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史研究：历史学的使命(笔谈)（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笔谈论文,历史学论文,使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史研究浅议
陈铁健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以中华民族彻底击败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而举世敬仰，彪炳史册。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抗外国侵略斗争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是中华民族重振雄风，对人类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英烈辈出、正气弘扬的辉煌时期。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在异族侵略面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中国数千年来优秀文化传统所铸成的。抗日战争的历史也证明，国共两党在外敌入侵之时，惟有以民族大义为重，求同存异，共同对敌，才是民族利益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国共两党的光荣历史，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中华民族也由此而得以复兴。抗日战争的历史还证明，中日两国，应当继承和发扬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优良传统，共同促进两国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这是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之保证。
近20多年来，学术界研究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已取得很大成就。令人欣喜之余，仍感到某些不足。这里，我简单地谈谈关于研究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过程中的几点感受和意见。
第一，中国史学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
中国抗日战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历时14年之久。七七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开辟的正面和敌后战场，单独抗击了当时世界上最凶残最野蛮的日本侵略军达4年半之久。到1939年，日本向中国关内派遣的侵略军已达86万人。至1945年，增至110多万人(另有驻东北的关东军75万人)。这时，中国战场的陆军作战，已遍及冀、鲁、晋、察、热、绥、苏、浙、皖、闽、赣、豫、湘、鄂、粤、桂、黔、滇等18省，如果加上东北的辽、吉、黑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共有21个省区。除台湾外，日军铁蹄未到的省区只有新、藏、青、宁、陕、甘、川、康8省区。除新、藏两省区外均曾遭日本飞机轰炸。中国战场地域的广阔性，大大超过1939年英法对德作战的欧洲战场；也超过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欧洲战场。就是这样一个广阔的战场，牢牢地拖住近200万日本侵略军(日军海外部队共365万人，在中国战场近200万人，占55％)，不断消耗其有生力量。中国抗日战争，阻止了日军向北进攻苏联，又推迟了日军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阻止了日军与德军在中东会师。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得最早，坚持时间最长，作战规模之大、牺牲之惨重均为空前。8年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万人(其中，国民政府军死亡36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死亡近60万人，合计42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8年中，中国军队进行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多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共歼灭日军150万人(其中，中共军队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万人(其中，中共军队歼灭伪军95％左右)。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人、伪军146万余人；在经济上，中国抗战把日本拖得精疲力竭，摇摇欲坠。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是以巨大民族牺牲与英勇奋斗为代价的，当之无愧。
事实证明，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抗击日本的主力军，1942年，日驻华地面部队约40个师团，数倍于当时的南方军(15个师团，1个旅团)，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线的主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人类避免了法西斯暴政的统治，有力地促进了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民主民族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先后诞生了70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从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战之后，各国的政治家、史学家十分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热”历久不衰，成果累累。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政府就有计划地把历史学家派赴各个战场。战争一结束，美国军方便开始组织编写三套大型丛书：《二次大战中的美国陆军航空兵》、《二次大战中的美国海军战史》、《二次大战中的美国陆军》，仅第三套丛书就计划编写97卷。苏联组织大批专家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工作。仅在1945-1973年，就已出版16000多种有关二战史的书籍和专论。其中包括《世界通史》第10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2卷本。英国极为重视二战史研究，已出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史》8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录》24卷本、《英国皇家海军》5卷本。战后法国史学家对二战也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写出大量专著，对抵抗运动的研究尤为深刻。上述各国的战时军事领导人还撰写和出版了大量战争回忆录。
