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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10.9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0）02－001－05
唐代是中国古代国力最强盛、民族精神最高扬的时期之一，鲁迅对盛唐气象非常神往，曾在《看镜有感》（后收入《坟》）一文中写道：
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
言外已有对唐代文艺高度评价的意思。唐人翻译佛经多用直译，不急于使之本土化，这大约也是国力强盛、充满自信的缘故；对此鲁迅也给予很高评价，拿来作为自己主张“硬译”的历史依据[1]。
鲁迅对唐代文学下过许多研究的功夫，早年还曾打算取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来进行创作。据孙伏园回忆，鲁迅在1921年左右计划写一部历史剧《杨贵妃》，“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霖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爱情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2](P261)。后来这个设想有所变化，不写历史剧而写长篇历史小说了，据郁达夫《历史小说论》（《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26·4）等文的介绍，鲁迅打算从唐玄宗被暗杀的那一刹那写起，在刀光里闪过他的一生，重点自然是他和杨贵妃的故事。鲁迅认为玄宗已看破了贵妃与安禄山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他只以来生为约，可见他们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杨贵妃死于马嵬坡下，当是玄宗授意军士们干的。到晚年，他回忆起早年行乐的情形，不禁大为后悔，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用催眠术为他治病，终于使他与贵妃相见，小说在这里结束。这个构思鲁迅曾向许寿裳、郁达夫、冯雪峰等友人谈起过，他们都觉得极妙。为了写《杨贵妃》，鲁迅“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3](P51)，并于1924年夏天亲自到陕西去考察，但终于没有写出。十年后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为了写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来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这自然是很可惜的事情，但鲁迅对唐代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研究并没有白费，这些工作为他深入地分析唐代文学作出了必要的准备。直到晚年，鲁迅还打算重写文学史，计划写到唐为止，并为这一章预订了题目，叫作“廊庙与山林”，论述的重点在于唐诗。
唐代最繁荣最活跃的文学形式是诗歌。鲁迅对唐诗评价极高，曾在一封信中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番话说得似乎有些绝对化，但这是他在提到自己的诗作时说的，接下来又说“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可知是自谦的同时采用修辞上的极而言之以充分表达他对唐诗的激赏。
鲁迅读唐诗颇熟，时时随手引用。他为阐明“革命文学”无须乞灵于标语口号，即引用白居易《宴散》诗中“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二句为例，说明写富贵而不用“金”、“玉”、“锦”、“绮”那些字眼，乃真有富贵气（详见《而已集·革命文学》）；他指出隐藏自己的旧作是徒劳的，人家可以查旧帐查出来，于是举韦庄《秦妇吟》为例（详见《准风月谈·查旧帐》）。有一次他为了说明杂文是一种很好的文学形式，忽然写道“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接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旧时同。’这是《唐诗三百首》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刺，有益，而且也能够移人情”（《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这里鲁迅稍微有点记错了，李隆基（唐玄宗）这首《经鲁祭孔子而叹之》是《唐诗三百首》卷五的第一首而非全书的第一首，不过由此也可见他确实是全凭记忆来引用的，诗的正文一字不误，正可见背诵之熟。
