
1.史料挖掘和整理
史学研究的基础永远是史料。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和史学新思想，没有史料为基石的研究，只能是虚无的空谈。宋代音乐史料整理和研究尚有很大空间的工作可以进行。赵如兰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为此打下了基础，近年来完成的《〈宋史·乐志〉研究》、《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乐府诗集〉成书研究》及《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都是该领域的较大成果，同时《中国乐论汇释》中的“宋金辽卷”(12)的项目也在积极开展。期待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年轻学人积极参与，开拓、挖掘、整理和研究宋代音乐等史料。
2.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
史料整理和研究永无止境，同样，史学研究的观念、思想和方法也需不断更新和充实。笔者在不少场合中强调，就史学研究的本质而言，历史的研究与撰写是人们在特定阶段和特定意识形态社会对过去的认识，因此，宽容、理解和接受各种治史的观念和方法是接近历史本身的基本态度。因此，以三对关系来认识史学研究的“整体性”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即：1)只见树木不见林，还是只观丛林不见树；2)是由整体丛林中来探究树木，还是通过特定树木来了解整体丛林；3)丛林不只是参天大树构成，灌木和小树是丛林生态的组成部分。因此，借鉴以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合而为一的“新史学”的理念将是推动目前宋代音乐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的途径之一。“新史学”追求“以往人类的全部活动”的“整体史”探询，其提倡冲破学科之间的隔膜和弥补各自不足，将史学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相结合成为了方法上的突破。“新史学”的视野包括：(1)人的研究，特别是普通平民社会生活研究倾向；(2)叙事性和连续的历史研究，强调对象考察的完整、连续和过程，避免“历史碎片”的局限；(3)他者文化与地方性知识的对应思考。这三个层面将对宋代音乐研究，特别是南宋临安音乐生活和文化的研究具有非常现实和积极的意义。
3.研究范畴、领域和内容的扩展
从本文的梳理我们已经看到，宋代音乐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已经非常全面，基本涵盖了宋朝音乐内容的方方面面。如果进一步扩展思路的话，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进行一定的尝试：
1)历史-音乐人类学的古代城市音乐研究
城市化的影响不只是现代文明中的话题，中国古代城郭结构、制度和设置的变化对音乐艺术的活动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宋代，汴京与临安的差异以及都城的迁移和新的格局都对宋代音乐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瓦市勾栏的艺术商业活动、宫廷与市井之间的雅俗音乐表演互通机制都是古代城市音乐研究的重要内容。
2)两宋分别研究与比较研究
目前的统计中，尚未看到北宋和南宋的比较研究。北南两宋并非两个朝代，但也不是完整无损的一个朝代，它们在政治、文化和地区上有着太不一样的境遇，但又有着一脉相承的制度延续性。因此，不了解两宋的异与同就不能完整地认识宋代音乐。也因此，加强两宋音乐的比较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3)加强南宋临安都城音乐的研究
与上述相关，在前面的统计中，我们注意到，虽然近年来对于宋代音乐世俗化的论题有不少研究，但是以南宋为主题的研究只有笔者指导的两位博士有所论及，即康瑞军的文章《南宋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考述》和王菲菲的博士论文《论南宋音乐文化的世俗化特征及其历史定位》及其派生出来的系列文章。事实上对于宋代音乐世俗化转型研讨的对象——南宋这一主体的研讨还非常缺乏。鉴于此，对于南宋尤其是临安都城音乐生活和文化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自不待言。
4)古谱翻译和演绎
音乐研究的主体无疑就是音乐本身。由于历史原因古代留给今天的古谱甚微，可佐证的史料解读依据又不足，所以给乐谱的翻译和音乐的表演带来困难。虽然如此，古代乐谱依然是我们直接接近音乐自身的最重要的手段，对于宋代音乐所涉及俗字谱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全面，以及对于宫廷乐谱的译读更是鲜有问津。目前对于宋代的音乐基本集中在姜白石歌曲的翻译上，与此相关联的其他内容的研究，诸如张炎《词源》、陈元靓《事林广记》、沈括《梦溪笔谈》中涉及的“俗字谱”的深入研究尚需进一步开展。同时，在能够确认音高的白石道人歌曲翻译的基础上，如何寻找、摸索、解读且将其放入音乐实际演绎的工作更是没有很好的实施。因此，古谱翻译和演绎也将成为宋代音乐研究的重要领域。
5)深入辨析和研究“以乐传辞”和“以文化乐”的差异及其关系
如上所述，笔者担心宋代词乐研究走入歧途的一个重要症结问题，就是许多词乐研究热衷者不明“以乐传辞”和“以文化乐”这两类发生在中国古代文化活动中的音乐艺术的不同表达和表现方式的差异及其关系。正是由于唐代已经盛行的“律诗入曲”到了宋代，在很大范围内形成了“依字声行腔”的局面，文体结构在新的层面上构成了“以文化乐”的现象，词乐的兴盛也由此而生。[11](第238-253页)但是，这样的认识在许多研究中尚不清楚，“以乐传辞”和“以文化乐”二者的概念混淆和认识模糊障碍了词乐研究的深入，因此，辨析和研究二者的差异及其关系，也将是推动宋代词乐古谱翻译和演绎的重要理论基础。
6)重视辽、金、西夏音乐与宋代的关系