战败国德、意、日也非常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而日本尤为突出。代表官方的战史著作，首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近百卷本战史丛书，为此集中了15000名经历过战争的军政要人与专家，历时25年，于1979年全部出版。其他如《大东亚战争全史》、《太平洋战争史》、《日本军国主义史》、《日本帝国主义史》等，在国际史学界都有一定影响。上述各战败国的战犯也写出大量回忆文字。
然而，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作用和历史地位，在国际史学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公正的评价。外国史学家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欧洲和北非战场，而对东方战线讲得不多；说起东方战线，就是太平洋战场的美军作战，而对中国军民的抗战很少提及；说起法西斯暴行，就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而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则极少。对于中国战场在战略反攻中的地位和作用，外国专家的否定就更为露骨。例如前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说，中国正面战场“既不能坚持防御，也不能发动大规模反攻”；中共领导的部队，也“不去积极地同日本侵略者作战”；1944年，反希特勒同盟在所有战场的军事努力都是成功的，唯有“中国战场除外”。（注：详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卷第1章，第9章第1节，第16章第1节。）法国人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甚至说，1943年即使“中国停止战斗，战争的进程也决不会发生改变”。（注：详见(法)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74页。）
造成这种状况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人自己对抗日战争历史研究得不够，甚至有时还不无自我否定。几十年来，两岸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都是在国共斗争的格局和思路中进行的。台湾方面的研究著作，小部肯定、大部否定中共军队的抗日斗争；大陆方面在战后30多年的研究中，很少甚至不敢研究正面战场。近数年来，大陆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有了重大和必要的拓展，对正面战场、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研究有所重视，写出一些著作和专论。但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史学界，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研究均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对于抗日战争史，如果不能摆脱国共斗争的思路和格局，就只能互相丑化，互相否定，这不仅否定了国共两方的抗战，也否定了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
对于抗日战争，人们须有一个共识，即抗日战争不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集团、哪一个派别的抗日战争，而是人及于全体中华民族、地及于整个华夏大地的抗日战争。全民抗战的内涵，一指全体中国人民；二指全体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包括除汉奸外各阶级、阶层、集团、派别和政党、组织，既包括广大民众，也包括政府官员，既有下层民众，也有上层人士。“人民”的概念应当扩大为一切参加抗日的中国人。这个共识，是一切宏观认识最基本、最本质、最核心的认识。如果没有这一共识，抗日战争史便无法摆脱几十年来沿袭的格局，便无法拓宽研究领域，深入进行探索。当年毛泽东说：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一般的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是今日唯一无二之任务！蒋介石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两个人的论断都是正确的，都代表了全民抗战的决心。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即使是为了深入研究、高度评价敌后战场和游击战，也不能不研究正面战场和正规战。这是学者圈中谁都懂得的道理。至于评价的高低问题，也只有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展开充分的讨论争鸣，才有可能取得合乎历史真实的科学的结论。实事求是，仍旧是抗战史研究的唯一的指导方针。正面战场的研究刚刚起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应该鼓励有志于此的学者循着实事求是的方针认真做下去。对于他们在研究著述中所产生的失误，应取宽容的态度。这不仅无害于抗战史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抗战史研究的深入。否则，一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自己不深入研究，外国人也难以承认，结果是自我否定，人亦否定，以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竟没有中国战场应有的地位。
