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区域一体化与社会福利———个垄断模型的扩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福利论文,跨国公司论文,化与论文,模型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F27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952(2006)11-0005-12
一、研究文献回顾
国际直接投资和区域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区域一体化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二是跨国公司的存在如何在性质及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收益。区域一体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主要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金德尔伯格最早运用“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两个概念(Kindleberger,1966)，分析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的反应。另外，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78、1989)，区域一体化可能会通过增强区域内的生产选址优势，引起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且还会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在集团内的地区配置。由于邓宁的理论本质上仍属于静态分析，经济学家又试图从企业战略的角度解释一体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Yannopoulos(1990)认为，作为对区域一体化的反应，企业战略行为会引发跨国公司对集团内直接投资的增加。即区域一体化实际上增强了跨国公司采用这些战略的压力。
跨国公司的存在对区域一体化收益影响的分析主要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分析认为，跨国公司至少会通过三个途径影响区域一体化的收益。第一，跨国公司会通过制定类似于影子价格的内部价格实现全球利润的最大化，内部价格会减少贸易壁垒所造成的扭曲。这意味着在跨国公司活动频繁的地区，区域一体化的收益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Aliber,1985)。第二，跨国公司会通过内部价格实现税收的最小化，由于这一行为不改变价格及产量，所以对一体化前的资源配置没有影响，但却会使进口国的关税收入转变为跨国公司的垄断利润。一体化后跨国公司避税动机的消失，可能会导致进口国的净福利变化趋于模糊。第三，跨国公司的内部化行为也可能会是企业控制市场的战略行为。如果内部价格被用于消除竞争对手，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将不仅在数量而且在性质上影响一体化的收益(Dunning,1977; Caves,1980; Knickerbocher,1973)。从以上分析可知，不管跨国公司的内部化行为通过什么渠道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结果都与没有内部化行为时有着本质的区别（Robson和Wooton,1993）。
现有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未能将区域一体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一体化收益的影响统一于一个框架；第二，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结构划分不够全面，因而也就不能充分考虑区域一体化对跨国公司结构转换的影响，以及各种结构下一体化的收益。本文拟在以上两个互有联系的方面进行拓展性分析。
二、多国单一公司模型
马库森(Markusen,2001)曾用一个两国单一公司模型分析了跨国公司工厂的区位选择，本文在多国框架下对马库森模型进行扩展。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是：(1)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A国、i国和j国；(2)各国的消费者都只消费两种产品，分别是X和Y；(3)生产时只使用一种生产要素，劳动(L)；(4)Y产品在三个国家都是在完全竞争性行业生产；(5)X产品由总部设在国家A的某单一企业生产，国家i和j都没有生产X产品的能力；(6)A国生产X产品的企业有三种经营模式可选择：d型（在国内设立一个工厂，通过出口满足其他两国的需求），h型（在国内外都设立工厂），v型（只在国外设立工厂，国内的消费通过进口满足）；(7)产品市场完全分割，也就是生产X产品的企业可以在三个市场独立进行歧视性定价。
假设国家A的单个消费者具有拟线性效用函数（国家i和j类同），为简便起见，先假设国家A的消费者在X产品的消费上只消费当地工厂（公司为d型或h型）生产的产品。U[,A]为国家A的效用，则国家A的总效用函数为：
