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来自1998—2014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罗 珵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42）
摘 要： 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源头与根基，国家基础研究能力是重大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对国家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探究基础研究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对于加快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我国30个省份1998-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测度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显示，基础研究投入对我国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且影响显著，但其通过知识溢出、人力资本、专利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明显。在对以上结果进行分析的同时提出优化产学研合作、设计适合基础研究的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探索基础研究科研人员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地方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等措施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基础研究；财政投入；技术进步；面板数据
一、导论
随着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支撑我国长期高速发展的传统增长动力渐渐削弱，经济增速减缓，我国步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了更好的应对新的经济阶段，当前最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原来传统的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的要素驱动型增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创新型驱动增长。实现技术进步主要有两种方式：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之前我国长期利用后发优势引入国外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及方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根据国际经验，技术追赶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必须提高本国自身的基础研究能力，由模仿引进变为自主创新，从而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长期稳定的技术支持。
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源头与根基。基础研究成果具有公共物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其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往往高于创造者自身的收益，人类文明中所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性技术创新无一不是源于基础研究发现的新知识与原理，比如牛顿的力学三定律、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学说等等。基础研究的成果通过进一步的实用性研究转化成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也通过知识溢出、提高人力资本等方式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
由于基础研究的投入需求大，具有较长的研究周期，且研究成果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个人及企业往往缺乏财力或动力加以支持。基于基础研究以上特性以及其对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政府财政资金承担了大部分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90%来自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投入和企业投入不足10%。且基础研究投入集中于高校及研究机构，企业基础研究所占比例极少。
对农产品的开发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在进行发展的过程中，对农产品的生产需要有很严格的标准，发展海南省自身的特色农业，对产权善于利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宣传，提出绿色农业的建设，将品质、品牌作为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另一方面，种植户要积极响应号召，意识到旅游、农业的相互促进作用，注重农产品的无污染、纯天然属性。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基础研究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即我国现有基础研究支出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基础研究通过哪些方面对技术进步进行影响，以及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样的现状。本文采用1998-2014年共17个年度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研究支出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我国基础研究存量是否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知识溢出以及发明专利的数量进而影响技术进步，并在分析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对财政进一步支持基础研究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30个省份横跨17个年度的基础研究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首先，本文运用索洛残值法测算了全国30个省份1998-201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下降趋势，2010年以后开始出现负值，这与同类文献的发现一致，这表明我国原有通过要素投入和技术引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效率正在不断下降，亟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关于基础研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Romer（1986）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积累则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Cassiman等（2018）认为，基础研究所带来的知识有利于企业更好的识别、吸收与整合外部公共知识，而对于外部知识更快的识别、吸收与整合又会提高应用研究进程的生产率，产生更有用的技术。