上述已经论及，对于辽、金、西夏音乐的研究已经有很大程度的起色，但是这些研究的绝大多数还是将辽、金、西夏音乐分别作为“孤立”的内容来考虑的，它们与两宋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的交流、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影响研究可能将会是宋代音乐走向深入的另一途径。
4.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尚需加强
学术研究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发现问题，讨论问题的缘由，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理论方法。这就是所谓的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问题意识”。我们从近400篇宋代音乐研究的文论中，读到真正有“问题意识”的论文还不是很多，不少文章流于形式或介绍，概述性文章占据了不小的数量。当然高质量的学术研究终究是少数，但是我们提倡和鼓励有“问题意识”的论述，特别是学位论文更应该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每一篇学位论文都应该努力成为学术研究“问题意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哪怕仅是解决一个小问题，而切忌“概论性”叙述。
5.研究计划与设想
在此，笔者从力所能及的角度，提出几点研究计划和设想，供大家指正和支持：
1)作为出版人，笔者先后组织了几部宋代音乐研究著作的出版，我们将继续出版《宋代音乐文化研究丛书》，希望有更多的高水平的文稿和优秀博士论文参与到“丛书”的出版之中，使之进一步的扩容和丰富。
2)计划组织专家力量来挖掘和整理宋代音乐史料，编辑《宋代音乐史料集刊》。
3)有计划地教学工作是推动宋代音乐研究的重要环节，我们计划在上海音乐学院逐步开设系列研究生课程：宋代音乐史论、音乐文献学基础与宋代音乐史料研究、宋代音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宋代乐谱与乐律学研究、宋代音乐专题研讨等。届时也将邀请各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前来指导和教学。
4)计划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创建“宋代音乐研究网页”，为宋代音乐研究的学术研究和信息交流提供一个平台。该“网页”将安置在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网站(www.anthromusic.com)的专设窗口中，同时也将链接其他相关音乐网站分设栏目。敬请大家关注和支持。
5)在笔者的会议报告中，设想和建议成立“宋代音乐国际学术研究中心”，将其作为一个聚集志同道合者的学术之家，敬请大家共同参与和推动宋代音乐研究。
结语：“宋代音乐国际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与建设目标
在“宋代音乐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提出的研究计划和设想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积极支持和鼓励。大家一致认可，为了切实推进宋代音乐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为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上海音乐学院在宋代音乐研究方面的优秀传统，以及增进学者们和各个学术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切实需要建构一个能够积极有效地凝聚该研究领域的学术资源和力量的平台。因此，依托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已经取得的学术资源和吸取其学科建设规划的理念和经验，“宋代音乐国际学术研究中心”于2009年7月1日在上海音乐学院正式成立。
“中心”将以“新史学”的理念为动力，从以下四个方面推动宋代音乐断代史研究的深入和重新认识：1)努力进行史料的挖掘、开拓、整理和再解读；2)强调“新史学”的多元化、国际性的学术视角和理论方法的探索；3)注重宏观的“文化视野”与微观的“技术分析”相结合；4)试图建立“乐人——历史场域/音乐社会/特殊机制——事乐”的学术研究模式，力图阐释音乐与其相关事项的关联，认识和理解音乐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特殊作用和意义。
“中心”借鉴E-研究院管理方式，在与国际学界广泛交流的学术环境中，建立现代信息化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著名学者联手，整合和优化研究资源和人才，围绕“从宋代认识中国音乐大历史”为目标，开展扎实且具有创新意义的基础研究。诚挚地欢迎志同道合者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心”的建设，“中心”将认真做好服务工作和履行职责，期待同仁们携手共同推进宋代音乐研究的深入和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
责编注：本文上篇转载于《舞台艺术(音乐、舞蹈)》2010年第6期。
注释：
⑧严格地说是11种，其中《宋元音乐文学研究》[7]一书是文集，其中有关词乐研究的文章为上中下三编中的“上编”，共7篇论文和1篇白石道人歌曲研究的综述。
⑨原载《真知学报》第1卷第1期，1942年3月，现载[8]。
⑩包括前文统计在内的著作和文论。
(11)由于篇幅所限，删去了原文稿中文章出处，敬请谅解。
(12)此为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规划，由王小盾、洛秦主持和主编，国内音乐文献方面的专家参与的大型项目，共为十卷，计划于2010年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