有鉴于此，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应该承担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对抗日战争史作全方位的深入的研究，摆脱过去一些有违史实的思路与看法，充分肯定中国全民族抗战、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应有地位，使中国抗战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5年9月，在台北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海峡两岸学者曾相约共同写出一部全面记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的著作。10年后的今年，随着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对大陆的成功访问，大陆出版物所发表的抗战史文章中，论述正面战场作战的文章日渐增多，叙事真实，议论公允，深受读者欢迎。希望这个良好的开端能持续下去，逐步实现两岸学者的夙愿。
第二，我们的抗战史研究重点应当放在何处？是注重宏观考察，还是注重微观研究？我的意见是注重后者，即注重微观研究。
关于抗日战争全局的一些问题，如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抗日战争有没有战略反攻阶段等等，自然应该继续研究和讨论，但我们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战役、战斗，把具体问题研究透彻，宏观的全局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准确的、科学的判断和评价，否则只能重复空话、套话、旧话、甚至假话，这样的文章即使有千百篇，也无法使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历史真实。
下面仅就中国战争损失和日军侵华暴行这一课题，谈谈我的想法。
1.关于中国军民伤亡数字的研究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数字，目前所见有两个说法，即前些年引用的2200多万人，近年新用的3500万人。
哪一个接近于历史实际，当然是3500万人。2200万的依据，是194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国统区军民伤亡数字的估计，总数为1270万，其中包括国民政府军队死亡360万人(内病死42万人)；中共方面对7个解放区(根据地)民众伤亡的统计是800多万人，另军队死亡58万人。这个2200万人，没有包括东北三省伤亡的数字。3500万人，依据是什么呢？一是劳工。东北劳工类别很多，主要在矿山、军事工程两项。矿工劳工总数约1000万人，死亡率50-60％，其中煤矿劳工的死亡率为55.2％，即每开采227吨煤死亡1人。军事工程，又称死亡工程，完工之后将劳工全部杀死，一次几千人、几百人。目前已发现军事工程尸骨坑5-6处，矿山尸骨坑60多处。此外，还有特殊劳工，即中国战俘或从关内抓去的劳工，一般都被杀死。东北劳工的死亡人数至少有600万人。二是日军对东北地区抗日游击队的“讨伐”、对反日案件政治犯的屠杀等，其死亡人数也是很大的。例如“三江大讨伐”，死亡人数达4.5万人。
3500万人，最早见于战后美国人写的书，日本人在一本书里也引用过这个数字。但从目前看，这个数字还需要具体化，具体加以落实，落实的结果很可能超过这个数字。
2.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研究
日军暴行应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付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尚不为更多的外国人所了解。事实上，日军在华暴行遍及大半个中国，屠城、屠镇、屠村惨案之多，罄竹难书。日军屠杀暴行，几乎贯穿日本侵华战争的整个过程，而且是在军官指挥下，有组织的行动。日军每攻陷一城一地，一般是四面设防，关起城门，逐户搜寻中国平民百姓，或当场杀害，或集体屠杀。日军所到之处，必是以屠杀开始，焚烧房屋后撤走，这已成为日军各部队对待和平居民与城镇的行动准则。何以如此？答案只有一个，日军这些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的犯罪行为，是完全得到日本最高当局的认可和默许，是出于日本军方首脑机关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
著名学者章伯锋等十年前广泛搜集日军暴行资料，累计逾1000万字，所涉地区遍及20个省市区。资料类型有档案、统计表、调查报告、当事人回忆录、访问记、被害人控诉、被俘日伪战犯口供、碑文、地方志、新闻报道、综述性纪实文章等等。根据这些资料，编成200万字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共收文1340篇，揭露日军暴行和惨案4000多起。抗日战争总共2920天，平均每天都有日军在中国国土上烧杀，仅此即可看出，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欠下了中国人民多么巨大的一笔血债！
中国历史学者的责任，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把日本侵华罪行凿实。日本右翼分子经常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段否定日本侵华暴行。例如，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1938年编印的日军暴行实录，内收一幅日军海军陆战队官兵一手握刀、一手提着中国人头的照片，右翼分子说当时没有海军陆战队在南京作战。经过调查确认，南京下关江面即有日海军舰只停泊，海军陆战队官兵登岸杀人绝非虚构。又如，日本右翼分子说当时南京只有20万人，怎会被杀30万人？事实是，1936年南京户口已达50万人，中国参战部队则有70万人，军民总数在100万人以上。这就完全驳倒了日本右翼分子的翻案行径。
中国历史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还要善于团结日本友好进步学者，争取国际学术界的支持。
3.关于个案调查
专题个案调查，应是深入挖掘日军暴行，坐实日本侵华罪责的重要方法之一。王选女士和她的协助者，以劳工、慰安妇、细菌战诸案为目标，在一个地区、一个方面，做严格认真细致的核查工作，取得优异的成绩，为史学界深入全面研究这些课题，树立了杰出的范例。吴天威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在美国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在各界赞助下，无情地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坚决地声讨日本右翼人士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同样鼓舞了海内外史学界人士，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因而受到各方人士广泛赞誉。