这个整合过程也要求企业将原始获得的基础知识发展成为新技术并最终制作成产品和服务。Toole（2012）通过对1955-1996年美国国立医学研究院对生物医学研究的资助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于生物医学领域基础研究的公共资助所引起的技术机会的变化对于医药产业的创新有正向影响。卫平（2013）通过研究工业企业数据库中连续12年不同省份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支出及产出的影响都是显著的。王文和孙早（2016）以1998-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发现在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地区，基础研究更能促进TFP增长。孙早和许薛璐发现在高技术差距行业中，基础研究通过技术吸收效应间接促进产业创新；在低技术差距行业中，基础研究既存在技术吸收效应，也存在创新激励效应。叶祥松和刘敬（2018）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政府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长期、稳定、大量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李平（2014）通过门槛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基础研究强度最优区间为0.058-0.084，表明对于我国现有基础研究财政投入仍有较大空间，提升作用于技术进步的效率。
关于基础研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Mansfield（1998）对70家美国企业进行调查发现，由基础研究带来的创新所形成的经济收益占总收入的5%。Salter和Martin（2011）认为公共机构支持的基础研究能够通过增加有用的知识储备，训练有技能的毕业生，创造新的科学工具与方法，形成网络并促进内部交流，增加解决问题的科技能力，创造新的企业等来促进经济增长。严成樑和龚六堂（2013）运用1998-2009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发现相对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而言，基础研究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张小筠等（2019）通过数理模型推导求解一般均衡发现增加政府基础研究支出比例会推动经济增长。
如果整体样本充分性度量值(Measure of Sample Adequacy, MSA)>0.70，Bartlett’s的P值≤0.01时，说明该条目可以用于后续的因子分析。通过正交旋转修改最初的问卷条目的分类结构进行EFA，并将其用于SEM中的测量模型。
三、模型与数据
1.模型设定
其中：表示通胀，R、Y、пp为的稳态值，ρr、ry、rp分别为名义利率平滑系数、名义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以及名义利率对通胀的反应系数；为货币政策冲击。
很快，第四次开庭的日子到了。津村洋介法官让书记官给她们各发了一个小托盘，里面有一把小巧的袖珍剪子和两张光滑的白纸。他轻敲法槌，解释道：“赵欣伯的夫人喜欢女红，恳请各位动手展示自己的才华，帮助法庭更好地判别身份。”
TFP为全要素生产率，BRit 为基础研究投入存量，ARit 为应用研究投入存量，ERit 为试验发展研究存量，β 1、β 2、β 3分别为不同研究投入存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yeari 为一组年度虚拟变量，用来控制不同年份的特异性影响，ui 与εit 共同构成这个模型的误差项，其中ui 为每一个省份的非观测固定效应，即不随时间改变而又难以被控制变量所捕捉到的异质性，εit 为特异性扰动项。
关于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现状，近几年来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财政投入力度也稳步增长。截至2017年8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194966项，批准资助40860项，资助直接费用199.73亿元。但基础研究投入仍在经费相对规模、结构等方面存在问题，制约着基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开发经费不足5%的比例，远低于世界上主要创新型国家这一指标大多15%-30%左右的标准。我国基础研究研发投入强度即基础研究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1%，低于美国0.54%和主要创新型国家0.3%的水平。基础研究投入的主体为高校与研究机构，企业所占比例很低。张炜等（2016）指出我国现行的科技政策具有很强的实用导向，侧重于将科研成果与社会生产相结合，转化为实际产品，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对于基础研究的认识还同时存在无用论、经济发展阶段论等误区，这些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
同时，为发现基础研究促成技术进步的机制，建立如下模型：
基于同类文献的研究认为基础研究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知识存量和发明专利来影响技术进步，我们在基础回归方程中加入基础研究与人力资本、知识存量以及发明专利的交互项进行进一步研究。其中Hit 为人力资本存量，Kit 为以论文数量显示的知识存量，Pit 代表发明专利数，假设基础研究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存量、通过知识溢出以及通过发明专利的增加而对技术进步进行影响，γ 1，γ 2，γ 3分别表示其相应的影响系数。
此外，基础研究支出增加可能会对技术进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反过来也可能是由于一省技术进步较快从而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为了避免这一内生性问题，可引用工具变量进行分析。这里采用常见的工具变量，用基础研究支出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此处所用的计量模型为：
2.指标设定
（1）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代表技术进步的指标，为1998年至201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为计算这个时间段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选取了1997年至2014年的相关数据，参照郭庆旺等（2005）中索洛残差的方法计算得出，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表1 指标变量汇总
其中各投入要素的产出份额，即平均资本产出份额以及平均劳动产出份额，可通过对总量生产函数进行测算得出，由于通常假定各份额的加总为1，即α+β=1，对ln(Yt )=ln(A )+α ln(Kt )+β lnLt +εt 可进行变形得
运用OLS可得到该回归方程的系数。
此公式中的Yt 为产出，所选用指标为各省份研究期间所对应的第二三产业的GDP数值，运用1997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得到实际GDP值；Lt 为劳动投入，即各省份历年就业人口，由于2010年后统计年鉴中按地区分类的仅有城镇就业人口数，为统一口径，所研究时间范围内均选用城镇就业人口，因此产出以及资本存量也相应排除了乡村所占份额；此处资本存量选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基期存量为
