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矛盾与“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矛盾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D0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3-0072-07
新千年以来，大事频出，“9·11”事件、阿富汗反恐、印巴战争、巴以冲突升级、勒庞极右势力挑战等等，接踵而至。在这些事件中，又尤以“9·11”和以勒庞为代表的法国极右势力的崛起这两个现象最为极端。这两件大事突出反映了当代全球化的矛盾，对于今后欧美的政治潮流、全球化的走势、“第三条道路”的命运都预示着重大的转折。因此，我们应提供理论解释，以看清未来，采取对策。
一
首先，“9·11”恐怖主义和欧洲极右势力的崛起，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现了当代全球化积累的矛盾的历史性爆发。在我们看来，当代全球化在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也逼出了恐怖主义和极右势力这两种当代极端主义，二者都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9·11”恐怖主义反映了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南北不平等关系的激化，勒庞极右势力的兴起则反映了全球化引发的西方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冲突的激化。
作为当代极端主义的一个类型，恐怖主义必须受到谴责。“9·11”恐怖袭击反文明、反人类的罪恶本质已为世人共知。但是，我们不应当因此忽视检讨“9·11”事件发生的深刻社会根源。贫穷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不平等是罪恶产生的渊薮。正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加剧了不发达世界的贫困现状，拉大了南北之间的差距。目前，许多西方人已经认识到，以信息技术和市场扩张为动力的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政治负效应，给世界造成了苦难。2001年12月初，在庆祝诺贝尔奖设立100周年的聚会上，在世的诺奖获得者发布了一项悲观的声明。他们认为：贫穷和不公正感已在世界上造成了带有杀机的愤恨，因此“假如我们允许现代武器毁灭性的力量在这些充满燃料的人群环境中扩散，我们将引发一场大火，这场大火会把穷人和富人一起吞噬。”[1](p4)不仅是民间和左翼，西方主流思想界也在反思。他们在继续鼓吹全球化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看到全球化所强调的以私有化、开放市场和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市场改革对世界大多数地区意味着富人统治，全球化过程中富裕国家得到的利益远远大于贫穷国家所得。我们应该看到，“9.11”恐怖主义的背景是弱势人群对强势国家的绝望的自杀性攻击和破坏性报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9.11”以同归于尽的极端形式从深层反映了被全球化、现代化抛弃的世界的仇恨和绝望。同时，在巴勒斯坦青年以死相拼的决绝和绝望的疯狂背后，我们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拉丹的极端原教旨主义的罪恶蛊惑，还潜藏着更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显然，“9.11”表面呈现的文明和宗教冲突的后台背景，是世界经济政治的不平等状况。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新近发生的阿根廷危机更加剧了穷国的不公正感和不安全感。全球化无疑拉大了世界贫富差距，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正在反刃资本主义自身。因此，不解决南北不平等问题，不建立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恐怖主义不会绝迹，拉丹的社会基础将始终存在。要杜绝恐怖主义袭击的发生，必须从根本上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
此外，欧洲极右势力的崛起，归根结底也是全球化负面效应的表现。极右势力的挑战并不足惧，1999年全欧对奥地利海德尔当选的抵制和当下法国人民在大选第二轮对勒庞的抗议就是西方社会中民主力量的展示。但是，问题的尖锐性在于：为什么海德尔、勒庞之流会成为下层社会、劳动人民的民意代表，为什么极右派夺取了原属于左派的选票?问题还在于，极右势力的猖獗和左翼的困境不独是法国的单一现象，有在欧洲蔓延之势。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从全球化对欧洲的冲击和政府对全球化的不力政策中去寻找原因。
法国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危机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传统主流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府无力解决法国近年来日益低迷的经济状况、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一浪高于一浪的移民潮和日趋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促成了极右势力的崛起。失业问题、移民问题、犯罪和治安恶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由全球化引发的劳动市场危机所致。作为全球化技术动力的信息产业高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劳动力的结构性过剩；而作为全球化市场扩张动力的一系列解除管制、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政策，造成了法国和欧洲的资本外流，也造成了这些国家传统产业中劳动岗位的流失，加剧了劳动市场的危机。具体而言，西欧发达国家在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新经济中不占优势，没有提供大量新的工作岗位；传统产业的衰落，使传统工业部门的就业岗位日益减少；外国移民和非法移民低价竞争就业岗位；跨国公司的投资向廉价的海外劳动力市场的转移更使这一状况雪上加霜。劳动就业岗位已成西欧发达国家最稀缺的资源。恶化的劳动市场状况使失业危机成为常态。如法国，长期遭受劳动危机的困扰，约有10%的人失业的状况已持续了10年。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20%，数百万年轻人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在一些最糟糕的夕阳产业，失业率高达80%。无所事事、没有前途的年轻人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反移民的社会情绪因此高涨，犯罪率因此居高不下。