专题个案调查，同样适用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前不久，香港凤凰卫视连续播放章东磐先生(新四军后代，也是军人出身)对中国远征军健在官兵追踪访谈中所提示的历史和现状，感人至深，发人深省。1944年5月11日，远征军16万大军强渡怒江，进行战略反攻。远征军的滇西作战与驻印军的缅北作战，遥相呼应，先后在腾冲、松山、龙陵、平戛、畹町痛歼日军。远征军反攻作战历时一年半，以自身伤亡5万人的惨重代价，毙日军2万多人，收复大小城镇50余处，打通中国与盟国的陆上交通，使中国战场的补给状况得到改善，捍卫了陪都重庆，确保了印度安全，支援了盟国在亚太和欧洲战场的作战。此役虽为中、美、英联合作战，实际上中国军队是联军主力。仅云南腾冲一地，就有9000名远征军阵亡将士墓碑耸立在那里，而健在的老兵多已八旬上下。其中流落于缅甸者，生活艰难，企盼救助，更期待得到后人的肯定。“我们不怕死，我们怕被遗忘！”“当年日本投降后，我不想打内战，就留在缅甸。国民党丢了大陆，还说我们是逃兵。”大陆一位女孩子郭晓华，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每月寄给由缅甸遣归云南的老兵叶老伯200元。叶在街边开一杂货店，收入很少。章东磐与叶通电话，老伯的第一句话是“共产党万岁”。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相当多的像郭晓华那样的普通人没有忘记中国远征军。另一位留居缅甸的老兵张富麟对章东磐说：“国民党不行了，大陆富强了，中国政府照顾照顾海外抗日老兵吧！”云南地方当局曾经热情邀约住缅老兵回滇观光，老兵们说：“为什么不用5块钱制作一张奖状，证明我们曾经抗战？！”（注：此据香港凤凰卫视2005年5月中旬播放的专题。主持人为窦文博，栏目为《文博拍案》。）卢沟桥抗战、台儿庄会战中健在的老兵，也有同样的呼吁。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他们呢？识者指出，如果我们慢待这些曾经参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老兵，一旦遇到外族侵略，还能指望以全民族之力，抗击外国侵略者吗？这话，绝非危言耸听。
第三，如何加强研究中日关系的深层问题？
当今的日本，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日两国应当世代友好下去，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有相当多的日本国民没有正确认识那场侵略战争，更何况那些政界人士了。
日本民族是一个不认输的民族，他就是心里知道错了，嘴上也不肯承认，更何况有一大部分日本人根本就不认为战争中日本对别国犯下了罪行。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在正式文件上就日本过去侵略中国进行道歉。参加过侵略战争在日本并不是羞耻，反而是荣耀的事；战争中死去的官兵被供奉在靖国神社，被当成为国捐躯的“英灵”永远受到国民的尊重；活着的官兵，除了领取退休金外，还领取政府特殊津贴，可谓“劳苦功高”。日本右翼人士编写的某些历史教科书，把侵略中国写成“进入”，把“南京大屠杀”改成“南京事件”，有的甚至连“南京事件”字样和“慰安妇”史实也被删除；有的则把“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性质说成是“造福”亚太地区，“解放”亚太人民，把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说成是中国人的责任；有的则鼓吹“东京审判”合法性有待定论，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对台湾拥有主权，赞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等等。日本政要包括首相在内，一再参拜供奉侵华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蓄意伤害中国和亚太各国人民的感情。1993年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承认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扩张行径是侵略战争，立即遭到暴徒袭击；有人叫嚣：日本只有向外扩张，这个民族才有前途！事实证明，日本国内还活跃着十分强劲的法西斯意识。有学者指出：日本一旦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就可能转变为军事大国，成为战争策源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日本逃避历史，不肯承认战争罪恶，而遭受其侵略的国家如果对此一味加以容忍，那么，悲剧就不无重演的危险。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日本政要和右翼人士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言行，无疑是道顺理全，不容置辩。中国历史学家更应从学理上深入考察上述翻案行径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揭露其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亚洲支配观、对他国优越感和日本中心史观；揭露其隐瞒加害他国事实，矫饰“受害者”意识，宣扬“自存自卫”的侵略有理论，歌颂日本国民充当侵略工具的“献身精神”等等。
2000年春、2001年冬，笔者先后在美国旧金山、纽约参加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得以聆听郭俊鉌先生宣读论文并拜读他所翻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一书，内中有云：“日本早已有了由武力决定一切的传统，再加上他们在欧洲所看到的情形，凡是强国，无一非凭武力侵略落后国家的军事强国。依仗武力，既合于日本的传统，又合于武力侵略的潮流，军国主义乃成为顺理成章，势所必至之政策。”（注：参见(美)R.J.Smethurst著，郭俊鉌译：《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台北金禾出版社1994年版，“出版者的话”第2页。）日本陆军之所以主导日本国家命运，是它在农村造就了服从的信徒，利用数千个村落作为陆军在农村的“细胞”。创立于1910年的“帝国在乡军人会”，到1936年建有14000个分会，并拥有300万20-40岁的志愿会员。它所附属的“大日本青年团”、“青年训练所”、“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等团体，为陆军组织增加了900-1000万人。陆军的国家观念和军人使命，成为农村价值体系的重要层次。村民对陆军忠诚，也就是对村落忠诚。村民认同国家和军役责任以及武士精神；熔村落、家庭、战士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价值观于一炉，养成接受权威、服从长官、尊崇天皇，直至排外，进而侵略他国的“民族德行”。“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在那里滋养，它的发展并未遭遇政策突变。”（注：参见(美)R.J.Smethurst著，郭俊鉌译：《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台北金禾出版社1994年版，“序”第9页。）这个“社会基础”，今天是否变动，如何变动？抑或形式有变而骨子里依旧？应是中国学者继续研究并给予回答的问题。