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均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折合成以1997年为基期的实际投资额，g为各年份实际投资额的平均增长率，δ为折旧率，采用文章中惯用的9.6%，随后年份的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由此算得平均资本产出份额为0.21，平均劳动产出份额为0.79，代入公式（a）中，即可算得1998年至2014年间我国30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其主要特征可见表3。
（2）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选取研究与试验发展的三大组成部分：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存量，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存量与试验发展（experimental research）存量。三种研究投入存量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以基础研究存量为例，BRit =(1-δ )BRit -1+BREit ，BREit 为历年各地区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中研究机构和高校用于基础研究部分的支出，基年1998年的基础研究存量为
g为各年份支出额的平均增长率，δ为折旧率。各省份应用研究存量与实验发展存量的计算方法相同。
本文数据值得注意的处理有几点，第一，指标选取时由于2009年前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中没有列出企业的基础研究份额，而根据统计在我国基础研究主要由研究机构承担，企业从事基础研究投入所占份额微不足道，故1998年至2008年间基础研究经费选用研究机构及高校的部分作为全部基础研究经费进行分析；
第二，由于大部分的试验发展研究在企业进行，所以1998年至2008年实验发展存量计算中除研究机构及高校的试验发展投入外还加入了企业的研究发展支出；
本文参照Mansfield（1998）以及李平（2013）等文章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研究对象探究基础研究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建立如下半对数模型：
印度最大的汽车和摩托车零部件经销商之一Bastian Solution已经安装了OTU换向台。它可用于所有的仓库，速度极快，每小时能将10,000个包裹配送至八个甚至更多不同的目的地。这种分拣机突出了OTU的优势，货物可沿着曲线被直接运输到右侧或左侧，或者直接运输到直滑槽。
第三，所有类型的研究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均用研究发展支出价格指数折合成基年1998年的水平，此处研究发展支出价格指数参照白俊红（2011）的办法，由于研究经费中用于劳务费和固定资产支出的比重大约为38∶62，将研究发展支出价格指数设定为0.38×消费价格指数+0.6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第四，参照其他研究文献，基础研究资本存量选用15%的折旧率，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资本存量均选用10%的折旧率计算。
（3）除了以上三个主要的解释变量外，本文还选用各省份的人力资本存量（Human resource）、SCI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计算的知识存量（Knowledge）以及发明专利数（Patent）作为基础研究存量的交互项进行研究。
人力资本存量采用教育年限法进行估算，由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就业人数的乘积构成，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权重为各地区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比重，相应的受教育年限为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14.5年，大学16年，研究生20年，大专考虑了全国有3年及2年不同的学制故采用平均数14.5年，研究生分博士研究生以及硕士研究生故采用20年。
现有统计数据中我国专利申请数据包括受理、授权以及有效数三类。其中申请授权数最能体现专利的成果故采用申请授权数据。同时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考虑到发明专利与基础研究的关系最紧密，故采用发明专利数而非专利总数作为基础变量的交互项。
优化目标是将性能成本函数Lp最小化,Lp与液压系统的能耗有关,而机械臂末端执行器主要是跟踪一个与时间有关的平面路径r(t),可表示为
知识存量采用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核算。中国科技年鉴中所统计的国外主要检索工具包括SCI，EI，ISTP三种，而三种检索工具所收录的论文可能有重合，而其中SCI最能反映基础学科研究水平和论文质量，所以此处用各省份历年被SCI收录的论文数来核算。
3.数据来源
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治理后河道生态系统应具备较强抵御外界干扰的能力；生态系统遭遇一定程度破坏时，系统具有自我修复、恢复稳定的能力。
四、实证分析
（1）首先对求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
（在第三部分的指标设定中已解释）进行回归，分别运用三种方法，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模型法FE和随机效应模型法RE，可求得各要素投入的系数α与β分别如表2所示。
表2 资本要素投入系数的回归结果
假定资本要素的投入系数α=0，由表2的计量结果可见，OLS与RE方法中所估计的资本投入的系数α在1%的情形下拒绝原假设，即α在1%的情形下显著，固定效应模型所估计的系数在5%的情形下显著。三种方法所估计得α分别为0.213，0.081与0.094，β=1-α，则β分别为0.787，0.919，0.906。
在肿瘤防治领域，OPC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蓝莓、葡萄籽和肉桂皮等植物中的具有特殊生物活性的天然化合物，越来越受到重视，可通过阻滞细胞周期、抑制细胞迁移和促进凋亡等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12-14]。本研究发现，OPC可以增强TU686细胞对顺铂化疗敏感性，并通过LC3-Ⅱ蛋白的增多证明了自噬体的积累。虽然在有关肝癌和结肠癌的研究中，已有报道OPC可以诱导LC3-Ⅱ蛋白增加[10,15-16]。但纵观自噬流的整个动态过程，通过自噬早期促进自噬体产生，亦或在自噬晚期通过阻断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即阻断自噬流的通畅，均可以促进自噬体的增多，使LC3-Ⅱ蛋白表达增多。
由于三种方法中最小二乘法估计的要素投入的系数的显著性较高，R方值相对其他两种方法较高，所以本文在求得全要素生产率时选择最小二乘法估计得计量结果α=0.213，β=0.787。
由于餐饮企业规模较小，经济实力一般，使得餐饮企业资产信用度低，而国家也没有政策性支持，因此餐饮企业很难进行融资。银行和金融机构在进行融资的过程中，要对被融资的企业进行资产评估，评估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进行融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一般都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餐饮企业资产额不高，企业自身偿还能力有限，这些因素都是导致其融资难的原因[3-7]。
应用研究支出在OLS以及RE方法中的结果均在1%的情形下显著，影响系数均为0.011，即应用研究支出每增长1%，技术进步增加0.011；试验发展研究支出对技术进步的计量结果在各个方法中都较为显著，且均为负向影响。
表3 不同年份全要素生产率的描述性统计