法国这些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是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欧洲国家的普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选情的右倾，体现了选民对主流政党、尤其是当政的左派政府应对全球化的总体政策的失望和不满。左翼的全球化战略没有摆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窠穴，政府关心国家竞争力甚于关心社会的疾苦，花样翻新的政策许诺没有使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有重大改观，从而一再使选民失望。在法国选民的眼中，传统的左右翼主流政党在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上政策趋同，都主张维持现状，拿不出办法解决困扰法国的根深蒂固的问题。勒庞的“国民阵线”在大选中打出了反全球化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旗帜，鼓吹“法国是法国人的”和“社会政策左倾，财政政策右倾，国家政策法国优先”，要“赶走外籍工人”，“挡住移民潮”，“铁腕治理社会”。这些有利于“土生土长”的法国人的鲜明口号，吸引了底层的边缘人群、受失业困扰的年轻人、低收入人群和传统的产业工人。由此可见，传统主流政党、尤其是左翼对这些问题的无所作为催生了极右翼极端主义，其无力政策将下层社会的民众推向了勒庞极右势力的怀抱。
总之，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加速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新经济、新机遇，也积累了深刻的矛盾。当年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如今正释放出严重的负面效应。不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南北鸿沟扩大和加深的问题，国际恐怖主义将难以根绝；不解决全球化给欧洲发达国家造成的困境和问题，极右势力的猖獗将难以击败。
二
引发极端主义的严重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传统主流政党政策的失误，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欧洲左翼“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性失败。
在历史上，极端主义思潮出现时，往往有利于左翼的发展。但是这次的情形不同，作为欧洲传统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成了极右翼挑战和冲击的主要对象。传统左右翼主流政党无力迎战全球化冲击的政策失败只能说明勒庞之流何以成功，却不能解释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挑战为什么偏偏对左翼产生了最强烈的冲击，而导致传统右派的完胜?人们看到，法国人选择了希拉克而拒绝若斯潘，以牺牲左翼的方式避免了极端主义。在欧洲大选年，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则纷纷下野。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即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已经被西方国家的人民所拒绝。
从政策层面看，社会民主党人在90年代中期以来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并没有实现它的政策预期，没能挽救欧洲各国的经济社会危机，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在英国，“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布莱尔已失去其“金童”形象，不再强调他的“第三条道路”。尽管他赢得了第二届大选，但是他在党内的威信迅速下降，英国工党退党人数已达3/8(从1997年的40万下降到今天的25万)。在德国，经济的不景气和失业人数的大规模反弹，使承诺让经济走上快车道的施罗德耻于高谈他的“新中间”。在4月底刚结束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社民党在其传统选区失去了政府大权。在本年度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德国社民党执政前景堪忧。在法国，社会党若斯潘在大选第一轮便意外出局，……。1998年以来，在西方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激进的青年直呼社会民主党人为“新右派”，正是对各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第三条道路”政策的不满的宣泄。在2002年，这些不满正转化为选票箱前的否决。
以法国为例，左翼大选落败是社会党所奉行的“第三条道路”政策的全面失败。在一般人眼中，“第三条道路”是90年代布莱尔、吉登斯们的专利。事实上，法国社会党才是“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早在70年代，密特朗领导法国社会党进行了最早的“第三条道路”式的改革。这也许正是当时法国社会党能取代法国共产党上升为左翼第一大党，并在里根、撒切尔右翼政府在英美上台后仍然能在1981年取得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法国社会党政府上台后，在1981年至1983年执政初期遭遇国有化政策失败。此后，密特朗政府在英美新自由主义调整政策和欧洲一体化所要求的开放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等政策的压力下，走上政策中性化的道路，在密特朗执政后期已全面实行90年代欧洲新中派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只不过没有使用“第三条道路”这种招牌式的鲜明口号来标榜自己。到90年代，选民已很难区分出社会党和右翼法兰西共和联盟的政策区别。在本届大选中，75%的法国人表示看不出若斯潘和希拉克之间在政策上有什么明显差异。当左翼在“拷贝”传统右翼的思想和政策时，人们为什么不干脆去找右翼的“原件”?