为在A国生产且在A国销售的X产品数量，L[,A]为A国的人口数量（也为劳动力数量）。Y[,AA]为在A国生产且在A国销售的Y产品数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将国家A生产X产品的企业在d型、h型和v型三类经营方式下的总利润表达式总结如下：
(1)d型公司利润。d型公司利润Π[d]由公司在本国市场的销售利润Π[,AA]、在i国的出口利润Π[,Ai]和在j国的出口利润(Π[,Aj])三部分构成，由于只有母国设有工厂，所以固定成本中只涉及一个工厂固定成本G，利润表达式为：
(2)h型公司的利润。h型公司根据工厂数目及区位分布的不同可以分为五种形式。在外国都设有工厂的h型企业的利润为Π[h(ij)]，并由公司在本国市场的销售利润和在i国、j国直接投资利润三部分构成，根据工厂数目，固定成本中包含三个工厂固定成本G，不过公司固定成本仍是一个F，利润表达式为：
(3)v型公司利润。v型公司按工厂数目及区位分布不同可分为四种形式。Π[v(ij),i→A]为在i国和j国都设有工厂且通过i国的出口满足A国消费的v型企业的利润；Π[v(ij),j→A]为在i国和j国都设有工厂且通过j国的出口满足A国消费的v型企业的利润。这两种形式的利润由公司在i国、j国的直接投资利润和向母国出口的利润三部分构成，工厂固定成本为两个G，其利润表达式分别为：
用Π[v(i)]表示只在i国设有工厂的v型企业的利润；Π[v(j)]表示只在j国设有工厂的v型企业的利润。这两种形式的特点是利润由公司在i国或j国的直接投资利润与包括向母国出口在内的两项出口利润构成，工厂固定成本只有一个G，其利润表达式分别为：
在以下分析中，为方便起见，用企业各种经营模式下的利润符号代表企业的经营模式，另外，将国家A生产X产品的企业简称为跨国公司。
三、区域一体化对工厂区位选择的影响
1.南南型区域一体化与工厂区位选择。现假设国家i和j通过取消关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表1列出了一体化对跨国公司经营模式转换的影响。
(1)h型内部转换：若跨国公司的初始经营模式
（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使跨国公司选择设立工厂而不是从i国进口的形式满足本国市场的需求，则一体化后仍不会选择从i国进口的方式，原因是成本情况未变。不过i国和j国贸易成本的下降，使i国生产成本较低的优势凸显，从而以出口的方式满足j国的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经营模式的转换导致跨国公司在区域内工厂数目的减少（j国的工厂消失），即直接投资下降，这种下降实际上源于一体化后由贸易创造效应所产生的贸易对投资的替代。
表1 区域一体化（i和j）对跨国公司经营模式转换的影响
说明：横向栏表示初始可能的经营模式，√表示横向栏的模式必然会向纵向栏模式的转换（下同）。
(2)
情况下，成本上的考虑使跨国公司选择从i国进口而不是设立工厂的形式满足本国市场的需求，则一体化后仍会选择从i国进口的方式，原因是成本情况未变。不过，随着i国和j国贸易成本的消失，i国生产成本上的优势，使跨国公司愿意以出口的方式满足j国的市场需求。与情形一相似，经营模式的转换导致跨国公司在区域内工厂数目的减少，即直接投资下降，这同样源于一体化后由贸易创造效应所产生的贸易对投资的替代。
(3)v型保持不变：初始模式为Π[v(i)]，一体化后模式Π[v(i)]仍不变。其基本机理是，一体化后生产和贸易成本的不变性，使初始选择以从i国进口的方式满足本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保持此选择。另外，若初始选择是通过从i国进口满足j国的需求，则i国和j国贸易成本的消失，使此种方式的优势进一步强化。
2.南北型区域一体化与工厂区位选择（i和A）。现假设实行区域一体化的国家变为i和A，表2列出了一体化对跨国公司经营模式转换的影响。
表2 区域一体化（i和A）对跨国公司经营模式转换的影响
后随着i国和A国间贸易成本的消失，i国较低的生产成本使跨国公司更倾向于以从i国出口的方式满足本国的市场需求。另外，j国的市场需求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满足。模式的转换虽然使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工厂数目减少，并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但就对外投资而言，投资规模并没发生变化。
→A]保持不变。其基本机理是，一体化后，i国和A国间贸易成本的消失，增强了跨国公司以从i国出口的方式满足本国的市场需求的优势。另外，j国的市场需求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满足，原因是贸易成本未变。
过从i国出口满足本国及j国的需求，则一体化后，一方面i国和A国间贸易成本的消失，增强了i国向A国出口的优势；另一方面i国和j国间不变的贸易成本，又使i国仍以出口的方式满足j国的需求。
3.南北型区域一体化与工厂区位选择（j和A）。现假设实行区域一体化的国家变为国家j和A，表3列出了一体化对跨国公司经营模式转换的影响。
以上分析显示，区域一体化对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不过其直接投资效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结果主要取决于国家特征和生产技术特征两大因素，两者共同决定了跨国公司一体化前后的经营模式。
四、经营模式与社会福利
其中CS表示消费者剩余。上式表明，A国社会福利的大小与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密切相关，因为不同的经营模式对应着不同的消费者剩余和企业利润。另外，由于某些经营模式下会产生关税收入，而关税收入也是国家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各种经营模式下A国的社会福利情况如下：