（2）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模型法FE和随机效应模型法RE分别对本文基础计量模型TFP=β 0+β 1lnBRit +β 2lnARit +β 3lnERit +θiyeari +ui +εit 进行回归，得到的计量结果如表4① 在表4、5、6的回归中均控制了年度虚拟变量，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没有展示。 所示，在三种不同方法下，基础研究支出BRit 对于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代表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均不显著。其中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下基础研究支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为正，在其他两种方法下基础研究支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为负。
将回归求得的系数代入公式
中可求出我国1998-2014年间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它的分布如表3所示。表3分别列举了所求得的总的510个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数、最小值、最大值以及在不同百分位的值，以及不同年份30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数等特征值。可以看出1998-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整体呈下降趋势，由1998年的15.8%下降至2014年的-1.48%，特别是2010年之后，2011、2013、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为负值。根据郭庆旺中运用索洛残差法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负值。同时一些观点认为中国2010年前后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转为负值，在结论部分会继续对这个结果进行分析。
表4 基础模型计量结果
除此之外，各个年度虚拟变量的影响系数均为显著，且均为负值。
（3）在本文的基础计量模型中分别加入基础研究的三个交互项，即人力资源，知识存量以及发明专利，再对模型
TFP=β 0+β 1lnBR it+β 2lnAR it+β 3lnER it+γ 1(lnHit ×lnBRit )+γ 2(lnKit ×lnBRit )+γ 3(lnPit ×lnBRit )+θiyeari +ui +εit 进行回归，分析基础研究支出、应用研究支出、试验发展研究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基础研究支出如何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知识储备以及发明专利进而影响技术进步。
由表5的计量结果可观察到，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基础研究支出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在5%的情形下是显著的，影响系数为0.037，即基础研究支出每增加1%时，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037。但应用研究支出和试验开发研究支出在此方法下的计量结果并不显著。应用研究在随机效应模型中结果较为显著，系数为0.013，试验发展研究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向的。
表5 加入基础研究交互项的计量结果
在三个交互项中，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较为显著，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其在5%的情形下显著，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其在1%的情形下显著，但影响系数在两种方法的衡量下分别为-0.005和-0.002，均为负值，有可能使用教育年限法计算人力资本存量衡量的是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总量，不能很好地代表地区人力资本。知识存量以及发明专利的计量结果均不显著，且影响系数大多呈现出负值，说明基础研究通过知识溢出以及发明专利会从一定程度上抑制技术进步。此计量结果中的各年度虚拟变量仍为显著且为负值。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1998-2014年间我国30个省份基础研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其中各省历年GDP、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人数、教育年限等相关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类研究支出、SCI收录论文数以及发明专利数等均取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其中西藏因为缺少数据过多而从样本中剔除。
八是各区域交易所开拓新业务。国家发改委明确了全国碳市场的交易平台由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其为上海碳市场的交易平台）牵头搭建，其他碳市场的交易所不会在全国碳市场中承担交易平台的责任。因此，在2017履约年度，除常规的交易及履约等，大多数交易所进行了适度转型并开拓新业务，如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拓展新能源融资平台、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及北京环境交易所随着蚂蚁金服的入股拓展绿色金融业务等。
（4）前面基础模型的计量结果中基础研究支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有时是负的，有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避免这一内生性问题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可以引入工具变量进行分析，这里用基础研究支出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计量模型可表示为：
图7为饰以苏格兰班纳坦家族联合麦克劳德家族纹章的广彩瓷，使用蓝色和浅绿色釉彩，盘缘的边饰内会有四个花鸟纹开光，盘中心的纹章款型取自一张藏书票，图案内容是班纳坦（Bannatyne）家族和麦克劳德（Macleod）家族的联合纹章，带有班纳坦家族的座右铭：“不快不慢”（Neccito,nec tarde），和麦克劳德家族的座右铭：“成为铜墙”（Murus atheneus）。
TFP=β 0+β 1lnBR it-1+β 2lnAR it+β 3lnER it+γ 1(lnH it×lnBR it)+γ 2(lnK it+lnBR it)+γ 3(lnP it×lnBR it)+θiyeari +ui +εit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加入工具变量的回归分析
