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的缘起与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台湾问题论文,缘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新中国建立初期，美国出于对全球战略的考虑，开始制定使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方案。朝鲜战争后，为了对中国实行全面孤立和遏制，美国开始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50、60年代，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两国之间斗争的一大主题。
【关键词】 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 美国对华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问题就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十分敏感和棘手的问题，也可以说它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本文试对台湾问题的由来及其在50、60年代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就开始考虑使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方案，台湾问题从而成为中美两国之间斗争的一大主题
台湾位于欧亚大陆与太平洋的结合部，恰好处在陆权和海权两大地缘政治权力中心的交接部位，也就是所谓的“边缘地带”。美国的国际理论家斯皮克曼认为，介于大陆和边缘海之间的边缘地带在全球战略中最为关键，它是世界的中心地带。[①]台湾就处在这样的地带，它背靠中国大陆，居于东亚至西太平洋的中央位置，是西太平洋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因此，在亚太范围的地理格局中，台湾处于特殊而有利的位置。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日本。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宣言》中宣布：“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窃取于中国人民之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的内容，同年10月25日，日本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向中国投降。这样台湾和澎湖等岛屿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归还给了中国。
美国历来对于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1948年底，当中国革命迅猛发展，美国正在失去在华势力和影响的时候，美国国务院要求军方就台湾对于美国安全的影响进行评价。1949年初，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出结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表现为：（1）台湾在战时可以作为战略空军行动和控制附近运输线的基地，美国在失去利用中国其他地区作为军事基地之后，台、澎的战略价值大为增加。（2）敌对力量控制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将可以在战争中控制日本与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并且有能力进而控制琉球群岛和菲律宾。（3）台湾担负着日本粮食与其他物质的供应，如果台湾沦入敌人之手，对日供给将被切断，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并将危及美国的安全。基于以上考虑，美国军方得出结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以保证它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②]为此，杜鲁门政府曾尝试过以各种手段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分开，诸如阻止蒋介石到台湾，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和争取台湾实现国际托管等。然而，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台，根据中央情报局估计，如无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此时美国政府急于从中国“脱身”，虽不忍放弃对台湾的战略意图，却也无能为力。
艾奇逊任国务聊期间，一直期待出现并企图制造中苏间的嫌隙，并以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他认为如果出现一个对美国友好的中国，那么台湾的地位问题可以重新考虑。他想趁苏联在中国立足未稳时，改善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制造中苏分裂。他说“如果我们想要当前的对台政策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必须小心掩盖想使台湾脱离大陆控制的意图。”[③]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亲自发表了关于不干涉台湾的声明，其目的就在于此。
然而美国军方从军事战略考虑，一再强调台湾对美国在远东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政府决策机构提出除同新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以外的种种方案，以求控制台湾。就在杜鲁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发表前半个小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要求对一段关键性语句作出修改。声明原文是“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或使台湾脱离中国。”布莱德雷认为，当共产党力量向南方挺进的形势出现时，美国人可能想让台湾脱离中国。最后，声明中“或使台湾脱离中国”的字句被删除了，并且在“美国无意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这句话前加入“目前”一词。布莱德雷认为“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也许必须在台湾取得基地。”[④]这一删一加，就为日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武装干涉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在酝酿制订对台政策的过程中，国务院和军方的分歧并不是要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分歧，而是通过何种手段和方式不让中共得到台湾。杜鲁门声明发表不久，美国政府就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使台湾脱离中国了。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其找到了对台湾进行军事干涉的机会和借口。
对中国而言，无论是从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方面还是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方面来看，台湾都具有十分突出的价值。
首先，台湾是我国东南近海的唯一大岛，是大陆腹地数省之屏障。拥有台湾则大陆安全，环境可靠。反之，如果台湾被敌对势力控制大陆，安全则会受到巨大压力。台湾海峡是联系东海与南海的捷径，也是西太平洋上重要的交通孔道，一旦被敌对势力控制，我国就难以完全掌握对台湾海峡的控制权。这不仅会威胁我国近海航线的安全，而且南北两大海域的联系也会有被切断的危险。第二，台湾紧靠菲律宾海，台湾以东部分洋域是我国唯一拥有主权和经济权的太平洋水域，是我国的战略出海口，也是我国唯一能够直接进入太平洋的通道。倘若台湾与大陆不能统一，我国将失去这一通道，海权发展将受到巨大制约。因此，为捍卫我国的根本利益，必须实现国家统一。
1949年夏，解放台湾的问题就提到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中央军委一再电告三野领导和华东局，请他们开始认真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7月，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要作好渡海准备，争取1950年夏一举攻下台湾。[⑤]根据这一指示，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云集于东南沿海，作解放台湾的准备。当时世人皆认为蒋介石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外，已别无他途。正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乘机改变对台政策，再一次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新中国不得不暂时放弃解放台湾的计划。以后，台湾问题成为中国为维护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而同美国进行斗争一大主题。