《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是金禾出版社于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国际视野丛书》之一。另一本美国学者T.Clery所著《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黄骧译)的书中指出：日本在西方列强侵逼之下，基于日本民族自救的觉悟及传统上对亚洲大陆海盗式的劫掠，发展而成其国防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思想因吸纳德国总体战思想及经验而成熟，因而更发展成为“八纮一宇”无止境的扩张政策，乃至终于不可避免地走上“世界最终战论”，疯狂侵略他国，招致灭顶之灾。陈丰祥著《日本人的兵法》一书则认为，日本历史上持续不断的内战与对外侵略战争，经历八百年来的军人统治之后，军事生活已融入文化，成为日本的民族性。对于日本人，战争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战争。可以说，日本人无时无刻不在作战，不管他是军人、官吏、商人、工人或其他任何人员，一概都是如此，都在运用他们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手段。儒、佛、道思想，三十六计，孙子兵法，都为日本所采撷，融入他们的战争文化。
上述各书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各具慧眼，可供参考，可以讨论。大陆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研究的现状与水平如何？笔者孤陋寡闻，不知底里，不敢妄加评论。只是希望有识之士在这些方面努力开拓，作出成效。是为至盼。
2005年6月29日写于北京亮马河畔水南斋灯下
作者简介：陈铁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历史学者在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中的作用
步平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虽然战争已经结束60年，但是围绕战争历史的认识的分歧与差异仍然存在，甚至还是影响国家关系及民间感情的重要障碍。历史学者对于这种历史认识分歧问题有什么样的责任呢？当然，针对否认侵略战争责任观点的批判是学者的任务之一，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比较多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在此基础上，是否还应有更积极的努力呢？有鉴于此，从2002年起，我们与日本、韩国的学者与教师为尝试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而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并于今年5月在三国同时出版。出版后的这本书在各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为什么要试探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我想就此谈一谈感想与体会。
第一，在战争已经结束60年后的今天，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对于东亚国际关系的正常化与向和平的方向发展十分必要与重要。
在影响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但是在这一问题上的情况是，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据统计，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占70％以上。40-60岁的人，可能从上一辈人的口中得到关于战争的部分感性知识，而20岁左右的青少年，甚至从父母的口中，也难以得到关于战争的感性认识。所以，对于多数人来说，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趋势。而这种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认识，容易被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特别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方向。近年来在日本相当活跃的“自由主义史观”就在向日本青少年进行这样的引导，自由主义史观不相信有共同的历史认识，也攻击建立共同历史观的任何努力。
多数人的历史认识来自于历史教科书，也有部分来自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战争的感性记忆一般是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细菌战与化学战等日本军队侵略与加害的事实，而对于日本普通国民的战争体验并不很了解。而在日本，多数人对于战争的感性记忆则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的空袭及冲绳作战等等，这些都是普通日本人被害的典型表现。相反，对于战争加害者责任的认识，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则比较淡薄。战后，和平主义与和平思想在日本社会确实有比较大的影响，多数日本人参与和平运动也很积极；他们希望和平，反对战争，批评当年侵略亚洲与中国的战争，但由于是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批判那场战争，很难得到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理解。对于这种由于历史教育导致的两国国民层面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差异，需要的是沟通与理解，也需要讨论。因为双方历史记忆的基础都是事实，问题是历史事实没有共有，没有形成共同的认识。当然，对于完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的历史认识，则必须批判，而不是相互理解的问题。