鲁迅在杂文中引用唐诗，虽然意在为我所用，作为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某种材料，并不是对唐诗本身进行研究，但由于鲁迅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所以他那些自由发挥的片言只语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往往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例如讲到夸张，鲁迅引用李白的诗句“燕山雪花大如席”，指出这当然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且介亭杂文二集·漫谈“漫画”》）。夸而有节的道理，一下子就讲得十分透辟。关于文学作品中作者自述之不尽可信，鲁迅举例说：“仙才李白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了。这应该折成零，证据是他到底并没有去”（《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这些话听上去很煞风景，但符合实际。
“鬼才”李贺的诗，鲁迅特别感兴趣，引用得也最多，至少有四五次，《李贺研究资料》（陈国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五部分引录甚详，只遗漏了一处，见于鲁迅1934年12月11日致曹聚仁的信：“记得前信说心情有些改变，这是一个人常有的事情，长吉诗云，‘心事如波涛’，说得很真切。其实有时候虽像改变，却非改变的，起伏而已。”所引诗句出于《申胡子觱篥歌》，申胡子为朔客李氏之苍头，有一次朔客李氏与李贺在长安崇义里一道喝酒，李氏说：“李长吉，尔徒能作长调，不能作五言歌诗！”李贺被他一激，即席赋此诗，其中“心事如波涛，中座时时惊”二句形容自己听觱篥（笳管）演奏时心情的起伏变化，比喻真切，鲁迅很欣赏。后来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一文中又一次引用这句诗，借以形容自己早年对太平军起义态度的变化。
鲁迅自称“年轻时候爱读唐朝李贺的诗”（1935年1月17日致山本初枝），此事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一点痕迹，那就是1911年初他曾托许寿裳替他在北京搜购李贺诗集王琦注本（即《李长吉歌诗汇解》，此书甚通行）以外的本子，可见其爱好之深，很可能他当时有研究李贺之意。后来鲁迅应请为人写字，多次笔录李贺的诗，现存手迹四幅，其中最早的是1909年手书的《感讽五首》其三的前四句：
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长安夜半秋，风前几人老。
含蓄地流露了他从日本回国之初深感寂寞而又不甘寂寞的心情。其余三幅都写于晚年：1932年3月书赠周颂棣的《南园》十三首之七、1935年3月书赠徐訏的《绿章封事》以及年代不详的《开愁歌》。
鲁迅也很欣赏晚唐另一位有特色的大诗人李商隐，曾有人将鲁迅的诗与李商隐诗相提并论，鲁迅回答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1928年他为日本友人本间久雄、1931年春为另一位日本友人长尾景和写字，写的都是钱起的《归雁》，而题作“义山诗”，记错了；到1934年他为日本友人、内山书店职员儿岛亨重写此诗时才订正过来。看来鲁迅对李商隐不如对李贺那样熟悉。
关于钱起，鲁迅作过一次较详细的分析，见于1935年写的《题未定草》之中。那时朱光潜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赏析钱起的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借题发挥地讲他的美学道理；鲁迅认为其论“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于是便详细地分析了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全诗，指出“曲终”两句乃是点题之笔，与前面一一呼应，“全篇虽不失为唐人的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鲁迅还引证并分析了钱起的另一首诗《下第题长安客舍》，进一步说明《省试湘灵鼓瑟》之所以写得那样圆转活脱，有着特殊的应试背景，而一旦落第，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不平了。