加入工具变量后，基础研究支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仍然在10%的概率下显著，且影响系数有所提高，为0.046。应用研究支出和试验发展研究支出仍不显著，其中应用研究支出系数为正，试验发展研究支出系数为负。加入工具变量后，交互变量中人力资本与发明专利的结果较为显著，人力资本在1%的概率下显著，但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为负向的0.007；专利的计量结果在加入工具变量后由不显著变为在5%的情形下显著，影响系数为0.001，即基础研究通过增加专利促进了技术进步。大多数年度虚拟变量由加入工具变量前的显著为负变为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在新古典的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的，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唯一的自变量是人力资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抛弃索洛模型外生技术进步的假设，尝试建立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模型，这样的模型被称为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以Romer和Lucas建立的模型最有代表性。Romer（1986）沿着Arrow（1962）用技术外部性（即知识的溢出效应）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内生了技术进步，建立了Arrow-Romer模型。Lucas（1988）则继承了Uzawa（1965）用人力资本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强调了人力资本外部性对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建立了Uzawa-Lucas模型。
其次，本文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基础研究支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影响系数为0.037，加入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影响系数上升为0.046，即基础研究支出每增加1%，全要素生产率增加0.046。
(2)磨损为纯切削磨损(图6曲线Ⅱ)：砂粒冲磨动能的垂直分量确定其压入试样表面的深度，其水平分量完成切削运动，最终造成体积微损失.在α=0°或α=90°时(不计砂粒自转)材料无切削磨损.α=0°时砂粒不能压入材料表面，α=90°时砂粒不能水平切削运动.在0°～90°之间的某一角度αmax有最大磨损量.
与此同时，应用研究支出以及试验发展研究支出的结果均不显著，这与本文研究内容相近的一些文献如李平（2013）发现的结果不同，之前的文献大多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力小于其他研究支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因为基础研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未必是直接的，可能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通过提高论文数量等间接地促进技术进步，往往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而其他两种研究特别是大多数企业所从事的试验发展研究则更有目的性，投入产出的效率较容易衡量与控制，所以基础研究的影响系数不如其他两种高。本文的计量结果之所以和这些文章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时间范围的不同，以上所提到文章的研究往往在2010年之前，而本文研究1998-2014年共17年间的数据，在这个时间跨度中，特别是2010年之后的几年，宏观经济有新的动态，有关学者认为近几年中国受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全要素生产率逐步降低甚至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会出现负值，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发现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下降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还在上升，所以导致全要素生产率走低，这些对本文的计量结果也许会产生影响。
在加入交互项的分析中，基础研究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影响技术进步的结果较为显著，但系数为负。这可能是因为用教育年限法计算人力资本存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精确地测度基础研究通过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2.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的计量结果和分析提出对基础研究支出的几点政策建议：
未来安置规划是一项重要且宏大的任务。除硬件上的考量外，专业知识与服务指导亦不可或缺，这是照料者在制定未来安置规划时遇到的主要障碍和压力来源。一般而言，制定未来安置规划会涉及监护责任、财务管理和风险评估等专业知识，这些也是未来安置规划中对专业性要求最高的内容。大多数照料者没有接受过或不了解此类知识，以致在制定计划时往往无从下手。对年迈的照料者来说，他们的需求则更甚。在一项针对老年父母安排成年智障人士未来的最新研究中，Walker和Hutchinson证实，相关服务或信息的匮乏、无计可施分别是制定未来安置规划最大的外部和内部阻碍因素。
（1）加强产学研合作。将基础研究纳入到整个国家创新战略的价值链当中，并确定基础研究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及能够发挥的独特优势，使得基础研究不仅仅限于高等学校以及研究机构内部，而是能够发挥其社会效应，使基础研究的方向能够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一致，基础研究的成果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同时，还需要通过文化氛围提升基础研究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使得创新型人才能够理解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愿意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
（2）在企业中弘扬基础研究的文化，并进行相应的财税优惠政策。使企业能够认识到基础研究对于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作用，改变基础研究集中于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状况，促进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的多样化。
基础研究与企业技术进步具有互补的作用，基础研究能够促进企业产品的技术进步，而企业技术进步又会进一步提升对于基础研究的要求。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产业从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升级，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创新企业的生产流程，这些不能仅仅依赖对其他发达国家技术的引进，同时也要结合我国市场特有的需求与国家战略的需要，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才能更好的进行优化创新。可以发挥财政的引导作用，对于企业中的基础研究型项目引入风投、PPP等多种资金模式，发挥市场的能动作用，盘活社会资本。
（3）进一步研究适合基础研究投入的科学化绩效评价体系。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与国际上主要创新国家相比较低，但基础研究投入在逐年增长，且绝对数额较高。为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应制定相应的绩效评价机制，充分考虑基础研究的特性以及基础研究在我国当前战略中所发挥的作用，设定恰当且清晰的指标与评价方法体系，对于难以进行量化的基础研究成果可以采取国内外专家评价等方式，更加合理的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使研究者能够清楚了解评价成果优劣的标准与相应的奖励措施，在让研究者发挥创造研究积极性的同时保证基础研究投入的效率，更好的发挥其作用。