可见，历史事实的共有乃至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些人的感情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所提出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国联等具有对处理国家关系有权威的机构的设想被称为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思维模式占了主导地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冷战的局面下，强调现实主义目标的冷战思维占了主流，阻碍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历史认识的差异必然成为影响国家关系与发展的重要障碍。但是，也有在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方面积极的努力，区域合作的实现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典型的如在欧洲，特别是德国与波兰、法国之间在谋求共同历史认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欧洲形成共同体的局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则与历史认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极为重要。
第二，什么是影响中日间建立共同历史认识的障碍？
在中日历史认识问题中，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是首当其冲的。但是，许多人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是很清楚，包括许多媒体在内，他们关注的仅仅是教科书在涉及侵略罪行时的描述方式，而对贯穿教科书的历史观问题却并不大关注。其实，日本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指导思想即历史观。
当我们通读全书后，就会发现，强调“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这一理论支撑着《新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结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精心选取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在讲述日本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相反要告诉人们近代以前3000年来的历史就是日本摆脱中国威胁的历史，是日本始终处于被殖民地化的恐怖中的认识。
第二步，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部分神话与传说写到教科书中，包括讲述日本国受到神护佑的故事等等，把神话与历史事实混合在一起，以证明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甚至是直系的关系和天皇制存在的正当性，力图让学生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
第三步，经过上述铺垫，在叙述日本近代历史的时候，教科书便强调日本是亚洲领袖的地位，把维新的成功与对外战争中的胜利与“神国日本”密切联系起来。
第四步，露骨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全文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的“教育敕语”，矛头指向现行的日本和平宪法，同时也鼓吹了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精神。
第五步，围绕日本是亚洲领袖的核心观点展开对战前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叙述：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进行的，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需的行动。日本人应当关注的是日本整体意识的建立，关注日本国民如何在战争中献身国家与天皇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
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这一理论体系也可分解为两个子系统，即在日本的独特文明的基础上，日本国家形成的子系统和日本天皇与国民关系的子系统。而这两个子系统恰恰构成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竭力维护的所谓的“国体”。
对照战前日本的教科书，就不难看出，《新历史教科书》其实与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如出一辙。战前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特征就是鼓吹神国日本和天皇制的国体，《新历史教科书》同样利用日本的神话，认为神话“是一国精神性的象征”，应当受到重视，认为“有神话的国家是有风格的国家，是成熟的国家，是国民自觉性的国家”。而战前给“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以特殊地位的历史教科书的表现方式，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又恢复了。但是，战前的历史教育是将日本拉到战争道路的教育，是危险的教育。
因此，退回到战前水平的《新历史教科书》的上述危险的历史观，才是我们要强调的问题。
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对有争议的如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劳工问题等甚至只字不提。当然，只字不提这种做法本身也表明了作者的政治立场，但是，他们更主要的力量放在以“爱国精神”为主的历史观的问题上。右翼和保守势力强调的是向日本的年青一代进行爱国教育。据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文部科学省提交的关于修改教育基本法的意见中声称：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以全球化为标志的跨越国境的巨大的竞争背景下，而日本的经济长期停滞又带来了社会的不景气。面临这样的局面，为了使日本在竞争的时代取得成功，必须培养日本年青一代适应新的国内外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掌握先进的知识，成为社会的精英；能够承受压力，遵守社会规则，具有为国家献身的精神；要爱家乡、爱国家，尊重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成为健全的国际人。在这里，爱国精神被顺理成章地引导到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与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问题上。但是，爱国精神在日本是与历史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此感到担心，认为：围绕历史认识而开展的斗争，成了世纪之交日本最前沿的政治性课题。