(2)h型模式下的社会福利。与d型类似，h型模式下的A国消费者对X产品的消费仍来源于本国的生产，所以消费量及消费剩余与d型条件下相同，不同的只是企业的利润水平，各种h型模式下的社会福利表达式分别为：
(3)v型模式下的社会福利。与d和h型不同的是，v型模式下A国消费者对X产品的消费来源于进口，因此，消费量及消费者剩余同时受出口国边际生产成本和关税两大因素的影响。另外，A国的进口会产生关税收入，作为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关税收入也必须被考虑进福利表达式。各种v型模式下的社会福利表达式分别为：
与A国相似，i国社会福利的大小与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也密切相关，不同的是i国社会福利中不含企业利润项，各种经营模式下i国的社会福利情况为：
j国的福利情况与i国类同，各种经营模式下j国的社会福利情况如下：
五、区域一体化、经营模式的转换及社会福利效应
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与国家的福利密切相关，而区域一体化又对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区域一体化可能会通过影响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影响各国的福利，在此以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结论为基础，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各国及成员国整体社会福利的影响。表4总结了i国和j国实施区域一体化对各国福利的影响，而表5和表6则总结了A国分别和i国、j国实施区域一体化对各国福利的影响。
表4显示，h型内部的转换使A国的福利水平上升，其原因在于一体化后A国的消费仍来源于本国的生产，所以价格水平不变，从而消费者剩余也未发生变化，但一体化后跨国公司的利润水平提高，从而对A国的社会福利产生了正向效应。i国的福利水平不变，原因是一体化后跨国公司仍以直接投资的方式满足i国的需求，i国的价格水平不变，从而消费者剩余未受影响。j国的福利水平上升，原因在于一体化使j国的消费转由生产成本较低的i国通过出口供给，由此而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使j国的价格下降，消费者剩余增加。另外，一体化后，实施一体化的成员国的整体福利水平上升。
v型内部的转换使A国的福利水平上升，其原因在于一体化后A国的消费仍来源于从i国进口，由于生产和贸易成本都未变，所以价格水平及消费者剩余也未发生变化，不过一体化使跨国公司的利润水平提高，从而对A国的社会福利得以上升。另外，v型内部的转换对i国、j国和成员国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及原因与h型内部转换时相同。
v型保持不变使A国的福利上升，i国的福利不变，原因与v型内部转换时相同。j国的福利水平变化不确定，原因是区域一体化对j国具有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贸易成本的消失使价格水平降低，从而使消费者剩余增加；二是一体化又使j国损失了关税收入，作为国家福利的一部分，关税收入的损失又会使福利水平降低。因此，一体化对j国的福利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对比关系。另外，成员国整体的福利变化也具有不确定性。
由表5可知，若是h型向v型的转换，则A国的福利提高，原因有二：一是A国的消费由自己组织生产转向从成本较低的i国进口，从而使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剩余增加；二是一体化使企业的利润增加。若是v（Π[v(ij),i→A]或Π[v(i)]）型保持不变，则A国的福利变化不确定，原因是消费者剩余和企业利润虽然增加，但却损失了关税收入，福利变化要取决于两种效应比较。另外，由于一体化对i国和j国的福利均没有影响，这种不确定性也使成员国整体的福利趋于模糊。
由表6可知，如果是h型向v型的转换，则A国的福利提高，原因仍是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均增加；
，则A国的福利变化不确定，原因是企业利润虽然增加，但贸易转移效应的出现，使消费者剩余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这要依赖于
呈现出不确定性，原因是一方面i国的消费价格由于转向j国进口而提高，消费者剩余减少；另一方面，i国又因此而获得了关税收入，净福利同样取决于两者的对比。这些不确定性也进一步证实了一体化对成员国整体福利影响的模糊性。
表6 区域一体化（j和A）后跨国公司经营模式的转换对各国福利的影响
综合以上对区域一体化福利效应的分析可见，不管是对成员国还是对非成员国，区域一体化的福利效应均具有不确定性。另外，传统上认为一体化后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会从中获益，只要建立适当的财政收入分配机制，一体化就是一种值得鼓励并可行的行动，但模型显示，成员国作为整体是否获益实际上也要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区域一体化的福利效应主要取决于国家特征和生产技术特征两大因素，两者共同决定了跨国公司初始的经营模式及转换后的模式，从而决定了区域一体化的福利状况。这也进一步说明，当突破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要素不能跨国流动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框架后，区域性的贸易自由化行动可能会成为次优的选择，而这也正好与近几十年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核心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相吻合，同时也与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推进区域一体化一波三折的艰难历程和不稳定的绩效相一致。