应当说，若斯潘关于“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国家”的名言体现了法国社会党政策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若斯潘在其执政期间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他在私有化、社会福利、失业政策等问题上处处向新自由主义妥协，在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政策上表现得进退失据，给人以勉力维持现状、不顾选民意愿的印象。“第三条道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困境，是它四面不讨好并最终落败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社会党实行“第三条道路”政策是最早的，但它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中并不是走得最远的，相反它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而新纳粹极右势力偏偏在法国、荷兰等这些“第三条道路”政策尚为偏左、较有成就的国家表现得特别猖獗，这实在是对“第三条道路”的莫大讽刺，也恰恰反映了“第三条道路”政策失败的深度。正是由于“第三条道路”政策的矛盾性和模糊性，使人民失去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同性。因此，当极右浪潮袭来之时，下层劳动人民容易为其具有蛊惑性的改变现状的许诺所吸引，而抛弃旗帜并不鲜明的社会民主党，转向支持极右翼。
同时，“第三条道路”的挫折不仅是社民党人在竞选策略与政策上的失败，也标志着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其失败的主要表现，是传统左翼陷入身份特征危机，丢失了自己的政治身份证，因而已不再拥有稳定的社会基础。社会民主党的身份特征危机由来已久。客观上说，7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已发生了重大的阶级关系变动，出现了社会阶级关系重新复杂化、多元化的趋势，西方社会结构已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甚至二战后初期的状况。其主要特征是新中间阶级的迅速成长。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导致各传统政党纷纷趋向中性化政治，适应新中间阶级的口味，争夺这一阶级的支持。90年代的全球化导致了社会流动性的加速，新移民的激增突出了更严重的社会分化，从而使社会结构更不稳定。社会关系的变动对作为传统左翼的社民党影响最大。它难以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不容易产生一个能够整合社会中下层各阶层的政治理念，也不容易得到新中间阶级白领的天然认同。因此，近年来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总体方向，是一步步淡化自身的阶级特征，争取以新中间阶级白领为中心的更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支持，全力争取中间阶层，扩大社会党的选民基础。但是，左翼变革的危险也随之产生。比如，法国社会党在向中看齐的过程中，逐渐淹没了自身的身份特征，不仅竞选纲领、政治纲领与右翼越来越相似，社会政策日益趋同，其意识形态也失去了鲜明的特征和感召力。社会党的中性化即纲领、政策和意识形态向右翼的全面妥协，最终使其失去了可以清晰辨认的政治形象。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则走得更远。而社会民主党陷入身份特征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它失去了大部分传统的支持者。由于社民党更多地侧重于吸引城市中产阶级，更多地关注引发严重社会挑战的新社会运动，而远离了中左翼传统的选民基础——工人阶级，削弱了自己的社会基础。近期欧洲各国大选表明，社民党人为其不明确的身份定位付出了高昂代价。2002年法国左翼大选失利，标志着欧洲整体回归传统右翼主流，宣告了“第三条道路”的破产。曾经飘浮在欧洲上空的“玫瑰色祥云”行将远去。布莱尔已承认，英国现政府将是欧洲最后一个左翼政府。
“第三条道路”的失败迫使社会民主主义重新检讨自己的政治定位。向新自由主义全面妥协，已被事实证明不是出路；拒绝变革创新不顾现实变化，只能是死路一条；放弃或模糊自己的基本价值理念一味向中看齐，也只能自坏家门。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无法实现其基本价值观和变革的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自己的身份特征，它将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基础，欧洲社会民主党将陷入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
三
如果说欧盟的建立是欧洲的全球化应对之策，那么“第三条道路”就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化应对之策。在“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性挫败面前，社会民主主义向何处去?传统左翼的前景和走势如何?