第三，是否存在沟通与相互理解的基础？
以上的历史观，是横亘在中日历史认识间的重大障碍。但是，并不是多数人都愿意接受那样的历史观。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始终存在“改善”与“改恶”的斗争，而《新历史教科书》在2001年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后，当年被日本学校采用的比率只有0.039％。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意识，尽管许多人对于战争加害的历史事实了解并不深刻，但是对军国主义的危险还是有一定的警惕，不希望将日本再度推向战争道路。当他们意识到《新历史教科书》危险倾向的时候，就作出了不采用这本教科书的决定。这一现象对人们的启示作用是很大的。历史学者应当在这一基础上沟通两国间人民的相互理解。
21世纪的国际社会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这些年来，世界面临全球化的影响，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地进入国际社会。全球化不仅要求政府，而且要求国民都要有国际化的眼光，应当具有更广阔的胸怀，不仅了解自己，而且要了解国际社会。我们批评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那本书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抵制全球化趋势而宣扬只有日本是优秀的。应当注意到，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是有市场的。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持续停滞，国内弥漫着焦虑的情绪。右翼借机攻击对战争进行反省的历史认识，鼓吹“光明的日本”，认为对战争进行反省就是“自虐”。日本的右翼还坚决反对共同的历史认识，对我们编写这本书充满了敌意。但是，他们编写扶桑社那样的教科书如何能够面对21世纪的国际社会，如何能够改善日本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关系呢？
第四，明确历史观与历史认识、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首先为历史事实的共有而努力。
共同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重大问题的共同认识基础上的，而共同的历史认识则源于历史事实的共有。从这个意义上，历史事实的共有是建立共同历史认识乃至共同历史观的基础。谈到历史事实的共有，在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思考。
从一般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差异的角度来看，对本国民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另一国的民众来说，可能就如“天方夜谭”一般。如果历史事实没有实现共有，各自分别根据自己掌握的历史事实建立的历史认识就不可能相同，因此也有可能建立不同的历史观。具体在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上，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国民都基于战争被害者的立场，虽然同样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但是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差异仍然相当大。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认识的对立的战争观层面来看，存在有人用错误历史观引导青少年的历史认识的现象。例如，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进行的侵略与殖民主义统治的战争责任的认定，本来是通过战后的审判以及多边或双边的和约已经明确的问题，日本的政治家也在多种场合代表国家表示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但是，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出现，先是所谓“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然后就是力图在教科书中回避“侵略”的概念，而到20世纪末，则发展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甚至编写出歪曲历史事实的宣扬“神国”历史的“新历史教科书”。这种历史观所依据的事实基础往往是被歪曲或篡改了的。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中，无疑前者的影响是主要的，对多数人是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问题。共同编写历史书，在对历史事实共有的基础上，逐渐消除彼此间认识的差异，扩大认识的共同点，就会在广大的国民间建立相互的理解与信任，从而对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对少数人出于狭隘的意识故意否认历史事实的问题，则需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由于后者往往有比较大的社会能量，他们为维护错误的历史观会强烈地反对历史事实的共有。所以解决历史事实的共有过程往往是与对错误历史观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
促进不同国家间历史事实的共有，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其实也是实现历史学的功能，是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作者简介：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