对于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杜甫，鲁迅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在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后收入《花边文学》）一文中涉及历史，不指名地引用杜甫道：“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这里引用的两句诗出于杜甫的名篇《北征》，鲁迅显然很欣赏杜甫敢于直言的胆量，这跟历来关于《北征》的诠释很不同；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论述[4]，这里不必重复。鲁迅对杜甫总体评价极高，有一次刘大杰请教文学史问题，郁达夫也在座，郁认为杜甫的律诗高于他的古体，鲁迅不以为然，说“杜甫的律诗，后人还可以摹拟，古体的内容深厚，风力高昂，是不许人摹拟的。他的《北征》就远在韩愈的《南山》之上。韩愈用力学他，差得远。”刘大杰问“杜甫同李白、陶潜的比较看法如何？”鲁迅回答说：“这很难说。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事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5]。两小段话言简意深，真所谓不刊之论。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认为鲁迅的小说有着杜甫的诗情，极有见地，这应当是指其中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关怀、暗含着激情而言。
鲁迅对于唐代散文也作过深入的研究，他不大看好散文正宗的韩柳，却辑录过一本唐代广州司马刘恂的《岭表录异》，水平大大高于清代的武英殿本，在未来的校勘学史上应有光荣的地位[6]。评论方面，他特别提出唐末三家：“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这一结论，现已为文学史界广泛接受，时时征引。
鲁迅研究唐代文学最显赫的成果自然要推《唐宋传奇集》，书凡八卷，其中六卷是唐代传奇文，宋传奇不过连类而及，也带有拿来和唐传奇作比较的意思。鲁迅于1911年基本完成了《古小说钩沉》以后，紧接着就开始校录唐传奇。过去人们对唐传奇的了解主要依靠《唐人说荟》（其增补本一称《唐代丛书》），鲁迅早年曾细读过这部书并从中抄录过若干花木类的杂著；从日本回国以后，鲁迅花大力气辑录古典小说资料，做网罗放失、去伪存真的工作。这时他对《唐人说荟》的可靠性颇为怀疑，决心重新辑录，“将欲汇为一编，较之通行本子，稍足凭信”（《唐宋传奇集·序例》）。
这一艰巨的工程始于1912年春，当时他借到南京龙蟠里江南图书馆所藏影抄明代长乐谢肇淛小草斋本《沈下贤文集》十二卷，十分注意其中的传奇文。沈亚之（字下贤）是唐传奇重要的作家，所以鲁迅对这部文集十分重视，予以全文抄录，并对该集作了一次校勘，即以小草斋本为底本，校以丁氏八千卷楼抄本，又校以长沙叶氏《观古堂丛书》本沈集。丁、叶二本所据者是另外的古抄本，与小草斋本互有异同。许寿裳参加了部分工作，稍后周作人也帮助做了一些工作，他用《唐文粹》来对校，后来鲁迅又用明晋藩刻本《唐文粹》重校了一过。这一工作本的手稿现藏于国家图书馆。1914年4～5月间鲁迅将自己的校本《沈下贤文集》写定，他主要依据小草斋本，他本有佳字者择善而从，义得两通者仍依小草斋本。这个清本现亦藏于国图。上述两个本子现均已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五函[7]。
《沈下贤文集》中的传奇文，后来收入《唐宋传奇集》的只有《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三篇，这是因为《太平广记》引用过，并注明“出《异闻集》”，可见当年曾经单行过[8]。鲁迅极熟于《太平广记》，他辑校唐传奇特重单篇，此时已见端倪。
鲁迅大规模整理研究唐传奇是他在北京大学等处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以后的事情。从最初的讲义《小说史大略》看去，他已依据《太平广记》录出了唐传奇的许多重要作品，而对未可凭信的《唐人说荟》等则坚决摒弃不用。《小说史大略》写道：“文人于杂集成书而外，亦撰记传，始末详悉，往往孤行，今颇有存于《太平广记》中者（他丛书所收，多臆题撰人，颠倒时代，不足据），实唐代特有之作也。”这里所说的“他丛书”即指《唐人说荟》以及《说海》、《古今逸史》、《五朝小说》、《龙威秘书》、《艺苑捃华》之类而言。稍后鲁迅写过一篇旗帜鲜明的学术随笔《破〈唐人说荟〉》，逐条指明该丛书的种种问题；同时推荐《太平广记》，谓此书的好处在于“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