二、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为使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永久化，开始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朝鲜战争爆发使美国决策者在欧洲有选择的遏制政策变成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进行遏制的政策，并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他们认为北朝鲜发动战争完全是苏联和中国支持的结果，决定全力保住南韩政权，同时出兵台湾海峡，维持这一反华反共的前沿阵地。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⑥]同时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9月20日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福摩萨问题案”，正式提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经过朝鲜战争，美国认识到新中国的力量不可忽视，从而更加敌视中国。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将其远东政策的重心放在所谓对付亚洲共产主义的威胁上，自然中国是其主要打击对象。
为了对新中国实行全面遏制，美国通过与日本、南朝鲜、菲律宾等国签订军事条约，在西太平洋构筑了一道环形线。台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这道防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只有保住台湾，西太平洋的这道军事战略线才能臻于完整、连成一气。因此，美国更加看重台湾在国际战略地理上的作用，麦克阿瑟把台湾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并认为如果失去对台湾的控制，美国将失去在西太平洋的屏障。此外，在美国看来，维持一个反共的台湾政权，可以从外部向中国施压，以促使大陆内部的变化。同时，作为前中国的一个政府，台湾当局在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中还有一定的影响，通过它可以削弱和抵销新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出于以上几方面的考虑，美国决心阻挠中国夺取台湾和澎湖。朝鲜停战条约刚刚签字，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就开始举行关于协防台湾问题的谈判，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签订。这是美国企图使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永久化的重要步骤。通过该条约，美国不但承担了继续向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提高其作战能力的责任，而且得以在需要时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阻止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该条约使美国正式完成了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
美国决策者一方面坚持“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的战略，另一方面又担心蒋介石会利用共同防御条约把美国拖入一场新的中国内战。面对新中国日益巩固的现实，他们认识到国民党“反攻复国”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对手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它的主要利益不在亚洲而在欧洲。因此，并不希望在远东和台湾地区产生一个热点，由此而影响到它在欧洲和全球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在亲蒋反共的政策背后，美国政府认真考虑的是“两个中国”的方案，并将此作为一个长远目标。1954年8月，杜勒斯就暗中计划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他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他找了一个国际法专家来研究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可能性，使之“把中国排除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他希望这样做之后，能够出现“在联大接纳两个中国的可能性”。同年10月，杜勒斯在递交艾森豪威尔的一份秘密文件中建议：“我们对中国和台湾采取的政策，应当同我们在德国和朝鲜奉行的政策属于同一类型。”[⑦]在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同时，美台双方互换了照会，其要旨是，在未经美国允许的情况下，台湾不得主动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1955年1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台湾决议案”，决定授权美国总统于其认为必要时，得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确保台湾与澎湖列岛，以防武装攻击。美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充分暴露了他们使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分裂状态长期继续下去的阴谋。
由于美国政府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使得中国统一问题的解决复杂化，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
三、50、60年代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与斗争
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在1950年杜鲁门“6.27声明”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中央政府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美国出兵台湾海峡的行径。他郑重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⑧]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问题重新突出出来，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在日内瓦的周恩来，明确指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配合，必须向全中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⑨]周恩来在8月11日的外交报告中特别指出：“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容许交给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⑩]为了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坚定立场，中国政府决定从1954年9月3日起，连续12天对金门、马祖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惩罚性打击，第一次台湾危机随之爆发。
台湾危机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美国人一直在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却无法否认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因为这些岛屿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国的管辖范围。美国如果卷入一场因沿海岛屿而发生的冲突，就会被世界舆论谴责为干涉中国内政。此外，从军事角度看，沿海岛屿对于防卫台、澎并非利害相关，而且很难防守。美国既要避免为了沿海岛屿而同中国开战，又要承担对台澎的防御义务，艾森豪威尔希望蒋介石能自动放弃沿海岛屿，这样就给“两个中国”的计划扫清了一大障碍。但他很快就发现，蒋介石不但拒绝按美国的意图撤出沿海岛屿，而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卫它们。面对这复杂的局面，艾森豪威尔哀叹道，有“一千零一个复杂因素”妨碍着危机的解决，他甚至诅咒“这些该死的小小沿海岛屿，有时我真恨不得让它们沉下去。”[11]为了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沿海岛屿战事的目的，美国建议把沿海岛屿局势问题提交联合国，由安理会做出一个维持原状的决议。这个建议的要害是以“台湾地位未定论”为前提的。1955年1月，在美、英支持下，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出在台湾海峡停火的建议。