从当前欧洲转向传统右翼执政、“第三条道路”淡出主流政治的情况看，表面上是形成了一个政治右倾化的局面。在今后以五年为一个任期的选举年度中，欧美由传统右翼当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选举年现象。法国不会因为传统右翼上台、整个社会情绪就倒向反国家主义，德国也不会因为传统右翼可能得势、社会就放松对法西斯主义的警觉。整个欧洲都不可能纵容法西斯主义和极右政党的猖獗。欧盟所引领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还将继续，不管谁执政都不能抗拒这一进程所要求的各国经济政治变革。此外，尽管政治多元化在西方是一个长期趋势，但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以传统左翼和右翼为基本格局的两党政治体制的根本坍塌。风水来回转，明年到我家。“第三条道路”失败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今后仍有重新上台执政的可能，还会提出新的口号和标识。只要西方现行的政党政治体制仍然存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希望仍将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必过分夸张当前西方政治右倾化的影响。
然而，真正值得人们思考和关注的是西方政治的长期右倾化趋势，是新自由主义的长期霸权及其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应当看到，当前西方的右倾潮流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主宰当代全球化的20年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延续，是“9.11”后美国霸权地位进一步强势扩张的必然反映。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美英保守主义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新自由主义已雄踞20多年的主流地位。当代新自由主义从公共政策到意识形态的强势，已是世人的基本共识。在西方取得冷战胜利后，新自由主义曾一度过分陶醉于自由市场的胜利、不顾及公众利益，因而在90年代初曾遭受过短暂的失利。但是，它在总体上从来没有失去发展势头。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西方不仅成功地推进了全球化、新经济，而且建立了一整套新的国际经济政治架构和原则，从而使西方世界走出了70年代的困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这场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美国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是这场变革的发动机和动力源。美国成为冷战结束后左右西方乃至全球的无可争议的中心。在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尽管90年代中期出现了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鼎盛时在1998年甚至出现过欧盟15国中有13国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盛况。但是，这命中注定是一次社会民主主义短暂的回潮。在“第三条道路”大量汲取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政策的努力背后，原旨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给它留下多少后退余地和发展的政治空间。
当前欧洲左翼的窘境，进一步折射出美国霸权的决定性影响。“第三条道路”的失败，从根本上是由以美国为轴心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强势地位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离美国轴心越远的左翼，如法国社会党，垮得越快；离美国轴心越近的中左派、“新中派”，如英国工党，越容易生存下来。英国工党之所以能够硕果仅存，有英国的特殊国情，有英国作为美国特殊盟友的历史根源，更重要的是，布莱尔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最淡，对新自由主义的认同度最高，其变革离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价值理念最远。总之，英国工党与传统右翼在政策和路线上的差别最小。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改革极力渲染其中性色彩，期盼在价值理想和现实建立一种平衡，找到一种出路。其结果却是为了选票、为了需要而牺牲价值理想，不断认同现状，向新自由主义霸权妥协。现在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在其“复兴”和“神奇回归”中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及其所谓“中性化”、“新政治”，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并没有提供比传统右翼更多的东西。人们常说当今欧美政治是“两头靠中间”，这只说对了一半。在20来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强势主导下，这种中性化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心点右移”。历史地看，右倾化是过去20年、也是今后欧美政坛的基本面。
短暂的欧洲政治右倾化现象并不足惧，“第三条道路”的挫败也不足惜，真正的危险在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式微，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民主主义有没有能力超越和战胜当代新自由主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已经进行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世纪初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另一次是50年代末以来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及其《法兰克福声明》的新纲领出台，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是其第二次变革的延伸。前者使社会民主党从资本主义体制外的革命党，变成体制内的改良党、竞选党；后者则旨在从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竞选党进而成为全民党、所有“利害相关者”的党。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20世纪以来的第三次重大调整。这次新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第三条道路”在当前的挫败也暴露了这一调整的局限性。在新自由主义长期霸权的总体背景下，如果社会民主党放弃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就意味着彻底放弃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认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向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妥协。坚持和重塑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是社会民主党克服自身的身份危机、重铸其身份特征的核心。否则，社会民主党将成为没有价值理想、失去阶级政治特性、没有稳定社会基础的政党，变成美国式的竞选机器。倘若如此，社会民主党也将失去其存在价值。因此，开展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在思想、理论和政策上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是社会民主主义新世纪变革的当务之急。
我们还应看到，“9.11”事件的发生对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霸权起到了加固作用。“9.11”以后，美国右翼政府利用国内民众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自由民主的捍卫者和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名义，进一步取得了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合法性。美国在今后一个时期将以蒙难者和正义者的姿态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战略，在反恐的旗帜下谋求建立美国的全球霸权。同时，处于恐怖袭击威胁下的西方社会的深深的不安全感，也使欧美的社情民意趋于保守。总之，“9.11”后美国、欧洲乃至全球的政治方向都出现了危险的转向。近期布什政府正在彻底放弃持续几十年的遏制理论，力图实现其“主动出击，积极防御”新战略构想。这意味着欧美政治长期右倾化的基本面难以逆转，程度还将进一步加深。美国从内外政策、总体战略到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右倾化，将对西方盟国形成全面幅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正处在一个比以往更为严峻的形势下，前路限险，需要社会民主党人对其国内、国际政策和政治定位作出深刻的反思和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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