但鲁迅本人是要通盘地研究的，所以他在《太平广记》之外，在资料方面还作了许多开拓，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原本《说郛》和《青琐高议》。鲁迅原先只读过通行本《说郛》，后来发现并不可靠，与陶宗仪原书出入很大，古抄本较好，于是他从抄本《说郛》中录出了《隋遗录》[9]、《长恨歌传》、《绿珠传》、《梅妃传》，托别人录出了《赵飞燕别传》等，手稿现存国图[10]。宋秀才刘斧编纂的《青琐高议》一书流传甚少，鲁迅编《小说史大略》时似未见到，所以其中提到《海山记》时，注明出于《古今说海》，而《古今说海》并不是一部可靠的书。1921年2月鲁迅借得《青琐高议》的一个抄本，立即过录了一份（据鲁迅日记，1921年2月28日，3月14日），稍后他又抄录了明张梦锡校刻本《青琐高议》（鲁迅日记，1921年10月5日，1923年4月9日，4月17日，7月13日），其手稿二百七十余页现存。依据这个本子，鲁迅重新录出了《海山记》。《小说史大略》曾提出《海山记》及其同类之作《迷楼记》、《开河记》不是唐人的作品（这三记《唐人说荟》题唐人韩偓作，蒋瑞藻《小说考证》亦据此立说），未提出根据，到鲁迅修订讲义为《中国小说史略》时，在《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就依据《青琐高议》论定了它们的创作时代。
1926年初，陈西滢诬蔑鲁迅剽窃日本学者盐谷温，鲁迅作《不是信》予以还击，指出《中国小说史略》有自己独立的准备，许多地方取材与立论都与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不同，例如“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的搜起来”。为了进一步用事实粉碎西滢的诬蔑，鲁迅着手整理编印《唐宋传奇集》，当年二月间似已有通盘的计划，并陆续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拟定目录，请许广平抄录旧稿，并从《太平广记》中又录出几篇。二是进一步搜集材料，1926年2月23日鲁迅收到章廷谦寄来的《唐人说荟》两函，为写札记准备材料。当年6月，鲁迅购得商务印书馆影印的《顾氏文房小说》，后来从中辑录了《补江总白猿传》、《周秦纪行》、《虬髯客传》等篇，而以《广记》本校之。1926年夏鲁迅借得士礼居本《青琐高议》，从中选录了《流红记》、《赵飞燕别传》、《谭意哥传》、《王幼玉记》、《王榭》等篇。后来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里说“本集所取资者，为……董康刻士礼居本《青琐高议》，校以明张梦锡刊本及旧抄本”，就是指这几篇而言。前文提到的《海山记》，辑录较早，依据张梦锡刊本，至此则校以士礼居本，对此《稗边小缀》亦有说明。三是用善本《太平广记》校订已有的部分稿本。先前鲁迅所用《广记》为乾隆十八年天都黄晟刻小字本，不算太好，至此鲁迅请他过去的学生魏建功校以北京大学所藏明许自昌刻本，鲁迅对他说：“我想可以径用明刻本来改正，不必细标某字明本作某”，这主要是不想太麻烦人。整个《唐宋传奇集》记录校勘成果都用所谓“定本”的方式，未附校勘记；鲁迅后来提到此事，以为是《唐宋传奇集》的一个缺点。
这些工作尚未做完，鲁迅就匆匆南下厦门、广州，环境变化很大，工作头绪纷繁，一时不能回到唐传奇上来；直到“4·12”政变以后，才重新捡起来进行，于当年8～9月间编定了该集，并作考证性札记《稗边小缀》附于全书之末。鲁迅在定稿时对旧稿略有增删，增加的是从《顾氏文房小说》中录出的几篇，以及李吉甫的《编次郑钦说辨大同古铭论》，这一篇并非真正的小说，鲁迅过去讲唐传奇也从未提过它，但《太平广记》曾经录入，注明出《异闻集》，可见唐宋人均以小说视之，故一并录入以备一格。减去的主要是一篇《游仙窟》，“本当次《白猿记》之次，以章矛尘君方图版行，故不编入”云。为了帮助章君出版整理本《游仙窟》，鲁迅付出了极多的劳动[11]，其高风亮节，感人至深。
《稗边小缀》是鲁迅最长的一篇考证文字，主要内容是考订各篇作品的作者及其生平，订正旧本中题名、撰人的错误，校正文字，介绍故事的源流和影响等等。分辨真伪，考索源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2]。鲁迅写这些札记主要依靠先前陆续积累起来的资料，加以整理，“稍益以近来所见”，其间他曾得到中山大学图书馆蒋径三的帮助，这一点在《唐宋传奇集》的《序例》里特别提到；后来为了悼念蒋径三的早逝，鲁迅打算写一篇纪念文章，订于1936年10月底交稿[13]，可惜未及着手，鲁迅就去世了。
关于《唐宋传奇集》特别是其中《稗边小缀》的成就及其遗留问题，近人作过一些研究，似乎还很不够，这一方面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鲁迅关于唐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值得我们再三领会，并作出必要的发挥。本文不过综述最基本的情况，以作进一步讨论的基础而已。
收稿日期：2010－01－08