六、模型的扩展与中国区域一体化的效应分析
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间虽然较晚，但近年来的进展较快，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与货币合作为主要内容，初步建立了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基本框架。较为宽泛的框架是亚太经合组织，由于该框架性质上比较松散，所以短期内取得较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目前较为现实可行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框架是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果将东盟看作一个整体，则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接近于本模型所分析的南南型区域一体化。如果初始情况下跨国公司在中国和东盟都有直接投资，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角度看，要素成本（主要是劳动成本）较低是东盟诸国的主要优势，依据模型的一般结论，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可能会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由中国流向东盟诸国，单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考虑，由此而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将会使中国的社会福利增加。不过，除了价格效应外，直接投资被认为对于东道国降低失业、优化市场结构、推动自主创新甚至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若要考虑这些效应，则中国加入东盟的福利效应实际上很难作出判断。
另外，如果一体化前，跨国公司只在东盟有直接投资，即中国的消费来源于跨国公司在东盟的子公司的出口，则一体化后，一方面贸易成本的消失会使中国市场的价格下降，从而使消费者剩余提高；另一方面，中国又会蒙受由关税损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时福利效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实际上届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经常讨论的通过有效的关税攫取外国垄断厂商利润的情形，其基本观点是，如果本国的消费来源于对外国垄断厂商产品的进口，则存在一个正的关税，可以使国家的关税收入大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零关税型的一体化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
除了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外，近年来一个讨论得较多的框架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一框架实际上接近于模型中的南北型一体化。从模型的一般结论看，相比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在要素禀赋上的优势会使这一框架对中国的正面影响更大，也更明确。原因是，区域一体化后，贸易成本的消失，一方面会使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增大；另一方面会使区域外原来针对日本和韩国的投资转向中国。中国的消费者剩余不变，投资的增大还可能会带来以上提到的其他的收益。
以上分析表明，在本模型的基本框架下，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福利效应取决于跨国公司初始的模式，若初始情况下在中国和东盟都有投资，则福利会提高，如果只在东盟有投资则福利效应不确定。中国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福利水平不变。如果超越本模型的框架，考虑直接投资的其他福利效应，则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福利效应趋于模糊，而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福利效应则确定地呈现出正向效应。
收稿日期：2006-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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