同时基础研究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没有一个模式化的形式，所做出的努力不易为外人所察觉，也不是严格控制过程就能确保有成果的。所以在过程中要留给研究者一定的自由度，为其创造自由宽松的研究环境，在结果上进行严格把控。
（4）加大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的激励。财政科研投入既要考虑设备仪器、差旅费等支出，也要考虑对研发人员脑力和劳力的补偿与激励，使研究人员能够专心于学术，进行系统持续的基础理论研究。应警惕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中重物轻人的倾向，对于杰出的基础研究科研人才可以实施年薪制，缓解科研人员的生活压力，为基础研究人员创造潜心钻研学术的环境，调动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的积极性。
（5）对于不同类型的科研工作实施不同的政策。科技、研究与创新的概念是有差异的，而现有政策常常将这几个领域混淆，合并颁布政策。现有科研政策多强调应用和成果转化，符合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研究的要求，但缺少对于基础研究细分政策的颁布。制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基础研究的长期性与不确定性，借鉴国际主要创新国家对于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与方式，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评价与考核，提升基础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率。
（6）加强对基础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基础研究主要是探索科学原理，解释宇宙或自然界的现象，其成果往往以论文或专利的形式呈现，同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周期较长，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基础研究若能被利用往往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大福利，所以要对基础研究特性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确保基础研究人员的权利与积极性。
（7）鼓励地方财政更多的投入基础研究领域。目前地方财政科技投入已经超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但主要集中在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方面，大部分基础研究仍为中央财政投入，应增加地方政府投入基础研究的比重。可以结合各地区优势制定人才引进政策、设置科研成果奖励、支持地方新型研究机构发展等方式，加大地方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加强地方基础研究的能力，培养科研人才，为技术创新提供人才和科研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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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Basic Research Funding on Technical Advancement——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the Year 1998-2014
LUO Cheng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Beijing 100142，China）
Abstract： Basic research is the origin and root of technical advancement.The ability of basic research of a country is the ba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jor technical innovation，and exert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national power as well as national competition.So，exploring impacts on technical advancement from basic research output is important for the accel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or China.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anel data in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the year 1998-2014 is made in the paper to estimate impacts of the basic research funding on the techn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asic research funding exhibit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echn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and the effect is robust，but the effect of the interactive variables，including knowledge spillover，human resource and patent，are not robust.Reli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fiscal suppor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research are provided，such as optimiz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university，designing more scientific system of basic research performance evaluation，exploring motivation mechanism for researchers，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ncouraging regions to increase the basic research output.
Key words： Basic research；Fiscal input；Technical advancement
中图分类号： F0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92X（2019）12-0029-06
收稿日期： 2019-06-24
作者简介： 罗 珵（1988-），女，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财政、财政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DL）
标签：基础研究论文; 财政投入论文; 技术进步论文; 面板数据论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