对于美国试图将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的阴谋，中国政府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斗争。周恩来电告安理会，指出“新西兰的建议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因此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国不能派代表参加对新西兰建议的讨论。”[12]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这次台湾危机是战后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的初次交锋，它在全世界面前突出了台湾问题，同时传递了中国不甘使自己的领土被人永久分割的信息。
中美双方带着完全不同的目的来到谈判桌前。中国政府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美国从台湾地区撤军，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美国方面却把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同中国政府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国内问题相混淆，要求中国承认美国对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谋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改变台湾的现状。这是美国分离中国的既定政策。如果中美就此达成协议，等于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可以无限拖延，同样可以达到维持现状的目的。
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国始终抱有敌意，美方代表坚持只要中国不放弃在台湾使用武力，就不考虑改善中美关系，态度十分僵硬。同时，美国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援和经援，每年提供3亿美元以上的军援和1亿美元以上的经援，目的是进一步把台湾建成永久性的反共反华的军事基地。由于美国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和美台的进一步勾结，1957年底中美会谈中断，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紧张。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军对大小金门实行猛烈炮击，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
危机爆发后，艾森豪威尔下令从地中海等地调海军到台湾海峡，并重申美国不放弃它承担的以武力阻挠解放台湾的责任。又授权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马等沿海岛屿。中美两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对抗进入最紧张时期。美国的军事冒险政策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而且也在同盟国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美国国内的反战空气也因此日益强烈。为了摆脱困境，避免与中国军队直接冲突，同时也为了分割台湾与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美国再次制造“划峡而治”的阴谋。
1958年9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美方代表提出了在台湾海峡立即停火的要求，说什么美国不能容忍和坐视与它有“共同防御条约”的“盟友”的领土被武力夺取。中国代表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政府对金、马的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中国内政，决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中美之间并没有打仗，根本不存在“停火”问题；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美国军队撤出这个地区。美国看到不能迫使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金、马使用武力的权力，而且在沿海岛屿为蒋军护航又要承担很大风险，于是想退一步在中国沿海地区从“战争边缘”政策转变为“脱身”政策。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认为把为数众多的部队布署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他放风说，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门和马祖。[14]美国企图以抛出金、马来换取中国的让步，实际上是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不过是把金、马划在这条线以西而已。对此，蒋介石十分不满，10月1日他和美国记者谈话时表示，台湾坚决反对撤回外岛驻军，台湾没有接受停火的义务。同一天，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公开拒绝杜勒斯的建议。美台之间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美国逼蒋放弃金、马的意图。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弊，改变了先解放沿海岛屿、再解放台湾的初衷，形成了完整的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即：把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大陆与台湾的纽带，以反对美国封锁海峡，隔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任何企图。在这次危机中，国、共两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无形中造成了抵制美国“划峡而治”的客观结果。美国分裂中国的企图又未得逞。
在反击美国分裂中国阴谋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途径。1958年、1960年、1965年曾三次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转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息。毛泽东在1961年时谈到：“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享有高度自治权。但在主权问题上则毫不含糊，坚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在谈到联合国席位时明确表示“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14]
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由于美国政府始终坚持干涉中国内政和侵占台湾的立场，会谈没有在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两国关系的僵局也未打破，会谈只是作为中美之间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某种接触的途径。直到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各自调整对外政策，中美关系才开始趋于缓和，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才进入另一个阶段。
注释：
① ②《台湾研究》1996年第1期，第33、34页。
③ ④ ⑦ [11]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0、67、69页。
⑤《当代中国空军》当代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⑥《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4～235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23页。
⑨王炳南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页。
⑩郭立民编，《中共对台政策资料选编 1949—1991年》，上册，台湾永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12] [13]《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108页。
[1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